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临终写在纸上的话

青年作家骆宾基在萧红生命的最后44天里，在炮火声中一直陪伴守护着她。萧红弃世后，骆宾基完成了《萧红小传》。

她又遇上了骆宾基

在香港期间，端木事务非常繁忙，要做《时代文学》的编务工作，又要写作连载的《大时代》，而且他的腿的风湿瘫痪症也不时发作，所以只好请他的助手袁大顿帮忙照顾萧红。来探望萧红的友人很多，茅盾、巴人、骆宾基等，袁大顿替他俩接待客人，买药物等，有时一天要到街上跑几趟。

后来袁大顿回东莞结婚去了。

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入一片恐怖和混乱中。

轰炸声刺激着萧红的耳膜，引起剧烈的头痛，她捂着耳朵偎依在端木怀里，一步也不放他离开。

端木要办的事情很多，要到银行取款，物价暴涨，急需买大量食品，但港英当局下令粮食统购，一个小时不到，各种食品店的面包被抢购一空。他分身无术，为了使萧红的情绪稳定下来，他只好求助友人柳亚子。正巧，骆宾基打电话来说香港要打起来了，他准备回内地去，特向端木辞行并致谢。端木想骆宾基光杆一人，不如请他留下来帮忙照看一下萧红，以后可以一起走。骆宾基爽快地答应了，毕竟端木与萧红曾经帮助过自己。骆宾基刚到香港找不到工作，困居旅馆，他打电话给端木说自己是内地来的作家，并讲述了自己的困境，请求给予帮助。端木看过他的一篇《边陲线上》，又是东北同乡，就托关系让他住进时代书店的职工宿舍，还撤下自己在《时代文学》长篇连载的《大时代》，换上骆宾基的小说，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萧红也为他这部《人与土地》设计了刊头画，肥大的高梁叶子像树林一样茂盛浓密，他很是感激。骆宾基在上海的时候曾与张秀珂有来往，作为弟弟的朋友，萧红对他怀有亲近的感情。

傍晚，骆宾基到达萧红住处，恰巧地下党人于毅夫也来了，他们用床单做担架，抬萧红出门，又雇了两辆人力车，进了思豪大酒店，端木安排好萧红，和于毅夫出去打听情况。周恩来致电尽快接出滞港的进步文化人士，端木起初是打算跟地下党的组织撤退的，回来把这个决定告诉萧红后又匆匆走了，端木以为有于毅夫等人负责，又请骆宾基照顾萧红，不会没人管她的，所以才放心离开去忙碌别的事情，但这伤了萧红的心。曹革成在其书中说，端木除了取款、筹钱，联系医院，与人交涉等外，还回到住处整理萧红和自己的东西，诸如《呼兰河传》《马伯乐》《大时代》等手稿，以及萧红的一枚印章和许广平送的几颗红豆。这时期唯有骆宾基陪在萧红身边。

直到萧红逝世，骆宾基陪在萧红身边44天，不离左右，不管怎么样，骆宾基在众人都急着逃亡之际留下来照顾萧红，一直陪伴她走到生命的尽头，也见出他的仗义，不得不让人感动。但是，他在《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旁了。而与病者同生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表面看是写尽了端木蕻良的不负责任，但仔细推敲却又暴露了骆宾基自己的内心，“再也不得脱身了”，他对端木把护理责任推卸给自己是多么愤怒和不情愿，在这里，他所标榜的对萧红的深情和挚爱变得华而不实起来。

对骆宾基来说，萧红很可能是包袱。

骆宾基要到九龙去抢救他的小说稿《人与土地》，那是他用两年时间在桐油灯下写出来的。萧红躺在床上说：“那么你就不管你的朋友了么？”骆宾基说已经帮她安排好了，而且他认为端木只是临时出去，萧红不至于没人管，但萧红却说：“你朋友的生命要紧还是你的稿子要紧？”这种咄咄逼人的问句似乎有埋怨的成分，骆宾基真诚地说：“那——我的朋友和我一样，可是我的稿子比我的生命还要紧。”萧红见难以留住他，转过脸去，又说了一些“崇高精神”之类的理论话语，“对现在的灾难，我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不要以为我会这个时候死了，我会好起来的……和萧军的分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我早就该和端木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她和端木在一起只是因为“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你的责任是送我到上海。你不是要去

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是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第二部可写……”这再次印证萧红是一个求生欲望很强的人，说到“责任”和“恩惠”，一个是威逼，一个是利诱，她企图把骆宾基留下来，接着诉苦以引起他的同情，“他么？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想追求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不知道是不是端木恰巧听到了这些话而伤心地离开了呢？

萧红甚至向他示爱，不然骆宾基也不会在《萧红小传》里说，如果她活下来会嫁给他。叶细细说：“在被弃后，萧红很被同情，可是在同情之余，不免让人对她的爱情态度产生怀疑。这一时的萧红根本还不会爱，她只停留在生存阶段，怎样生存下去才是硬道理。”骆宾基果然被打动，留下来一直陪着萧红。他们倾心交谈，谈到鲁迅，谈到中外文学名著，谈到各自的经历，还有对端木的抱怨如泉水般汩汩涌出，这让骆基宾感到奇怪，问她怎么和这样的人在一块共同生活了三四年呢？她说：“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原来她并不爱她身边的人，因为不懂得爱，所以萧军搭救了她，她就怀着孩子再次交付自己的身体，难怪萧军不尊重她；因为端木尊重她，而萧军要转手，她就又嫁给端木，她凭着本能，一场恋爱接一场恋爱地谈下去，每一场恋爱又都让她失望，“消停一阵，欢天喜地又谈下一场去了”，魏微说：“就像一盆水泼出去，任由它自己流，她不过是遇上谁就是谁，遇上萧军是萧军，遇上端木是端木了。——后来她又遇上了骆宾基，生命的最后一段，就是这个年轻人陪她度过的。”

正与骆宾基抱怨到极处，端木走进来，两个人同时吃了一惊。

萧红问他：“你不是准备突围吗？”

“小包都打起来了，等着消息呢！”就是端木这一句话印证着他是准备突围的，但是他的突围并不能说明是他要自己一个人走啊。萧红以为他要一个人走，所以给骆宾基传递了错误信息，骆宾基也以为端木要抛下萧红自己走，骆宾基又给大众读者传递了错误信息。萧红的一个多疑就制造了端木的一个“不可原谅”的罪过。

据周鲸文说，12月中旬，炮火越来越激烈，端木看萧红病得厉害，大约和有关人士沟通协商，取消了撤退的计划。可见，他的突围是要与萧红一起的。这一取消，萧红颇感安慰，情绪也稳定下来，除了迫不得已，她禁止端木外出。端木大概也理解她这种因恐惧产生的霸道的孩子气的做法。

萧红病势加重，朋友和同事分批离港，端木可以求助的机会越来越少。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十几里、几十里地来回穿梭，他到处打听开业的医院，终于在跑马地发现养和医院开门收病人了。

从跑马地到皇后大道一带气氛非常恐怖，行人如惊弓之鸟，经过岗哨不敢正眼相视，几个人走过，立即就有士兵搜遍全身，为了兑换军票，给萧红筹措住院的费用，端木在这样恐怖的气氛中往返多次。

即使这样，一听骆宾基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睡一觉，

萧红还让端木回避，单独对骆宾基说，要请他护送自己回上海，回时代书店休息一会儿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要离开香港回九龙。她要的是双重保险？还是要留下骆宾基，兑现自己的诺言，给予他一定的报酬呢？

捱不过多愁多病身

由于养和医院医生误诊，萧红自己签字开刀，手术后，端木闯进手术室发现手术盘里并没有割下任何东西，他立刻感觉上当。跟医生理论也没有用处，又怕增加萧红的心理负担，他只好硬着头皮面对这个现实。萧红苏醒过来说：“我胸疼，是不是我的胸？”端木眼睛红了，他们同时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萧红说胸疼，大概和她的母亲姜玉兰一样，患的是心脏方面的疾病。战争的惊吓，长期的焦虑，都可能引起心血管的病变，也会导致呼吸困难，呼吸道感染才会喉头肿大，所以才会误诊为喉头结瘤。

黄昏时分，躺在病床上的萧红的精神还是好的。

端木和骆宾基坐在酒精蒸汽炉旁，萧红平静地靠在病床上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你们难过什么呢？人谁有不死的呢？总要有死的那一天，你们能活到80岁吗？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的。”

她又安慰骆宾基说：“不要哭，你要好好地活，我也是舍不得离开你们呀！”自己说着眼睛也湿润了，低声说：“这样死，我不甘心……”站在床边的端木哀哭着说：“我们一定要挽救你。”他痛哭着把骆宾基招呼到门外，商量办法，此时，两个人终于站在同一战线上，为了共同的亲人紧紧握手、拥抱。

他们只想尽快逃离这个草率对待生命的医院（医生是救人的，但有时候也是最可怕的，因为你要毫无知觉地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他手上），所以准备搬到已住习惯的玛丽医院。

端木出去找车，萧红见一直守护着她的骆宾基醒来，打手势要笔，她在纸簿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骆宾基劝她不要这样想，她示意他不要阻拦她的思路，接着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写完后把笔扔在一边，脸上露出微笑……

在玛丽医院的病床上，萧红自知生命难以挽留，遂向端木交待后事。她最重视的是自己的作品，要端木加以保护，将来不要让人随意删改，所有版权都由端木负责，还立了字据，端木无法接受萧红将死的事实，也不想让萧红有死亡的阴影，顺手把字据撕掉了；萧红视鲁迅为恩师，如果条件允许，希望能埋在鲁迅先生墓旁；等将来有条件了，希望他去哈尔滨找回她和汪恩甲的孩子；最后一件事就是怎么酬谢骆宾基，两人经过商量，决定把《呼兰河传》的版税赠送给他，并当面告诉了骆宾基。

但是，这件事却引出了一场端木与骆宾基的《呼兰河传》“版税之争”。

据孙陵透露，骆宾基曾对其扬言：“萧红临死的遗嘱要把《呼兰河传》的版权送给我，《生死场》送给她的弟弟，《商市街》送给萧军，只有端木，他什么也没有！”并目睹了端木与骆宾基的争吵，端木陪骆宾基一同到桂林上海杂志公司结算《呼兰河传》的版税，第二天孙陵就发现骆宾基用之添加了高档棉被和蚊帐，而且露出“得意洋洋”的神色。

关于《呼兰河传》的“版权之争”一时众说纷纭——萧红大概不会想到口口声声说爱她的两个男人会为了她的版权而产生纷争吧，不得不让人怀疑那“爱”里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有多少利益的成分。骆宾基后来也觉得此事不雅，又否定了自己跟端木闹翻是因为版权的事情。

端木对葛浩文的解释是：在养和医院做完手术后，萧红与他商量要给骆宾基一些报酬，以报答他战时长时间冒死相陪的恩情。萧红想把《生死场》的版税给骆宾基，但是他觉得这本书篇幅不长，又再版多次，加起来版税也没有多少，不如把《呼兰河传》的版税送给骆宾基，因为是新书，篇幅长，再版机会也多，版税也相对丰厚。所以他们决定把《呼兰河传》的版税送给骆宾基，而不是版权。

端木的说法更加合理，也许是骆宾基把版税误会成了版权。很多人对端木有恶感，所以更相信骆宾基的话，但是在骆宾基和端木发生“版权之争”的桂林，与端木有过一段密切交往的音乐家马思聪，于1975年给夏志清的信中说，与端木认识以后，“我想端木的为人并不是一个存心不厚道的人”。

骆宾基处处中伤端木，不但宣扬端木对萧红不好，还刻意强调萧红对自己产生了感情，许诺病好后就嫁给自己。一方面出于对端木把负担转给他的愤怒，一方面是要坐实“端木什么也没有”的证据。他在《萧红小传》里有选择性的记述对读者也是一种欺瞒，关于骨灰的处理就有许多不实叙述。不过，1957年萧红墓由浅水湾迁至广州银河公墓，证明了萧红逝世后端木所做的种种努力。

1942年1月22日，萧红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已经完全不能出声了，她用力在纸上写下“鲁迅”“大海”几个字。之后陷入深度昏迷，苍白的脸色逐渐灰暗。萧红拼尽力气逃亡、抗争、追寻，结果还是满怀遗憾地告别了她所留恋的尘世，这时，她只有31岁。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苍白瘦削，早生华发。无论如何，面对此情此景，不得不让人落泪，张学铭，张廷枢，还有《时代批评》的同事都来了，惋惜地说：“花了很多人力物力，竟没能救活萧红……”忘年交柳亚子曾亲自出面，特地请周鲸文吃茶，希望他能多资助些钱开销萧红治病的费用，周鲸文表示义不容辞；史沫特来临行前也资助了一些钱；于毅夫代表香港地下党又筹措了一些药费……

萧红临死前还说过一句话：“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萧红的一生都是在逃离，一路的奔逃，仿佛没有家，为了求学而抗争，为了生存而奋斗，为了情感而挣扎，为了疾病而遭受折磨……她的一生，是悲苦的一生，就像她常在文章里叹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最最不善于也不推崇同情的我，也要为她发出一声叹息。

女人，不该因为自己是个女人而接受不幸的命运，西蒙·波伏瓦说：“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定,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女性’,女人是男人用确定自己存在的参照物,是一种补偿性的事物,是男人的理想和神话,而唯一不是的便是她们自己。”女人不是生来就处于第二性的位置，是男人的决断和女人的拱手相让才使她们自己失去了主动性的权利，成为补偿性的事物，萧红临死都没明白这一点，她的不幸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而是太把自己当成男人所界定的女人。可见她的男权意识也是非常之深的，这在《生死场》中也有所体现，当斗争出现，能够顶天立地、大喝一声的还是男人。也许是萧红在生活中遭受的性别歧视多于常人，所以“对自己作为女性的性别标识尤其敏感”。她曾经写道：“女人真是倒霉，即使进公园也要让人看来看去。”看一眼又怎么了呢？为啥林徽音、陆小曼不怕看？因为她们自信，看也是因为她们好看，而萧红自觉得别人看自己，是用异样的眼光，而不是欣赏的眼光，所以萧红更加囿于自己的女性性别意识里而自叹自怜。

萧红死后，诗人戴望舒在叶灵凤的陪同下来到浅水湾，在她的墓前献上了一首小诗：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

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戴望舒的墓前凭吊又引出一句令人的遐想的话：“一位和她有着相同经历，一生三次被女友抛弃……”因为同病相怜，所以注重“被抛弃”的背景吗？戴望舒不会想到自己对萧红的拜望会牵扯出他三次被女友抛弃的经历吧，这并不是值得炫耀（当然也不是需要自卑）的经历，却又一次符合了人们的“怜悯”“施以同情”的心理需要，所以连萧红死后，人们也不放过强调她三次被抛弃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