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憎恨旧的牢房，请求转入一个新的牢房。在那里人们将开始学会憎恨这新的牢房。

——卡夫卡

“世界以无法抵抗的力量在毁灭，个人无能为力，无处停留。”张爱玲的文字里有一种存在主义的荒谬感。

《烬余录》中英国教授佛朗士被征入伍，他对保卫殖民地并没有多少热情，他的入伍也无多少“志愿”的成分，不过是无可无不可的随波逐流。每逢志愿兵操演，这位略带玩世的教授总会带几分调侃拖长了腔调通知他的学生：“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开战后的一个黄昏，佛朗士回去兵营，一边走一边思索着什么问题，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便开了枪。佛朗士死在自己人的枪下，莫名其妙的送命给人一种荒诞感。一般人或许只会说是巧合，而张爱玲却感觉到人类命运的荒诞、不可理喻。

世界是非理性的、无序的存在，人类失了精神家园，价值观一片混乱。像西西弗斯小神，不断地往山上推着还要再滚下来的石头。这种机械麻木的生活最终让人产生厌倦，厌倦唤醒意识，并且激发起随后的活动。一类人无意识地重新套上枷锁，继续机械麻木的生活；一类人获得最后的觉醒，彻底了解生活的无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一类人明白这种荒谬之后成为享乐主义者，醉生梦死；最后一类人是加缪所肯定的：活在当下，“绝不拔一毛以利永恒”，面对荒谬，正视荒谬。所以，在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是在遭受永无止尽的惩罚，而加缪的西西弗却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他是幸福的。

张爱玲亦属此类。加缪说，“对那些不是为生活本身而是为了某种伟大思想而生活的人的欺骗，这种思想超越了生活，使生活升华，它赋予生活某种意义，并背离了生活。”爱玲决不背离生活，她紧紧地抓住它，并融入其中。她说：“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她的文字里没有政治，没有主义，没有种种条条框框，有的只是平凡真实的普通百姓生活。既不惩恶扬善，也无任何文以载道的倾向。余斌说：“她对世界有自己狭窄却深刻、独异而完整的体认，所以她的文章美艳诡异却有一种内在的锐利与力度。不为旁人动摇，不为‘主流’慑伏，不为理论束缚，她是一个思想上刀枪不入，文字上花雨缤纷、言行完全一致的彻底的个人主义者。”

张爱玲的小说虽然大多不是社会性的，但是透过这个封闭的个人化小圈子，我们仍旧可以隐约看到故事背后有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人生的安稳何其脆弱，在灾难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确定性。“……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这种不安全感已不仅仅是建立在纯粹个人遭际的基础上，而是提升到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历史的大转轮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一个神秘的“众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人生充满无力感，无效性。

在荒谬的世界里，唯有希望与这种无效性抗衡较量。

有人说，“张爱玲明显地带有现代主义的意味，就是因为她所擅长的荒凉和荒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张爱玲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笔调叙述出一个个“传奇”的世界，这个传奇的世界阴森森如鬼蜮，“人性的自私、卑鄙、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虚假的爱情、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人性是盲目和偏执的，人人都缩在自己封闭的壳里，对现实的处境浑然不觉。

有同学因战时没有相应的时装而犯愁：

“在香港，我们韧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的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在学校里问解剖的尸体是不是穿衣服，被传为笑柄。

有的战士计较原先许给他们这些志愿兵的特别优待条件没有兑现：

“乔纳生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他对战争的认识竟然是“九龙远足旅行”，还一心想着优待条件。

有的患者上演“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滑稽闹剧：

“有一个肺病患者比较有点钱，雇了另一个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出去采办东西，穿着宽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满街跑，院长认为太不成体统了，大发脾气，把二人都撵了出去。”

张爱玲自己也是疏离的：

“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

……

无知者无畏，用在这里倒也恰当。他们对于战争情势的严重性毫无意识，一边本能地惶恐着、惊怕着，一边若无其事地继续上演着可笑的世态剧。尖刻的讽刺所展现的是压抑了的悲哀，也是对人性的一份明证。张爱玲的冷嘲并无多少自责之意，对她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道德原则的重申，而是人性的真相必须接受。这一点和加缪所说的荒谬精神相同，荒谬精神通过其推理所能寻找到的并不是一些伦理的规范，而是对人的各种生活的阐述和感触。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

她恨这个人，冷冷地说厨房里没水，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蜡烛，她在这个自己的封闭的小世界里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这人死的那天大家都欢欣鼓舞……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我们的孤独。这就是人类的真相，当真相罗列在一起，通过爱玲个人化的体验，再以诡谲的影像表现出来，读者面前就出现了一个荒诞的世界，这荒诞的世界即被荒谬精神统领。

张爱玲能够接受世俗的种种可笑、可鄙、可悲之处，也即加缪对唐璜的解读：可笑的东西也是能被理解的，受到惩罚是正常的事，这是赌博的规则。人们祈求宽容一切天才，但是，天才却什么都不宽容，这是因为天才否定一切。爱玲是天才，她否定一切，却又对一切充满兴趣，这是与那些或愤世嫉俗或悲天悯人的天才所不同的地方。

爱玲最喜读《红楼梦》和《金瓶梅》，她对中国人有一种彻骨的懂得，非逻辑性的别扭，弯弯曲曲地绕也绕不出那点小情小性子去，她在《创世纪》里写道：

“祖母当然是不赞成——根本潆珠活在世上她就不赞成。儿孙太多了。

“祖父也不一定赞成。可是倒夹在里面护着孙女儿，不为别的，就为了和祖母闹别扭，表示她虽然养活了他一辈子，他还是有他的独立的意见。

“戚宝彝一生做人，极其认真。他唯一的一个姨太太，丫头收房的，还特意拣了个丑的，表示他不好色。”

儿孙太多，潆珠就不该活在世上；半死不活的生命里，总还有那点倔强，祖父如此表达他的独立意见，没有底气，却也不被祖母耻笑了去——她早就习惯了；而祖母的父亲用选丑丫头做姨太太表示自己不好色。这一切看起来多么荒谬！可是，推论起来却又似合情合理。非理性的逻辑，在非理性的世界里，当然看起来合理了。

忽然之间电灯灭了。潆华在黑暗里仿佛睡醒似地，声音从远处来，惺忪烦恼地叫道：“真难过！我一本书正看完！”潆芬道：“看完了倒不好？你情愿看了一半？”潆华道：“不是哎，你不知道，书里两个人，一个女的死了，男的也离开北京，火车出了西直门，又在那儿下着雨……书一完，电灯又黑了，就好像这世界也完了……真难过！”

就好像这世界也完了……

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很容易产生这种末世感，突然的意识召唤，滔滔地奔往觉醒，可是在这里，在这个龌龊、令人不堪厌烦的世界里，总是到不了目的地，所以就只剩下了空虚，隐隐的荒谬的影像。

《年青的时候》中潘汝良并不很爱泌西亚，他只是为了恋爱而恋爱，而泌西亚竟做了更为不可挽回的事情——为了结婚而结婚了。他的结局很悲惨，病中枯瘦的形如枣核。

有些人为了恋爱而恋爱，有些人为了结婚而结婚，有些人为了活着而活着。这是一个悲哀的逻辑。但攘攘世人，在这个仓促的随时面临毁灭的世界上，也只能为了活着而活着了。为了活下去，必须包扎好自己的伤口，坚韧和执着地向前走去。“于是，世俗生活中的芸芸众生，早已学会舔舐完心口的伤之后更为执着坚韧或者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就像我们时常说的，收拾心情，擦干眼泪，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这个世界再怎样的不堪，生活再怎样的悲苦，人类再怎样的不可相信，我们仍旧愿意兴致勃勃地活下去，因为体验即能得到充实，因为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就是一种幸福。

爱玲说，原始人天真虽天真，究竟不是一个充分的“人”。我还认为，一个充分的人，应该能够认识荒谬，且正视荒谬。张爱玲即是这种人。

张爱玲宣称自己是一个俗人，其实是颇有挑战的意味。她把琐碎的世俗生活看成“实际的人生”，体味人间“拘拘束束”的苦乐。而她的母亲对生活持浪漫态度，只肯定精神的意义，不屑于生活物质的也即世俗的那一面；还有一些理想主义青年，他们愤激，迷恋于遥远的梦想，却对身边世界的具体而微的生命缺乏真实的体验，从而背离了生活的本质。

另一类人是享受现世人生的，但是他们却不像爱玲一样对世俗生活真正充满兴趣，比如像林语堂、梁实秋这些名士范的人，少了对生活的执著，就成了俯就生活，流于玩世，所谓“什么都讲究一个‘写意相’”，这就与原本的生活失去实在的接触。

爱玲的生活不是写意的，而是写实的，就像她的小说。她说：“我最记得有一次，那时我刚离开父亲家不久，舅母说，等她翻箱子的时候她要把表姐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我穿。我连忙说：‘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红了脸，眼泪滚下来了，我不由得要想：从几时起，轮到我被周济了呢。”

她还说自己真是小气得很，把这些都记得这样牢，但这于她却是好的——多少总受了点伤，可不够使她感到剧烈的憎恶，或是激越起来，“只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惜，使这世界显得更丰富。”爱玲是热衷于写实的，而且她不会因为世界的可恶而生厌憎之心，却是庆幸世界因此而丰富！她是真爱这个世界的，是真喜欢这个世俗的可笑、可怜、又可爱的人间的。

面对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般的人性，爱玲总忘不了来点小幽默。她给我们讲了一个法国小故事：

阿尔卑斯山上的居民常会遇到山崩、冰雹、迷路、埋在雪里，种种危险。一老翁，有一个美丽的女儿，翁择婿条件太苛刻，大家简直拿他没办法，有一个青年，遇到机会，救了老翁的命。他想，好了，一定成功了。另一个比较狡猾的青年，却定下计策，自己假装陷入绝境，使老者救他一命，从此这老者看见他就一团高兴，吻他、拥抱他、欢迎他，仅是他的存在就提醒大家，这老人是怎样的一个英雄。看看那一个有恩于自己的，却像见了真主似的，很不愉快，于是把女儿配给那狡猾的青年，青年在结婚前，喝醉了酒，说出真心话，老人知道受骗，把女儿收回了——

这个故事博人一笑之余，却有很深的内涵。你帮了别人的大忙，在别人面前就有了恩主的身份，会给他们一种压力，尤其是男人，都喜欢当英雄，救美而非被美救。比如《侠客行》中的石清，离开梅芳姑却是因为她集美貌才华于一身，而且武功比他高，所以他选择了样样比她略逊一筹的闵柔；而陈家洛也是，在不可逼视的霍青桐面前，他选择了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香香公主。以此类推，优秀成了一种罪过，恩惠成了一种惩罚。

关于这个法国小故事，爱玲认为“这是太恶俗的尾巴”。哪个故事的结局不是恶俗的？亲情、友情、爱情，纠缠到结尾全都落入恶俗的圈套，也因此才有了人间烟火味。

众西西弗才会感觉幸福。

这也是所谓的生命之重吧，尼采的众劫回归是无法忍受这种“重”的，而昆德拉就“重”的反面说，“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像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怖，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

人类，同样不可承受生命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