不喜欢那种让所有的男人神魂颠倒的狐狸精式的女人，那种女人只有在制造悲剧时才可爱，在重罪法庭上她们才会令人敬仰。

——杜拉斯

刻薄，在百度上查了一下，这个词的基本解释是：对别人过于尖酸，冷酷无情，不厚道，含贬义；详细解释是：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说话以及对别人的态度冷酷无情，过分苛求，说话不给别人留面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别人不对的地方。

这个词在中国被用次数最多的应该是张爱玲和林黛玉身上，两个看起来大相径庭的人却有这么一个相同的特征，为什么？因为她们都是最真实的人，黛玉是才女，万事皆从主观出发，得之以“灵”，张爱玲也是才女，仿佛把这个世界翻了个底朝天似的看得明白。她们都活得太自我，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把所有虚虚套套全略过，一针见血得利落。太上忘情，太下不及情，而她们是情之所钟，这样才来得可爱。中国人太注重“面子”，其实“面子”是个毁灭性的词汇，把人的自我压遍，捏碎，战战兢兢地退避三舍去了。所以，我觉得刻薄不含贬义，用在这两个惊才绝艳的人身上，恰到好处。

张爱玲的刻薄在她的文字里俯拾皆是，倒成了她独有的一种风格。前面好好的，忽然来了一句反转，总让人忍俊不禁。比如《同学少年都不贱》中的一句：“她又有喜剧天才，常摆出影星胡蝶以及学胡蝶的‘小星’们的拍照姿势……中指点在手背上，小指翘着兰花指头，一双柔荑势欲飞去，抿着嘴，加深了酒窝，目光下视凝望着，专注得成了斗鸡眼。”活脱脱的一个影星形象却以“斗鸡眼”收尾；再如《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外行的意见是可珍贵的，要不然，为什么美国的新闻记者访问名人的时候总拣些不相干的题目来讨论呢？譬如说，见了谋杀案的主角，问她对于世界大局是否乐观。见了拳击冠军，问他是否赞成莎士比亚的脚本改编时装剧。这些当然是为了噱头，读者们哈哈笑了，想着我比他懂的多。名人原来也有不如人的地方！路上的行人追赶电车，车上很拥挤，他看情形它是不肯停了，便恶狠狠地叫道：“不准停！叫你别停，你敢停么？”——它果然没停。他笑了。活脱脱的阿Q在爱玲的小说里也出现了；《到底是上海人》：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胎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嗯，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熏风’的‘熏’。”看起来上海人真是有文化，连小学徒都会咬文嚼字，这架势很能博人一笑。这里的刻薄又全无恶意，刻薄跟恶毒不一样。张爱玲是怀着热情俯观世人的，她冷，她自私，但是她不恶毒，更没有鄙视，也没有怒其不争。林徽因的书架上摆了很多叫不上名来的书，一次被人误以为是莎士比亚，她不屑地撇嘴道：“谁还看那些旧书！”难怪连以温善著称的冰心也要刻薄她一回。爱玲才不摆那些空架势，街头小报她也喜滋滋地读，还一边笑骂，但是她却不会被任何情节打动。她喜欢世间的琐碎和热闹，电车上两个女子絮絮叨叨的说着话，街上重复的叫卖声，麻油店里姑娘的油黑发辨——她都看在眼里，调皮地生出一些想法来。她不拒绝世俗的欢乐，这一点跟苏青很像，但是苏青终究不能一直跟她比肩，原因就是苏青只看到了世俗的欢乐，却没有与生俱来的悲剧意识。张爱玲有，却不悲观，所以她在世俗里寻到趣味，又把这些趣味以她的悲剧意识梳理，升华到哲学的高度。

她说：“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她看了个仔细，再童言无忌地说出来，她对这个感兴趣。

“从她父亲起，郑先生长得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兜着，穿上短裤子就变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据说这位郑生的原形是张爱玲的舅舅，他看了这篇小说大怒：“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她反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爱玲是擅长写这些遗老遗少的，因为她身边不乏这样的人，她的父亲、她的舅舅，还有他们那些狐朋狗友。

《花凋》里的郑先生像一幅滑稽漫画，然而他家庭里的枝枝蔓蔓又真切的可以触摸。一大堆的孩子，在外面叫露西、宝丽，在家里大毛头、二毛头、三毛头，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床却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家里只有借来的几件家具，自己的无线电没有茶几搁置，只能放在地上……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这个家到底是穷还是富，真让人一时说不上来。但一细想，过去在我们老家真有这样的人家，父亲整天在家里喝酒宴客，儿子却穿着带洞的裤子上学，哪一天心血来潮带儿子去一趟小常州，第二天却又拒绝给几块买墨水的钱……有些让人想不通，可生活不是逻辑推理，就像某个作家说的，生活比小说更戏剧化。埋藏在这样一个家庭深处的便是遗少习气，早先大手大脚花惯了，就停不了某些享乐，然而，又忽然记起囊中羞涩，不得不大吼一声，吓退了伸手要钱的孩子，再然后又觉得别人家孩子有的我们也得有，索性拿出一大笔钱全家去看场电影——生活肆意的一塌糊涂。郑夫人一边存私房钱，一边怨骂，逮着女婿不停地诉苦。一会又嫌菜腻，让厨子重新给她自己下面，然后，面又冷了，要热……

正应了张爱玲那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四姑娘川嫦就生在这样一个杂乱无章的家庭，好东西都被姐姐们抢了哄了去，黑暗中的“长袜也破了一个比袜子还大的洞”。姐姐介绍的章云藩也渐渐得了她的欢喜，一边憧憬着未来，一边又小心翼翼地相对。却不巧生了病。我有一种预感，在这样的家庭里是不能倒下的，你若倒下，就永远再爬不起来，都说生命是坚韧的，可是再坚韧的生命也经不起软磨硬泡。她躺在病床上，郑先生不想再拿出钱来买相当于扔到水里的药，郑夫人怕自己拿出钱来就等于拿出了自己藏私房钱的证据，他们未来的女婿还好，竟然一再的帮忙，可是，有一天，他带了位余小姐来——

川嫦觉得余小姐太不够美，一面放心，一面又觉得不平——他怎么可以再找个这样的次等货？余小姐也看着她前几年的照片说：“小照相馆拍照，一来就把人照得像个囚犯。”

女人和女人，总喜欢针锋相对，互相看着不顺眼，何况还是情敌。你病了又关我何事？

“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

川嫦想寻死，溜出去买安眠药。街上的行人，瞪着大眼望过来：“这女人瘦来！怕来！”世界对于他人的悲哀并不是缺乏同情：秦雪梅吊孝，小和尚哭灵，小寡妇上坟，川嫦的母亲自伤身世，都不难使人同声一哭。只要是戏剧化的、虚假的悲哀，他们都能接受。

没有人对真实的痛苦施以支援，但是，我们拒绝这虚假。就像有人读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后说：“这样的清醒，会让人很烦，这篇小说连一个轻轻触碰就会破掉的美好的气泡都算不上。”有人评张爱玲的时候说：“好的小说就在于这股狠劲。”是的，我们要的不是美好的幻影，而是真实。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心慈手软只会给世人造成错觉，懵懂的更懵懂，自欺的更自欺。

昆德拉说到伪善：“真正的善良不是媚俗的，而是天生的。”可是，世人的善良有多少是天生的，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伪善。

谁也不是谁自己，人人都是木偶，除了心底的那点自私之外。

《我本善良》里的方菱说“给我个台阶下，你以为就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事实就是事实，掩盖是没有用的。

一个朋友说，黑暗就是心存黑暗的人造成的。我想，如果你假装光明，那一切就真的光明了吗？

不怪爱玲的刻薄，她只是太真实了，一点也不装，大概张迷们喜欢的就是她这股子实在劲。敢于直面人生需要勇气，她就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本，走出来是坦荡荡的，怪不得桑弧那些人说在她面前，不可逼视。其实爱装的人内心里是自卑的，不敢说真话，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因为连他自己都觉得他本质上是低劣的，是不让人喜欢的——他们太在乎别人的评价。他们或许是这个时代的成功人士，有房子、有车、有地位、有身份，却唯独没有真心，很安全地标了一个群体标牌，没有自己，心甘情愿并且自得其乐地成为一个平庸的人。

张爱玲不想被泱泱的世界淹没，不想成为一个平庸的人，她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爱玲是一个存在感很强的人，跟那个美的孱弱的弟弟正相反。比如她喜欢穿装异服，色彩斑斓、款式多变。在这个沉郁的民国时期，她曾穿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参加亲友的婚礼，穿着亲自设计的晚清款式去印刷厂校稿样，引得胡同里的小孩子争相观看。还有一次，她顺手在沙发上扯起罩单，披上就出门去了。张爱玲说“衣服是一种语言，是表达人生的一种袖珍戏剧。”她是一个内向寡言的人，衣服先行。我觉得，不单单是为了这种炫人眼球的冲击力，其实，在张爱玲的“奇装异服”里，有对以往岁月的报复，有否极泰来的狂喜，有不足与外人道的酸楚，所以她追求的是“过时”的、复古的服饰风格。“太大的衣服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性，走起路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的地方是人在颤抖，无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颤抖，虚虚实实，极其神秘。”

衣服不仅是一种语言，它还是人物身份、心理、性格与命运的外化，除了《红楼梦》大概没有其他作品能够让服饰在小说里占有这么多的篇幅——据说《红楼梦》里一共展示了两千七百套衣服，就算蒋玉涵这样的小角色都有二十三套，张爱玲小说里的衣服没有统计过，不过也已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了。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王娇蕊，“她穿了一件拖地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绿迹子。她的衣服似乎做得太小了，两边迸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那过分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封锁》中的吴翠远“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绲一道窄窄的花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质朴的味道”。《沉香屑：第一香炉》里的梁太太“一个娇小格致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檐下垂下绿色的面网，一亮一暗，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更像一粒清痣。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像围巾似的兜在肩上，飘飘浮浮”。而张爱玲自己，横冲直闯到低矮却充满生命力的尘世来。民国时的上海，女人们开始倾向淡雅，而张爱玲的主色调是大红、水红、桃红、宝蓝、橙黄。生活越是残酷，生命越要在这清灰的背景中开出艳丽的花来，在世界倾颓的刹那，像戏台上的花旦，一身华服站在断壁残垣前，像她经常用的一句话：“一个美丽且苍凉的手势。”

当然，我们不是天才，不能像她那样活得耀眼，可是也不能自甘平庸，让自己一点点被这个世界同化，然后消失。人，可以平凡，但是不可以平庸。

刻薄也缘于对喜好的爱憎分明。张爱玲只喜欢聪明人，一见面她就能看出一个人是否聪明。有一次，胡兰成送走客人后回来责怪张爱玲待客不周，爱玲道：“斯君与我说，你得知周小姐在汉口被捕，你要赶去出首，只求开脱她，我听了很气。还有许多无关紧要的话，是他说你的，我都愿他莫说了，但他一点不晓事。这斯君，就是不识相，为你之故，我待他已经够了，过此我是再也不能了。”

不识相的人自然不受她喜欢。胡兰成说，自己是分善人坏人，爱玲是不聪明的人她就不喜。

个人都有个人的喜好，有些人表现出来，比如林黛玉，有些人隐藏起来，比如薛宝钗。薛姑娘到底怎样的看法呢，你永远摸不透，云里雾里的，她待你好，你就想跟她亲近，可有一天你当真把她看作知心人的时候，她却没把你当回事。如果此事换作张爱玲，她会怎样？记得一次客人早到，她就从门缝里塞出纸条，写着：“张爱玲小姐不在家。”爱玲的原则可不是谁轻易能打破的——守时只是漫漫人生当中的一个小信诺，何况守约？当然，以爱玲的聪明，不会这么容易看错人。

爱玲一生中只看错了一个人，可是细想，这又不能归咎于她不聪明，因为胡兰成不是刻意欺骗、蓄意隐瞒，他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一路的随坡就弯，合则来不合则去。

《绝望主妇》里苏珊说，感情和良好的判断力无关，无论多聪明的人，都会受伤。

跟张爱玲结婚已经是他的第三次婚姻了，胡兰成本来也没想离婚，这样过下去，大家欢欢喜喜，一点责任的负累都不用承担，很有一种得过且过的精神，这种人没有原则，自然也不会刻薄。他竟然恬不知耻地告诉爱玲自己和小周的关系，并且让她同意“齐人之福”的状态。爱玲在心理上无法接受，宁愿放弃他。那天下着雨，她一个人站在回上海的船甲板上，流了很多眼泪——后来他还说，是她自己要走的，言下之意是，是她自己想不开，我可没抛弃她。他住了院就喜欢上护士，回了家乡就喜欢上邻居，出了国又傍上了爱珍，反正近水楼台的月他非得捞不可。只是爱玲忘记了范柳原的“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是自己做不了主的话。

记得张爱玲在《私语》中描写过这样的场景，在书房里她与父亲对坐，谈论文学。“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一般人会觉得，黄昏的恹恹里，有一种淡淡的惆怅和温暖的伤感。爱玲接下去却写道，“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温和的表面，也唯有她能感受到这种杀机吧。

这种淡淡的惆怅和温暖的伤感里透露出的静静的杀机，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也常见，印象最深的大概是《相见欢》。

“表姊妹俩一坐下来就来不及地唧唧哝哝，吃吃笑着，因为小时候惯常这样，出了嫁更不得不小声说话，搬是非的人多。直到现在伍太太一个人住着偌大房子，也还是像唯恐隔墙有耳。”伍太太和荀太太一来一去的对答。沉闷、暧昧、重复却又不得结束。

有人说这个小说写得特没意思，读不下去。前面全是平铺直叙，两位有着中国特色的忠厚平稳温顺的太太相见，对白琐碎到底，一点故事性都没有。说啊，说啊，说，全是家长里短……

张爱玲给邝文美，宋淇的信里也说：亦舒骂《相见欢》，其实水晶已经屡次来信批评《浮花浪蕊》《相见欢》《表姨细姨及其他》，虽然措辞较客气，也是恨不得我快点死掉，免得破坏image。这些人是我的一点老本，也是个包袱，只好背着，不过这次带累stephen。中国人对老的观念太落后，尤其是想取而代之的后辈文人。颜元叔称徐复观老先生，我都觉得刺目。

亦舒对张爱玲的要求几乎达到了刻薄的程度，不过是爱之深责之切，倒也罢了。

爱玲知道这些人的，不着一字，如果也这样结尾，未必会光景无穷。所以爱玲就给这条死龙点上了眼睛。

“我有回有人跟，”荀太太低声说。“那是在北京。那时候我天天上医院去看祖志妈，他生肺炎。那天婉小姐叫我陪她上公园去——”

苑梅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荀太太这样精细的人，会不记得几个月前讲过她这故事？

伍太太已经忘了听见过这话，但是仍旧很不耐烦，只作例行公事的反应，每隔一段，吃吃地笑一声……

苑梅恨不得大叫一声，又差点笑出声来。妈记性又不坏，怎么会一个忘了说过，一个忘了听见过？

读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说者无心，听者也无意。这个气氛真是累人啊，怨不得晚辈苑梅想要大叫一声。最后一段“室内的沉默一直延长下去。他憋着的一口气终于放了出来，打了个深长的哈欠，因为刚才是他太太说话，没关系”。这声哈欠挺让人尴尬，却是神来之笔。

胡兰成说：“一般中国人其实多是《相见欢》里荀太太伍太太绍甫之流，缺少团结心，各人管各人，但你若以为他们都是顺民，就错了……中国史上独有的天下皆反，民间起兵，其中多是《相见欢》里那样的凡人。他们是大顺，而与天下皆反可以结合在一起……他们是时代的浮沫，但底层还是有着海水的。像他们这样的人，你刚想看不起，他们却忽然发出话来，会当下使你自悔轻薄。”

胡兰成对《相见欢》的解读，倒是鞭辟入里的。别人不懂或者有反对意见的时候，他还是会恰巧出现，比如还有上章说的《连环套》和稿费事件。真情也罢，假意也罢，都成过眼云烟。卡夫卡说，恶魔能诱惑人，却无法变成人。胡兰成再怎样借爱玲来鼓吹自己，他的那点小人得志的张狂和没有风骨的软绵绵的文字终究无法与张爱玲并提。绿叶荫蔽着玫瑰，他永远荫蔽不了她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