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摘自萧红《苦杯》

1934年，三郎、悄吟摄于离开哈尔滨前夕。相片中两人的打扮，是当时哈尔滨男女青年流行的装束。这张照片曾被哈尔滨一家名为《凤凰》的文学杂志用作封面。

从“拯救”开始的宿命

她想他是不会回来了，萧红拖着笨重的身子站在窗前，望着通向旅馆大门的甬道。她回过身来，坐在旅馆破旧的床上，发出一声几将坍塌的声响。汪恩甲说好回家去取钱的，她想，可能是路上耽搁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可能是要从家里套出点钱来不容易，他正在绞尽脑汁；可能是他被家里扣留了，为着这样一个女子——离经叛道，怎么可以？不管怎么样，他迟迟不肯回来，她已经感到绝望，是的，他不要她了。最后，她终于确定了这一点。

一个懦弱的男人是无法指望的。他丢下的烂摊子，须得你自己慢慢收拾。后来萧红的文字对这个人只字不提，竟然有人猜测汪是她最爱的人，他的离去成了她不可言说的痛，被封存在情感禁地里。我认为他绝不可能是她最爱的人，因为之前二人常有交往，她对他是了解的，如果他是，她就不会逃婚。他始终只是她的一根救命稻草。

此时，连这根救命稻草也没有了，萧红忽然觉得孤苦无助。她站在已经被看管起来的旅馆小房间里，浑身酸痛,看着天也黑下来，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在想象中看到如此绝望的场景，觉得一般女孩子是活不下去的。也许正是这饥饿救了萧红，身体的折磨代替了内心的伤痛，没有哪一种耐力能熬得过饥饿，它被康拉德形容为魔鬼般的险恶，昏沉沉黑压压地凶残。她来不及忧伤……

这是1932年5月。萧红被遗弃在“东兴顺”旅馆，旅馆老板看汪大公子迟迟不回，就猜想着萧红是被抛弃了，几次派人来催食宿费，萧红说没钱。她身无长物，除了两件补了又补的衣服和身上这件已经变灰了的蓝长衫，鞋子也只有一双，还是变了形的——叫她怎么办呢？她抬起因极度缺乏营养而枯黄的脸庞，苦苦哀求：“再宽限两天吧，老板，过两天——”“过两天又过两天，我看你是还不上了。”看着她低下头去，也不回话，店老板乘机说有个赚钱的好法子。一听是要把她卖到妓院去，萧红火了，她拼着力气把他们赶出去，哐地关上门，眼泪就流了下来。几经辗转，萧红决定向当时她经常阅读的一家报社写封求救信，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可见她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女子，她的勇气说明她是一个求生意志比较强的人。《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收到这封信后，震动于萧红的经历，给周围几个撰稿人传阅，当读到“难道现今世界还有出卖人的吗？有！我就将被卖掉……”这样惨烈的字句时，大家都出离愤怒了，裴馨园坚决地说：“我们要管，我们要帮助她！”

其实之前，萧红就以悄吟的笔名给《国际协报》投过一组小诗《春曲》，虽然没被采用，但她细腻的文笔和真挚的情感已经给裴馨园和其他编辑留下了印象，这次的信里竟然有直接指责性的话，更让他觉得萧红与一般女子不同。

第二天，裴馨园让正在帮他整理稿件的萧军同他一同去看望萧红，萧军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裴就和编辑孟希等四人前去。阴暗的房间里除了床上的被褥和一堆破旧报纸外，就只有一个旧柳条包了，他们看到萧红脸色苍白，精神紧张得近于癫狂，安慰了一番，就出去了。他们找到老板，警告他不许对萧红心存歹意，伙食照常供给，一切费用由他们负责。老板一看是报社的人，心里不愿意也不敢违拗，怕得罪了报界的人对生意不利。

那天晚上，裴馨园又请了一些作者商量萧红的事情，有说要在工资里抽出一部分帮她还债的，有说帮她找个职业的，萧军却说：“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我只有头上几个月未剪的头发是富裕的。如果能够换钱，我可以连根拔下来，毫不吝惜地卖掉它！也来帮助她。”大家笑他在说醉话，空谈了一阵，就各自散开了。对于400元的巨款这些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孟希楼下住着一个张姓税务局局长，他经常跟这个人聊天，正巧这天有一个从呼兰来的乡绅模样的兄长，孟希就把萧红的故事讲给他们听，那乡绅听了几句扭头就走了。后来才知道那个税务局局长是萧红的叔叔，而那个乡绅就是萧红的父亲。张廷举的冷酷无情在哈尔滨大街上看到乞丐一样的萧红如同陌路时已经显示过了。她没有求他，他也不会来救她，父女俩一样的倔脾气，关于她的一切他是一句也不想听了，可见他是恨透了她。

旅馆老板因报馆的警告对萧红更加怨愤，又来逼债，萧红更加惶恐，又打电话给裴馨园，裴不在，恰巧萧军坐在主编座位上为裴处理外来稿件，他第一次接了萧红的电话。他知道来电话的就是被困旅馆的悄吟，连搭话的兴致也没有，在他的观念里，没有力量帮助别人又何必显示出假慈悲呢，又何必给人以希望，而且他在哈尔滨当过宪兵见习生，对这种遭遇不幸的青年女子已经司空见惯了，心也变得冷硬起来。

下午，裴馨园又约舒群等人去看望萧红（舒群是一个热情善良的人，给萧红留下深刻的印象），回来后又议论起萧红，这些还带着热度的描述稍微触动了一下坐在旁边埋头工作一言不发的萧军。所以，斐馨园让他带着一封信和几本书走一趟旅馆时，他也竟然答应了。

萧军，原名刘鸿霖，曾在讲开学堂学过军事，又任东北军下级军官，一心想抗日，但最终事败，携家眷潜入哈尔滨。因无经济来源将妻儿遣回老家。后以三郎为笔名写点文章糊口，受裴馨园赏识，被请来在报社编辑儿童专刊和处理一些外来稿。

1932年7月12日黄昏，萧军被茶房带进长长甬路尽头一间屋子前面，敲开门，他看见一个女人模糊的影子，一头的半长发散乱地披在肩头，苍白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流露出惊恐的神色。一听来人是找张乃莹，她惊喜得要叫起来，还以为是李洁吾托人来看她，看了裴馨园的信才知道面前这个男人是“三郎”，她曾经在报纸上多次读过他的文章。

萧军乘她颤抖地读信的空当环视了房间，这就是那个同事们所描述的有些“疯狂症”的女人，她那件褪了色的长衫开气儿的地方也裂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散乱的头发中有莹莹的白发，那怀有身孕的体形一下就看得出不久要分娩了。萧军交了书和信准备马上离开，萧红却说：“我们谈一谈好吗？”她的样子看起来太孤寂无助，甚至因害怕他迅速离开而用身子挡着去路。她已经顾不得矜持，焦灼不堪的内心渴望与人交谈，相伴。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子，头发蓬乱、衣衫褴褛，活似个流浪汉，然而，却有着遮掩不住的豪爽和坦荡，萧红不由得对他产生信赖的感觉。信赖是喜欢的前提，谁也不会去喜欢一个让自己害怕的人。

萧军迟疑了一下，仍旧坐下来。萧红拿出一份旧报纸，说：“你是三郎先生，我刚刚读了你的文章，可惜还没有读完。”报纸上是萧军正在连载的《孤雏》。萧军注视着眼前这个女人，觉得她那双大眼睛里的光芒并非是疯狂的而是智慧的，且越看越觉出一种难以言说的美丽来。萧红叙述自己的处境，像他乡遇故知，这些日子的委屈一下子涌上来，她抓住救命稻草般抓住他，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尽数倒来，种种难言的屈辱对他说也不觉得尴尬，她痛苦的心情在倾诉后变得舒缓，脸上的疲惫也逐渐消失了。

萧军听着她的述说，一阵同情一阵气愤的，他本来就是个嫉恶如仇的人，此时对她更是产生了怜惜之情。唏嘘慨叹之际，他忽然看到她的床上散落着几张纸片，随手拿起来，用铅笔随意勾勒的花纹图案流畅优美，还有几节字迹秀丽工整的短诗，萧军被震动了！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苍白的面容背后藏着非凡的才情啊。

萧军刹那之间便做出了决定：他要拯救这个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不惜一切代价。萧军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写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只是萧军自己的描述。他真的为她的“双钩”字震撼？为她的短诗动情？从她那枯黄的脸上看出闪动着的美丽来？会不会不过是事后的添加，他们并非一见钟情，只是人们喜欢“一见钟情”的浪漫性质？所以我宁愿相信这是萧军的自我设想，其实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也许就是不纯粹的。）

我总觉得“拯救”这个词实在过于自高自大了，没有谁可以拯救谁。在那个时候，萧军恰巧出现，恰巧他们互相欣赏，恰巧他有一身男人的力气——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偶是相逢患难中，怜才济困一肩承；松花江畔饥寒日，上海滩头共命行。”这是萧军写的《抄录萧红故信后有感》中的几句诗，邂逅本是一种很美的情境，但在这里又是“怜”又是“济”，还“一肩承”了，他的自以为是和大男子主义表露无遗。而萧红是纤细的，敏感的，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能刺戳她强烈的自尊心。

关于“拯救”这件事被反复炒作，萧军在文章里写萧红欠了600元，后来萧红澄清，是400元，当感情碰上现实，尴尬便无处藏身。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形象无限放大，让萧红站在受恩人的角度仰望他？这是一种伤害，他们的位置不对等起来，而爱情是需要对等的。这已经为之后的分道扬镳埋下隐患。

他如何能拯救她呢？他只不过是一名穷作家，孤身一人，还是寄居在裴馨园家里。他临别时把自己仅有的五角钱留给了萧红，但是要救出已被抵押的萧红需要几百元的赎金，他根本无法筹措。

适巧哈尔滨连续降了27天大雨，松花江决了堤，街道上一片汪洋，成了行船的水道，房屋倒塌，很多人死于水患。萧红坐在窗前，等着萧军与朋友来搭救。外面是呼天抢地的哀嚎，“东兴顺”旅馆里也一片混乱，旅馆的主人和客人都逃命去了，一个老茶房提醒萧红说，你赶紧趁着没有看守跑吧。萧红搭上一艘救生船，乘机逃离了被囚禁了两个多月的东兴顺旅馆。

那个波浪是过去了，她的手指还是四处张着，不能合拢——今夜将住在非家吗？为什么蓓力（萧军）不来接我，走岔路了吗？假设方才翻倒过去不是什么全完了吗？也不用想这些了。

六七个月不到街面，她的眼睛缭乱，耳中的受音器也不服支配了，什么都不清楚。在她心里只感觉热闹。同时她也分明地考察对面驶来的每个船，有没有来接她的蓓力，虽然她的眼睛是怎样缭乱。

——萧红《弃儿》

萧红想着萧军怎么不来救自己，还以为再次成了“弃儿”，其实当时，萧军面对洪水汹涌，第一个念头就想起了萧红，他知道她被困旅馆，人人各自逃命，她一个怀有身孕的女孩子是难以应对了。他夹了一件旧制服到当铺想换点船钱，但当铺都关门了，又找到一个摆渡的人，要价极高，萧军满口答应着，到了东兴顺旅馆后，萧红已经不在那里了。

人们为了编排一个优美的英雄救美的故事，宁愿相信萧红是被萧军从洪水中救出来的，这也情有可原。毕竟，心意可嘉，动机比结果更重要。无论如何，萧军是可爱之人。他说：他们是“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邂逅相遇，与子偕臧”了。

贫困中的无力感

“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话时常挂在一个朋友的朋友嘴上，第一次跟朋友去他们家，一踏进房门便吃了一惊，土、洋灰和沙子混合铺就的地面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客厅里摆着一张旧沙发。各间屋子也没有门，只挂着灰旧的半截门帘，仿佛装修工人的暂居地。朋友说：“他不爱他老婆，当初她非要买房子，现在买了房子没钱装修了，就故意让她住在这样的地方，瞧瞧，都怀孕了，这样帐篷似的家，怎么能养小孩？”我也就相信了她的话。后来有一次我们一同去逛公园，后面一辆车开过来，他下意识地去保护那个身体笨重的女人，那一刹那间，我发现，他是爱她的。

但是贫穷已经夺去了他们所有生活的乐趣。一开始是浪漫的，他们对爱情充满幻想，以为只要有爱，什么都可以（像歌里唱的“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所以义无反顾地进入了婚姻。再往后的日子里，百事之哀就暴露出来了。

如果不是恰巧松花江决了堤，萧红趁乱从旅馆逃出来，对于那几百块大洋的食宿费萧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萧红逃到萧军事先留下的地址裴馨园家，裴安排她住下，后来萧军搬到裴家，住在客厅里。时间长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总会生出嫌隙来，渐渐地萧红与裴家关系不和了。萧红与萧军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萧军一走，她就关上门看书，很少和人打招呼，让裴家人觉得她不通世故，裴太太黄淑英家务繁重，本来已经感到很烦乱，再加上一个孕妇萧红，更觉得劳累，对萧红越来越感不快。萧军和萧红只好白天在街上一直逛，直到晚上才摸着黑上楼。萧红怀着孩子仍旧禁不住与萧军亲密的举动引来裴太太的揶揄嘲笑，萧军非常愤怒，但也只能忍耐。

倒是裴家人不能忍耐了，裴馨园全家搬到另一处房子去了，只剩下他的岳母留守，被褥也都被拿走。萧红枕着包袱躺在土炕上，忍受着饥饿和寒冷，没过两天，肚子忽然疼起来，疼得她在炕上打滚，后来几乎半昏过去，萧军跑到裴馨园办公室借钱，回复却是“慢慢会有办法，过几天，不忙”。他们潜意识里对萧红是怀着轻蔑态度的，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一个穷困潦倒的女人，再追求爱情对旁观者来说是可笑的。

终于还是借到一元钱，萧军夜里雇了一辆马车冒雨把她送到医院。住院费要交15元，他想现代社会一切事情惟有蛮横，用不着讲理，强行让萧红住进三等产妇室，次日凌晨，萧红产下一个女婴。

萧红梦见萧军进入病室突然抱起自己穿过墙壁逃了出去，住院费不用交，孩子也不要了。她还梦到孩子后来给院长做了丫环，并最终被院长打死。萧红被这幸福而可怕的梦幻惊醒，她多么渴望立时摆脱一切困扰，一无负累地与萧军开始全新的生活。

如此看来，孩子也是一个负累。

所以，她不给她喂奶，任她哭，一次也没有去查看婴儿的情况。有人说萧红之所以这么狠，是因为她自己也是被母亲领到张家的，后爹的肆虐让她的心变得特别硬——王化珏通过采访萧红的小姨姜玉凤等几位老人证实这是无稽之谈。我想，她不爱孩子是因为她不爱孩子的爸爸，不爱的人的孩子跟自己是无关的，而且她已经不想要这个孩子了，她怕自己稍有接触，一念之间动摇了决心。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婴儿去到另一个家里寻生计，她也要和自己心爱的人过幸福无赘的日子了。在现实面前，人都会变得自私和冷酷，温情只限于温饱之后。

11月上旬，因裴太太说萧红的坏话，萧军与她大吵起来，裴馨园左右为难，希望他们能离开。两人便搬出裴家，住进了欧罗巴旅馆。一颗真诚的心所构建的礼物往往比珠宝首饰更珍贵，更能引人遐想，萧军也是这样出手不俗，他送她的第一份礼物是三首定情诗。这礼物对于想“坐在宝马车里哭的女生”肯定不适用，但萧红的心却因这诗篇而震颤，这也是最初的浪漫。

但生活是残酷的，饥饿是实实在在的，萧红的散文《饿》就是描写在欧罗巴旅馆生活的情景，让人不能不动容。

没有哪一种恐惧顶得住饥饿，至于说迷信、信仰或者什么你们不妨称作原则的东西，还不如微风中的一抹稻草末呢。

……黎明还没到来，可是“列巴圈”已经挂上别人家的门了！有的牛奶瓶也规规矩矩地等在别人的房间外。只要一醒来，就可以随便吃喝。但，这都只限于别人，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

……过道越静越引诱我，我的那种想法越想越充胀我：去拿吧！正是时候，即使是偷，那就偷吧！

在饥饿面前，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而饥饿已经是贫穷的至高点，连食物都没有，遑论其他，这是一种被抽空了的生活，没有丝毫的乐趣，没有任何生命的意义。

幸亏后来曹先生送钱来，稍微缓解了一下这即将到来的绝望。还有一次中秋节，月光从窗子里洒进来，萧红一个人百无聊赖地侧身在床上翻书，回忆起中学时的一件事，她感冒加重没去上学，朋友青野典当了被子给她买煤炭，那天也是中秋——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她却离乡背井，生活的景况越看越觉得凄凉，那空空的四壁……门响，萧军回来说：“起来吧，悄悄，我们到朋友家去吃月饼。”那天晚上他们连买米的钱都没有。

很少有作品这么注重写对食物的渴望，大概都以为这是上不了台面的小事情，只有精神追求才是高贵的；也因为很少有人真正感受到身体的折磨，尤其是饥饿的折磨，有些事情只有切身体会了，才知道它是多么重大。

萧红是彻底体味了人间的苦难了，所以她的文字无一不是对这种苦难的描述，无一不是带着深切的悲悯。这时期萧军也开始鼓励她写作，为报刊写稿。1933年8月，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萧红是主要撰稿人，发表了《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八月天》等许多作品。在题材上，她的作品与鲁迅相类，只是鲁迅的小说是血泪的控诉，具有男性的力度，萧红的小说却是参与其中的悲悯，充满女性的细腻。比如《哑老人》：“岚看着白白的小小的包子，用她凄怆的眼睛，快乐地笑了，又惘然地哭了，她为这个包子伟大的爱，唤起了她内心脆弱得差不多彻底的悲哀。”这种悲哀里更多的是无奈，是无力感，生活即如此。正因为萧红是深入其中的，她在其中孱弱着，所以与鲁迅不同，鲁迅的悲哀中常常含有一种“怒”，愤激、沉痛地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而萧红的日常化叙述消解了这种激烈的感情，尤其是她后期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完全以一个小女孩的温和天真的视角看待过于悲惨的事件，是诗意的而不是惨痛的，是忧伤的而不是咒骂的。

“小岚的哭惊慌地停止。这时老人哑着的嗓子更哑了，头伏在枕上摇摇，或者他的眼泪没有流下来，胡须震荡着，窗纸鸣得更响了。”这种无声的荒凉更加重了无奈的成分。他们不争，也无力争，所以自愿地在火里烧死了，“孙女死了，伙伴没在身边，他又哑，又聋，又患病，无处不是充满给火烧死的条件。就这样子，窗纸不作鸣声，老人滚着，他的胡须在烟里飞着白白的”。

“活着再无意趣”这个观点在萧红的小说里不只一次出现，《生死场》中写道：“爹爹是老了，孩子还那样小，赵三感到人活着没有什么意趣了。”她笔下的人物是没有多少求生欲望的，自然地生，自然地死，真是“风把我吹到哪儿我就在哪儿”了。难怪有人把萧红的作品比作“沉重心灵的轻盈舞蹈”。

当然，打倒二萧的不是贫穷，那种无着无落的凄凉和饥饿所带来的悲哀被新生的爱情驱散着，虽然说是贫苦的折磨带走了很多生活上的乐趣，但感情依旧维持着。后来，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

1932年秋，萧红与三郎在道里公园。

1932年8月，哈尔滨的大洪水拯救了被困东兴顺旅馆的张乃莹（萧红原名），她逃脱了被卖妓院的命运，收获了与三郎（萧军原名）的旷世恋情。逃出旅馆后，三郎带着即将生产的张乃莹寄人篱下，游荡于中央大街和道里公园。图中两人似在享受一份摆脱了巨大困厄之后的安宁与喜悦，还有相拥享受秋日阳光的幸福。

这种相濡以沫的日子还是很美很甜蜜的。就像多年后萧军想起两人赴鲁迅先生的宴请，萧红特地花了七角五分钱从“大拍卖”的铺子里买了一块布，为萧军缝制了一件新外套的事情，“她几乎是不吃、不喝、不休地在缝制着，只见她美丽的、纤细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动着……不到一天的时间，一件新礼服缝好了”。他感叹道：“我们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是穷困的，但在爱情生活方面，却是充实而饱满的啊！”

有情饮水饱，结果是真的贫贱没能移。

那时萧红常用笔名悄吟，一个很诗意的名字，萧军用笔名三郎，大概是因为叫起来亲切的缘故，我觉得这是萧红对萧军最亲切的一种称呼，后来她在一些文章中称郎华等，我都觉得很诧异，对我来说，认识了那个人，就永远记住了那个名字，怎么可以他一换笔名你就跟着换称呼呢？（记得《狼行拂晓》中军靖难一死，上级告诉黑虎，从此你就是军靖难，没有任何解释，弄玉转口就从黑虎哥到靖哥了，同样的亲切。角色转换之快，令人咋舌。）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还是，他在你的心目中可以是任一形象？这种任意是否违背了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非如此不可”的原则？是否也是一种潜意识中的无力和无奈的表现呢？

用什么对抗这无边的虚无

住进欧罗巴旅馆之后，萧军白天忙着去找工作，萧红一个人呆在屋里，饥饿的折磨和对萧军的盼望，不由得让她联想到被困东兴顺旅馆的情形，在茫茫的日子里生存的意义也变得模糊起来，她在百无聊赖中生出无边的虚无感。

在东兴顺旅馆时，她曾经问萧军：“你为什么活着？”

“那你为什么还要留恋这个世界？拿你现在来说，自杀的条件这般充足……”萧军反问她。

她略一沉吟，缓慢地说道：“我吗？因为这世界上，还有一点使我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仅仅是这一点，它还系恋着我。”本是生于乡绅地主之家，应该过的是小姐公主般的生活，却形同乞丐；不过是一个上学的梦想，堂姐堂妹就可以顺顺利利，她却要拼得头破血流，也未能如愿；别人可以绕膝父母，享受天伦之乐，她却母亲早亡，父女成仇。多舛的命运让她不甘心，“你想让我死吗？我偏不死，这样的结局我不甘心。”死不瞑目！她一边拼力地活下去，一边在生的艰险中体味绝望。

绝望中的女人太需要一种外在的参照，来驱赶其内心的虚无，来勃发她那自感日渐委顿的生命，她害怕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彻底压倒。

在自杀的条件这般充足的情况下，萧红依旧活着，这是她独有的“生的坚强”。萧红像众多东北的受贫苦折磨的百姓一样，本身有一种坚忍不拔。但萧红又不完全同于他们出于自然的本能，她会思考，而且经常思考。

在虚无与实在之间徘徊。

有时候为着一个庞大的理想而奋发：

比如，“改造国民的灵魂”“对着世间的愚昧”。

卡尔维诺说：“诗人，是多愁善感的人。如果人类没有一部分人性格内向，对世界的现状很不满意，如果没有一部分人盯着不会发声、不会活动的文字整天整天地苦思冥想，那么文学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但是为艺术放弃生活的人，生活在观念中的人，就真的是快乐的吗？毛姆说，你面对一幅画激动万分，但是一转身，这种激动就平复下去，艺术的感动是不能保存的。

所以萧红说，日子是具体的，那些空的大的信念不可能每时每刻地安慰人。

如此，有时候就会为着现实中一点乐趣而停留：

比如，萧军的赏识与爱意激发出她那早已死灭的激情，接着续写《春曲》：

我爱诗人又怕诗人，

因为诗人的心，

是那么美丽，

水一般地，

花一般地，

我只是舍不得摧残它，

但又怕别人摧残。

那么我何妨爱他。

为了爱，为了实在的生活，萧红也想找工作，在报纸上看到有招聘电影广告员的信息，她满怀希望去应聘却吃了闭门羹。回来的路上与萧军在街上闲逛，碰见不久前认识的朋友金剑啸。原来他就在附近一家电影院画广告，他说那里事情比较多，邀请二萧前去帮忙，并约好了在电影院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没想到第一次去找他却没有遇到，两人扫兴而归，萧军一个劲地数落她：“磨蹭，你看晚了吧！女人就会磨蹭，女人就能耽误事！”

不久，金剑啸找到家里来，他还觉得奇怪，以为他们没有赴约。

正巧萧军没在家，金剑啸就带着萧红一个人到电影院帮忙，约定每月40元的薪酬二人平分。萧红在广告牌前站到晚上10点才回家，萧军见她回来很不高兴地拿出酒瓶大喝，借着酒气发泄不满，躺在地板上大声嚷：“一看到职业，什么也不管就跑了，有职业，爱人也不要了！”这句话让两个人都顿觉心酸，仿佛说到了他们的痛处，生活艰难到如此地步，萧红忍不住又流下眼泪来。第二天，两人还是一同去画广告。萧红做金剑啸的副手，萧军做萧红的副手。本来三人有说有笑工作得特别开心，刚到手的工作却因为萧红前一晚工作中的失误让电影院很不满意，只做了两天这份工作便没有了。

虽然画广告的工作没有了，萧红却另外有了画画的机会。金剑啸对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均有较深的造诣，深深地吸引了二萧，他们与他交往越发密切。11月下旬，为了救济水灾难民，外表清秀、英俊，有着十分浓郁的艺术家气质的金剑啸发起举办“维纳斯助赈画展”，得到很多成名画家的支持，萧红也画了两幅粉笔静物画，一幅画是两条萝卜，另一幅是一双半旧的傻鞋和两个“杠子头”（这是她家里唯一可以当素材的物件，可见当时二萧生活的艰窘）。不久，金剑啸以画家身份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为党的地下刊物《满洲红旗》和一些传单小报画插图，萧红给他做了“广告副手”，不但在艺术上受到熏陶，还被他的左翼文艺思想影响。

虽然这次义卖很失败，但对二萧却有重大意义，他们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交际圈子扩大了，经常出入进步文化人聚会的“牵牛坊”，那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相对安全的秘密接头场所。金剑啸和罗烽等人组织了一个半公开的抗日演剧团体，称为“星星剧团”。萧红在里面扮演了几个角色，她终于走出封闭狭小的生活圈子，跟一群心怀进步志向的年轻人在一起，充实且快乐。排戏、打闹中留下了很多值得回味的趣闻轶事，萧红的日常生活渐渐活跃、丰富起来，她就不用再沉浸在自我追问的虚无中了。

最快乐的还有一件小事：新年将近的时候，细心且善解人意的朋友为了让他们过一个稍微轻松点的新年，在信封里放了一张10元的钞票。这张钞票像春风一样驱赶着二萧因“吃饭是个问题”的焦虑，萧红还曾经为着这张钞票笑自己轻薄的欢快，她后来曾经表示说，想到家里有张10元的钞票在等着她便有说不出的喜悦和力量，冒着寒风的步伐格外坚实。第二天“牵牛坊”还大宴宾客，有鱼有肉，二萧吃得很过瘾。

眼看着萧军做家教有一些收入，萧红自己也开始做家教，

但学生比老师大，又学不了什么就不来了。萧红经常处于失业中。

1932年9月，友人方未艾转至《国际协报》社，计划新年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萧军和“牵牛坊”的朋友都说让萧红写篇文章试试，不久，萧红完成了短篇小说《王阿嫂之死》，方未艾读后十分欣赏，给予发表，署名“悄吟”。萧红终于找到了生存的意义，找到了最适合的体现自身价值的方式。紧接着她写了自己从东兴顺旅馆逃出来的噩梦般的经历，即散文《弃儿》，连载于《大同报》文艺副刊。

这段时间二萧过得充实且快乐。赵一曼曾描述过自己在街上见到两人的情景：两人服饰都不十分讲究，悄吟还穿着一双男式的皮鞋，可是他们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一边行走一边谈笑，风姿飘洒，旁若无人……

漫长的磨难过后，熹微的希望升了起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写作，这个既能获得自信又能获得物质的工作，还与自己的爱好吻合。

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之后，二萧决定自费出书，一帮朋友都出资帮忙。尤其是舒群把自己攒的40元钱，又从父母手上要回来，给他们出书。金剑啸为其设计封面，但因为制作困难只得放弃应用，萧军自己写了几个简单的大字就当封面了。10月，二萧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出版，立刻引起了文坛的注意，轰动整个东北，好评纷纷而来。书中多有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除小诗《春曲》比较个人化以外，其余五篇都切入了当时社会宏大主题，比如《王阿嫂之死》直接取材于阿城的见闻，描写地主与佃户的冲突，着意强调他们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对立。其他如《夜风》《看风筝》也提升到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这正契合了当代读者的需要，大环境下的宏大主题，

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此时只有21岁的萧红对社会事件还只是表面的感触，像叶君所说的她的文章是“以对革命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汇入时代的宏大叙事；将文学作为观照自我、倾诉内心，触摸苦难、安妥灵魂的方式”，而缺乏更深入的宇宙思考和人性思考。不过，初入文坛，能有如此成就已是骄人。

这时期，萧红的才华在萧军之上的事实已露端倪。东北沦陷区作家王秋萤在《明报》杂志上谈及近年哈尔滨的文学创作，他认为：“在当时最杰出的作家当首推三郎夫妇……悄吟的小说，在某一点来说，似乎有比三郎高出之处。”司马桑郭也曾说过：“平心而论，悄吟的文章，在析理的倾诉上不及三郎，但在小说的安排和用字抒情上，却高出三郎……”

成功的喜悦带给两人无限欢乐和巨大欢喜，用事业的成就来充实这虚无的“空档”，是大多数人驱除“虚无”的最好方法，也是对“生之无聊”最有力的对抗。

关于爱的哲学

萧军在报上登的求职广告被铁路局一位姓汪的庶务科长看见，请他去教儿子些棍棒拳脚，萧军与其商量说不要学费，只要一间能住的屋子就行。之后，二萧便住进了道里商市街25号大院里的一间半地下室。萧军向汪家借了一张床两把椅子，用仅有的钱买来一点米和碗筷，萧红收拾了一下房间，也俨然像个小家了。

晚上，房东带孩子来拜师，孩子说：“我三姐回来了。”原来汪小姐还是萧红的同学，她说她认识萧红，而且最近还看见过萧红好几次呢。站在面前的这个有着一头美丽的卷发，涂着胭脂的富有青春朝气的女孩子让萧红忽然感觉到自己老了，本是同龄人（汪林比萧红还要大一岁），看上去却是天壤之别，萧红不由得有些退缩和心酸。

汪小姐漂亮且自信，在外面像交际花一样是众人注目的焦点。她每次回来看见萧红就会笑着打招呼，问她做的什么饭，在等萧军啊之类的，还经常来找他们俩聊天，渐渐相熟起来。萧军常常在傍晚时分带上萧红和汪小姐到松花江划船、游泳，他们兴致很高，除了高谈阔论，还时常引吭高歌。回来后，萧红往往耐不住困乏早早睡了，而他们却继续留在院子里长聊。想着她的红唇和卷发，萧红内心非常介意这种双双相对的长聊，但不愿意在萧军面前说出来，再加上身体虚弱容易疲惫，很快就在落寞中睡去了。直到有一天，萧军坦率地告诉她有姑娘爱上了自己，并说那真是“少女”的心思。萧红问是谁，萧军没有直接说，仿佛天经地义似的反问：“那你还不知道？”她早就料到这样的故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

想当初，在东兴顺旅馆，随着交谈的深入，萧红询问萧军所持的关于爱的哲学，面前这个粗犷豪放的男人坦率地说：“谈什么哲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如果丢不开呢？”

“丢不开，便任它丢不开！”

不爱了便丢开，丢不开便任它丢不开，萧军的这种随意和无所谓的态度打击了萧红的执着和认真。然而，她还是不计后果地与他相恋了。

如果说前两个男人是迫于无奈的选择（一是为上学，一是为生计），她自以为萧军是真爱了，那也是自欺欺人。萧军不过是她的救命稻草，当他第一次来看她时，她的孤独和恐惧使她极力挽留他，二人很快便进入深层交谈，很快便“我们不过是两夜十二个钟点，什么全有了”。（三郎，《烛心》）

夫妻间的真正契合是双方在精神上的互相欣赏和互相倾慕，心灵的共震和互相需要才是维系双方情感的凝聚力，只有这样，夫妻关系才不会停留在身体欲望和青春冲动的层面，才能在更高层次上享受爱情的美妙感觉，不会因为不再“新鲜”而厌倦，而是进入高境界的两情相悦。

萧红与萧军的结合恰恰缺乏这种互相欣赏和心灵共震（在生活中逐渐暴露出来：萧军既不喜欢萧红的性格也不欣赏她的文字；萧红亦然），他们更多的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因缘际会，有太多的偶然因素，恰巧被弃旅馆的环境，恰巧萧红需要帮助，恰巧萧军有的是力气，恰巧孤男寡女各有所需——他们的爱是不纯粹的，除了肉欲和情感诉求（内心的孤独）之外，萧军更加以自己的心里还有别人来暗示这种不纯粹，他说，他曾经爱过别人，且那慈悲的姑娘仍在心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对住楼下的“一位很美好的姑娘”葆有朦胧而热烈的情愫。

刚刚充满憧憬地续写《春曲》，刹那间发现眼前这个男人跟她诗里的“处子诗人”完全错位，失落涌来，她不禁变得幽怨，无奈，不无讥诮地说：“你还是一位唯情主义的男人，我并不愿意听到这些与我无关的话，我恐怕再也写不出昨夜那样的诗来了，三郎，你好残忍！”你不在他过去的故事里，而且也不一定在他将来的故事里，即使你在他将来的故事里，他还有着一个又一个的别人，太拥挤了。

没有人喜欢所爱的人在自己面前谈论着别人，有人说任盈盈是爱上令狐冲的痴情，当她看着他为小师妹痛不欲生的时候，她的内心是酸楚的，她所爱的不可能是他对另一个女子的痴情，而是因为爱包容了这种痴情。

萧红也因为爱（其中掺杂着需要）包容了他的“多情”。

可是，萧军的爱的哲学表明，没有人是最后一个，没有人是例外，萧红已经给了他压力，所以恋爱的第四天，他就产生了终结之意：“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吧！结束了吧！这也是我意想中的事，畸娜，你不要以为是例外……”（三郎：《烛心》）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他们“是一双不会节用爱情财产的挥霍儿，不久就要穷困了。”

渐渐从狂恋中冷却下来，萧红又多了一层焦虑。萧军来看她的次数越来越少，她在向往、猜疑中想起夜里梦见萧军和他暗恋的女孩在一起，于是写下《幻觉》，据舒群回忆，《幻觉》中的玛丽是确实存在的，她是位气质极佳的大家闺秀，经常举办文艺沙龙，很有名气，暗恋者甚众。

萧军也是其中暗恋者之一。他也许从来没有真正地喜欢过萧红（一个花心的人，每一段都是真的，至少那一刻是真的，可是那一刻，他还清醒地知道，他的心里装着另外的人），他为她做那么多事，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想望，一方面是怜爱。比起那些大家闺秀那些洋学生，那些灯影里的只可远观的人，他更喜欢那些人，梦中的人。可望而不可得。大概男人都是如此，护着身边的妻，梦着远处的神仙姐姐。

汪小姐毕竟不是神仙姐姐，可望不可即，她就在他身边。或许轻浮女子的爱，不会长久，她很快便与二萧为她安排的一个编辑朋友陷入爱河。也许萧军明白这一点，所以第一次外遇，他选择了萧红，而放弃了汪；抑或许，这一次只是萧军自作多情，好看而有钱的汪家小姐根本没有看上过他这个穷家庭教师，不过是爱玩的天性陪他玩玩而已，他却自我感觉良好地当了真。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慕名而来的上海姑娘陈娟进了商市街这间终于安上电灯的半地下室。《跋涉》明明是两人合集，为何姑娘只看到了“三郎”，而不见“悄吟”呢？陈娟饶有兴致地看着载有萧军新近发表的论战文章的报纸，萧红则仔细地打量起萧军这位16岁的异性朋友，“她很漂亮，很素净，脸上不涂粉，头发没有卷起来，只是扎了一条红绸带，这更显得别有风味……”为等到与萧军见上一面，萧红留客夜饭，她也不推辞。后来萧军和汪小姐滑冰回来，笑闹着进屋。他一见客，兴致高涨，嚷着要唱京戏。汪小姐嘲笑他刚刚在报纸上与别人打笔仗，痛骂唱戏者是“奴心未死”，而他自己今晚为取悦佳人，也要“奴心未死”了。

后来，陈娟与二萧交往多起来，而且她还似乎总是避着萧红跟萧军谈起什么，这让萧红很不舒服，后来汪小姐警告陈娟说，这会招致妒忌。对萧红的多疑和爱吃醋，汪是领教过一回了。

后来陈娟在《萧红死后——致某作家》中写道：“渐渐地我也从她那掩饰的眼光中间觉察了些什么来。是的，她憎嫌我，她对我感到不耐烦……”还说自己很难过，很委屈，面对萧军的无字信和一朵玫瑰花，面对萧红的质疑，她是极力撇清自己的，甚至带上男友到商市街告别，以示“恋情是恋情，友情是友情”的理念。萧军却追到她家里去，吻了她。她始终说自己是懵懂、无辜的状态。而萧红以女人特有的敏感，看出这江南的姑娘虽有“愁”，“但其中更夹杂着情窦初开的‘兴奋’，但因为有自己的缘故，来不及诉说惆怅，就终于带着‘愁’回南方去了”。

然而，萧军与这个南方姑娘的故事并没有因她回了南方而终结，而且，萧军与其他女性的故事还将不停地上演。

此时，日军侵占东三省，颁布了很多旨在镇压反抗的法令，实行高压政策，大量宪兵、便衣密探，随意抓捕他们认为“可疑”的中国人。有一天，一个学生到了二萧家，连坐也没坐就说：“风声很不好，我们的同学被弄去了一个……把全宿舍检查了一通，翻出一本《战争与和平》来……关于你们，要小心点，听说有人要给你们放黑箭。”恰巧二萧的合集《跋涉》因其轰动效应，引起了伪满洲当局的怀疑。甚至房东收到匿名信说，萧军会绑架他的儿子，汪家二小姐看管着自己的弟弟，不让萧军接近，半个多月来，那小孩子连萧军的窗下也不敢来了。萧红看着萧军，不禁自嘲地感到：眼前这个家庭教师看着像个强盗，领子不打领结，一件夹外套要穿三个季节，“十足是个不详细的人”。接下来消息不断，有朋友被捕，有朋友被盯梢。跟萧军走在大街上，她没有一点安全感，甚至有些神经兮兮，见陌生人跟萧军谈话，就以为是来抓捕的。

朋友们来家商量剧团公演事宜，萧红全无心思，一心想着家里是否藏有什么“恶物”，待朋友一走，二萧立刻拖出箱子，把所有的书翻检一遍，把不安全的纸片、书籍迅速烧掉。萧红一回头突然发现桌上的吸墨纸用铅笔写有“小日本子，走狗，他妈的满洲国”等敏感字样时，没敢再看一眼扯过来就把整张纸丢进炉子。萧军很可惜那么一大张纸，呵斥道：“烧花了眼了？什么都烧，看用什么！”“为着一个虱子，烧掉一件棉袄，就不能把字剪掉？”

“流浪去吧！哈尔滨也并不是家，那么流浪去吧！”二萧决定离开哈尔滨，去青岛。

临行之前，萧红又生病了，还是肚子疼得厉害，萧军动员她去乡下朋友家养病，她一个人待在乡下度日如年，寂寞难耐，“那样风雨的夜，那样忽寒忽热，独自幻想着夜”。直到第九天，萧军才来看她，她非要跟他回家不可，莫名的委屈几乎让她流下眼泪来，仿佛被虐待了一般，“穷人是没有家的，生了病被赶到朋友家去”。她对他的依恋是否也另有一层：她不相信他，他从来不是一个能在爱情上让她信任的人。

我要和你同姓

在青岛，二萧与先到这里的舒群一家住在观象一路一号的一座小楼，两家各住一个套间，小楼坐南朝北，面向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岗，举目遥望，非常舒服，且小楼两侧都可以看到海，碧蓝的海水，飘荡的船帆……如此优美的环境让他们心旷神怡，暂时忘记生活的烦恼。

萧军化名刘均，经舒群介绍在《青岛晨报》任编辑，空闲时继续写作《八月的乡村》，萧红则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萧军在报馆结识了同事张梅林，三人经常一起去买菜，买回来萧红就做她拿手的大菜汤，吃得很满足。梅林读了萧红的《生死场》，萧红问怎么样，他说：“感想还好，只是全部结构缺少有机的联系。”萧红说：“我也这样感觉的，但现在为止，想不出其他方法了，就让它这样吧。”萧军听完得意洋洋地抽出自己的《八月的乡村》，“瞧我的呢。”萧军是个非常自负的人，虽然觉得萧红有一定的才华，但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是真正地在写小说，萧红只是他的附属，算是陪衬（所以他比较安心，当这个结论反过来的时候，萧军不由得要恼羞成怒了）。

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

萧军给鲁迅写信用笔名萧军，萧红用悄吟，《生死场》出版时她开始用萧红作笔名。爱人同姓。在《陈真》中，尤美面对父亲的阻挠和身份的障碍，哭着对爱人陈真说：“我可以和你同姓，我可以姓陈。”我初次看到这里的时候不理解，同姓有什么意义。原来同姓有一种更亲近的感觉。同来同往，把名字排在一起，是步伐一致的并行（人们开始喜欢称“二萧”）。

萧军说：“萧是我喜欢的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又因我家是东北辽宁义县，这地方曾为辽国京城，辽为萧姓。军是我的出身，表示不忘本。”萧红在这之前一直用笔名悄吟等，是准备出版小说《生死场》时，萧军才替她起了一个笔名，叫“萧红”。1964年6月28日萧军在致研究者铁峰的信中解释说:“这是有意识要把‘红军’二字连在一起，那时蒋介石正在对红军做第五次‘围剿’。”他偏偏要给他们做出点颜色来看看。

从萧军的解释里可以看出这种并行带有革命性的意味，一个非浪漫者的意愿。

非浪漫者的特点便是注重当下，他们无法将历史贯穿起来，只看到眼前，所以会有“不知现在的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作品”的困惑，这是1934年10月初二萧在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中的话。此时社会就像一个灰暗的被包裹得透不过气来的“铁屋子”，大多数文艺青年都觉得迷茫，前无可循的轨迹，后无继续的路途，他们看不清楚这个时代的面目，所以手足无措。

二萧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在这样的乱世中，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能寄到鲁迅先生手上，而且也不知道先生会不会给陌生人回信，即使回信，也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信件寄出后他们“只是作为一种‘希望’，一种‘遥远的希望’在希望着，在等待着……”

不久，鲁迅先生的回信便邮到荒岛书店。二萧、孙乐文以及其他朋友分享了收到信后那“难于克制的激动和快乐”。

我们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处境，那样的思想和心情的状况中而得到了先生的复信，如果形象一点说，就如久久生活于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又如航行在茫茫无际夜海上的一叶孤舟，既看不到正确的航向，也没有可以安全停泊的地方……（萧军语）

鲁迅先生在信中说：“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绝不会一样。”多么中肯的意见，仿佛一道闪光划过黑夜，他们的困惑瞬间明了了，作为一个写作者，从来不应该问时代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读者需要什么，遵循你的内心，才能写出最真诚的东西，张爱玲便从来不问时代需要什么，所以她的作品也没有时代的局限。

鲁迅还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二萧去信中曾谈过对《野草》的感受。）可见他对青年的关爱，这种关爱像爱尔克灯塔的灯火，不但可以指引方向，还可以取暖，给人以生的力量。二萧一起读了又读，一封信竟然成了他们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被当作一纸“护身符录”似的永远带在身边！宝黛是共读西厢，二萧是共读鲁迅。

不过有人说这是萧军后来添加的一重解释，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们不可能莽撞地去往枪口上撞；萧红的名字是她自己取的，与萧军同姓，不但代表了一种亲近，也表示对萧军的感恩，她始终觉得是他拯救了她，这也成为她之后日子的心结。

当然，二萧之间的关联不仅仅是“人为”的一个同姓，萧军说他们还有着共同的东西，“不管天，不管地，不担心明天的生活；蔑视一切，傲视一切……这种‘流浪汉’式的性格，我们也是共有的”。正是这种“流浪汉”式的性格让他们成为患难夫妻，从哈尔滨到青岛，从青岛到上海。但是我总觉得这是萧军一厢情愿的想法。

在流浪中，萧红是留恋的，恐惧的，无奈的。

从哈尔滨离开时，多日的病和不安已经让她的身体弱得快要支持不住了。萧军回来看到她还没起来，就生气地嚷：“不管什么时候，总是懒。起来，收拾收拾……”这种“流浪汉”式的日子萧红是有口难言的。她在《最后的一个星期》里写道：

我手提个包袱。郎华说：

“走吧！”他推开了门。

这正象乍搬到这房子郎华说“进去吧”一样，门开着我出来了，我腿发抖，心往下沉坠，忍不住这从没有落下来的眼泪，是哭的时候了！应该流一流眼泪。

至于“走吧”“进去吧”，对于粗犷的萧军没什么，但对于萧红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再适应和再不舍。

二萧来青岛途经大连，在大连，萧军化名买的日本船票，刚一上船就有几个身穿制服的带枪伪满水上警察围上来，还有几个便衣，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日本海上特务侦缉队，对于这种检查，萧军早就有心理准备，不慌不忙。但是看着对萧军的全身搜查，大病初愈的萧红脸色煞白，眼神里充满不安，她害怕萧军火爆的脾气忍耐不下与对方发生冲突。警察搜查完身体，又盘问了萧军一个钟头，近乎刻意刁难。萧红也被带到另一边接受其他警察的讯问。军人出身的萧军沉着应对，也在心里不断告诫自己要沉住气，虽然他回答得无懈可击，但盘问他的那个警察头目还是不甘心地边上下仔细打量，边说：“我看你不像正经好人，就冲你的眼睛也不像好人，好人没有这样的眼睛！”

1934年夏，萧红在青岛樱花公园。

在青岛期间（1934年6月至11月），萧红完成了成名作《麦场》（即后来的《生死场》）的创作。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给了她一段快乐、充实的时光，这几乎是她成年后仅有的短暂的快乐体验。

可见，萧军无论怎样掩饰都遮盖不了他那双不服被人摆弄的充满怒气的眼睛，而萧红恰相反，她的眼神是惶恐的。这也是“流浪汉”式生活的代价。显然萧红丝毫没有感到刺激的快感，而是充满了恐惧。

他的恋人来了又去

1934年秋，国民党政治压力加强，青岛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10月底，因为好友舒群被捕，二萧与张梅林仓促离开青岛至上海。他们先在一家小客栈住下，然后分头去找房子。二萧看到拉都路福显坊的一个亭子间正在出租，便很快搬进去，这个亭子间很大，而且是独立存在的，有单独的门出入。临窗有菜园，即使是冬季，也一片鲜绿。梅林还曾就萧军“眼前没有一点自然景物很难写作”的话揶揄萧军说：“那么，你就对着窗外的花园作诗吧！”

萧军说：“首先应该由发现菜园诗意的人写一首诗。”他指的是萧红。

这一次安家已经不像在哈尔滨一样逃难般的迫不得已，而是带着一股意气风发的闯劲，乐观且阳光，他们半天功夫就把亭子间收拾成充满生活气息的家了。

简陋粗糙的木板家具被萧红擦拭得一尘不染，西墙正中挂着金剑啸匆忙中为萧军画的油画像，另一张是西洋美人月下抱琴的画片。木柄平底锅坐在泥炉子上，旁边堆着几捆木炭，还有一袋面粉十分显眼。梅林见了不由得感叹：“怎么一个上午就把这些物件置办齐全了？”萧军说：“它们一天也不能少，办齐了放心，那袋面粉和木炭至少可以支持半个多月。”他们的日子是以食物和柴火来度量的，虽然仍旧贫苦，但富有生机的温馨场面却让梅林十分羡慕，二萧就邀他来同住，他还是婉拒了他们的好意。萧红骂他“有布尔乔亚臭习气”。

中午，萧红就开始从那口袋里掏面了，烙大饼，还做了牛肉青菜汤，三个人庆祝了一回。

有柴有面的日子让人心里踏实，尤其是下雨的日子，烙葱花饼吃，更是惬意。他们的踏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鲁迅先生很快回信了，说不能立刻见面，也叮嘱“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二萧对上海的境况一无所知，对鲁迅的处境更不了解，其实鲁迅时刻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行动非常不便，对于要求见面的生人十分谨慎，可见二萧的鲁莽。

二萧只好与鲁迅先生开始频繁地通信往来。

鲁迅先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作序，又为萧红的《生死场》校阅并作序，列入“奴隶丛书”系列，自费出版后立时引起文坛的重视，由此奠定了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东北作家群”中，萧红是最具艺术才情的作家，《生死场》署名的“萧红”跃入广大读者的视线，而“悄吟”默默无闻地消失了。或者是饱而思淫的恒常规律，二萧的幸福生活没有维持多久，萧红便再次陷入焦虑。萧红在《商市街》和《桥》等散文集中，写了二人生活的一些片段，那是二萧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日子。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享乐。叶君说：“二萧在性格上先天存在有非常明显的不和谐因素，当他们共同面对巨大困厄时，这种不和谐被生存压力挤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一旦困厄渐渐消失，先前可以容忍、忽略的不和谐慢慢在两人心底各自放大开来。”

刚到上海时，萧军便去陈宅拜访陈娟了，陈娟在沈阳，不遇，但他们建立了书信联系，后来他还以二萧的名义给在哈尔滨举行婚礼的陈娟发去贺信。以两人名义与陈娟通信，萧红自然很不快，写作散文《一个南方的姑娘》记述了她当时的心情。

1936年初，新做母亲的陈娟带着孩子回上海省亲，后来又去拜望二萧，她以为自己都做了母亲，便可坦然与二萧说笑，萧红却本能地充满防御的敌意，她太知道萧军那“爱的哲学”了，没有什么能阻止他那颗爱得泛滥的心。

果然，此后萧军经常一个人去找陈娟，聊天，吃饭。陈娟说自己慢慢感觉到萧军的异样，“很害怕”，他“太把自己沉溺于幻想中了”，那她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地接纳他呢？我总觉得陈娟有些装模作样了，作为女人，她还是无法干脆地拒绝他那“强烈的情感”，他“固执的性格”虽然让她厌烦，却也满足了她的虚荣心。

可怜萧红只好使用不是办法的办法：搬家，离陈家远一些。

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显然没有起到一点作用，萧军仍旧不辞劳远地去见陈娟，萧红警觉地问他是否去找陈娟，他说去书店。他一见到陈娟，便向其转述出门时与萧红的对话，还大笑，把萧红的质疑当成了笑话，真不知道他是天真还是无耻。

成名后的萧军应酬多起来，他得便就利用在外吃饭的机会躲过萧红去看陈娟。面对他的不辞辛苦，深情注视，甚至出门冷不丁的一吻，“再次被萧军强吻令陈娟十分不安，一方面怕和萧军在一起，一方面更怕自己的拒绝会令他失望”。也许萧红猜对了，这个“南方姑娘”对萧军有不一样的情愫，尽管已经结婚生子，这种感情并没有杜绝干净，不然她不会“无法拒绝他的到来和邀请”。既然爱了，为什么还要和别人结婚？为了萧红吗？萧红又让她充满担忧。可见现实中的女子都是这般不纯粹的，既不敢爱也不敢恨，随波逐流，没有定性。暧昧，不洁。像张爱玲笔下的小人物，不干净不纯粹，不过世界也因为混沌而丰富了。尼采不是说过，在真正的理想社会，艺术家就没有了嘛。诗人就喜欢这种混乱，却又一直在控诉这种混乱。

“不久，在丈夫的不断催促下，陈娟最终决定5月1日北上。”她在留恋什么？临行前，萧军送来帮助筹措的20元旅费——萧军还是个实诚人，这令陈娟非常感激。这最后的晚餐上，萧军闷头喝伏特加，一瓶接一瓶，陈娟不忍，劝他别喝了，他说：“从明天起我就不再喝酒了，为了你的缘故。这一杯，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喝了吧。”

陈娟借口有事支走他，独自回去，他却要盯她的梢。电影院旁的马路上，萧军忽然从电线杆后面走出来，看见她旁边的另一个男人，惨厉地狞笑几声扬扬手走了。他与他高傲的女神的故事就此终结。

萧军和萧红常常争吵，也从不回避人，惹得朋友们都知道两人的感情有了裂隙。她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他在情感上对自己的背叛，她的猜疑和痛苦并非空穴来风。

有人说，男人的爱是减法，女人的爱是加法。我不大喜欢这些俗滥的调调，然而用在现实中，有时却又是无比精准。在萧红仍是“分分钟都需要你”时，萧军却已经明白“我的眼泪不只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而萧红最怕的也是“你曾经讲给我听的词句，再讲给她听”（此时，《幻觉》里的心情再次回来了），这是无法忍受的否定，无法接受的置换。所以她自负又狠狠地说：“她是听不懂的。”这个理由没有多少说服力，但大多数女人喜欢用，她以为只有自己懂得他。

直到“我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的，我的人儿怎不变作石头般的”，变作石头般的硬而无感，那样我就不会伤心，不会心绞似的痛。她已经绝望了，绝望之后说：“我不哭了！我替我的爱人幸福！”她情愿自己的青春老死，始终不是“任由你来去自如，在我心底仍爱，如若碰，他比我好，只望停在远处，祝君安好”。爱情从来都是自私的，你的幸福从来不会成为我快乐的理由，你的幸福里怎么可以没有我？

我为着爱情痛苦，就是为着我的心儿痛苦。

追溯几千年前，《诗经》里都是这么说的：“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是时尚人士的荟萃之地。二萧当年“狂恋”之初，令萧红产生“幻觉”的玛丽也来到了上海，搅扰了萧军不安分的心。接近成名的男作家成了痛苦的暗恋

者，情诗像泉水一样汩汩涌现，“一首一首是写给她的”，受了刺激的萧红也写下了组诗《苦杯》：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首一首是写给她的，

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人人都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

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没有永恒！

“看吧，他如此待我，有一天，他也会像对我一样对你。”谁也不会成为最后一个，假如人的生命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他又去公园了，

我说：

“我也去吧！”

“你去做什么？”他自己走了。

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

“有谁不爱鸟儿似的姑娘！”

“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

我不是少女，

我没有红唇了，

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

为生活而流浪，

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他独自走了，

他独自去享受黄昏时公园里美丽的时光。

我在家里等待着，

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

萧红是自知且自卑的。她明白流浪的折磨已经夺去了她的青春。像所有的煮饭婆一样，虽然萧红的文学创作在外界的评价里高于萧军，但她还要振作精神帮助他整理、抄写文稿。同样是成名，萧军社会地位提高、经济收入增加、社交范围扩大，他的世界变得广阔而丰富，而女人的世界是狭窄的，失去萧军，萧红就失去了一切，“没有家，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她惶恐与幽怨，“已经不爱我了吧！尚与我日日争吵，我的心潮破碎了，他分明知道，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萧军不断在外面有应酬饭局，她就一个人到俄国大菜馆吃两角钱一客的便宜饭对付。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避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他后来说她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萧军曾是她的恩人，在他面前，她是永远没有自尊的，恩情变成一道深深的耻辱，烙印在她的心上。她已经在他这里找不到温暖了，有的只是嘲讽、辱骂、自卑。

坐在床上哭，怕是他看到；

跑到厨房里去哭，

怕是邻居看到；

在街头哭，

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哗笑。

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这组《苦杯》是萧红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情绪开始变坏，在写作散文和小说之余，开始像记日记一样写的组诗。写满了哭、眼泪、无情的字眼。冲动之下的作品，质量不高，但对她当时的心境可窥见一斑。萧军的婚外情对她的刺激有多大？是一时觉得整个世界都将她抛弃了，“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因为是自我消遣的比较私密化的东西，所以在她生前从未发表过。这些诗像她的许多散文一样，写的都是她内心的感受，如泣如诉，把她当时那种失望、苦痛、郁闷、烦恼的心情，记录得清清楚楚，稚拙却情真。但是我最不喜欢发表别人日记的事情，在她死后，在她毫无力量阻止的情况下，她的内心就被别人这样赤裸裸地呈上来了，她的自尊被一点点消蚀着。

他的恋人来了又去，萧红的痛苦就这样绵绵不绝了。

我的眼泪只为你流

刚到上海时，萧军身体健硕，精力充沛，视睡觉是浪费，总是熬夜，而萧红身体虚弱，又爱失眠，所以提出分床睡。他们借回两张小铁床，萧红一个人睡在房间的另一边，夜里，忽然啜泣起来，萧军以为她犯病了，忙起来问。她说：“我睡不着！不习惯！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萧军又气又笑地说：

“拉倒吧！别逞‘英雄’了，还是回来睡吧。”

真是“面对面还想着你”地胶着。

然而前行的路全是分岔。

快乐总掺杂着痛苦，人类无法享用纯正、完美的东西。既如此，奉劝诸君：内心过分单纯和敏锐、看问题的目光过于明察秋毫，实际并无好处。处理人间事务时粗线条即可，不必过分深究。世间万事万物，总存在太多彼此矛盾的方面和各不相同的形式，考虑多了，反而迷茫。（蒙田语）

单纯且心思敏锐的萧红看问题的目光就是过于明察秋毫，萧军一丝一毫的冷漠都能触动她敏感的神经。

原本1935和1936年是萧红创作上的丰收年，她的生活是丰富且快乐的，然而这种欢乐情绪没持续多久，萧军的移情别恋就让她陷入苦闷的焦虑中，眼见萧红如此苦恼，身体、精神越来越差，好友黄源建议她去日本住一段时间，且有他的夫人许粤华照顾。萧红自己也觉得这段时间整天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很难安心做事，只写出了很少的几个短篇，再这样下去就荒废了自己。她把大量的时间虚掷在忧伤和不安中，还打扰了朋友的生活，所以于1936年夏天决定只身东渡日本。

1936年7月16日，萧红与黄源（左）、萧军（中）合影。

1935年12月，《生死场》的出版，让萧红在上海滩一夜成名。但是，二萧间的情感危机旋即消释了她的所有喜悦。萧红接受黄源的建议到日本居住一段时间。1936年7月16日，黄源为萧红饯行，三人在一起好好吃了一顿。饭后，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

到了东京之后，萧红的精神仍然不好，身体状况也开始变坏。失眠仍旧折磨着她，再加上发烧，头痛，肚子痛，骨节酸痛，她整个人显得非常疲乏，心绪不宁。但是既然来到了日本，就不能让日子白白过去，她准备到日语学习班报名，也可以继续写作。这期间她写了《王四的故事》《牛背上》《家族以外的人》《孤独的生活》等。《孤独的生活》描述了她一个人在东京孤寂的生活情景，异国的语言不通，朋友的极少且不遇，她一个人在比白日要长得多的夜里着实是寂寞了：

外面打着雷，天阴得混混沉沉的了。想要出去走走，又怕下雨，不然，又是比日里还要长的夜，又把我留在房间里了。终于拿了雨衣，走出去了，想要逛逛夜市，也怕下雨，还是去看华吧！一边带着失望一边向前走着，结果，她们仍是没有回来，仍是看到了两双拖鞋，仍是听到了那房东说了些我所不懂的话语。

假若，再有别的朋友或熟人，就是冒着雨，我也要去找他们，但实际是没有的。只好照着原路又走回来了。

《家族以外的人》写的是萧红童年时代的熟人有二伯，这是萧红作品里少有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她一向以写场景著称，为什么“有二伯”如此鲜活？推想起来应该是熟悉的缘故，此人是她家的远亲，又是她家的老雇工。她从小跟着他玩耍，比如她和有二伯抓着对方的把柄互相威胁的一幕，有二伯简直像个怯懦又固执的小孩子，相当真实可触，一个典型的北方贫苦农民的形象。有些像阿Q，既自尊又自卑，既善良又贪婪，处于既可笑又可怜的境地。其他如《王四的故事》，也是写一个老雇工的遭遇，但显然没有有二伯的形象鲜明突出了。

萧红这几篇写于东京的文章在1937年5月结集后于上海出版，她之前写的一些小说、散文也在这段时期结集出版，取名为《桥》。把自己的书握在手中的时候，会有一种“自我保存”的成就感，这可以暂缓萧红内心的伤痛吧。

刚登上去往日本的船，她就开始给萧军写信了。到了东京更是频繁地写信，开始还用上海话开句玩笑，越往后越絮叨，诉说她一个人的孤寂，后来就是直接说盼信，萧军怎么也不来信了？

一个男子，正和一个女子玩得起劲，忽然收到另外一个女子的来信，会不会皱下眉头——当别人将你忘记的时候回来，是不明智的。据说，这期间萧军又有了外遇——她扫了他的兴了。然而，他仍旧实在地说：（既然你在日本呆得那么痛苦）滚回来吧。

萧红这回可乐了：“你等着吧！说不定哪一个月，或哪一天，我可真要滚回去的。到那时候，我就说你让我回来的。”多么卑微！她心里是知道的，他并不真诚，“你让我回来的”，是带着眼泪的撒娇又是自我安慰。当撒娇无人理会时，就成了自取其辱。萧军的信迟迟不来，萧红仍旧“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

面对如此纠缠，男人觉得头痛，也许还有一点得意。不然他也不会在70年代末抄家返回物品中发现一批萧红的旧信——她写给他的情书——感到“惊喜万分”，且经他加注变成了《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出版，并虔诚地表示这些私人信件对于“有志于研究这位短命作家的生平思想、感情、生活等各方面的人会有一定参考作用”，你们慢慢地去研究她的感情吧，她的感情里充满了我啊。他在乎的不是他的选择，不是萧红，而是他因选择所得到的“虚荣”，和所失去的——另外的风景。

这次让他游离的是两人的共同的好友许粤华。

12月中旬，萧军再次催促萧红回国，她想，他是想念她了，有时候想念是一种确认，让她不必急着回来。她说：她并不是真的想中途回国，上次只是迫于日本警方的压力，才一时动了回国的念头，现在她想继续待下去，学好日语，在这样的异国，自由、舒适、平静而安闲，没有经济压力，没有精神苦难，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养活自己，她觉得满足而充实，享受着独自面对自我的沉静时刻。然而又觉得怕，怕这样的安宁是在透支。她认为，生活中，无论是快乐、安宁、舒适都是有限的，固定的那么一些，此时用了彼时便没了，所以她的内心常常有潜在的惶恐。

窗上洒著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紧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萧军说，女人做了太太便会变得愚蠢。她想，女人做了太太确实大半是愚蠢的。她无法体察萧军这次催促她回国的焦虑，其实萧军焦虑的真正原因是：他与许粤华相恋，他们知道这段恋情是没有结果的，再发展下去只有痛苦，所以希望萧红回来，在他们中间做一个实实在在的“障碍物”，他们以为她的存在可以“明晃晃”地把这段恋情扼杀掉。然而萧红却写信说

不回来。萧军只好再去信暗示了真实情况，再加上她从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她才明白过来。这段匪夷所思的恋情对萧红不啻于晴天霹雳，她又变得悲观厌世，绝望地写下了充满凄苦的《沙粒》。

一一

今后将不再流泪了，

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

而是这狂魍的人间迷惘了我了。

一二

和珍宝一样得来的友情，

一旦失掉了，

那刺痛就更甚于失掉了珍宝。

二七

此刻若问我什么最可怕？

我说：

泛滥了的情感最可怕。

他的心随时都有可能爱上别人，走马灯一样地变幻着，你永远别想获得感情上的安全感。这种对于“新鲜”的追求被某个朋友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他说“生命的意义在于选择，不断自我选择的过程就是成为自己的过程，是我们最重要的生命欲求之一”。可见持萧军的“爱便爱，不爱便放手”的爱的哲学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如此洒脱的同时，却没有想到，每一次选择都是对上一次的否定，是要一错再错吗？人的生命就是这样一次次的错误累积而成的吗？这完全不是智者的所为，越是拥有智慧的人，错误应该越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是因为知道有改过的机会就可以一次次轻率地去“犯错”吗？鲁迅说：“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有人说爱情无所谓忠诚，只是诱惑不够。我不喜欢“忠诚”这个词，它意味着强制和规约，有违本性，萨宾娜用背叛来直抵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就是反对“忠诚”的；但是，我同样不喜欢“诱惑”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变心”是无可指责的，心不同步，总有一个人先离开，这跟“忠诚”和“诱惑”无关。

摄于1937年，萧红离开东京前夕。

为了排遣伤痛，萧红于1936年7月17日只身赴日，蛰居东京。相片里的女作家，无论发式、服饰、还是神情，都透露出了东洋女人的作派。萧军于1937年初将她从东京召回。因为他要理性终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场“无结果的恋爱”。

这只是一次改过的机会。那些愚蠢的看不清楚自己内心需要的人，那些贪图新鲜看不清花花世界真面目的人，一而再地利用这个机会。

萧军之所以大言不惭，理直气壮，就是因为这个借口给人一个不可攻破的假相。爱情就像落水者要搭船的典故，这船是让她搭还是直接拒绝？之后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就让她搭了，半路上杀出XX来，就是她该下船的时候了。爱而无信才最真。他寻找他最真实的内心去了，你却还留在原地。离开的决绝，被留下的独自收拾残局。萧红被留下来，“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天空是被遮蔽的，心也是被遮蔽的，到处充盈着贪婪的谎言，我们却要怀着温柔的感情去原谅他的脆弱。

源源而来捂不住的伤

本也想静静地生活，

本也想静静地工作，

但被寂寞燃烧得发狂的时候，

烟，吃吧！

酒，喝吧！

谁人没有心胸过于狭小的时候！

萧红在日本这段时期被她称为“黄金时代”，然而却是“牢笼”一样的“黄金时代”，因为是用寂寞织就的。这样的日子也该结束了，萧红决定回上海。

轮船离开横滨港，岸上送别的人渐渐消失，萧红在甲板上缓缓走来走去，她一身黑白红三色方块花纹的长衫，既不像“和服”，亦不像“中式民族装”，她围着围巾，仅仅露出脸的中部，除眼鼻口外，看不清全貌。她引起了一名中国男子的注意，这名男子尾随着她，觉得很面熟，却不敢相认。

终于在餐厅里吃饭的时候，这名男子急中生智地对邻座熟人大声说道：“对面坐的那位女士像我以前的一位朋友。”萧红正在喝汤，听了这句话抬起了脸，问：“是说你的朋友像我吗？”当他说出他的朋友叫张乃莹的时候，萧红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跑到他身边，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你是高永益。”原来他就是高原，他没想到中学时代的好友张乃莹便是大作家萧红。他乡遇故知，两人的眼睛里都情不自禁地溢满泪水。他们从白天聊到晚上，又从夜里聊到早晨，还对同室的人说着“遇见亲人了”，可见在异乡的寂寞。

萧红对高原谈起萧军，高原没想到这个慕名已久的三郎并不是日本人（名字像日本人），还谈到鲁迅、许广平、海婴，谈起这些亲人，萧红的脸上洋溢着游子归家的喜悦与幸福。

了解到高原的经济拮据，萧红把手里剩下的不足20元的日钞全部留给了他，并嘱咐他在上海要注意的事项。俨然一个让人备感温暖的大姐姐。

登上甲板，他们走到上海的码头，沐浴在家乡明媚的阳光中……

二萧住在吕班路256弄一处俄国人经营的家庭公寓，这里聚集了流亡上海的东北籍作家，是东北作家群的集聚地，萧军自然在群里是活跃分子。当晚，黄源便为之设宴洗尘，为了避免尴尬和不快，萧军与黄源夫妇都在萧红面前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另外还有几个相熟的朋友在座，大家都不主动提萧军那段“无结果的恋爱”，仿佛都在刻意回避着萧红，这更让她觉得不对劲，她不知道萧、许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情绪变得复杂起来。

渐渐地，萧军这段恋情现实便暴露出来，萧红明显感到萧军对自己的无视，他一直忙着照顾人工流产的情人许粤华。在公众场合，二萧表面上依旧保持着亲密和谐，但在文艺观念上，萧红已经不再附和萧军，观点相左时针锋相对，私下里几近陌路。朋友们描述道：他们频繁地发生激烈的争吵，“一前一后地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地走，萧红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

1937年春，有位日本作家来上海游历，想见见许广平及其周围的朋友，大家高兴地聚在一间小咖啡馆，但是忽然看见萧红左眼青了一大块，觉得很奇怪，不时有熟悉的朋友关心地问她是怎么回事，萧红说是自己不小心碰伤了。等送走了客人，大家在马路上边走边聊，又有人提起她的眼睛，要她以后多加小心，在旁的萧军忍不住了：“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萧红赶紧说：“不是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劝他，他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她还低声对梅志说：“他喝醉了酒要发疯的。”萧军却不领情，仍旧大声嚷嚷：“行了，别掩饰了，我喝我的酒，就是我打的。”

这哪里像是知识分子的作为，据说二萧文艺理念不合，萧军就对萧红拳脚相向，这也太恐怖了，乍一听还以为是生活在兽群里呢。他自己竟然不以为耻，还在朋友面前揭穿萧红的掩饰，仿佛打女人是件很光荣的事，“瞧，我多有本事，把她治得服服帖帖”。朋友们倒为他们觉得难为情，纷纷四散了，尤其是作家靳以还把这幕情景在《悼萧红》中记载下来：

“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这时坐在她一旁的S就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眼睛打青了！”

他说着还挥着他那握紧的拳头做势，我们都不说话，觉得这耻辱该由我们男子分担的。幸好他并没有说出“女人原要打的，不打怎么可以呀”的话来。

萧军一再强调，“萧红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在野蛮社会里，女人是要有“妻性”的，而没有“妻性”的女人就时常挨丈夫的打，所谓封建社会常用的“家法”，这“妻性”原是打出来的，可见萧军的思想停留在野蛮的社会却不自知。萧红不是“嫁鸡随鸡”的奴性女子，在生活上，她确实有依附性，但在思想上，她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

叶君说：“萧红、萧军毕竟是两个性情很不一致，且自主性都很强的人。她那过于强大的自主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其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把萧红的人生悲剧归结为她那强大的自主性是不是太不公平了，这仍旧是男权意识的思想，说了这么多年的男女平等，女人在男人眼里仍旧不可以有“自主性”，男人仍旧想要把女人当作自己的附属品。怪不得波伏瓦要写《第二性》，这个恒久的历史性的问题是这么难以解决，作为一个人的“劣根性”根深蒂固。其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女人是否尊重也是衡量一种文明是否进步的标准。

萧军说：“她是个好人，但是不适合做妻子，她是只风筝，总是想飞得太高。”在萧军心里，妻子是有标准的，是不能飞得高过他的。怪不得萧红说：女人的羽翼是低的。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不能飞的，是不能高过男人的。

萧红的心情复杂而哀伤，越来越沉默。萧军并没有觉察到她的沉默，因为他“太自信了”，他以为他是吃定了她，他以为她永远不会离开他，他以为把她放在哪儿她就呆在哪儿地听话，萧红走出了他的预料。

她注意到报纸上有一则私立画院招生广告，连忙打电话询问是否招寄宿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当画家一直是萧红的一个遥远又切近的梦想，如此既可以为着自己的爱好而行，又可以从她与萧军共有的朋友圈子里暂时消失——在这个男性化的社会里，所谓“朋友”都是站在萧军一边的，她要逃开他们的关注。

从画院里出来，萧红在大门口碰见了萧军。他竟然跟看见一个陌生人一样对她视而不见，仍旧自顾自地大踏步走回来，萧红的脸上也许露出了凄楚的冷笑，她也没搭理他，跟在后面走回来。

晚上，她仍旧周到地招待萧军和住在同一公寓的几个东北籍作家朋友，内心里一边盘算寄宿画院的事。饭后，长期以来习惯性精神倦怠的萧红又感到了疲倦，先去睡了，萧军与朋友仍在闲聊。她隐隐听到萧军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朋友马上附和“结构却也不坚实”。萧红听了很生气，蓦地爬起来，出现在他们面前，闲谈随即而止。她已经习惯了这种规避她的情景，然而今天却有一点凌人的气势，她实在无法忍受这些在背后议论她的男人们了。大概萧军也感觉到了，为了缓和气氛，说：“你还没睡呀！”萧红目光冷峻地说：“没有。”这一刹那，她做出了逃离的决定。

深夜里，待萧军他们都睡下了，她悄悄起床整理衣物，将手提箱里仅有的12元法币留下一半给他们作为买菜的零用钱，黎明时分，她拎着箱子悄然出走。她想隐藏在画院里，隐藏在这个冰冷的城市里。然而，萧军的两个朋友很快找到画院，画院主持者诧异地说：“你原来有丈夫呀！那么你丈夫不允许，我们是不收的。”她像“俘虏”一样被朋友带回来。这样的结果真是令她欲哭无泪，欲笑不能。一个上海知名作家，却仿佛失了自由一样的囚犯，被无形的道德规范囚禁着。她的出走更加重了她在人们眼中的异样，像个异类游魂一样行走在充满非议的言论中，这次更加坐实了她孤僻、倔强、不合群的口实。她愈加苦闷彷徨起来。不能这样坐以待毙，萧红想到在北平念书时基于自己而非萧军建立起友谊的一些朋友，开始怀念他们，也想去那边散散心，就决定去北平。当她提出要去北平的时候，萧军比较赞同，让她先去，说自己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跟至”。其实他这个“跟至”是有保留的，他对北京从来没有什么好印象。

萧红问弟弟张秀珂可愿意同往，弟弟来上海就是为投奔二萧来的，没想到姐姐竟然要走，他拒绝了跟她去北平的邀请，一个人去西安追求自己的人生了。也许他还以为姐姐的走是在驱赶他这个包袱，或者，他也觉得作为女性的姐姐实在太任性了，三天两头跟豪爽（他来上海时，萧军很是照顾他）、善良的姐夫吵架。那个时候他一点都不了解姐姐的心情，作为弟弟，他从未觉察萧红的无奈处境。不过这里也可以看出萧红的内心还是温暖的，张爱玲就从来没有想过要与弟弟结伴同行。在张爱玲的心里，就连在弟弟面前，她也要保持她的尊严，任何人不能介入她的生活，不能窥视她的窘迫。萧红还是很在乎这点儿仅剩的亲情的，但是张秀珂却从来没有试图去了解自己的姐姐。

这真是一个发疯的社会

1937年4月23日，目送萧红离去后，萧军回到空荡荡的屋子里，不由得有些失落。他很清楚萧红为什么要走，也有了一些歉疚，反思之间，写下日记：“她走了！送她回来，我看着她的床，我要哭，但是没有泪。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但是她走了！……”他爱过很多人，要么雾里看花，要么露水情缘，当夜深人静、水落石出的时候，他心里很清楚，只有萧红是真爱他的，也只有真爱可以包容缺点，可以忽略种种的不喜欢，你在她面前不需要任何掩饰，看着你衣衫褴褛、吃相不堪也不露丝毫嫌恶之色；你没有钱、没有地位甚至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她也不会离开你，她不会像汪小姐、陈娟一类的女子一样转身便攀了高枝去了。那情分是短的，是淡的，是不可把握的。然而也正是萧红给予他的这种安全感让他有恃无恐，他以为她总不会离开他的。他便用了这爱的皮鞭肆意地抽打在她的身上。

等她转身，他才觉得心底的依恋……

萧红坐在列车上，望着黑沉沉的夜幕，陡然生出孤寂之感，上海越来越远，她的爱人也越来越远。刚刚从日本回到上海才三个月，自己又成了天涯孤旅客。上次是依依惜别，在船上就不由得掏出笔给萧军写信，这次是百无聊赖，是一种倾诉的欲望，她要把沿途风景都告诉萧军。光秃秃的树，白色的鹅鸭，正在吃草的马匹，然而很快又觉得无聊、烦躁和无边无际的厌倦。

早晨的阳光从车窗里照进来，萧红睁开迷蒙的双眼，阔别五年的北平就在眼前了。“萧红看见那些来自家乡的子弟泥猴般，像马匹一样冒着小雨站在货车厢里，闹着、笑着，不知道他们的欢喜来自哪里”（陈子华：《萧红年谱》），忽然想起朱自清说的一句话“热闹都是他们的，而我，什么也没有”。然而连那热闹也叫人看不懂，他们的欢喜到底来自哪里呢？她不解地望着那些对自身苦难没有觉察的年轻的兄弟们，这种追问不仅仅是对那些人麻木的惊讶，也是对自己毫无欢乐的叹息。

北平是一个熟悉的城市，下了车她把行李放在旅馆，便去找她在北平曾经的熟人，物是人非，大多朋友早已是人去楼空，这座没有朋友的城市忽然变得陌生起来，最后她终于找到了当年好友李洁吾。李洁吾看到萧红，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啊，乃莹！是你！”萧红进了屋，脱掉大衣，给他一个西式拥抱，吓得李洁吾不由得向厨房里看了一眼正在准备晚饭的妻子。这个来自东北乡下的女人自然开始怀疑萧红与丈夫的关系，本能地带出一丝敌意来。

然而萧红最后还是提议要搬到李家来住。因为北平房子很难找，不是条件太差就是太贵，李洁吾打听到北辰宫公寓倒是比较合适，但是一时又没有空房间，中央饭店每天两块的价格实在昂贵，萧红急着搬出来。李妻没有明确反对，当天下午，李洁吾夫妇就帮萧红从饭店搬到他们家，安顿她独自住在一间房里。

萧红第一件事就是把萧军的大照片摆在桌上，李洁吾见了不住地夸萧军是个很厉害的人，很有魄力，他最近正在读他的《第三代》，听到老友对萧军如此高的评价，萧红很高兴。

萧红想进入荒废已久的写作计划中，但李妻对她成见未消，第二天便丢下孩子独自到朋友家去了，李洁吾要出去上课，只好让萧红帮忙照看孩子。一有女人接近萧军，“有人（萧红）要吃醋的”，她这样以老友之名住进李洁吾的家里，是否也有一种凌人的自负呢？“我们先认识的”，而且与乡下的没有文化的李妻相比，她更有一种自信和自豪，难怪李妻会介意，她自己倒不介意起来了。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说搬来就搬来，还经常找李洁吾聊天。

萧红从与李洁吾夫妇的交谈中，也了解到他们各自的痛苦。听着李洁吾的诉说，她觉得很好笑，本来是来北平逃避自己的痛苦的，没想到她自己倒成了开导别人的角色，她在信里对萧军说：“我真奇怪，谁家都是这样，这真是发疯的社会。”

似乎在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外表看上去光鲜的人家，内里却是苦的，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宿命般的茫茫的日子啊。

过了几天，北辰宫公寓有空房了，萧红就搬出了李家。只是时常到李洁吾家坐坐，慢慢感觉到了沉闷无生气，完全没有了以前大家一起毫无顾忌地畅谈的快意以及相互帮助的温暖。人大抵如此，只兴自己不兴别人，“我可以对有妇之夫无所顾忌，你不可以对我的男人无所顾忌”。也许每个女人都会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朋友。”爱情的开端都是朋友，萧红如此的理直气壮，是因为她自觉内心坦荡（甚至会觉得别人的介意是好笑的），可是在情感泛滥的人潮中，友情和爱情的界限是多么模糊啊！当朋友不能如她所愿排遣她的寂寞和孤单的时候，她又希望收到萧军的信。“我想你应该有信来了，不见你的信，好像总有一件事，我希望快来信！”

萧军回了一封长信，介绍了一些朋友的近况，还强调自己已经戒酒了，心里涨满写作的冲动；眼下正迷于《安娜·卡列尼娜》，还自比渥伦斯基。

萧红仍旧不停地诉说自己的烦乱心绪，无法安心写作，萧军自然明白这是因他们之间的情绪纠葛而起，也不避讳，信中坦言说：“这是给予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他竟然把感情历程当作一种经验来利用，把给予萧红的痛苦当成意外的收获，看起来多么理智而无情，功利而冷酷啊。这也是萧军性格所决定的，他的直接和粗砺根本无法体会萧红的婉曲和细腻，那九

曲十八弯的心思他根本没有办法也没有兴趣去一褶褶梳理。当萧红痛苦得无以言说的时候，他竟然充满兴致地在学习“足声舞”，萧红落寞的心情他并未放在心上。或许这也是大多数男人的习惯，当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他们选择回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它们自行消失，自己还是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玩的玩。坦然地面对，然后坦然地接受了。萧红无法接受，所以爱恨交织，纠结不开。她在心里呼喊着：“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给萧军写信：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是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

面对萧红的呼救，萧军却说：“你应该像一个决斗的勇士似的，对待你的痛苦，不要畏惧它，不要在它面前软弱了自己，这是羞耻！”还摆出论据：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我的痛苦，我又怎么来解释呢？我只好说这是我‘自作自受’，自家酿酒自家吃……”他确实是自作自受，那萧红也是自作自受吗？如果硬要说是，那么她的自作自受就是爱错了人，原因仍旧会归结到他身上去，这个“错”的人。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为什么他总是在引起你蛮暴的热情之后又头也不回地离你而去呢？他以欣赏和喜欢引诱了你的感情，却让你独自应对他的贪婪和无情留下的残局，真像一首歌中唱的：“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

叶君说：“两人不能弥合的裂痕根源于他们在对待‘爱’的态度上存有明显错位：萧红追求的是矢志不渝的恒久，而萧军追求的则是‘在路上’的无限‘爱’之风景。”山盟海誓，地久天长，是历久不衰的爱情宣言，也是爱情的基本条件，是萧红以及众多女性所重视的。但是在某些男性心里，爱情就成了一种征服，像登山，一山比一山高，他们所享受的只是征服后的快感，并没有真正体验爱情本身，像闫红说的：“情场上的胜利者，未必能够拥有爱情，爱情，实质上是自己的事情，首先要你自己情动于衷，有所煎熬与磨难，你才能享受到爱情的极致，若没有这个前提，就算赚到了别人的爱，没有自己的投入互动与激活，也只是物理性的累积，可以叫作成就，不算爱情。”那些轻浮的男子，只想做一个“成功者”而不是“爱者”，萧军便是这一类人。

难怪萧红说“这是一个发疯的社会”，因为人已经不喜欢为自己的曾经负责，所有的言行都过期作废，以善变的内心支撑处世原则，就再也不能够一环套一环，像偶然中失了一颗螺丝钉的机器，无法啮合的齿轮失了魂一样滚下来，接着，每个零件都在脱落中。这个世界变得混乱、疯狂，像一幅荒诞派绘画。

收到萧军的几封“高调”信之后，萧红开始对他的来信兴味索然，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心态，让她明了此时他们之间无法沟通。她信写得少了，写也只是寥寥数语。她对他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萧军那套“为多数人打算”的宏大志向，在萧红看来，已经变得相当可笑，他曾在《为了爱的缘故》一文中表示自己为了拯救萧红一个人而放弃了为多数人去参加革命打游击，他说从来不喜欢也不觉得自己适合做一个文人，他的理想是去前方打仗，是萧红拖累了他，阻碍了他的追求。萧红在信中揶揄地说他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人不但忘了人民，连性命也忘了。

我的长篇并没有计划，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人，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何况我还没有忘了性命，就是忘性命也是值得呀！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

“连性命也忘了”的萧军是个个性冲动，任情感支配的人，而萧红天真率直，不像那些精明的女人遇到感情问题时可以从容不迫，她的手忙脚乱、束手无策恰巧给了萧军外遇的机会。

郝庆军说：外遇并不仅仅意味着两人契约关系的违反和游离，在深层意义上更意味着对另一方人格和感情的轻贱、伤害甚至践踏，尤其对二萧这样所谓的“患难夫妻”，任何一方对他们感情不忠诚就是对他们共同度过的苦难岁月的嘲讽，对所谓人格的尊严感和生命的庄严感都予以无情的戏弄和颠覆，只剩下虚无和滑稽。

期间，好友淑奇也遇到了感情问题，萧红让萧军多去看望她，作为女人的淑奇也更加了解萧红的苦闷，所以也写信给在北京的好友舒群，嘱咐他多去看望萧红。

舒群和萧红一起逛长城，大风于山间回旋，如滚滚海浪般动人心魄，注视着层叠的群山和蜿蜒其上的长城，萧红不禁想起小时候大伯父所教读的《吊古战场文》中的句子：风悲日曛，群山纠纷。会当凌绝顶的景观让萧红暂时忘记小我，觉宇宙之无穷……

登高望远，萧红的心境变得开阔，有舒群陪着散心，此前的郁闷也渐渐消释。

你不过是英儿的玫瑰

1937年5月中旬，萧红被萧军的一封谎称自己“旧病复发”的信“骗”回上海。不久，卢沟桥事变，北平拉开抗战序幕，战火从北向南一路燃烧，迫近上海。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从此之后，天空呼啸着日本的轰炸机，地面上机关枪也在狂吼。萧红据此写出了散文《失眠之夜》《天空的点缀》。前者讲述了她与萧军在日军占领了上海之后，夜不能寐，思念故乡的情景；后者记录了日军飞机在天空肆意摧残上海的情景。

尽管时局紧张，鲁迅纪念委员会仍旧决议于先生一周年忌日前编辑出版《鲁迅先生纪念集》和《鲁迅先生纪念册》。

许广平、萧红、萧军、胡风、黄源等人共同参与编纂事务，另外还有日本鹿地亘也投入到鲁迅大全集翻译工作中，鲁迅生前，鹿地及夫人池田幸子即已与二萧关系相熟。中日交战，双方都在打击间谍，他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先住在二萧家，时时有被日本警察抓去的危险，后来搬到许广平家，也被特务监视，萧红担心他们的安危，时常去看望。他们后来躲到一家熟人家去，不久又被赶出来，人家怕因家里住着日本人被人当作汉奸。萧红又帮他们联系到了一名德国医生，连夜慌张地赶到医院，但德国医生这边也没有暂住的可能，于是就在“国际公寓”帮他们租了一间房，萧红与鹿地夫妇又转移到公寓，在恐慌中，她还不断笑着调侃。别的朋友都不敢接近鹿地夫妇，萧红却不时来陪他们聊天，给他们以巨大安慰，两人甚是感激。想到朋友命悬一线，她当晚还为了朋友的安全，带走他们的日记、诗文（帮助中国的证据及一些反战宣传文章），鹿地握手时问她是否害怕，萧红嘴里说“不怕”，其实都没有把握自己下一秒是否还会这样说……

萧红给鹿地夫妇的勇敢救助，给许广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追忆萧红》结尾写道：“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地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作为一名进步作家，萧红的思想是开阔超前的，在救助鹿地夫妇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她不同于一般女性的气度和胆识，她并不是萧军眼中的“弱”者，她既具有女性的韧性，也具有男性的甚至比男性更强的勇敢。但是，面对爱情，萧红却像个小女子一样没有这样的胸襟了，池田幸子就此很不解，谈起萧红时常有这样的疑问：“进步作家的她，为什么另一方面又那么比男性柔弱，一股脑儿被男性所支配呢？”

至情至性的人容易跟着文艺人物走，萧红即是如此。然而她终究逃不过现实的琐碎和复杂，种种的退让和尴尬，懦弱和无奈，所以她的小说是苦的，是同情的。读了让人觉得生活无望，这样的生活是不值得经历的，没有姿态，有也只是被一次次打倒；张爱玲的姿态却是优雅的、高贵的，她可以站在世外，给人一种高度——追求的高度，读她就像读小说，进入另一个世界，没有纷扰的世界，一时的疏离让人心获得一次升华，把琐事放下，认为不值得费心，她的睥睨世俗是需要一种能量的，她可以自给自足，而萧红却做不到这一点，她必须攀附，萧红说自己最大的不幸便是因为她是个“女人”。对她而言，“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软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她不够独立，对男人的依赖甚至让朋友看到觉得非常生气（怒其不争）！在萧红的意识中，每个女人都必须有一个男人，否则便无法存活，所以她一味顺从、容忍、依赖男人，这非但没有赢得男人的心反而遭到男人的轻贱和蔑视。

曾有好友和她开玩笑说她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她摇头凄然道，那个孤苦伶仃的香菱才是自己。

是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内部都有着这样的尴尬？只是张爱玲采取了优雅的姿态，而萧红不管不顾地展现着疮疤，张从不写自己，你从她的小说里看到她的思想却看不到她的生活，仿佛一瓶封存的美酒，没有人看到她的内部，而萧红虽然从不诉说自己的身世，回避自己的某些经历，可她不顾一切的行事，造成太多耻辱的后果，让人看着，过于赤裸裸。

对于那些好事人的“扒”，我并不觉得同情的成分有多少，鲁迅说：“我向来不惮以最恶的坏意来揣测中国人的。”张爱玲的小说也在说明着同样的道理。没有同情，同情不是侮辱便是谈资，所有的人都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心一点安慰，尼采说行善也是一种需要。可惜，萧红的苦闷无从掩饰，她的被男性支配的生活被所有的朋友看在眼内。有不解，有疑问，有鄙视，有嫌恶，有同情，也有怒其不争。当鹿地进入国民政府，池田幸子成了官员夫人的时候，她不是也厌烦了这个曾经帮助过她的好朋友吗？

梅志还形容了她临去上海时的装扮，不伦不类，像个无知无识的朝鲜妇女。也许，萧红一直是个不会打扮自己的女人（鲁迅先生就曾经批评过她的着装打扮），然而也不至于受到如此贬低吧，她只是想换一种形象而已，却被梅志有些看不惯了。当初在酒桌上她可是因着二萧这两名作家与胡风的热络热情高涨得很呢。张爱玲说：“一个女人,倘若得不到异性的爱,就也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就是这点贱。”在这里，在朋友们面前，萧红自取其辱。

为爱情而卑微的人，最容易受人鄙视。

所以她不说，但她控制不了自己的表情流露。

在萧军的眼中，萧红是用诗人的浪漫来处理感情，他说这是一种低能的、软弱的表现！“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是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泉源。也是你的痛苦的泉源。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啮咬着我们，……要寻求……获得一个补救的结果。否则，那一切全得破灭。”他寻求补救的办法就是分手，但是他又说，如果萧红不提出分手，他是不会提的，他会一辈子照顾她，但是，这期间，不能不允许他爱上别人。我并不反对这种直逼内心真实的做法——爱情是自由的——可那是他内心真实想要的吗？他有心吗？萧红不知道“洋葱”男人是不懂得心痛的，她只好看着他的诗写给他的情人，自己的诗写给悲哀的心。她曾意味深长地说：“说不出的痛，才是真正的痛。”

他虽然不主动提出，但她也明白爱情已经到了终点。

萧红回到上海，许粤华来向萧军求助，在一旁的萧红没理她，这让萧军觉得萧红心胸狭隘，因为嫉妒而毫无同情心，“原先我总以为她是超过于普通女人那样范围，于今我知道她不独有着其他女人一般的性格，有时还甚些，总之，我们这是为了工作生活着了。”他竟然在日记里抱怨，觉得人生无趣，只剩下机械的工作了，甚至产生幻灭之感：“我以后也许不再需要女人的爱情，爱情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吟也是如此，她乐意存在这里就存在这里，乐意走就走。”

有人分析他们从共患难到分道扬镳主要是因为性格不同，人生选择不同和文化差异。萧红敏感细腻，自尊心强，又特别依赖于爱，萧军则自负、霸道、粗犷，他的简单粗暴时常伤害着萧红强烈的自尊心。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多年后萧军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这就成了一种借口，如果他爱的是史湘云而不是林妹妹般多愁善感的萧红，那又为什么要跟她在一起？变心就是变心了，何苦多年后才发现萧红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关于人生选择不同，前面已经说过，萧军要上前线，打游击，弃文从武的想法更是可笑得不堪一击的；萧军一直瞧不起萧红所写的东西，说过多注意和探究生活琐事是浪费精力，他关注的是宏大主题，就此二人也经常发生口角，而鲁迅、胡风等人又恰恰对萧红的评价高于萧军，这是大男子主义的他不愿意接受和承认的。当萧红的成就越来越耀眼，女性意识越来越强，生活不再占据全部精力时，他们的结合就成为一种羁绊，两人只会渐行渐远。

其实这都不是根本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萧军与萧红之间的爱情是没有“喜欢”这个基础的，就像很多年之后，萧红在遗嘱里要将《生死场》的版权留给萧军，而端木什么也没有，人们以此猜测萧红最爱的人是萧军，我认为这里有公平和同情的意味，还有回报（她一直觉得自己欠他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她对萧军有亲情。亲情和爱情的区别是，亲情有无私的爱，爱情有自私的计较，爱情是以喜欢为前提的，而亲情可以没有喜欢这个基础了。她把版权留给他，就像常说的把遗产留给妻子，把枫叶留给情人。你会爱上一个为你付出多的人，你会喜欢一个让你欣赏的人。喜欢是自私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爱是无私的，是想使他人幸福。但是没有喜欢为基础的爱是不牢靠的，所以二萧之间的爱情不牢靠，她在他的心目中是个平庸懦弱的女子，他在她的心中有着“强盗一样的灵魂”。

包括她濒临死亡之际说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这是一种笃信和了解。以萧军的仁义和爱冲动的个性，他确实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不是喜欢不是爱。

对于萧红的早逝，萧军是怀念和惋惜的，但是显然萧军对她的心意有曲解。萧红31岁逝世，而历经沧桑、垂垂老矣的萧军在1978年整理注释了萧红写给他的旧信，编选成书，所以有人说他内心深处应该想念过这个曾经共同生活的伴侣。我并不觉得他把旧信编选成书是一种想念甚至纪念，书信是私人化的东西，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怎么可以公诸于世？怎么可以把她的伤疤揭开给世人看？

萧军的爱情总让我想到一个场景：一条吧儿狗，见了骨头，痴呆呆地望着，还不由自主地流下哈喇子。没有互动的爱情永远不是真正的爱情，记得一个朋友说，他年少的时候，给一个女孩写了上百封情书，但那女孩吓坏了，估计那情书连看也没看。我很奇怪，爱情是心灵的共震，是一种相互欣赏，他跟那女孩毫无沟通（不然也不会吓坏），为什么会爱上她呢？他爱她的什么呢？他爱上的只是一个外在的影像，他说爱情是盲目的，但这“盲目”绝不是见着稍微符合标准的就爱，爱情是具有唯一性的，所谓“盲目”应该是指放弃外在环境，不权衡客观条件，不考虑外界阻挠。所以，萧军的“爱情”是卑琐无味的，他那颗粗糙的心只有欲望的需求，还没有达到能够体味爱情的境界。

1938年2月，萧红在决定与萧军分手时曾对好友聂绀弩说：“我爱他，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优秀的小说家、思想上的同志、共患难，这些都不足以构成爱情的充分条件。

爱情是互相懂得之后的会心，是心灵的渴求和无法分离。

互相懂得不是互相知道，像某个朋友说的：“你都没跟他在一起生活过，你怎么写好他？他的一举一动，一个呼噜一声打嗝。”这不叫懂得，这只是熟悉后的“知道”。与任何人待时间长了都可以了解他的习性，但却未必“懂得”他的内心。

世人总喜欢把习惯当爱情。萧红就是处在这种习惯当中，感情是可以累计递增的，我们终归会爱上这种习惯，不舍，不舍。

他以为人家爱他，其实，这爱不过是爱自己。爱惜自己脆弱的心。而你，恰巧是那个男人，因为认识，因为习惯，你得意个什么劲呢？这种感情惯性就像顾城的诗：“英儿以为那里有玫瑰，就向那里伸出手去，她发现那里没有玫瑰，还是向那里伸出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