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语）“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摘自聂绀弩《在西安》

1938年，萧红与端木蕻良摄于西安。

1938年2月下旬，萧红与萧军在临汾心照不宣地分手后，抵达西安。此时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而与端木蕻良的恋情渐趋明朗。

一个温柔且善良的人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长发半遮着秀气的脸，似乎要遮住那苍白、憔悴的面容，微微驼起的背更带出一种疲弱不堪，他只站在那里，沉静而内敛，仿佛要将自己隐匿在人群中，可是，一双“拔佳”长筒马靴，一套“一字肩”西装已经让端木蕻良在这群穿布鞋、草鞋的落拓不羁的左翼文人中显得卓尔不群。

这是1937年8月，胡风出面邀请萧红、萧军、曹白、艾青、端木蕻良等作家商议筹办一个刊物。二萧初次与端木蕻良见面，因为都是东北人，三人很快便聊到了一起，萧红听说端木已到上海一年多了，惊奇地问：“我们怎么没听老胡说起过你呢？要不我们早该认识了。”大有些相见恨晚之感的萧红不由得怪胡风“单线领导”，把作家当成“私产”，文雅腼腆且还没有什么名气的端木面对萧红的大惊小怪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

筹备会上，胡风提议刊物叫《抗战文艺》。萧红觉得这个名字太一般，提议不如叫“七月”，以“七七事变”作抗战文艺的开始，含蓄且带一点诗意。端木也非常赞同这个名字，他一开口，嘶哑的嗓音便暴露着羞涩的天性，他的想法却偏偏与萧红凑巧相近，两人会心一笑。由此，《七月》正式创刊。以后在《七月》的见面会中，端木与萧红也常常聊到一块儿去，他们的观点也总是相似或相同。

这种会心的懂得实在难得，与此类人聊天如沐春风。可是没多久，上海时局恶化，一些同人纷纷撤离，《七月》文友也如云四散。

10月，萧红与萧军跟随上海的文化人撤退到武汉，在“华佗号”上遇见昔日《国际协报》同事于浣非，他现在已经是船上的检疫员。恰巧诗人蒋锡金经常在“华佗号”上借宿过夜，于浣非介绍二萧与蒋锡金认识。于浣非告诉蒋锡金，二萧正在找房子，可否去锡金家里住。锡金应允，领二萧住进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自己的家里。二萧住卧室，他则搬出来住在书房。

三人相处甚是融洽，萧红在家里做饭，见锡金外面的包饭吃不好，就劝他在家里一起吃，有时候她给萧军洗衣服，顺便也把蒋锡金的衣服洗了。锡金不在家时居多，二萧就各占一间，写作互不相扰。有时半夜里萧军写《第三代》懒得起来去开门，就让萧红去给锡金开门，她常常捎带悄声骂蒋锡金一句：“你这个夜游神！”萧红做饭洗衣服之外，开始抽空写《呼兰河传》，把写成的部分给锡金看。长长的抒情，迟迟不见人物出场，锡金有些纳闷她到底要写成什么样的小说，但是还是非常喜欢这种悲凉细腻的味道，说她写得好。

这期间，萧红写作不多，只为《七月》写了《小生命和战士》《火线外》《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等几篇散文，且质量都不高，从标题即可以看出都是一些迎合抗战的应景之作——直到1938年底，二萧与端木三人都没有写出些东西。葛浩文说他们的三角恋爱情势对创作非常不利，“每人充其量不过写了几篇‘报告’文章，而那些也不过是阐述作家责任之类的文章。”——你以为有些人在你的生命里只是蜻蜓点水，荡起几圈波纹就消失了，留下一抹淡淡的记忆在岁月中或沉淀或稀释，却没想到，他还会回来，而且毫无防备地进入你的生命。

10月16日，胡风又组织人将《七月》在武汉复刊，胡风、萧军分别给回浙江三哥家养病的端木去信，催他马上动身来武汉，说上海的老朋友们都在，就等他了。因风湿病住在三哥家的端木看到这信更是待不住了，不听三哥劝阻，立刻乘次日火车到了武汉。

端木进屋后从细瘦的手上脱下棕色的鹿皮手套，笑着对萧红说：“我的手套还不错吧？”萧红接过手套试着戴在自己的手上，“哎呀，端木的手真细呀，他的手套我戴正合适哩。”看着两人所施的“见面礼”，坐在木椅上的萧军也只是坦直地一笑，他不知道自己催端木前来的那封用文言文写就的热情洋溢的信所埋下的隐患。

端木想搬到小金龙巷与二萧同住，又不好意思说，二萧就同锡金说了。锡金听后也表示同意，他们向邻居借了一张竹床，让端木睡在书房里。

四人生活在一起，小院里变得热闹起来。晚饭后，他们常常唱歌跳舞，萧军会唱京戏、评戏，有时候和萧红一起跳却尔斯顿，学大神跳萨满舞，引得同宅院的孩子们扒着窗户看热闹。四人常在一起开玩笑、抬杠。谈论中外古典名著和一些文艺问题，有时也讨论时事，分析战局。还异想天开地要开餐馆，锡金分工说让萧军干重活，萧红下灶，他和端木跑堂。这还是由萧红的“大菜汤”引发的，这道汤让几个人吃得特别起劲，其实就是一种俄国菜汤：白菜、土豆、番茄、青椒、厚片牛肉大锅煮，相当于上海的“罗宋汤”，易做好吃，且营养丰富。

在战争中能过这样安稳、温馨的日子很是难得，此时萧军身边没有别的诱惑，再加上锡金、端木更是排除了寂寞，不像两个人的时候——现在再有争论，萧红已经有了帮手。

有一天，他们谈起什么样的文学最伟大，萧军故作挑衅，说长篇小说最伟大，中篇次之，短篇更次之，至于诗歌，更不足道。进而联想到在座几位的创作，他说自己正在连载的长篇小说《第三代》被评论家赞誉为“庄严的史诗”，最伟大，端木计划重写毁于“八一三”炮火中的《科尔沁旗草原》，要等写出来后再看，萧红虽也在写长篇，但她“没有那个气魄”，而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更不像什么，他伸出小指头，“你是这个！”（萧军真是自大狂，不过有时候也自大得可爱。）

锡金自然知道他故意逗他，不理他。萧红和端木却和他争辩起来。萧红搬出很多道理反驳他，端木则绕着弯地称赞萧红的作品“有气魄”，后来锡金在一旁忍不住也参与进来，吵吵闹闹地像在吵架。恰在这时胡风来了，问明原委后觉得有意思，就让他们把这些想法写出来，要发在《七月》上。三天之后，只有萧军交了稿，大家一看，又笑又骂，萧红更是气坏了，“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斥你的话都写成了你的意见！”挥拳头就捶他的后背。萧军大模大样地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然而自知理亏，弯脸笑着让她打了几下，并说：“要打就打几下，我不还手，还手怕你受不了。”

据说此时萧红竟是涕泗滂沱的，难怪在萧军眼里她永远“不成熟”，他只觉得她认真生气的样子“好玩”，并没有在乎她敏感的自尊。他喜欢在朋友面前揭她的短，也是为了看她“好玩”的样子吧。但现在不一样了，一直处于弱势的萧红，有了援手了。每每二萧发生争执，端木多站在萧红的立场上，这让她有了一种凭借和力量。在这个男性霸权的社会里，她终于遇到了一个欣赏自己、支持自己的男人。

骆宾基说：“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发自真心，也不排除示好，她对端木对她的夸赞有保留，但还是喜欢听。女人的心动总是从赞美开始。

萧军和端木的争吵变得多起来，一个自比托尔斯泰，一个自诩巴尔扎克（原来是两个自大狂），一个认为对方的自然景色描写哪像托尔斯泰，另一个则讥笑对方的人物一点也没巴尔扎克味儿。两人争执之余又互相讨论，别人插不上嘴，也没有人愿意插嘴（狂到没人愿意理，大概别人都觉得这俩人特没趣儿吧），最后萧红说：“你们两位大师，可以休息休息了，大师还是要吃饭的，我们到哪儿去呀？回家？还是过江去？”两人立马停止争吵，计划下一步的行程，他们经常去黄鹤楼、蛇山等地游玩。这时期的萧红也变得活泼多了，端木的存在让她从附庸地位站到了中心位置，在男女群居的社会关系中，不是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律，而是“物以稀为贵”。

贬而低，宠而娇。此时，萧红的女性意识也在逐渐加强，尤其是当她读了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和丽丝琳克的《动乱时代》，书中女性的自主意识引起她的共鸣和震撼。但是，萧军和端木对这两本书的态度就很让她失望，萧军翻了翻《大地的女儿》说：“这就是你们女人的书吗？不好，不好。”端木看着封面笑得不亦乐乎：“《大地的女儿》就这样，不穿衣裳，看唉！看唉！”萧红不愿意听这种论调，转身一个人悄悄出去买菜了。后来她还写了关于这两本书的评论：《〈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她一生中唯一的一篇评论文章。据梅志说她也没有做出深刻的评价，显然萧红更适合写散文而不擅长写评论文章。不过这对于她自己却是一个好的反思机会，结合自身经历，对女人命运有了超越时代的认知：“不是我把女子看得过于了不起，不是我把女子看得过于卑下；只是在现社会中，以女子出现造成这种斗争的记录，在我觉得她们是勇敢的，是最强的，把一切都变成了痛苦出卖而后得来的。”

最纯洁的三人行

两间房已经住了四个人，漫画家梁白波又要搬进来，锡金犯了难，萧红却是极度欢迎，她说：“那好办，让端木住到我们房间里，梁白波就住这间。”因为她早看出白波对锡金有好感，有意撮合他们（那个时候，即使有男友，也可以对另外的人有好感，“被”撮合的）。锡金却认为男男女女住在一起难逃嫌疑，且文艺界嘴巴杂，一旦传出闲话，没法说清了。白波说你去看看我的住处吧。原来她借住在男友叶浅予一个朋友家里，她和房主轮流住着一张床，而且房顶倾斜，砖上也生了霉苔。看着这糟糕的境况，锡金不得不帮她整理行李，搬进了小金龙巷。

回家后，端木的竹床让给白波住，他和二萧合睡里间大床。因为三人都是东北人，当年在东北乡下，一家老幼不避男女同睡一炕是极为平常的事，三人同睡一张床并没有什么忸怩不堪，又是为了朋友的难处，当时是毫无芥蒂的，但在电影《萧红》中表现就不一样了。章海宁说：“画面中所展示和暗示的，并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现在的人对女作家的情感本来就充满了好奇和想象，你这么一拍，更落实了八卦。”把几个心地坦荡的人的动作拍得充满暗示，引人遐想。虽然萧红与端木后来发生了感情，但不是在这个时候，连萧军也特别肯定这一点。

梁白波搬进来后更加热闹了，她给大家做地道的广东菜，看见锡金抽屉里有画纸和色粉，还要给四人画速写像。她首先给端木画，端木因为头发长，画出来像个女人的模样，萧军见了赶紧拒绝她给自己画，害怕画出女人气来。没多久，白波的男友来到武汉，她就搬走了。

再之后南京陷落，武汉由后方渐渐变为前线，人们纷纷内迁重庆。孔罗荪夫人带着孩子去了重庆，锡金为了方便工作住进孔罗荪家中。冯乃超也在夫人李声韵搬去重庆后，搬到了孔罗荪家，把自己位于紫阳湖畔的寓所让给了二萧，那里离胡风住处更近，商谈《七月》事宜比较方便。只剩端木留在小金龙巷。临走时，萧红说：“我们走了，没人给你做饭吃，看你怎么办？”端木说：“有煤气炉，至少我还会下面条，饿不死的。”虽说是饿不死了，但家务没人做，他一个人懒得收拾，房间里顿时变得凌乱不堪，桌上常常摊着笔墨、纸张，写好的未写好的胡乱扔着。

二萧时常回小金龙巷来看他，有时候萧红也会单独来。她进了屋，一边嘲笑他的脏乱，一边帮他收拾。见桌上笔墨现成，她还颇有兴致地拿起笔写上几个大字，两人都是小时候学过绘画的人，不但在文学上，在绘画方面也有很多共同话题，审美观念非常契合。一聊起天来就忘记了时间。有一天，聊着聊着不觉已经夜幕降临，窗外月色怡人，萧红看了不觉有些忘情，站起来说：“今晚月色真好，我请你到外边吃饭吧。”端木看了看天空的月亮，也兴味盎然，便随她一起走出门。在江边挑了一家馆子，他们拣了一个临窗的位子坐下。谈起目前的创作，谈起对未来的打算——难得有如此意气相投的倾诉对象，萧红感到非常快乐，因为萧军早就不耐烦倾听她的内心了，他的大男子主义让他对女人的心事不屑一顾。大多数人都有倾诉的欲望，却很少有倾听的能力。之前，萧军和萧红聊起自己的家乡时，根本就是自说自话，萧军总是打断萧红，萧红最终只能停止自己的描述，漫不经心又厌烦地听他一个人说下去。有人在说，却没有人在听。端木不一样，他对萧红是欣赏且尊敬的，他不会抢着说，也不会不耐烦听。他们都想知道对方的想法，对方的喜好，你说了一句我就想说下一句，就这样无休止地讨论下去。这便是精神的契合，是未曾察觉的爱情的基础。

从小饭馆出来，皓月当空，四周一片寂静，江上薄雾蒙蒙，萧红拉了端木走上桥头，倚在桥栏杆上，仰望着那轮清冷的满月，不由轻声念道：“桥头载明月，同观桥下水……”只念了这两句忽然停住了。端木自然能感觉到这两句诗所蕴含的情境，他想她是酒喝多了，所以有些兴奋，打断她说：“不早了，咱们回去吧。”萧红也意识到自己今晚有些异常，“好吧。”她意犹未尽，很自然地挽起端木的胳膊往回走。

萧红一个人在往家走的路上，兴奋渐消，冷静下来的她不由得权衡萧军与端木的区别。萧军永远给不了她这种浪漫的诗意的温柔之感，她在端木身边感觉到一种被溶化的微熏，心里轻飘飘的像要浮起来般失重。柔软恬适，善解人意，端木给人一种平等的幸福感，在他面前，她是一个人，而且是个值得呵护的女人。不像萧军，总视她为附属品。她也像其他人一样感觉到端木的缺点，他的软弱和退缩——之前，有特务到小金龙巷来抓人，萧军跟他们打了起来，而端木只缩在一边，不言不动。不过萧红倒觉得端木这只是“文人气”的表现，君子动口不动手，而面对兵匪，有理也说不清，所以端木既不动口也不动手了——临被抓走时更有趣，端木挟了毯子并从锡金书架上抽下一本书，这是做好了长期坐牢的打算啊。端木随物化形的“水质”特点与他自身文化素养有关，他与那种汲汲于生的普通人不同。古人说：“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端木作为形而上者，看到的是超越于实际的情形，所以他像庄子一样不争，虽然孔子说“君子不器”，但器是用来载道的，没有这个“器”，端木的“出世”就显得与世人格格不入，甚至让人厌恶。而萧军顺应时势，喜欢做英雄，所以会大打出手，

正如李零所说：“君子追求的是道，不是器，就像人吃的是饭，不是饭碗。”萧军作为形而下者囿于“器”，追求器，自己也变成了器。

端木是有些清高的，在萧红死后十几年不结婚，他追求的不是“器”，他不同于萧军这类“正常”人，正如一个朋友所说，端木是健全人，所以热衷于数不尽的露水情缘，因健全而正常。萧军也是健全的人，他可以没有爱情，但不能没有女人，所以他可以在与萧红分手不到一个月的痛苦中迅速回到现实中来，与另一个女人相爱并结婚。

这正是端木不同于萧军也不同于众人的气质和作派的原因，端木出身地主家庭，孤傲“洋派”，他的装束、他的行为举止都显得与众人格格不入，再加上这种气质和作派，周边的朋友都对他印象不佳，不愿意亲近他、接纳他（二萧的好友张梅林和锡金都曾有些不以为然地描述过端木的衣着外貌）。萧红嘴上也说讨厌他这种气质，其实内心里是喜欢的，她要与别人同步，所以对他诸多抱怨，然而本身是为他这种气质和作派吸引的，“同”不过是人类的保护色，“异”才是个性的魅力所在。萧红后来常对聂绀弩说端木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而对端木的这些用词会被别人当成她不喜欢端木，其实这也是一种撒娇的喜欢，她喜欢端木却故意这样说，是为了骗别人也骗自己。

一天，端木不在家，萧红一个人迈进曾是三人共处的里屋，她的心忽然一下子烦乱起来，当初毫无意识的三人挤睡的大床却多了另一种况味。恍惚迷离之间幼时祖父教读的《节妇吟》跳入脑中。她走到桌前，拿起笔在铺着的毛边纸上写下：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恨不相逢未嫁时”反复写了几遍，这“恨”也便是“爱”吧。久不见端木回来，她一个人不无落寞地往回走，这份惆怅已经显露无遗。端木回来后看到萧红留下的墨迹，也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但是，介于她已为人妇的身份，他并没有多想。

对于萧红与端木之间的关系的微妙变化，萧军也有所觉察。他陪萧红来小金龙巷，也喜欢提笔挥毫。一次，边写边高声念道：“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亲授，君子防未然。”觉得不尽兴，又低吟着写下“人未婚宦，情欲失半”八个大字。萧红明知大有深意，却若无其事地走过来，笑着问：“你写的啥呀？字太不美了，没有一点文人气！”“缺乏文人气”不是第一次听到了，“强盗”般的萧军瞪了她一眼，“我并不觉得文人气有什么好！”最具文人气的端木自然听了觉得不顺耳，正想与他理论，胡风来了，把三个含了怒意的人叫到外屋。

1938年，萧红摄于西安。

相片中的萧红面带微笑，衣着华美。就在此后不久，二萧在西安正式分手，一别而成永诀。

萧红偏拣了端木身旁坐下，萧军则头靠门框，眼神复杂地看着他俩。她靠近端木一是下意识的择木而栖，因为端木已经成了她力量的凭借，一是对萧军刚才抢白的反感，她也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萧军一向是骄傲的，受到如此待遇自然愤恨不平，但是碍于情面，又不能说破。他和萧红开始发生激烈的争吵，有时三更半夜，萧军会一脚踹开端木房门，看到只有端木安睡在床上，便默默退回去，有时会问端木，萧红去哪儿了？端木只能无奈且无辜地回答：“我真的不知道！”当时端木真是很无辜的，他对萧红只是欣赏和尊敬，面对突如其来的热情，他并没有往心里去。

1938年1月16日下午，《七月》开座谈会，题为“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与展望”，有胡风、艾青、聂绀驽、田间、萧红、端木参加，萧军因病未能出席。会上，大家毫无顾忌地谈论着一些问题，气氛非常热烈。楼适夷认为文艺在大众化过程中之所以弄成了口号化、概念化、没有力量和真情，是因为作家在后方的生活与抗战隔离得太远。萧红却明确指出：“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跑警报，这也就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她觉得作家写不出作品不是因为

材料太少，不是因为没有深入战争与前线生活，而是他们观察不深入，不敏锐。淑明却说：“不打进生活里面，情绪不高涨。”萧红强调：“不，是高涨了压不下去，所以宁静不下来。”萧红明显感受到战时大家都处于一种浮躁的心态，才无法深入思考，而未经思考与沉淀，所以才写出标语、口号化的抗战八股。她的这种写作观点显然是高于那一大帮男性作家的，其实在这里也有“道”和“器”的区别，那帮男性作家处于战争中，太急功近利，而文艺作品的内容与思想应该是超越生活的，是升华的结果，而不是像新闻一样记录事实，不能仅仅看到“器具”。萧红的敏锐让她对文艺作品有与众不同的清醒认识，这是否也是她能够对端木有不同于他人的看法的原因呢？

《红楼梦》里的痴丫头

1938年1月，应李公朴之邀，萧红、萧军、聂绀弩、艾青、田间、李又然、端木蕻良等人，决定去阎锡山创办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民大在武汉招收的学员有上万名，要乘铁皮货车去山西临汾，藏云远让萧红一行人再等几天，可以乘客车走，但是他们热情高涨，坚持和学生们一起乘铁皮车走。上车时，天已经漆黑，密密层层的人群都看不清彼此的脸。望着萧红他们兴奋地上了车，来送行的胡风、锡金等人听着抗日救亡歌曲，却仿佛听到了《易水歌》的悲壮，内心充满怅惘和落寞。

萧红等人临上车才发现，这辆车连座位都没有。大家上了车，有的站着，有的用草席一铺随便坐了。

一过黄河便真正进入北方，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黄河大片干涸的河床，皲裂得有些凄凉。面对如此萧索荒芜的景象，端木不由得感叹：“北方是悲哀的。”这句感慨立即引发了诗人艾青的灵感，写下著名诗篇《北方》，在诗前“小引”中写道：“那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对我说：‘北方是悲哀的。’”诗人容易被诗情感动，端木虽不是诗人，却有一颗诗心。车上还有另外一位诗人田间，他与萧红一见如故，就一些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很多年后田间还记得萧红在火车上与人争论的情形：一激动便脸发红，音调高昂，“看来体格有些虚弱，性格却很坦率、豪爽”。

经过10天的颠簸，火车终于到达临汾。他们下了车，才发现他们到的地方根本不像一个学校，只有一块大牌往一个地方一挂就是校址了，没有校舍，也没有教学器材，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学生只好分散居住到老乡家里（北方果然是悲哀的！）。

二萧、端木等人担任学校的“文艺指导”，准备讲演，和学生谈时局，谈文艺创作。在这样热烈的文艺氛围中，萧红摆脱了家务琐事的束缚，有更多的余暇与人交流，尤其与住同院的聂绀弩谈论得多且深入。聂绀弩擅写杂文，犀利泼辣、恣肆汪洋的文风吸引了一些读者，他狂放不羁的个性也让他有了名士气。聂绀弩也是二萧刚到上海时鲁迅介绍给他们的朋友，虽然在上海相交不多，但他很了解二萧的成名过程，尤其赞赏萧红的才华。

一次聊天，聂绀弩对萧红说：“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皇上的考试，究竟能考得多高很难说，当在唐闺臣（首名）前后，决不会与毕全贞（末名）靠近。”

萧红笑着说：“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而不是《镜花缘》里的人。”

熟读《红楼梦》的聂绀弩一时想不起她与《红楼梦》里的哪个人相对应，萧红提醒他说：“《红楼梦》里有个痴丫头，你不记得了？”聂绀弩调侃她说：“你是傻大姐？”萧红笑起来，“‘痴丫头’就是傻大姐啊？‘痴’和‘傻’是同样的意思？”萧红所说的“痴丫头”是香菱，她说别人认为她是才女、天才，其实天才是天生的聪明，靠的是天分、天禀，而她并不是像别人想的那样提笔立就，不学而能的，“写文章之于我，一如香菱学诗，她在梦里也做诗，我也是常常在梦里都考虑写文章”。

萧红的比喻非常恰当，她确实有些天分，但是，她的写作不像某些才子、才女文思泉涌，而更像小学生习字一样一笔一画，写得认真且刻苦，所以看起来是“痴”，痴人追梦，那份执着和天真的感性姿态是很容易让人动容的。

听了这些后，聂绀弩又不小心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你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在火热、浮躁、混乱的环境下，萧红刚刚完成了长达7000字的散文《记鹿地夫妇》。）这样的话她早就听厌了，很多人都认为她的小说写得不行，她最不屑于这种论调，接着很认真地表达了对小说的见解：“有一种小说学，认为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聂绀弩仍旧觉得奇怪，他说成为散文家和小说的各式各样的写法有什么矛盾呢？其实，萧红的不忿很容易理解：一说她会成为散文家就说明她的小说写得不好，不然就该是成为小说家了，就像某人问你“我漂亮不”你非要回答她“你很可爱”一样。并不是重漂亮而轻可爱，只是“选择性”的答案有肯定就必有否定。在萧红看来，鲁迅就是标杆，他的记叙性的《一件小事》可以当作小说读，她的散文化的作品也可以。

谈到鲁迅，萧红又说：“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他的人物，有的也曾经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处境却使他变成听天由命，不知怎么好，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这就比别的人更可悲。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一下就完了。这是我和鲁迅的不同处。”

面对自己的作品，萧红是很清醒的，既不会因为别人批评两句就气馁，也不会像萧军一样自高自大到不自知。她一生悲苦，她的命运并不比她笔下的人物好到哪里去，所以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悲悯她笔下的人物，而且她跟从命运随波逐流的无奈也让她无法有鲁迅一样知识分子的自觉的高度。聂绀弩却

指出她的作品写出了鲁迅所缺少的东西：群众和集体!那时候人们喜欢传统的小说写法：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小说里都有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但萧红却写群像，如季红真评价：“以构图为主要特点的感觉化倾向，接近于20世纪之初感觉主义、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文学新潮。”

面对聂绀弩如此高的评价，萧红乐滋滋地说：“你说吧!反正人人都喜欢听他所爱听的。”

聂仍旧一本正经地说：“人人都爱拍，我可不是拍你。”（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他分析了《水浒》《三国演义》《毁灭》里的英雄，与萧红笔下的英雄作对比，认为萧红的《生死场》比法捷耶夫的《毁灭》还要好些，因为《毁灭》缺少不自觉的个体到英雄的集体这一量变到质变的改变，而《生死场》却是平凡个体到集体英雄的蜕变。

萧红说：“你说得真动听。你还说你不拍!”

“且慢高兴，马上要说到缺点了。不是有人说，你的人物面目不清，个性不明么?我也有同感。但这是对小说，对作品应有的要求。如果对作者说，我又不完全同意。写作的第一条守则：写你最熟悉的东西。你对你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究竟熟悉到什么程度呢?你写的是一件大事，这事大极了。中国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成功，不可知，一定要经过无数的不自觉的个体变成集体英雄。集体英雄又反转来使那些不自觉的个体变为自觉的个体英雄。不用说，你写的是这大事中的一件小事（大事是由无数小事汇集而成的）。但是你这作者是什么人?不过一个学生式的二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什么面目不清，个性不明，以及还有别的，对于你说，都是十分自然的。”

她掩着耳朵说：“我不听了。听得晕头转向的。”一面说，一面就跑了。的确是二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几句好话就听得晕头转向了，先不论聂绀弩说得是否有道理，可见他也真能说，绕着弯儿地把别人对萧红的贬低意见一一反驳，还给她拔到一个如此高的高度，甚至她的缺点倒成了一个“小姑娘”的特色……两个人特别谈得来，以至于在萧军看来聂也是可托付之人，临分手前要把萧红这个“包袱”转手给聂。

在临汾萧红还结识了丁玲，这两个被鲁迅并提的女作家，彼此只闻其名却从未见过面，这次会晤，相谈甚欢。丁玲是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三十多人从潼关赶来的，住房紧张，他们只好与从武汉来的作家挤住在一起。丁玲与萧红、萧军合住一屋，二萧时常吵闹，粗犷的丁玲每天晚上早早打起了鼾来，也不耐烦听他们吵嘴了。

后来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深情回忆了当年萧红给她的印象：“骤睹着她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自然而直率……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丁玲一眼便看出了她的少于世故，很多年以后的今天，萧红也一致被认为是智商极高情商极低的人。不过丁玲说两人相当投契，形同姐妹，但在萧红那里却有保留，她觉得丁玲不太好相处，也许是粗线条的丁玲没有觉察到她细微的不快吧。

小竹棍的象征

2月，日军逼近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临汾总部准备撤到晋西南的乡宁一带，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奉命前往西安，萧红、聂绀弩、端木等人决定跟“西战团”走，萧军却执意留下来与民大学生一块儿打游击。

萧红对颠沛流离的生活感到疲累、厌倦，她只想拥有一个安宁、平和的环境好好写作，虽然与萧军在感情上出现了裂隙，但她仍旧对他有依恋。这战乱中的分离，很可能是要为他们六年同甘共苦的日子划上一个句号，甚至是她不敢想象的死别。想到这里便害怕，她不由得想，她什么都可以原谅，只要他还爱着她，他们一起走，日子还可以重新开始，感情的裂隙也会慢慢弥合。

可是萧军不为所动，他的倔强里也有对端木示威的成分，是他对端木和萧红的关系不满的表现。1978年9月10日，萧军在注释萧红书简的时候，写下这样一段话：“坦率地说，尽管我从事文艺写作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在起始是由于偶然的情况，但我却一直‘不安心’也‘不甘心’……似乎觉得这并非是我应干的终生‘职业’，做一个作家也不是我终生的目的。而觉得自己并非是一个适于做这一类工作的人或这类‘材料’。我这样矛盾了十年……”萧军难得清醒了一回，他对自己的认知很确切，写作不过是偶然，与萧红在一起也不过是偶然，偶然的开始只会有一个必然的结束。

面对萧军的固执，萧红无计可施，就对端木说，萧军鲁莽暴躁，容易闹出问题，她不放心，让端木陪萧军一起留下（她对萧军的关心是出于爱的立场，对端木还止于喜欢）。还没等端木表态，萧军仿佛受了侮辱似的大声说：“谁也不用陪，我身体这么棒，到哪儿也不怕！”萧红气愤地说：“这么说，你是决定一意孤行了？”“你管不着。”萧军带着情绪嚷道，说完便掉头走了，被撇在一边的萧红内心充满愤懑和失望，悲哀地想到他从来不会为她改变什么，六年来，他一直是这么自负且霸道。此时的萧军也像个固执的孩子，他的赌气让人又恨又怜，他是一个太顾忌面子的男人，一边倨傲地捶打着你的心，一边负气地不让眼泪流下来。

当晚，也是要离开临汾的最后一晚，二萧躺在床上毫无睡意，萧红说萧军是逞强主义、英雄主义，“以你的年龄、生活经验和文学才华，牺牲将是很大的损失”。萧军说：“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前线战死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民族、国家，谁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送死呢？”外人可能会被他这无私的伟大感动，但是这些大道理却唬不住萧红，她也厉声吼道：“你应该知道各尽所能，你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萧军充满情绪地回答：“我什么都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们再见，那时候如果我们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分开。”

萧红忽然意识到这才是他要留下的真正动机，蓄谋已久，她虽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然而一经他诉诸语言，真切的词汇穿过她的耳膜，一阵尖锐的疼痛倏忽而来，她说“好的”，便只剩下了沉默。

丁玲走进来，觉得气氛不对，以往都是两人在争吵，今晚怎么这么安静？她记起明天就要分别，所以要给他们一个完全私密的空间，开玩笑说：“大家明天就要分开了，今晚还是让我到外间的炕上去睡好了，你们可以……”外面的聂绀弩大声叫起来：“算了吧，丁玲，你别到外屋来睡啦！我们这里可全是男同志哪！”见丁玲抓住被子的一角真要走，萧军学着她的湖南腔说：“你算了吧！”伸手把她手里的被子夺下来扔进炕里。战争时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纯朴的，生活条件的制约让他们离得很近，人近自然心也变得近了。

第二天傍晚，萧红坐在车厢里，想着将要失去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不觉茫然失落。萧军走到她所在的车窗前，就近转身买了两个梨，塞进她手里，她噙着的眼泪立刻流下来，萧军装着愉快的脸也忍不住被酸痛刺激着。

伤心最是别离时，旁观的人似乎不能体会这种心境。见萧红一副生离死别的模样，一旁的端木打趣说：“你太关心他啦。”聂绀弩也半开玩笑地说：“他比我们强壮，打游击也可以打，跑也跑得比我们快，他是应该留在这里哪！”他们的话听起来特别刺耳，萧红揶揄说：“你们也并不软弱啊！为什么不留一个在这里？”聂绀弩不再说话，只低着头去抽烟，端木却不识人脸色，仍旧幸灾乐祸似的调侃着：“哪里，我们怎么能比得上萧军呢，现在正是他建功立业的时候，却是我这类人吃瘪的年头喽！”他说完自以为俏皮的话，抱着两只胳膊，穿着细腰的马靴，在车厢里大角度地叉开双腿站着。

萧军在窗外放开萧红的手，也觉得人心寒凉。听了端木的话，更有一种难以遏制的愤怒，越发讨厌眼前这个男人。他的站姿，他的马靴，他那不合时宜的长头发，让他越看越不顺眼，觉得他说话像一只鸭子带着一股贫薄的味道，讨厌他“总是企图把自己弄得像个有学问的‘大作家’似的”。从这里看，倒是萧军更淳朴实在些。

面对萧红的苦口婆心，萧军毫不动摇。萧红的心已经冷了，平淡地说：“随你的便吧……”男人的理由总是那么宏大、冠冕堂皇，涉及家国与民族大义，但是萧红太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了。他只是想借这个机会与她分离，试着撇弃她，既然如此，随他的便吧。

萧军去找丁玲，希望她照顾萧红，希望萧红能留在“西战团”里，他最担心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乱跑，就像萧红知道他的鲁莽不放心他一样，他也知道萧红的生活能力差而几乎不能自理。他又单独把聂绀弩叫下车，说：“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这样的托付让聂绀弩有些疑惑，萧军说：“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绝不先抛弃她！”萧军道出了互相不放心却仍旧分离的理由，因为在一起更痛苦，在他这里已经是迁就。

张爱玲说：这个世界是混沌且丰富的。

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此时萧红对萧军是难以割舍的，她忘记了他所有的不好，悲壮的身影让她无法捕捉而心痛，他在她眼里成了唯一。此时，端木无心的风凉话让他在萧红眼里变得可厌起来。火车徐徐开动，坐在窗前的萧红已是泣不成声，泪眼模糊地望着萧军渐行渐远。

谁是真正的爱人，将要失去的人才是。

在火车上，萧红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合作，创作了描写山西农民进行抗日斗争的三幕话剧剧本《突击》。这是萧红第一次参加写作剧本，倒也觉得新奇。

丁玲率领“西战团”到达西安后，住进梁府街上的女子中学。萧红、聂绀弩、端木、田间等人住在一排房子里，彼此相邻，接触较多。在西安的平和日子里，萧红与萧军心照不宣地分手后那颗伤痛的心逐渐平复，她有了一份纯粹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交往生活。

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聂绀弩与萧红在西安正北路上散步、聊天。聂兄长般的鼓励开启了她的倾诉欲望，萧红说起了与萧军这几年的生活经历：“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为什么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她的情绪很激动，待稍稍平稳后，才喃喃自语道：“我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萧军是迁就，萧红是忍受，这样的日子注定了分手的结局，后面的恋情也就水到渠成了。也许很多人都以为她会而且应该和萧军安排的聂绀弩在一起，但萧红偏不。

萧红在田间拿着小木棍玩，端木也要削一根做手杖，削好后故意打了一下萧红一直带在身边的那根小竹棍，萧红反击，一下子把端木的木棍打断了。他要她赔。后来又说：“这么着吧，把你那根小竹棍送我吧，我不要你赔了。”聂听了急忙说：“萧红这根小竹棍，我早就向她要了。”面对争执，萧红灵机一动说：“这么着吧，我把这小棍藏起来，明早上你们到我屋里来找，谁找到就送给谁。”第二天一早，萧红到端木屋里悄悄告诉他小竹棍放在门后了。

吃过早饭，聂与端木去找小竹棍，聂翻箱倒柜，而端木很轻易地就在门后找到了，在聂看来那小竹棍是很重要的东西，似乎可作定情信物，而端木不过是拿来玩的，聂在《在西安》中说他“只是为了好玩儿，也不会因得一个马鞭而多情起来”。

之前，萧红曾经拜托聂甘弩说，端木要她这根小竹棍，明天她打算放在箱子里，就跟端木说已经送给聂了，他若问聂，聂就承认此事，聂绀弩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他似乎被萧红骗了，以为她经常说端木“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就是讨厌他，想起萧军的嘱托(“（萧红）很容易吃亏上当的”，他们俩都心知肚明这上当的对象就是端木），聂更是要站出来保护她。听着她的怨诉“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聂还鼓励她：“飞吧，萧红！记住爱罗先珂童话里的几句话么：‘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与人谋有不忠乎”，聂绀弩对朋友，对答应别人的事还是很认真的，而他的认真和忠厚让他变得有些可笑起来。也许是内疚，也许是离别在即的兄弟姐妹之情，晚上，萧红非要请聂绀弩吃饭，还“窥伺她的久别了的兄弟姐妹是不是还和旧时一样健饭似的”含情望着这位兄弟，聂绀弩就真的很实在地“吃了满满三碗饭”。

出了饭馆，萧红心事重重地对聂绀弩说：“要是我有事情对不住你，你肯原谅我么？”接着便告诉聂绀弩，她已经把小竹棍送给端木了。聂绀弩很吃惊：“你没有说已经送给我了么？”“说过，他坏，他知道我在说谎。”这最后一句话传达出复杂的暧昧信息，聂绀弩有了不好的预感，问她小棍不象征着别的什么吧，她违心地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早告诉过你，我怎样讨厌谁。”聂以为她又是在用“自我牺牲精神”牺牲掉自己，因为他觉得萧红并不真喜欢端木，连萧军也曾说过她比自己还要讨厌端木，然而她却是有着“牺牲精神”的。

后来，丁玲因与陈明恋爱，被召回延安总部“述职”，她只告诉了萧红，而萧红也只告诉了端木，聂绀弩却不知内情，眼看着聂糊里糊涂地还跟着丁玲一起走，也不出声，可见她对端木是情有独钟的。

走出你骄傲自负的料定

3月30日，萧红在给胡风的信里说：“前些天萧军没有消息的时候，又加上我大概是有了孩子。那时候端木说：‘不愿意丢掉的那一点，现在丢了；不愿意多的那一点，现在多了。’”

既然已和萧军分手，萧红极力想打掉腹中的孩子。但是西安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医院，她非常烦躁、抑郁，端木见她情绪不好，时常陪她去郊外散步。西安众多名胜古迹，端木最爱碑林，他为萧红讲解《同州三藏圣教序碑》，每一个字的妙处都讲得让萧红大为叹服。总是因谈兴太高而忘了吃饭的时间，他们就在街边吃小吃，萧红特别爱吃粉皮，而且要放很多醋，她的嗜醋让端木开玩笑说，是不是怀孕了？

4月初，丁玲、聂绀弩二人又回来了，跟随他们一起回来的还有萧军。一看见萧军，端木和萧红同时愣了一下，端木赶忙上前与萧军拥抱。在聂绀弩看来，他的表情极不自然，充满畏惧、惭愧，甚至有“这回可糟了”的含义。聂绀弩一回屋，端木就跟进来，拿起刷子替他刷大衣上的尘土，边刷边低头说：“辛苦了！”在聂看来，他似乎在说：“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在聂绀弩的眼中，端木畏首畏尾的情状，又殷勤成一副巴结相，看起来如此好笑。因为对萧红的失望和惋惜，聂绀弩也不情愿搭理端木，他看好的那只大鹏金翅鸟，已经从天空栽到端木这“奴隶的死所”上了。聂绀弩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思想来看待端木和萧红的关系，明明是萧红常常主动找端木聊天，却被他看成了“端木这几天看起来似乎不放过接近萧红的任何机会”，这是萧红表面讨厌端木给他的错觉。

聂绀弩故意撺掇萧军跟他们一起回来，是想让萧军与萧红破镜重圆。而萧军自己也怀有期盼，因为已经习惯了两人世界的萧军刚一与萧红分开，就忽然生出失落之感，早晨起床后看到萧红那双棕红色的小靴子还放在屋角，睹物思人，他将它包裹起来，附上字条让同事捎给萧红。萧军的生活里是不能空缺女人的，没有别人，就应该有萧红，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是这一次，萧红是他招不回来的了。有人说男人多情女人绝情，在某种情境之下，她可以涕泪四横，情过境迁，她的心比男人更冷。萧红经过反省，回忆起过往的种种伤害，再加上与端木相伴的快乐日子，她不可能再回头，何况端木身上有更加吸引她的东西，那正是萧军所没有的。萧军仍旧那样自信，以为他回来，她就一定在那里等着，却没想到迎接他的是冷静甚至于冷漠。

萧军正在清洗一路灰尘，萧红走进来，微笑着站在一边：“三郎，我们永远分开罢！”整个屋子霎时静下来，大家一言不发。萧红当众宣布就是为了不给他回旋的余地，在众人面前，萧军只能说：“好。”他曾经对聂绀弩说过，他们生活在一起已经很痛苦，但若萧红不提出分手他绝不先抛弃她，现在萧红主动提出来了，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自尊而骄傲的男人表面上平静，其实内心已经升起无言的懊恼。

端木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萧红也跟进来，萧军也大踏步地走进来，粗声粗气地说：“萧红，你和端木结婚吧，我和丁玲结婚。”这句轻率且庸俗的安排引起了端木和萧红的愤怒。萧红说：“你和谁结婚我管不着，我和谁结婚难道要你来下命令吗？”端木也说：“你也太狂妄了，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我成全你们不好吗？”萧军斗志昂扬，捋起袖子就要打架，萧红一看他又使用蛮横这一套，警告道：“你若还尊重我，那么对端木必须尊重，我只这一句话，别的我们都不要谈了。”说罢，三人不欢而散。

之前，萧军在日记中写过：“对于吟在可能范围内极力帮助她获得一点成功，关于她一切不能改造的性格一任她存在，待她脱离自己时为止。”那个时候，他自负又自信地以为是自己帮萧红获得成功的，不但如此，还要改造她的性格，他的霸道和鲁莽可见一斑，然而也说到“她脱离自己时为止”，

那时他的意向里已经明确表示有一天萧红得脱离他。然而，当萧红真的要脱离他的时候，他的反应却并非自己所说的那样平静、知礼。1978年9月26日，萧军重申了自己关于爱情的原则：“我对两性间关系原则是这样：如果我还爱着她，而对方不再爱我，或不需要我了，我一定请她爱她所要爱的去，决不加以纠缠和阻拦；如果我不爱她了，不需要她了，她就可以去爱她爱的去……不管此后她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交给‘天使’或‘魔鬼’，这完全是她自己的事了。”

其实这两点萧军一点都没有做到。这一闹之后，他又向萧红索要以前写给她的信件，借机要和她再谈一次，萧红说：“我不听。”她向他要信件，他也拒绝了。两人彻底闹翻，住在隔壁的端木听见他们吵了一个晚上，他自己也辗转难眠。

第二天傍晚，萧红约端木出去散步，告诉他已经和萧军彻底分手，然后哭倒在端木怀里。端木还以为她会开心，一见这样就有些慌神了，急忙问她：“怎么了？”萧红定定地说：“我有了萧军的孩子。”

“萧军知道吗？”端木本能地问。

“当然知道！”

“那他还要你和我结婚？”

萧红面无表情地说：“是的，他就是这样的人。”

“天哪！”端木忽然理解了面前这个女人的苦难，上前将她紧紧搂住，气愤地说：“你，你怎么能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萧红一直不敢把怀孕的事告诉端木，怕遭到拒绝，没想到他非但没有拒绝反而理解她同情她。

从这一点看，端木是个伟大的人，不拘小节，他的爱非常纯净，超越于世间习俗，是真正的平等，不像萧军一直是居高临下的怜悯。其实这时也许周围的人对他们的交往已有看法，但端木给胡风的信中并无多少端倪，除了述说他与二萧正常的友谊和牵挂，并没有显现出端木刻意插足的痕迹。端木自己也说，萧军放弃了萧红，她当时又怀有身孕，他不跟她结婚，她怎么办呢？他以为是自己惹的祸，是因为自己二萧才闹翻，所以他得负这个责任，对于萧红，他只是有好感，完全没有到爱的地步。此时，我的眼前忽然出现孙柔嘉逼方鸿渐就范说她给家里写了信的场景——他们的关系逃避不了，她家里人已经获悉一切。萧红自然没有那么深的心机，但潜意识里确实是使有心栽花、无心插柳的端木虽不是方鸿渐般被逼于无奈，也是有点赶鸭子上架的为难，但他毅然站出来，是因为他的良心，他对她的同情。萧红再次为生存计，像袁权所说：“……兵荒马乱且有孕在身，实实不宜独自赶路。”

二萧明确分手后，萧红、端木两人坦然公开在一起，萧军起先没理会，过了两天，他又改变了主意，希望看在孩子的份上和好，但萧红断然拒绝。

一天晚上，萧军又踢开端木的门，要和他决斗。端木对萧军的反复无常感到匪夷所思，一边想着外国小说里决斗的场景，一边磨磨蹭蹭地穿衣服，幸亏萧红闻声赶来，才避免一劫（以端木的柔弱，他是很害怕打架这种行为的）。

决斗没有实现，萧军又采取新的行动，只要萧红和端木走到哪里，他就拎着一根粗大木棒，在距离二人一二百步远的地方跟着。萧红和端木很不安，决定离开西安，避开萧军。所以两人看萧军的走向而定将来的去向：他去延安，他们就回武汉；他去武汉，他们就去延安。得知萧军要去延安，他们就去了武汉。丁玲对萧红这一决定感到非常可惜，“抗战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较合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

萧军当时并没有去延安，而是准备去新疆。途经兰州与王德芬结识，迅速坠入爱河，并结婚。给之前种种做法一个反驳，或者说反讽，他对萧红的爱又有多少呢？不过是占有欲而已。她伤害了他的骄傲，他的霸道不允许。

萧红怀着汪恩甲的孩子被萧军拯救，又怀着萧军的孩子跟随端木离开，有人说这是一种可怕的宿命，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也是萧红的幸运，她竟然可以遇到两个不介意她怀着别人孩子的男人。

对一个女人最大的赞赏

1938年5月，萧红与梅志及其儿子晓谷在武昌金家花园。

从西安回到武汉，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在汉口大同酒家举行婚礼，但旋即遭到周围朋友的“友情封锁”。苦闷中的萧红常来金家花园找梅志聊谈。此时，对她来说，最大的苦恼是如何处理腹中与萧军的孩子。

回到武汉，端木仍旧住进小金龙巷，萧红住进池田幸子家。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给鹿地亘一个设计委员的名义，分给他一座小房子，他们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夫妇俩从事反战宣传和翻译工作，池田给萧红的信中说：“我在这里可成了明星了，但朋友少，你快来，要不我简直寂寞死了。”萧红并没有在她家住几天，正如池田幸子向胡风发的牢骚，“我请她住在我家，有一间很好的房子，她也愿意。谁知晚上窗外有人一叫，她跳窗逃走了。”说完又气恼地补上一句：“好像夜猫子一样，真没办法！”可见，萧红与端木的关系一开始就受到所有朋友的质疑，当她告诉胡风与萧军分手而与端木在一起了时，胡风与梅志没有任何表示，一句祝贺的话也没说。后来胡风实在忍不住，还是说了：“作为一个女人，你在精神上受了屈辱，你有权这样做,这是你坚强的表现。我们作为朋友的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是感到高兴的。但又何必这样快？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东北作家群的朋友对端木印象不好，他们觉得萧红离开萧军还可以原谅，但这么快又选择了端木是极大的错误。胡风嫌她轻率伤了自己的自尊，更让端木不痛快（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觉得我是“奴隶的死所”呢？如果端木听到过聂绀弩那个比喻，一定会这样问）。

白朗也认为萧红“竟然爱上了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

住得很近的张梅林也很少上门来了。萧红和端木常到梅林处闲聊，偶尔去蛇山散步。梅林非常冷淡，看着他那含蓄的眼神，萧红感觉很失落，终于忍不住问：“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处理不好么？”梅林仍旧冷淡地说这是你个人的事。萧红还是很想得到朋友的理解的，但是她的诚恳并没有换得理解。

1981年，丁玲向葛浩文坦诚披露：“我对端木蕻良是有一定看法的，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那儿的政治气氛是很浓厚的，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早上起得很晚，别人吃早饭了，他还在睡觉，别人工作了，他才刚刚起床，整天东逛逛西荡荡，自由主义的样子。看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带有资产阶级特征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服从革命纪律的另类。端木的自由主义、艺术家精神吸引了萧红，这与她的“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观点一脉相通，也难怪“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而现在写不出”，普通写作者不说，著名作家丁玲就是一个例子，之前《莎菲女士的日记》在文学价值上完全高于后期政治气味浓烈的作品。萧红强调作家的人类属性，反对狭隘的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反对为跟着时代走而去写自己并不熟悉的题材，那样的作品缺乏真实情感，不可能打动人心。她的文学观念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是因为她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不会把战争看得高于一切，她有着独立的成熟的思想和鲜明的个性。

端木和萧红被认为是弱的一类，而萧军那些人是生命力强的一类，萧红写了《无题》，借被认为生命力不强的屠格涅夫、罗曼·罗兰，来说明他们这一类“弱”的人是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是从灵魂出发，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而那些生命力强的人则是：“暴乱、狂邪、破碎，先从本能出发，而后走到灵魂……也有永久走不到灵魂的……他就永久站在他的本能上喊着：‘我的生命力强啊！我的生命力强啊！’”

这是萧红在《七月》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一期杂志也是《七月》的终刊，因此有和以往的朋友精神告别的意味，此后的《七月》同人风流云散，萧红与他们没有了亲密往来。

虽然端木对形式看得很淡，但他还是想给萧红一个名分，以示对她的尊重。他认为萧红之所以被汪恩甲和萧军不负责任地离弃和欺负，就在于都没有和她正式举行婚礼。端木的三哥曹京襄知道小弟要和萧红结婚，表示不可思议，不明白前程似锦、才华横溢的弟弟为什么要娶一位一脸病容、怀着别人孩子的女士，他说母亲一定不会同意的。端木就决定瞒着母亲举行婚礼。主婚人请三嫂刘国英的父亲——当时在邮政局任高级职员的刘镇毓老先生，他一听萧红的情况就对女儿说不同意，嫌端木择妻不慎重，在刘国英的劝说下勉强同意了。萧红购买了紫红丝绒缝制了一件连衣裙，端木也理了发，定做了一身浅驼色的西服，买了红领带。

1938年5月，萧红怀着萧军的骨肉，和端木蕻良在汉口大同酒家结婚。两人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婚礼上有刘国英和几个同学，胡风、艾青等文化界的朋友。萧红被大伙簇拥着，虽然经历了几个男人，这还是她第一次当新娘，感到兴奋而满足。胡风担任司仪，提议让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萧红对大家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与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他。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这几点要求似乎是专门针对萧军说的，是因萧军的暴力和不忠所带给她的恐惧感而产生的强烈愿望。在最初的时候，人们的要求总是不高，欲望是随着生活细节慢慢生长起来的，她所说的这几点端木基本上都做到了，他们的婚姻生活里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也算得上互相体贴爱护，可是在香港的时候，萧红仍旧觉得自己是不幸福的，她想要的根本不是正常的、平凡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

她还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爱情从来不是建立在牺牲基础之上的，真正的爱是没有牺牲这一说的，只有婚姻才会涉及牺牲，涉及不平等。萧红说到牺牲，是否，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纯粹的爱情之上的呢？

婚后，他们仍旧住在小金龙巷，萧红把家布置得很漂亮，桌布，花瓶，康乃馨。这时期她也不再抽烟、喝酒——有着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意味。

抗战以后，他们发表文章不多，没什么稿费，生活拮据，端木写信向茅盾求助，茅盾寄来100元礼金支票。后来《大地的海》出版，手头才宽裕了。端木不让萧红在家做饭，两人饭量都不大，就常在饭馆里就餐，节省出时间来写作。萧红有兴致的时候，就在家亲自做几道她拿手的菜。端木生活能力差，整天沉浸在写作中，养成了丢三落四的习惯。他把钱全部交给萧红管，独自出去时再跟萧红要。在萧军那里处于从属地位的萧红伤了自尊心，但跟端木在一起主持一切的生活状态久了又让她产生了劳累感……

日军进攻武汉，又开始了一次大撤退，一些文化人纷纷扶老携幼入川。萧红托罗烽帮买船票，结果只买到一张。端木主张两人一起走，把这张船票转让给别人，再等机会，萧红觉得船票太紧张，很难恰巧等到两张船票，有一张先走一个人，她让端木先走，理由是她一个人大着肚子到重庆人生地不熟，得让端木先去找个落脚的地方，随后她再找人搭伴走。恰巧田汉的夫人安娥亦准备去重庆，她说他们与萧红一起走没问题，有女人搭伴也便于照顾。这样，端木就听了萧红的安排先走了。这就成为端木“不负责任、不近人情、自私懦弱”的象征，一直遭人诟病。陈纪滢在《记萧军》一文中写道：“端木看来文雅，但在二十七年（即1938年，编者注）夏天，正是武汉紧张时期，他却一个人买了一张头等船票去了重庆，把萧红一个人留在武昌不管了。”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叙述：萧红、罗烽、梅林准备一起入川，当拿到船票的时候，武汉已经陷入极度恐慌，没当成“战地特派员”的端木又回来了，并对梅林说萧红不走了！她要留一些日子另外等船，于是把船票据为己有，便和罗烽、梅林启程去川了。后来连萧红客死香港也都归结为端木不负责任的结果，似乎不负责任是他向来的本性。其实端木再懵懂书生般顺从，再懦弱（如果真是这样，他就不会去当“战地记者”），也不至于做出“抢”票的事情，少爷作派的端木对家里一切事务从不过问，一切由萧红来安排，对萧红做的这次他先入川的决定，自然也拗不过她。

但是当他真的一个人走了，她是否又有些失落呢？

武昌大轰炸第二天，萧红一个人住在小金龙巷被孤独、恐惧袭击着，最后她把被褥、床单和枕头打了简单的铺盖卷，拎了自己的小提箱，叫人力车赶往汉口三教街的“文协”找锡金（这里属于俄租界，成了这帮文化人的临时避难所。当天来的还有冯乃超夫人和另外几位）。萧红上楼直接对锡金说她要住下来，锡金诧异地问：“为什么端木没跟你来？”当萧红说端木去了重庆，锡金更惊异地问：“他怎么不带你走？”萧红反问：“为什么我要他带？”锡金一时无语，萧红这似乎是赌气的话，虽然是她“安排”端木走的，但端木真的把她一个人留在这时时有危险的地方，她心里还是有些不忿的。“文协”已经住满了人，锡金很为难，萧红蛮横地把铺盖铺在楼道里。——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至少这里还有罗荪、孙陵、于浣非等一帮东北朋友，和常来聚会的文艺界友人，她心里会稍微安宁些。在这样的环境下，她还完成了两个短篇小说《黄河》和《汾河的圆月》，小说取材于辗转西北的见闻，从边缘角度表现了抗战情势，力图避免口号式的空洞宣传，但在表达主旋律的同时似乎也透露着对战局的盲目乐观。

1938年夏，高原来到武汉，通过胡风找到萧红。两人席地而坐交谈着，萧红拿出与端木的合影给他看，神情木然，没有表现出多少愉快的成分，让高原明显感到她并不热心谈论端木。她无法热心谈论端木，大概怕谈得多了，人家又要问起为什么端木不带她一起走，这个问题她已经懒得解释，而且也自觉底气不足。得知萧红囊空如洗，高原把自己仅有的5元钱留给她。他像其他朋友一样对她做出的选择不认同，认为她不该草率离开萧军，甚至提升到政治影响，一听到这些空而大的批评，萧红同他吵起来，虽如此，高原仍旧常常来看望她。

有一天，大家商量凑分子请客，萧红在楼道里叫起来：“我有钱，我请！”到了小店，众人要了刨冰、冰淇淋、啤酒，只花了两元多，女侍者送回余钱时，萧红却摆摆手说：“不要了。”锡金埋怨她太阔气，萧红却说反正这也是最后的钱，留着也没用，花掉它就花个痛快。她说：“人到这步田地，发愁也没用，反正不能靠那两元多钱！”萧红此时的感触似曾相识，张爱玲在战乱中发出同样的感慨：“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个惘惘的威胁。”

锡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能一直留在武汉，所以对萧红很不放心，战争一旦打起来，萧红身无分文非常危险，于是到生活书店找曹谷冰借出100元，又去读书生活社，找黄洛峰借出50元，说明是代萧红借的，将来由她用稿子还钱；如她不还就算他预支的稿酬。萧红苦笑着收下，她仿佛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般，面对朋友的这份好意，她唯有苦笑，有种盛情难却的无奈，和对嘱托的不以为然，她似乎已经对明天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她的心里也有了张爱玲式“惘惘的威胁”。

危险的想象是毒药

船票终于买到，萧红与李声韵结伴而行。在船上，李病倒了，萧红手足无措，幸亏《武汉日报》编辑段公爽帮助，把李声韵送进医院。萧红又剩下一个人，在黎明的晦暗中，她独自去找船，在码头上被缆绳绊倒，她挣扎着想爬起来，但笨重的身子加之连日来的疲倦、衰弱，让她难以动弹。她在心里说着：“孩子呀，孩子呀！你就跌出来吧！我实在拖不起了，我一个人怎么能把你拖大！”但是，八个多月的胎儿还是稳睡在她的肚子里。起不来就躺着吧，怪不得萧红会说（女人）身边的累赘是笨重的，这也是对她自己经常处于的境地的一种形象的描述吧，没有一次体会怀孕女子美好的羞涩，没有一次产生即将做母亲的神圣的恬适，这小生命仿佛某种恶果被她厌弃着。四

周黑且寂静，没有一个人影，轮船没有等她，早就开走了。遥远的天空一片青灰色，稀稀疏疏地挂着几颗星星，泛着石头般的冷光，而身触的大地也是一片冰凉，在天地之间她忽然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心里弥漫着虚无，又一次追问起生死的问题来。但是她马上意识到就此死掉，实在不甘，“总像我和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萧红有很强的生命力，她一直很用力地使自己活下去，像一颗脆弱的铜豌豆，软弱的表象包裹着刚强本质，这也是在荒寒和干冷的土地上生长的东北人所特有的秉性吧。

后来一位赶船的陌生人路过，将她扶起来，她才慌忙赶往岸边，也只好等下一艘船了……

萧红一见到张梅林就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东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一个人走路似的……”这种连珠炮似的诉说充满了抱怨的味道，又有着宿命般的无奈。

端木只身到重庆后，应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邀请任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兼复旦大学《文摘》副刊主编，暂住在昌平街黎明书店楼上，萧红一来却不能同住在书店里，他只得把萧红安排在同学加亲戚的范士荣家。

一进家门，范太太就热情地迎出来说：“曹太太一路上辛苦了，今天要再接不到，可要把曹先生急坏了。”第一次有人叫她太太，她愣了一下，然后很高兴地笑了。原来一个正式的名分会让人如此舒心，“太太”这个名号既让她安心又让她觉得自己是被端木家人所接受的。端木编刊物、教课、写作，非常忙碌，顾不上萧红。产期越来越近，她知道端木不会照顾孕妇，就决定到白朗家去生产，因为白朗有过产育儿的经验，而且她婆婆也住在一起，可以帮忙照看。据白朗回忆说，萧红的性情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前无话不谈的朋友现在似乎什么都隐藏于心。

她变得暴躁易怒，有两三次为着一点小事竟冲白朗发脾气，仿佛只是想找一个发泄的对象，等自己感觉到了又平静下来。白朗可以理解她的情状，但是她有时莫名的发火还针对罗烽的母亲——白朗的婆婆，这让白朗常陷于两难之间。萧红念叨着“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地去追求享乐”，这种论调也极为反常，她仿佛在与“一个空洞的对象赌不忿”，白朗很是困惑于她为什么对一切都好像怀着报复心理。后来白朗推测认为她是对新生活不满，与萧军分手是她无可医治的心灵创痛。其实这时候的萧红很可能是精神状况有了问题，生活的困苦，一路的颠簸，腹中无法解决的孩子，就像每次面对摆在她面前的死亡一样使她不甘，这多舛的命运也让她不甘，因而愤怒了。她与之赌不忿的那个“空洞的对象”其实就是她自己的命运。

白朗把即将临盆的萧红送进一家私人小妇产医院，顺利产下一个白胖的男婴，样子很像萧军（我私下里以为不是端木照顾不了孕妇，而是回避，看上去云淡风清，其实内心里是风起云涌，端木根本无法面对手里怀抱着样子很像萧军的一个孩子这样一个现实，所以，萧红说去白朗家生产，端木才不会阻拦，仿佛松了一口气，即使他想表现得伟大却始终过不了自己心上的坎，这能怪端木吗？萧红总是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生产，一个人嗟叹命运的不公，这能怪端木吗？她心里是有怨的，但这怨又难以说出口，所以她只与她那个“空洞的对象”赌不忿）。白朗一直尽心照顾她们母子，没想到第四天的时候，萧红十分平静地告诉她，孩子头天夜里抽风死了。白朗一听马上急了，要找医生理论，但萧红自己反倒非常冷淡，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悲伤。

婴儿的死成了萧红生命中又一谜案，白朗认为孩子的死与萧红不愿意做母亲的意志有关，甚至有人怀疑萧红像武则天一样亲手窒息了初生婴儿，所以有人对此不忿，说为什么大家都对汪恩甲的始乱终弃和端木的不负责任穷追猛打，却没有人考证萧红本身的阴暗面呢？萧红没有武则天的气魄，孩子当然不应该是死于母亲之手，婴儿的生命是弱的，再加上医院条件差，萧红的无心、无力照管，死了是有可能的；再次被人抱走也是有可能的，不想让萧军知道，不想再有任何牵连，所以说“死了”，一死百了。

用“狠毒”来评价萧红，是读者错误的想象。章海宁说：“我们不能过度解读萧红的‘母性’，不能将女作家心灵深处最痛楚的创伤作为伤害女作家的理由。”萧红把孩子送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她临终前，一直牵挂在哈尔滨送人的孩子，希望端木有条件的话帮助寻找这个孩子。

梅志说，这当然是萧红的不幸，但她绝对不是不愿做母亲，她是爱孩子的。不过我对她在“爱”的这方面更看出了她的一些弱点。归结到萧红命运的不幸，甚至归结到端木“是否能接受”，她认为萧红又为爱情作了牺牲。

萧红独自来独自去，临上船时与白朗握别，凄凉地说：

“莉，我愿你永久幸福。”

“我也愿你永久幸福。”白朗说。

“我吗？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萧红是非常不快乐的，有人推测说她似乎已经患了忧郁症。

回来之后萧红和端木租住进歌乐山上“乡村建设所”的招待所。那里环境清幽，很适合静养，写作。

从此，萧红很少出门去拜访朋友。朋友们就在闲聊中谈起萧红。绿川英子想起在武昌码头看见端木和萧红的情景，就向池田幸子叙述起她连带想象的场景：细雨蒙蒙，大腹便便的萧红夹在濡湿的蚂蚁一样的逃难人群中，自己撑着伞，提着笨重的行李，步履艰难。而轻装的端木，则拿着手杖站在一边。萧红只得时时用嫌恶而轻蔑的眼光，看看自己那日渐隆起的肚子……

1939年秋摄于重庆。

避难重庆期间，萧红产下与萧军的孩子，不久身染肺结核病。在周围朋友的回忆中，她与端木蕻良过着黯淡的婚姻生活，加上空袭的折磨，身心俱疲。

在绿川等朋友的眼中，“她对他的从属性却一天一天加强了”。二人从此“自囚在只有他们两人的小世界中”，尔后“就有他们谜样的香港飞行”。她们却不能体谅萧红的身体正在复原中，她还有自己的事情做，写作、做家务，她不可能扔下端木，长久陪着她们闲聊。

闲着没事干的女人总是臆测别人的生活，尤其像萧红这样的超出常规的生活，更加引发她们的想象，莎翁说：“危险的想象，它们的本质就是毒药。”

关于萧红与端木后来去香港的事情，连胡风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萧红“秘密飞港，行止诡秘”。萧红对此十分愤怒，“中国人就是这样随便说话，不管这话轻重，说出来是否有害于人。假若因此害了人，他不负责任，他说他是随便说说呀！”萧红晓得这件事时，痛苦地坐立不安了两个钟头，过后又觉得可笑，说自己未免孩子气了，对华岗要帮她解释的信回复说：“关于胡之乱语，他自己不去撤消，似乎别人去谏一点儿意，他也要不以为然的，那就是他不是糊涂人，不是糊涂人说出来的话，还会不正确的吗？他自己一定是很正确。假若有人去解释，我怕连那去解释的人也要受他心灵上的反感。”对于老朋友的诬陷萧红是非常愤怒的，但又觉得这愤怒孩子气，30岁，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和朋友的萧红已经有些成熟了，对人、对事容易达成和解。

梅志生了孩子，萧红常去看胡风夫妇，如果是和端木一起去，就显得无话可说。她一个人去，就谈得很好。有一次萧红顺路来看他们，梅志一见萧红就想起萧军寄来的信和照片，不假思索地拿出来给她看。萧红仔细看了信，满纸都在抒发着婚后的幸福，她也看了照片：萧军和王德芬相拥而坐，面前站着一只狗，二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她拿着照片看了正面又看反面，反面写着：“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的朋友……”萧红毫无表情，脸上泛出白里透青的颜色，仿佛石雕般。梅志后来回忆起她这副模样，说：“想不到萧红对萧军还有这么深的感情，看得出她心里是后悔、失望、伤心的。这张照片对她是个不小的打击，但又是必然要来的一个打击。”梅志说这是必然要来的打击，所以她就要萧红遭受这打击吗？在她面前毫无保留地展露这个打击吗？也许她只是无心之过，她和胡风真是天生一对，轻率而随便。她还自作主张地下结论说“萧红没有忘记萧军”，她以为这是“深刻的余情”，也许在心里还暗暗有些兴奋：“看，后悔了吧？”其实萧红并非是没有忘情于萧军，只是这张照片又唤回从前的日子——刚刚淡忘的屈辱和痛苦，这几乎是揭了萧红的疮疤。恨也罢，爱也罢，又不是白痴，记忆总会留在心上，她记着过去，并不代表她仍旧爱他。她想过自己的新生活，然而，这些多事的朋友却像鬼魂的影子时时地把她拉入过去的阴影，所以，她不得不疏远这些人。他们的好意总是伴随着无端的猜疑和臆测。

住得近了，梅志就更经常地在大街上见到萧红与端木：端木像往常一样斜着肩头、低着脑袋在前面走，萧红也低头隔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不认识的还以为他们是陌生人，认识的可

能会以为他们刚刚吵了架。萧红比以前消瘦了很多，憔悴的模样看起来有些苍老，真不像还不到30岁的少妇。梅志说她再也无法把眼前的萧红与“上海时那个昂着头、挺着胸，皮鞋在大马路上踏得脆响要与胡风赛跑”的年轻北方姑娘联系在一起。再加上一个东北流亡学生也告诉梅志，萧红常常找她诉说苦闷，梅志由此得出“她是不快乐的”，归结为和萧军分手的原因。其实这是萧红早期肺病患者的形象。两人没有并排走，也是因为老夫老妻了，各自有急事外出。而且，谁又是快乐的呢？敏感的人的心是爱所填不满的。

靳以用《悼萧红》一文再次印证萧红的家庭生活不快乐，端木的作派是艺术家的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早晨12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家中一切全靠萧红照应，家务十分沉重。三毛曾在文章里写过荷西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如果要加汤添饭，他只伸手往三毛面前一递，走路经过一张报纸，他当然知道跨过去，不知道捡起来。有时三毛病了，硬撑着起床整理已经乱得不像样的家，他也会体贴地说不让三毛整理，理由是不整理，房子又不会垮！三毛气得想拿大花瓶打碎他的头。但是，三毛并没有因此不快乐。以为沉重的家务会影响到家庭生活，这种思想太狭隘了。

端木公子哥的性格确实惹出一些是非来，惹了事又扛不了事，要萧红来收场，她虽然嘴里抱怨着——任是哪个人都会抱怨吧，因为他是自己人，她不必把不满放在心里——同时还有疼惜的感觉。

那天，端木推开窗子，发现邻居家的女佣把一双脏兮兮的旧鞋放在书桌前的窗台上晾晒——这个女佣时常把一些酱油瓶、鞋袜放在他们窗台上，让他们无法开窗透气，端木几次警告，她都不听。这次气不过，他故意猛地一推窗户，鞋子都掉下去了。泼辣女佣打上门来，操着四川话骂人，端木一把将那女人推出去，不料，她就势往地上一倒，撒起泼来。端木索性把门一关，不理不睬了。从院子里闹到大街上，小镇传得满城风雨，萧红抵挡不住，只好跑到楼上去求助靳以。靳以据此对端木产生了坏印象，后来对朋友谈起此事，愤愤不平地批评端木无事一身轻的作派；这件事也传到梅志耳朵里，“你们文学家可真行啊，丈夫打了人，叫老婆去跑镇公所，听说他老婆也是文学家，真贤惠啊”。

以端木的性格确实无法应对泼妇，如此行事倒正契合了他一向的习性，任你外面闹翻天，我自关门大吉，他关的不仅仅是房门，还是心门，早在小金龙巷住时，他不是就准备拿本书把监狱关在心门之外嘛。

这不过是很平常的家务事，却被朋友们放大成对端木的义愤，真是名人无隐私。

不为人见的蜜月生活

先入为主的思想——对端木不好的看法，对萧红不幸的无限夸大，一直影响着周围的朋友，他们却看不到另外的端倪。

胡风夫妇抵达重庆之初，萧红去看他们。萧红手执了一株一尺多长的红梅走进梅志狭小的房间，让人顿觉一阵清香扑面而来。梅志觉得她胖了，精神也好，尤其衣服特别漂亮。萧红说：“是我自己做的，这衣料、这金线、还有这铜扣子，都是我在地摊上买的，这么一凑合不是成了一件上等的衣服了吗？”光彩夺目的衣服穿在身上，人也显得神采奕奕，梅志想萧红是爱美的，过去是没有时间还是没有心情打扮自己？可见萧红与端木在一起的日子是愉快的，既有闲情又有闲暇。

蛰居歌乐山拥有远离尘嚣的安宁，却让端木格外辛苦。他每天辗转三地：学校、刊社、家。早晨四五点钟就得去等候小轮，听说常常有翻船的事，萧红就不让他再去坐小轮，只许他坐汽车由大货轮摆渡，但汽车绕行很远，花在路上的时间更多了。另外，山上老鼠成患，甚至发生咬人的事件，所以两人决定搬下山。孙寒冰在复旦大学农场苗圃给端木安排了两间平房。

孙寒冰和《文摘》负责人贾开基来端木家看望，并邀请萧红也在复旦担任一两节文学课，萧红一口回绝了，让两人下不了台，端木也不会圆场，只说和萧红再商量商量。两人一走，萧红说：“我怎么能去教书？教书必得备课，还要把讲义编好。这和写小说散文不一样。讲课时间长了，就会变成‘学究’，要搞创作也只会写‘教授’小说了。有人写小说就有学究味，我不教书，还是自由自在地搞我的创作好。”端木知道萧红崇尚的是自由，不再提，但萧红仍旧笑着说：“有人巴不得到大学去教书呢，我可不稀罕教授头衔。”端木委屈地说：“不去就不去吧，干吗把矛头对准‘在下’呢？”萧红咯咯地笑起来，“我现在是教授家属，否则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呢！”端木知道她在打趣，于是两人便笑作一团。从这时起，他们才过上不受外界干扰的夫妇生活，好似补了一个蜜月期。

秋天，他们又搬进复旦大学宿舍，那是镇上唯一一栋二层现代楼房。周围都是以读书、写作为职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喜欢交际，萧红也很少出门，更加勤奋地熬夜写作，她白天休息，再加上窗户糊了暗色的纸，以致就住在他们楼上的作家靳以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家邻居存在。胡风也住在附近，但萧红没有去看过他；胡风拜访靳以，也没有敲开萧红的门。

逢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萧红着手编辑《回忆鲁迅先生》的长篇回忆录。她对端木说：“我不愿意写长篇大论的文章，我觉得鲁迅先生就是在日常生活上，也随时在关心青年。我要凭着记忆，一点一滴都写下来。”此期间萧红时常干咳，人越来越消瘦，脸色苍白，精神倦怠。颠沛流离的生活影响了她的健康，重庆营养卫生条件又极差，是肺病、肠炎、疟疾高发地区，他们也曾托端木的二哥打听XX医院的事。为了不耽误写作，她只好口述，让当时在复旦大学读书的诗人姚锛做记录，然后自己整理。

《回忆鲁迅先生》编好时，萧红让端木以她的名义代写一篇后记。端木受许寿裳先生的启发写下这样一句话：“关于鲁迅先生治学、思想方面，等将来有机会时，容再续写。”萧红不同意，她说你怎么敢这样说呢？她要把这句话删去，端木说：“个人有个人的感受和理解，把个人的感受如实记录下来，对将来研究鲁迅先生的人，还是能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的。”许寿裳也说不要删除，将来写续篇时，知道多少说多少，知道什么写什么，怎样理解就怎样写，读者还可以从你的感受中多得到一些看法呢。

萧红和端木显然是一对创作上的伙伴，经常在一起切磋讨论。他们在精神上有共通的东西，可以互相启发和帮助，一方弥补另一方的不足，一方又给予另一方清明的提醒。不像与萧军总是意见相左，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竟然发生过文艺理念不合拳打脚踢的暴力行为。

此时，端木和萧红经济上不算拮据，家里还雇请了四川保姆，但是萧红仍旧跑进跑出，亲自下厨做饭，端木授课、编刊物、创作，繁忙辛苦，顾不上家务也情有可原，再加上他东北大少爷的作派，对家庭琐屑自然不屑一顾。端木除了写短篇小说外，年初应香港戴望舒之邀动笔写长篇小说《大江》，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上连载。为了活跃版面，戴望舒来信索要端木亲笔题写的小说篇名，萧红看信后提笔顺手在毛边纸上写下“大江”二字，端木见了觉得不错，就直接寄给了戴望舒。端木晚年坦承萧红的毛笔字“没我写得好，但为了留个纪念，她就题了刊头，其实我认为她的字很好的”。真有一种夫唱妇随、琴瑟相和的美满感。有端木的欣赏，萧红才自信而活泼起来，有对端木的爱，萧红才有兴致在有保姆的情况下亲自下厨煮饭。

《大江》边写边连载的方式对事务繁忙的端木来说压力很大，在写到第七章时他病倒了。端木想写信给戴望舒，说要在报纸上登载启事说明“作者生病暂停”，但是萧红说不要停止连载，由她接着写，代笔部分显然是萧红特有的风格，与端木的喜欢直述和理性的距离感迥然相异。为了纪念两人共同劳动，出单行本时端木仍然保留了萧红这部分文字，这同样成了一段作家夫妇间的趣话。

11月，萧红与端木应邀参加苏联大使馆在枇杷山举行的“十月革命纪念节”庆祝活动。他们住进重庆一家旅馆，曹靖华来看望。萧红向曹靖华打开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和屈辱。曹感叹道：“认识了你我才认识了生活……以后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了。”萧红和端木回访时，曹靖华注意到《大江》原稿上有萧红的字迹，便诧异地问：“为什么像是你的字呢？”萧红说那是她替端木抄写的。也许是因听了萧红的屈辱经历后对她生活细节上的一种敏感，曹靖华立刻有了不平的反应，坦率地说：“你不能给他抄稿子，他怎么能让你给抄呢？不能再这样。”后来人们据此也指责端木让萧红抄稿子，认为萧红给一个不比她更有才华的人抄稿子是一种浪费，一种虐待。曹靖华看到的这一段大概是端木生病期间萧红代笔的那部分文字，而萧红为了掩饰代笔的实情只好说是替端木抄写。端木的侄子曹革成说：“战时的邮路不畅通，为了防止稿件的意外遗失，当时端木请姚奔等学生又帮助抄录了一份，所以萧红代为抄写的可能性不大。”关于此事端木也予以否认，他对来访者说：“我们从来没有互抄过稿子，因为我们抄稿子时都随抄随改。”他说的不无道理，但端木在重庆期间取得重大收获，与萧红的支持、庇护和一定程度上的牺牲是分不开的。

萧红的牺牲精神是基于爱的。

但她的这种爱却被外人理解为她是被欺负、被损害的弱的一端。

靳以自从上次对端木惹祸让萧红收拾后，对端木更是看不过眼。在他们非得把萧红置于“被人欺负”的境地才能显出对萧红的同情，把萧红的生活说得非常痛苦才能表示他们的愤怒。在《悼萧红》里，靳以叙述了一个场景：一天晚上，靳以走进他们家里，萧红见他来就搁了笔，他问萧红在写什么，萧红低声回答说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两人的轻声对话到底引起了端木的好奇，他一边揉着眼睛一骨碌爬起来，一边以略带轻蔑的语气说：“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而他看了一点之后，鄙夷地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靳以觉得当时萧红十分难堪，“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端木那在萧红、靳以听来带着轻蔑意味的嘲笑没有停止。靳以颇感不平但不好说什么，默默离开了。联想到他正在写《新都花絮》之类，靳以就觉得他更不配说萧红琐碎，靳以章在文章中说：“她需要一点安宁的生活，没想到她会遇见这样一个自私的人。他自视甚高，抹却一切人的存在，虽在文章中也还显得有茫昧的理想，可是完全过着为自己打算的生活。而萧红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呢，是精神上的折磨。他看不起她，他好像更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她怎么能安宁呢，怎么能使疾病脱离她的身体呢？”

后来端木叫屈：只怪自己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太过随便，也太过粗心，不拘小节，结果伤害了对方还不自知，其实他并没有嘲笑的意思。在众多平凡夫妻之间总是互相打趣多于溢美之辞的，相敬如宾是古代遗留下来约束人的自由本性的“礼法”，平凡的夫妻本就可以如此戏谑笑骂，而端木与萧红为什么就非得要被放在公众场合评判呢？

忽然想起《霸王别姬》里的一个场景，几个人跪在红卫兵面前互相揭发。因着萧红的原因，很多人也在做着这种“揭发”，使劲地挖出一点记忆中的蛛丝马迹，然后加以发挥，归结成众人想要的样子，向着一个主题：男人给予萧红的嘲笑、蔑视和痛苦。

明着说男人的不堪，让萧红无故受伤害，往深了想，便是萧红的不堪：她不值得获得一个男人的真爱，没有一个人像捧林徽因一样捧着她，她只是附庸，满心委屈却又心甘情愿地跟在男人后面……因为遇人不淑、宿命论之类的说辞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1939年，萧红与端木埋首写作，各自达到了一个小小的创作高峰。然而，战争再次打破他们这安静的书斋生活。

武汉沦陷，重庆也由后方变成了前线，日军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商业街被烧成一片废墟，致使2000多人死亡，10万人无家可归。萧红从歌乐山下来，看到这些景象，无比愤慨，写了《放火者》发表在《文摘》上。

飞机在天空肆意盘旋轰炸，弄得人心惶惶，不胜其烦，萧红实在受不了这让人胆颤心惊的日子，与端木商量离开重庆，去寻找一个能安心写作的地方。端木想去桂林，那里有不少朋友，如艾青等，萧红担心桂林会一如武汉重庆，待不了多久又要转移，另外，香港有端木的两部长篇小说在连载，收入不成问题。端木考虑到此时内地抗战正热火朝天，前往香港是否会引起别人的非议。《新华日报》副总编华岗说：桂林不久也免不了遭袭，不如去香港，那里也需要文艺人才，不是没事可干，虽然消费比较高，但只要经济方面有保证就行。

1940年1月14日，二人订了去香港的机票，萧红在临江门遇见张梅林，告诉他自己和端木即将飞赴香港，并要他“别告诉别人”。因为订的是17日的机票，他们走得很急，匆匆收拾东西之后，就把处理家里的稿子和书信、辞退保姆等杂事托二哥的同学王开基夫妇来处理了。他们几乎是空着手上飞机，这是最狼狈的一次撤离，所以无暇向朋友告别，也不想让这次离开闹得沸沸扬扬，如果消息传开，怕国民党阻挠他们出行。这就有了前面所说“秘密飞港”的传闻，萧红与胡风的关系也到达冰点。

1938年11月，萧军出版了《侧面》的第一部《我留在临汾》，其中有对端木极其鄙薄的描写，也有对萧红不实的叙述，这些都影响着朋友的看法，萧红看到后很生气，想写文章申辩，被端木阻止，因为当时郁达夫公开写王映霞离家的事受到特务责难，端木是想顾全大局，别人爱说什么就由他们说去吧。而次年4月，萧军与妻子都来到了重庆，萧红没有心力应对这一强力刺激，所以更想去香港。

萧军的小人嘴脸在此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倒是端木的缄口不言有君子之风。

缄口不言的尊重

1940年1月17日，萧红与端木蕻良抵达香港。孙寒冰请端木为复旦大学设在香港的大时代书局编一套“大时代文艺丛书”，并可以住在大时代书店楼上，由此，他们搬进九龙尖沙咀乐道8号2楼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两人来港，立即引起香港文化圈的注意，他们参加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2月5日“文协”香港分会在大酒店举行全体会员聚餐会，对二人表示热烈欢迎。4月，萧红、端木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身份，登记成为“文协”香港分会会员，端木被推举为候补理事，和施蛰存一起负责“文艺研究班”的工作。他们在香港文化圈迅速打开交际局面，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时常应邀参加文艺座谈会，与学生侃侃而谈，还不断参与抗日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

但是萧红骨子里不是那种惯于应酬场面长袖善舞的交际女性，一时无法融入香港浮华、躁动的环境，不禁又陷入忧郁。她写信给白朗说：“……不知道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抑郁，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田，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鸣，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这一切不都是我以往所梦想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冬天回去。”萧红需要的是推心置腹的朋友，但在社交圈里只有虚浮的交往，所以感到寂寞。她竭力压制着内心的空虚，生怕自己辜负了这佳境中的安宁，努力让自己进入写作状态。这期间完成了《后花园》，写的是儿童时期在后花园里玩耍的情景，鲜花、蝴蝶，磨房里的冯二成子，是一次纯粹的精神返乡，没有她早期作品中的阶级分野，也没有战火边缘人们的挣扎，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悲剧，从无望的爱和对死亡的忍耐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端木说，她“对创作有一种宗教感情”。

萧红开始续写在重庆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到六七月第一部脱稿。《马伯乐》原名《马先生》，后来端木建议她改用法国汉学家亨利·巴斯伯乐的中文名字“马伯乐”，因为此人认为汉语言中没有语法概念和词性，引起中国语言学家的抨击，借用他的名字命名自视甚高的主人公贴切、生动，有反讽的效果，从这点可见端木的睿智和理性，与萧红相比，端木更像个博学的学者，他的写作既不是萧军那种“崇高”“飞扬”式写作，也不是萧红式凭感受和灵感写作，最贴近萧红所谓的“文人气”。

萧红写完《马伯乐》第一部后又开始写她最为人所乐道的《呼兰河传》。然而，病痛又来折磨她，香港湿热的气候不利于肺病，也不利于端木的风湿病。再加上香港时局也开始不稳，端木和萧红打算离开香港去昆明或者桂林，但香港局势一好转，他们又决定住一段日子。但凡人都有这种寒号鸟心态，萧红的去去留留让梅林很不解，说萧红在信中提到要回大陆，日后来却又没动静了。

留居香港还有一个坏处，就是与以前的朋友的关系逐渐生疏，不负责任的流言四起。胡风致信艾青说：汪精卫去了香港，端木也去了香港，并在香港安了一个“香寓”。端木生性孤傲，对胡风这些流言不太往心里去，他认为胡风之所以有此流言，是因为自己未向其所主持的刊物投稿之故。也是这种自信让他对流言不屑一顾，但萧红极其看重朋友，听到这些言语尤其受伤，甚至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虚无感，她在寂寞中致信华岗，说到胡风致许广平信中那些话让她很受伤，但后来又表现出男子气概的大度与达观，觉得自己太孩子气，对胡风的“侮陷”抱以比较宽厚的理解。萧红甚至认为胡风是因为对他们俩感情上疏离的抱怨，因为她与胡风的交往比端木与胡风交往更深厚。

圣诞节前夕，萧红一个人带着蛋糕赶到朋友周鲸文家里祝贺，走了一段山路，然后又要登楼梯，进门后她气喘吁吁，周氏夫妇没想到她的身体这么虚弱，而且诧异地问端木怎么没陪她来。其实，他们到朋友家拜年，有时候是分头去，但是，周氏夫妇由此开始注意观察端木、萧红之间的关系，得到的印象是端木不太关心萧红。周鲸文认为：“端木虽系男人，还像小孩子，没有大丈夫气。萧红虽系女人，性情坚强，倒有男人气质。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端木与萧红的结合，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但这也不是说端木不聪明，他也有一套软中硬手法。端木与我们往来较频，但我们在精神上却同情萧红。”

端木给周氏夫妇的印象是“性情不太随俗，落落寡欢”，而这种不太随俗是从不讨众人喜的，所以周氏夫妇会站在萧红一边，觉得他冷落了她，她生活在他的冷漠中很可怜。

1981年6月25日，美国学者葛浩文采访端木时问：“外间对您与萧红的相处，似乎颇有微言，作为当事人的您，可否就此事作一澄清？”

端木回答说：“关于有人肆意歪曲事实，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正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绝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产量、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的确，从萧红生病之前这段时期的创作实绩来看，可谓进入巅峰（她最重要的几部作品都是于香港期间完成的）。即便萧红生病期间，柳亚子也曾亲见“有些大孩子气，偶尔会撒一下娇”的端木侍奉于病榻之前的情形，因“感其挚爱之情，不能弥忘”而写下“文坛驰骋联双璧，病榻殷勤伺一茶”的诗句。

面对各种批评、指责甚至谩骂，端木都不置一词，很少争辩，倒是他的侄子曹革成与后来的妻子钟耀群在为萧红写传记时常常为之正名，但因有包庇亲人之嫌和正名之心过切，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钟耀群的《端木与萧红》就被人（乔世华）指责为“一部不实之作”。

只因为端木有过一次撇下萧红先从武汉撤退的经历给人留下的坏印象，就把再次从香港突围他遗弃萧红想自己先走当成了事实？尤其不可饶恕的是，萧红死在香港，仿佛就是死在他的手上，像骆宾基嚷道：“萧红是被他（端木）气死的。”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记载，1941年12月9日，端木将萧红在思豪酒店安顿好之后，见有骆宾基照顾就离开了，七八天后才回来。在这几天当中，萧红曾经充满恐惧地对他说：“端木是预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她对端木将她遗弃独自突围感到深深的失望。事实是端木初时有突围的打算，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改变了主意。萧红在无助和恐惧之中，猜疑端木抛下她自己离去也情有可原。

但是骆宾基抓住这一点攻击端木，他的这本传记成了人们讨伐端木的利器，骆宾基是最后陪伴萧红的人，作为当事人，他的说法影响极为深远，而且他也是第一个为萧红立传的人，人们很容易对他的意见先入为主，这就让人相信了他对端木的“中伤”言辞，怀疑端木对萧红的情感是虚假的。

接受葛浩文访问时，谈及这段经历，端木什么也没说，却放声痛哭。直到与世长辞，他都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也许，这是他无法说出的秘密。直到2009年11月，萧红研究者章海宁访问端木夫人钟耀群，才明白那个秘密究竟是什么：端木确实离开过萧红大约一周的时间，至于离开的原因，说到这里钟耀群同端木当年一样哭了起来，“端木多年来一直不愿意说，因为端木回酒店时发现了骆宾基与萧红的私情，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在愤怒中跑了出去。但后来端木想到萧红在病中，他不忍心丢下萧红，又回到了萧红身边。端木对萧红非常敬重，他不愿意再提及此事而伤害萧红”。可见，端木的内心隐藏着多少无法言说的委屈和尴尬。

他为萧红保留了尊严，关于三者之间的这段隐私至死只字不提，不由让人想起桑弧对自己与张爱玲的情感过程缄口不言，那种尊重有种凛然的正气，而骆宾基为了炫耀自己，肆意贩卖萧红最后的情感秘密，有损萧红的形象和尊严不说，实在有点可笑甚至可鄙。

端木没有在关键时刻离弃萧红，而且，萧红也不是被端木“气”死的。

多年辗转流徙，加上两次非正常状态的生产，严重损害了萧红的健康，她在重庆期间就可能已染上肺病。前面的男人遗留下来的这笔账，怎么可以全算到端木头上？可以借用马龙·白兰度说过的一句话：“当一只海鸥从2000人头上飞过，谁知道它掉下的羽毛会落在哪里？”第一个男人抛弃她，第二个也抛弃她，他们给她的伤痛累加到此时已经超出负荷，何况萧红奋力写作，她身上的一些病越发严重，她常常失眠、咳嗽，此前为治疗妇科病，此次为治疗痔疮而再度进入玛丽医院。经过全面检查，确诊萧红已患上肺结核，院方以打空气针这一新式疗法力图为她根治，不想萧红身体过于虚弱，治疗几次之后，彻底卧床，且身体其他病灶也都在逐渐显露。养病期间，她耐不住一个人在医院的寂寞，自作主张回家静养，导致病情恶化。

她的这种任性、倔强也是导致她悲剧命运的根源。

1942年1月12日萧红住进养和医院，医生诊断结果为气管结瘤引起呼吸不畅，必须立即手术摘除。面对医生的治疗方案，端木坚决不同意，因有二哥的例子，他深知结核病人不能手术。但是被病痛折磨久了的萧红，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急于挣钱的医生不再理会端木的意见，草率为之手术。术后发现是误诊，病情迅速恶化，加之战时医疗条件差，导致萧红更快地走向死亡。

除医生的误诊之外，萧红是否应该对自己的草率急躁行为负责任呢？

萧红逝世后，为了给她最后的尊严，端木将她单独火化并将骨灰分两处，分别埋在圣士提反女校和浅水湾——在被日军占领的香港，做到这些非常不易。

除了对萧红的情感秘密缄口不言，端木还竭力维护萧红的声誉。据曾任老舍秘书的葛翠琳《沉默》一文记载，在“反胡风”运动之初，端木被认为目中无人，领导多次找他谈话，让他交待问题，端木一直沉默。当说到“很清楚，萧红就是胡风分子，你还能逃脱吗”时，端木的神情骤变，脸孔扭曲，嘴唇颤动，发出陶瓷碎裂般的声音，刺耳而惊心：“鞭尸是封建帝王的做法！我自己，无论是坐牢、枪毙，由你处置。但我决不许污蔑萧红！”说罢全身瑟瑟发抖，在领导“你坐下”的吼声中，径直走出办公室。

这便是被人们一致公认为“弱”的端木！

我曾在三毛一书中引用曹丕的文人无行，了解了端木才多了一层认识，曹丕口中的“文人”是帮闲的文人，并不是时不时舞文弄墨就算得上文人了，真正的文人是有建安风骨的，他们不屑于与流俗对话。文人的倔强是阴柔的，比刚强的莽夫更有韧性。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次觉得伤心。

萧红最后的选择没有错，然而她自己却怀疑、摇摆。这是她的悲哀之处。爱了那么多人，都是错，终于爱对了的时候，她却要怀疑了。她不该怀疑端木的人格，更不该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又一段爱情。

落红无语对萧红

萧红死后，端木18年未娶，独卧青灯古佛旁。多年以后，他带着他在萧红临终前剪下的一缕青丝来到她的墓前（1956年，萧红墓从香港移到广州银河公墓），吟诵出积聚内心的孤独、思念、忧伤：

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潇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

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

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在苏轼看来是十年生死两茫茫，而端木则是“你从未走远，隔了银河我们夜夜相望着”。

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想过要抛弃萧红的人，因为承诺，因为习惯，因为同情，因为尊重，他不要再让萧红遭受从前被抛弃被侮辱的命运，然而更多是因为端木在婚姻选择上像纳博科夫，“他经常选择最便捷的伦理之路，就像他经常选择荆棘最多的审美之路一样，这仅仅是由于那是通往他选定的目标最短的一条路”。所以纳博科夫在生活中的一次“出轨”中，放弃了迷恋的情人回到习惯的妻子的身边，而端木也是选择了最便捷最简单的婚姻，这种“被选择”没有追求，没有挑战，他是自然而然地被动地接受了毫无准备的婚姻，也许这便是自植的苦果。他不像鲁迅坚持不要不是自己的选择，且坚持守候自己的选择。他从来没有选择过。他所坚守的只是作为一个人，一个正人君子的原则，对萧红，与其说是一种爱，不如说是一种责任，所以萧红在他的身上感觉不到萧军那种狂暴的热情。尽管他温柔体贴，懂得尊重，给予她自信，但只有狂暴的热情才能真正消弥距离，淡如水般的表情永远无法证明你的“在乎”，所以萧红偶尔忍不住表达自己的不满：

在玛丽医院时，萧红因海风吹得受了凉，恳求医生给她打止咳针，因为是三等病房，医生很不耐烦，且护士也给予冷视，萧红想她会死在这些冷视者的手里，所以一再要求出院。医生说：“等到明天你丈夫签了字，领你出去！”她抱怨端木只听医生的话，不会真诚地为她着想，“若是萧军在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另外，胡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达香港，来看望病中的萧红，萧红很兴奋地说：“我们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她又说：“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以致胡风从她对萧军的惦念猜疑到她目前的生活不好，对端木的成见再次升级了，而站在旁边的端木似乎也露出了尴尬的不快。

这不但表现了萧红的寂寞和不快乐，也表现了她对端木的无视，她的任性和只顾表达自己想法的行为，对端木来说是残忍的。

萧红的委屈被一再放大，端木被肆加讨伐；那么端木的委屈呢？

《牛虻》中的亚瑟对神父说：“你既已选择,难道还要为你自己的选择而忏悔吗?”每个人都要偿付因自己的选择而产生的结果，所以端木从来不表达自己的委屈，不抱怨，有人说与端木相比，萧红更有男人气概，这完全是假象，萧红的诉说、抱怨、种种的不满全都是小女人的习性，而端木沉默、洒脱、不计较才是深沉、豁达的男子的基本特征。

萧红与与端木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如外界传闻的那么痛苦不堪，但也不是钟耀文和曹革成说的那样美满恩爱。世上夫妻又有多少是美满恩爱的，或者那种神仙眷侣原本就只应天上有，而夫妻间的种种问题从来不只怪一方。一种性格种植一种命运，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相比较而言，端木的接受比萧红的抱怨更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