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操纵棋手，棋手摆布棋子。上帝背后，又有哪位神祗设下：尘埃，时光，梦境和苦痛的羁绊？

——博尔赫斯

一九四一年香港战争爆发，张爱玲以在港大三年全班第一的成绩，被保送伦敦大学的可能全部化为乌有，她只好回到上海。与她很要好的表姐因肺病去世，舅妈哭着说女儿去世前的情景，但张爱玲没有流一滴眼泪。这不是因为她对表姐无情，而是对舅舅和舅妈薄情寡义的冷眼旁观。张爱玲据此写了《花凋》，世态炎凉，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都没有它应有的温度。

比起跌宕起伏、不同凡响的张爱玲少女时期的《传奇》，《花凋》淡化了那种激烈，川嫦一生的挣扎微弱无力，对她父母的无爱也是不动声色的，她的卧室有着的是没有波澜的寂寂死气，然而正是在这平淡无奇中，彻骨的悲凉更让人不寒而栗。

“郑夫人在巷堂外面发现了一家小小的鞋店，价格特别便宜。因替合家大小每人买了两双鞋。川嫦虽然整年不下床，也为她置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川嫦把一只脚踏到皮鞋里试了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她死在三星期后。”

张爱玲没有用任何关于悲伤的词汇，但是读到这个结尾，却让读者悲怆的很，她不动声色地以希望反衬失望，还希望着那双皮鞋可以穿两三年，却不想一天都不行了。在这里，爱玲是悲悯的。

有人说悲悯是伟大作家的标志，张爱玲是中国最不媚俗的作家，所以，对悲悯也只是付之一笑。爱玲的悲悯一向隐蔽的很深，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她的理性否定她的悲悯情怀。《悲惨世界》里的沙威是一个丑恶、阴险的人物，像阴魂一样十八年如一日游荡在冉·阿让的世界里，他做尽了坏事，最后，冉·阿让还是救了他一命，雨果却安排沙威投河溺毙。梁晓声说：“沙威之死不仅是雨果的一厢情愿，而且，分明是一种太过简单的写法。”雨果在普遍的社会良心和对专制国家机器的忠诚之间，让沙威“走投无路”，换作张爱玲，她绝不会这样处理，社会良心也罢，国家机器也罢，人道主义需要的一点温暖也罢，她都可以不顾，她只要遵循事实，所以，在某些人看来，张爱玲是冷酷无情的人。

张爱玲在写作上的冷静与她童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爱尔兰著名作家科尔姆·托宾来到中国，当记者问及大学作家班是否能培养出好作家时，托宾语出惊人：“不幸的童年更能造就一位出色的作家！”当年海明威也说过，要成为伟大作家，需要有一个不幸的童年。

这个不幸不是说贫穷和卑贱，如果那样，一个人只为了生存蝇营狗苟，哪里还会有思想磨砺？这里通常是指有背景的人家的变故和磨难。

比如，鲁迅童年时，祖父因科考做弊被关进监牢，父亲又得了重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他有四年多的时间，几乎每天去当铺和药店，用典当的钱为父亲买药，看尽了冷眼和白脸。

“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张爱玲这种没落贵族的家庭背景造就了她的天才，曹雪芹也是。

生活中的幸福就是文学中的不幸；生活上的灾难遭遇造就文学上的奇迹。当然，这并不能成为让我们现今的儿童受苦的理由，就像一个网友开的玩笑：上帝让中国孩子普遍具有成为优秀作家的先决条件，但是抹杀了其后天条件。因为成为作家不是生命价值所必须的，而快乐才是。

张爱玲的早年经历使其很多作品中多有她小时候的影子，《花凋》中川嫦临终独自一人出门也许就是张爱玲从父亲家里逃出来的心境；《倾城之恋》白流苏离婚后在娘家受到兄嫂的排挤与张爱玲在张家的境遇一样：“这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到梁夫人家借宿正像张爱玲在香港上学时的境遇……

不幸的童年给予她冷静客观的判断力，也给予她敏感的洞察力，她能穿透表层的温情看到内里的悲哀，她注意到这种悲哀本身就是一种悲悯。

这一点正和胡兰成形成对比，胡兰成二十六岁时谋生归家，发妻玉凤病危，胡兰成赶去俞家庶母处借钱，这位《爱》中的女子老了却无爱心，不肯借钱。玉凤去世，胡兰成去镇上借钱买棺材，亦遭拒后踅回俞家强行开柜借钱，总算将妻下葬。出殡归来唯见太阳荒老，人间无情，他伏在母亲膝上放声大哭，肝肠寸断。他说：“以后二十年来，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是不可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后的号泣都已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胡兰成也经历了人世的惨境，但这惨境让他再也不会流一滴眼泪，再也不会为任何事情任何人动情。“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人世的悲悯之心。所以，对人间的悲哀，他是视而不见的，他的文章里只有沾沾自喜，只有自己。

爱玲也不在乎可畏的人言，但是她没有麻木不仁，仍旧细如发，外物的悲欢离合都进了她的眼，进了她的心，咀嚼回味——

张爱玲的小说表面琐碎，看似只是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其实承载了异常沉重的内容，渗透着西方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她刻画悲哀、血泪等阴暗的色调时竟然多次采用月亮这一象征美好与圣洁的意象，她写堕落这种丑恶的行为用爵士乐、《蓝色多瑙河》来修辞，给人一种奇异的美感的同时强化了内心的悲剧性与震撼性。

都说她对亲人冷漠——真正的冷漠是视而不见——可是爱玲，却把她的亲人写到文章里去了，而且写得细腻传神，这需要怎样的关注和理解啊？

爱玲写弟弟：

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新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有人说张爱玲并不爱弟弟张子静，可是从第一段就可以看出爱之深，责之切；第二段她又为他感到委屈；第三段，她彻底为他的麻木而感悲哀了。这种悲哀是深沉的，已经上升到她对人生感悟的苍凉意识。

爱玲始终不是一个狭隘的人，不局限在小情小趣里，所以她的小说才可以达到很高的层次，超出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她的文字里有深深的自省意识和末世荒凉的调子。在她的文章里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悲哀，是整体悲哀，是对整个人性的悲悯。

《茉莉香片》里聂传庆的形象就是她弟弟张子静，聂传庆被父亲拳打脚踢，给继母烧烟泡，养成了嗫嗫嚅嚅的习性，他是一个相当可怜的人，心里只剩下了怯懦和憎恨。

他父亲问道：“学费付了？”传庆在烟榻旁边一张沙发椅上坐下，答道：“付了。”他父亲道：“选了几样什么？”传庆道：“英文历史，十九世纪英文散文——”他父亲道：“你那个英文——算了吧！跷脚驴子跟马跑，跑折了腿，也是空的！”他后母笑道：“人家是少爷脾气。大不了，家里请个补课先生，随时给他做枪手。”他父亲道：“我可没那个闲钱给他请家庭教师。还选了什么？”传庆道：“中国文学史。”他父亲道：“那可便宜了你！唐诗，宋词，你早读过了。”他后母道：“别的本事没有，就会偷懒！”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都是他的不是。

他父亲道：“他呀，连男朋友都没有，也配交女朋友……谁说她看上你来着？还不是看上了你的钱！看上你！就凭你？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在这个家里，他不但没有爱，也没有尊严。

自卑让他远离人群，对丹珠的妒忌让他学业每况愈下，他耽于幻想，而丹珠的热情又让他想到爱情，想小小地报复一下。当明白丹珠只是不把他当男人后更是愤怒，以至于狠狠地踢她——“一个有爱情的家庭里面的孩子，不论生活如何的不安定，仍旧是富于自信心与同情——”传庆生活在一个没有爱情的家庭里，所以他既没有自信心也没有同情心，阴郁、古怪。

爱玲眼看着这一切，她是无可奈何的，只有写下来，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报仇”，给冷酷的父亲一个回击。她在《大英晚报》上发表的那篇《私语》就是一个回击，写父亲对她的囚禁，写她如何逃离。父亲看了那篇文章，也只是沉默。“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不过从这最后一段文字看，似乎只是一个玩笑，爱玲对回击都没有兴趣，她有兴趣的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本身。像葛薇龙她姑姑说的：“我就是小性儿！我就是爱嚼这陈谷子烂芝麻！我就是忘不了他说的那些话！”

她忘不了，就写下来，但并没有恨。

弟弟张子静后来回忆说：“虽然姐姐与我父亲决裂，曾在文章里把父亲写得十分不堪，但到底还顾到他的基本尊严，没把他搬离天津的原因写出来。她在《私语》里也仅说是父亲的姨太太‘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父亲‘官位’不保。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也是在我堂房伯父管辖下的单位，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藉，影响我堂房伯父的官誉。一九二七年一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父亲失了靠山，只好离职。他丢了这个平生唯一的小小官差，心里当然深受刺激，这才痛下决心，赶走了姨太太，写信求我母亲回国。我们于一九二八年春天搬回上海——因为我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

这仿佛是张爱玲青灰调子上的一抹亮色，不是决绝的不够彻底，而是混沌人生的生动时刻。爱玲自己也说，生活是混沌且丰富的。他的父亲不爱她吗？也未必。

张子静说：“我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我姐姐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得病一天天严重。姐姐后来在《私语》里把她被软禁、生病、逃走的经过写得很清楚，但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她漏写了一段，就是我父亲帮她打针医治。”

有一次寒假，她仿照当时报纸副刊的形式，自己裁纸和写作，编写了一张以张家的一些杂事作内容的副刊，还配上了一些插图。父亲看了很高兴，有亲戚朋友来就拿给他们看。“这是小煐做的报纸副刊。”他得意地说。

父亲离婚至再婚的三四年间，张爱玲放学回家，多在他的书房看书，和他闲谈她对哪一本小说的看法。父亲细心听着，也会把他的看法说给她听。他们闲谈的时候，子静都在一旁听着。那天，他们谈的是《红楼梦》，谈曹雪芹创作这部书的时代背景，他的家庭以及书中主要人物的刻画，父亲都曾详细地分析给她听。关于高鹗的续作，他们谈论得最多。爱玲上高中那年的暑假，提出了两个疑问：一、高鹗在续作中对某些主要人物的形象描写，与原作相差太多；二、原书开头写宝玉梦中在惊幻仙子处看见十二金钗画册上的题诗，已暗示了她们将来的归宿，但续作并没按照曹雪芹的构想去写。她认为这是续作最大的不足之处。

父亲对她的这两点看法也有同感。但他对高鹗的出身和热衷于功名利禄这一点颇为重视。他认为续作中不少地方写到官场景况极为生动逼真，就是因为高鹗的出身，对官场情形极为熟悉。

父亲是张爱玲研究《红楼梦》的启蒙师。

他们也曾有相谈甚欢的欢乐时光，她也曾渴望父亲的爱，喜欢回家的感觉——“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迭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

爱玲过于聪明，儿时的她就已经洞察父亲的心。“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句话用到这里也可以，因为理解，所以原谅。

父亲是寂寞的，因为没有爱情。张爱玲父母离婚完全是她母亲采取主动，她父亲根本不想离婚。但父亲张志沂当初要母亲黄素琼回国曾答应两个条件，“戒除鸦片”这个条件他没做到，自知理亏，无可奈何。母亲请的是一个外国律师，办手续的时候，父亲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长叹一声又把笔放回桌上。律师看着他那个样子，就问她是否要改变心意？黄素琼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他听了这话后，才终于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她是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束手无策之后的痛苦的，只能看着，不能说破，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她喜欢与父亲相对讲些笑话，排遣他们共有的和各自的寂寞。她深切地体味了这悲凉，这悲凉烙刻在她的心上，浸润了她的文字。

爱玲曾经写过一篇非都市小说《牛》，就充满了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悲凉。

“先是……先是我那牛……我那会吃会做的壮牛……活活给牵走了……银簪子……陪嫁的九成银，亮晶晶的银簪子……接着是我的鸡……还有你……还有你也给人抬去了……”她哭得打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

生活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贫苦的老妇人在失去，张爱玲在失去，她的父亲也在失去，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一步步地经受失去的痛苦。

直到一无所有。

直到彻底归于寂寞。

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被炊烟薰得迷迷糊糊，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狗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

爱玲是写色彩的高手，一幅幅场景比莫奈的油画还逼真。黄黄的月亮，粉紫的小喇叭花；又全都拟人化了，暗含着感情，同人一起，凄凄地生活着。月亮被炊烟薰着，不知今夕是何夕，狗尾巴草摇着穗子，孤单的、重复着……

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世间万物皆有情。这人与这物，在这漫漫的长夜，该如何度过？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想起宇宙、洪荒之类的概念，想起《春江花月夜》：“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人类那浩浩荡荡的悲愁啊，像长江送流水，无情，无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