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喜欢玩火，宁愿化为灰烬

陶然亭里的爱情，太浪漫，像诗，像画，像一个迷梦，美得有些不真实，在最动人的时刻终止。可是柴米油盐，贫贱夫妻，悲哀之事就出来了。为石评梅的爱情写传记小说

《象牙戒指》的庐隐，就深刻地体验了生之悲哀。

庐隐的父亲是举人，其家也算是小康之家，但是庐隐生不逢时。她刚刚生下来，外祖母就去世了，所以母亲觉得她不吉利，把她交由奶妈抚养。2岁时，她全身生疥疮，3岁时还不会走路和说话，身边所有的人对她都不待见。或许是逆反成长，她并没有因此养成低眉顺眼的小女儿心性，她爱哭闹，又执拗。

她曾差点被父亲在赴任长沙知县的途中扔到水里去，而她母亲在宴客时，也把她锁到另一个院子里去，嫌她丢人。后来，父亲因病去世，庐隐一家被舅父接到了北京。舅父是清朝农工商部的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家里高门大院，回廊曲折，花园绚丽，在众多的房子里住着众多的表姐妹。

众姐妹都上学去了，庐隐却只能跟着姨母读《女四书》，天天只是背，背不上来姨母就用竹板打她。她恨这里所有的人。即使后来进了教会学校读书，她也是过着最艰苦的生活，脚上长疮，差点致残，又因肺病而吐血。虽然家里有钱，她却和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吃老米饭、窝窝头和不放油的咸菜。她懵懂而厌倦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小小年纪便想到了死。

叔本华说：“除以受苦为生活的直接目的之外，人生就没有什么目的可言。”

佛祖释迦牟尼也说，人生来就是受苦的。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各自的苦难要承受。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陆小曼饱尝寂寞凄凉之苦，生于地主之家的萧红受尽情爱之苦，十全十美的吕碧城却也有未得一心人的遗憾……

为求心灵的安慰，有些人走向艺术，有些人皈依宗教，有些人在爱情里沉沦。

艺术，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相应的灵性；爱情，是很不可靠的彼岸。唯有宗教，老幼皆宜。在教会学校里，一位美国太太用颤抖的声音对庐隐说：“亲爱的孩子，上帝来祝福你！”

庐隐说，“我没有看见上帝，他在哪里？”

“上帝时时刻刻都在你的左右，你是看不到他的，但是他却守护着你……主呵，用你绝大的力量，让这个可怜的孩子皈依吧……”那位太太虔诚地祈祷着，并流下眼泪来。

弱小的庐隐也跟着哭起来，她说：“我信了，我真的信了。”她后来说：“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灵上的痛苦，我每次遇到难过或惧怕的时候，便虔诚地祷告，这种心理作用，我受惠不少……多亏宗教信仰，不然我那童年的残破的心，必更加残破了。”

受尽冷眼的日子并未一直持续，庐隐拼命用功，大哥指导她习作短文，她终于考上高小。母亲和亲戚面上有了喜色，后来她又考取师范学校预科，家人对她更是刮目相看。

有些人生来就不讨人喜欢，比如傅红雪，他在所有人的冷眼中变得性格乖戾，庐隐却成了很现实的女子，充满人间烟火味，她性情豪爽，热情。在师范学校里还与同学组成了“六君子”，以“笑”来发挥她们的调皮。

随着日渐长大，美与不美的观念生出来，庐隐长相平平，她自嘲“丑小鸭”。似乎在中国，爱情与美貌成了正比，平庸的面容不容易获取浪漫的爱情。张爱玲有一极端的说法：没有一个女子是因为她的灵魂美丽而被爱的。中国男人还没有达到能欣赏灵魂的程度。

但是庐隐的爱情来了。

酷爱读小说的庐隐到处搜罗小说。有一次去舅父家，认识了远亲林鸿俊。林鸿俊是个挺漂亮的青年，人也聪明，虽然读书不多，但也让人眼前一亮。两人攀谈起来，庐隐向他借了小说《玉梨魂》。这本小说情节凄婉动人，女主人公的遭际让她流了很多眼泪。她与林鸿俊两人谈得多了，渐渐亲密起来，林鸿俊觉得她是多情的人，也将真心付与，把平生不幸都告诉她，引来了庐隐的同情。

同情不是爱，这是错误的根源。所以他们修不成正果。

然而庐隐却将这种同情继续发挥下去。林鸿俊到家里来求婚，庐隐的母亲和哥哥都不同意，觉得他不会有什么更好的前程，家境又贫穷，配不上已非“笨小鸭”的庐隐。但庐隐的同情在这时起作用了，越是被人反对的爱情越能激起当事人的反抗。

她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情愿嫁给他，不管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拗不过倔强的女儿，母亲只好答应，还给了林鸿俊一笔钱，供他去上大学。母爱在庐隐能自己做主时开始呈现，尽管来得有些晚，但还是来了。

张爱玲说，这个世界是丰富且混沌的。亲人之间，哪里有绝对的爱与恨呢？偶然的心结让母亲对庐隐看不顺眼，渐渐生厌，所以总是把她的好扒拉到一边去，眼不见心不烦，可终究还是自己的孩子，爱是难免的。一边厌恶着，一边又心疼，这是很复杂的母爱。

要么要，要么全不要，庐隐对母亲这种态度也是厌烦的。

她只想远走高飞，摆脱家庭，仿佛小鸟摆脱牢笼，“……到火车站，我匆匆地买好车票，雄心万丈似的跳上车子，当车轮蠕蠕而动，我和表哥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如笼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时时我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泄我平生的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作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

她要自己闯这个世界去了，要撑起一片天地来，可是，事不如愿。她的同学即在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的舒畹荪女士邀请她到女师附小授课，教国文、史地等课，很快她就觉得枯燥无味，半年后便回了北京。

后来，她又经母校校长推荐，去开封女子师范大学当教员。她从来不是低眉顺眼的人，激烈的言辞让同事排斥，再加上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同事都想保住自己的饭碗，庐隐首先成了被挤掉的对象。又熬了一个学期，庐隐逃回了北京。希望她能安定地做份工作的母亲骂她没长性，表姐妹们也开她的玩笑，送她一个雅号：学期先生。

像一次次被贬黜远方更远方直到海南岛的苏轼一样，庐隐也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她当然没有苏轼那样“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胸怀，她忍受着家人的嘲笑和挤兑，把头低得更低。

1919年秋天，庐隐考进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因为过了考期，只能作旁听生，但她学习成绩优秀，经过学期考试，成了正班生。

因为一篇作文，庐隐的名声在大学里慢慢传开，但是她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过自己的写作生涯，而是与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她从此成了活跃的“社会人”，一心想担起社会责任。

她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成熟了，在这群进步青年的熏陶下，庐隐渐渐觉得林鸿俊思想平庸，与她聊不来了。她提出解除婚约。理直气壮地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却没想想林鸿俊当初也不是英雄啊，是她自己力排众议，非要与人家订婚。

遇到蔡锷之前，小凤仙也懵懂，直到遇到真英雄，她才说：“非英雄不嫁”。庐隐又遇到了谁呢？

郭梦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虽然对社会活动不热衷，但写得一手好古文，常有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文学研究会，他与庐隐经常参加，两个人极为投契，在庐隐的眼中，这就是她的思想家，她的英雄吧。

但是，使君有妇。

似乎那个时候的男人都是这么不负责任，早早地有了自己的没有爱情的被“绑架”成婚的妻。进步青年女子所到之处都是这类“骑马找马”者，几乎成了一种风气，处处是地雷。庐隐没有像石评梅那样被这种夹缝生存毁灭，她倒更像乔治·桑，身上有一份蔑视世俗的勇气。但是中国不是法国，她没有乔治·桑那种力量。她不顾家庭、朋友的反对，不顾强烈的社会舆论，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与郭梦良举行了婚礼。只有好友苏雪林为她辩护说：“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庐隐以为，只要有爱情，什么都不是问题。现实让这个理想主义者尝到了苦头。

新婚的欢娱是短暂的，庐隐与郭梦良应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看到郭梦良的妻子她才明白自己的处境，卑微而尴尬。她感觉到了周围的歧视和嘲弄，处处是冷遇，“做小”的耻辱让她郁结于心。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哀叹道：“……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

庐隐与郭梦良又回到上海。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无暇顾及庐隐，这时候他们的女儿出世了。庐隐应付家庭琐事，照顾孩子，只好把自己的理想—写作丢在一边，她第一次品尝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苦果。庐隐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连连叹息：“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更不幸的是，与丈夫生活了才两年多，郭梦良就因肠胃病去世了。她自怜自叹：“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她绝望至极，但强忍着悲痛，带着女儿送丈夫的灵柩回福州安葬。然后便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住在郭家。郭梦良在老家的妻子并没有为难她，但是婆婆却看她不顺眼，按封建传统规矩，她不是正妻，她与郭梦良的婚姻也是不被祝福的婚姻，这使她背上了不守妇道的恶名。婆婆待她相当刻薄，处处指责她，她晚上点煤油灯都被恶骂一顿。

在中国，名分很重要。你不在乎，众人在乎。你不在乎众人，众人就想方设法让你不得不同她们一样，认可名分。庐隐实在无法忍受，就带着女儿离开郭梦良的福州老家，来到了上海。这个时期，她写了《秋风秋雨》《灵海潮汐》等文章，文风凄苦，记载着这段黯淡的日子。

在上海任教期间，庐隐只能住进女生宿舍，课余，继续写作。她总是一副愁容，对朋友感叹，是男人和爱情害了她。可是，男人是她自己选择的男人，爱情是她自己选择的爱情啊。有情皆孽，何况众人反对的爱情，即使是真爱，也会被“不被认同”损耗掉吧。何况又是那样的贫穷—萧红曾经描述过贫穷，真是可怕呢！

这段时期，接二连三的打击不期而至，她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死别。母亲死了，因为她执意要嫁给郭梦良，母亲一病回乡，积郁成疾，终于不治而亡；丈夫死了，拼尽力气得到的爱情昙花一现；曾经指导她写作的哥哥也死了；挚友石评梅也离她而去，石评梅生前，她们经常相约去散步，谈心。那段时期，她时常跑到陶然亭荒冢放声痛哭，像个疯女人一样高歌狂舞。

人们把庐隐当成阮籍、嵇康一类的人物，使她落得一个浪漫至情的美名。她说，哪里是浪漫，那是痛苦，无法言说的痛苦啊。石评梅死后，她失去了唯一能够听她倾诉的人，整日沉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慢性的自杀。”

这个时期，她写了中篇小说《归雁》。

这篇小说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一面痛恨自己脑中的封建余毒，不敢打破礼教的藩篱；一面渴望燃烧，追求自我。她为这种不协调煎熬着，为这种痛苦呼喊着，她说自己是被旧势力打败了，“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重新去飘泊了。”

哥哥死后，庐隐的悲哀达到了极限。或许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她大病一场后，重新活过来，开始积蓄力量。她要把这世界的缺陷填充起来，她要努力，向着生命的光明……

随着信心重拾，爱情再次来到她身边。

瞿冰森比庐隐小几岁，他还在上大学。

庐隐不敢接受他的爱情，她在《归雁》中写道：“我最怕人们窥到我的心，用幸灾乐祸的卑鄙的眼光，怜悯加之于我的时候，那比剐了我还要难过。”这个时候，她已经把自己包裹起来，她不愿任何人看到她心上的伤疤。她既害怕别人幸灾乐祸的心理，又厌恶怜悯。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把爱情挡在门外。

庐隐拒绝了瞿冰森。瞿冰森哪里知道她的苦心，他像个负气的孩子，竟然找了个漂亮的小女友，带到庐隐面前去招摇，以激怒她。他的幼稚再次伤害了她。

向往爱情的庐隐，是可以为爱情牺牲一切的，可是，她越来越看清，爱情，只不过是一场幻梦，一遇到冰冷的现实就化为乌有了。因为敏感执着的个性，同样的事件，于她却要比常人有更深的痛苦。上帝是公平的，敏感的心性是双刃剑，她也正因为至情至性的敏感才写出那么多引起共鸣的作品。她是用自己滴血的心来写作，所以作品有灵性，有真情，不像“五四”时期的很多空喊口号的作家。

茅盾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为第一人。

死者已矣，追求者盈门。但是庐隐却一个也不动心，只与他们宴游玩乐，生活极其颓废。苏雪林说：“这时候的庐隐似微有点玩弄男性的倾向，大概是由于心理过于郁结使然。”

然而，爱情还是照亮了她那片灰暗的世界。李唯建，清华大学的学生，青年诗人，慕名而来。

书信频传，你来我往，两个人的交谈越来越直白。

李唯建自称“异云”，庐隐就署名“冷鸥”。孤独的“冷鸥”真的会在这片“异云”里飞翔？他开始放开胆子，表白道：“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诗人的情感是爆发式的，他说：“你是我的宗教，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

庐隐并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女孩，面对这样热烈的词句，她冷静地审视着这个浪漫而随性的大男孩，婉转地拒绝了他，“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李唯建懂得她这种疑惧，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深入，用火热的词句来烤化她。庐隐终于情不自禁地投入他的怀抱，接受了他同情的抚慰。她的世界瞬间变了颜色，“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

她说：“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庐隐是当红作家，嫁与有妇之夫郭梦良已在文化界轰动，现在又要与小她八岁的学生李唯建结婚，自然又引起轩波。

像第一次婚姻一样，又一次飞蛾扑火。她把他当成她的灵魂伴侣，精神财富，她说：“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他们的情书也结集出版，名为《云鸥情书集》，见证了两人当时热烈的感情。可是结局再次令人扼腕。

庐隐与李唯建结婚后，寄居日本，开始了他们的爱情生活和创作生涯。这个时期她写了《东京小品》，格调一反之前的沉闷，颇有一些亮色在里面。

由于在日本的生活不能维持，两人回国，住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也是在这个时候，庐隐写作了她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为好友石评梅留下永久纪念。后来离开杭州去了上海，为了生存，庐隐又开始了她的教书生涯。只是还没有间断写作，一有工夫就写，“不敢为了机械的教书生涯忘记我一向所努力的创作生命……”

她的作品在《女声》《申江日报·海潮》《时事新报·青光》《时代画报》《前途杂志》《现代杂志》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有小说《女人的心》《情妇日记》，也有散文《花瓶时代》《男人和女人》，她坦率地说自己“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但为钱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不过拿文章卖钱究竟是零卖灵魂，有点可怜，所以我宁愿在教书的余暇写文章了。”

庐隐一生清贫，辛苦度日，写作，教书，做家庭主妇。这也与她嫁人不淑有关，所谓灵魂伴侣就真只是灵魂伴侣了，李唯建在生活上，简直一无是处。此诗人非彼诗人，李唯建不是徐志摩，他没有担当，生性懒散，不去工作，在家里东游西逛，这个家只能靠庐隐来支撑，她又要赚钱养家，又得做家务，忙里忙外，如此李唯建还吆五喝六地指派她，发挥他的大男子主义，作威作福。这让庐隐很伤心，借酒浇愁。庐隐的朋友看不过，就出面请人给李唯建介绍了一份工作。

有人说是社会害了庐隐。那样一个黑暗的社会，一个混乱的朝不保夕的社会，确实贫困比比皆是。可是，在哪个社会又没有贫穷呢？当今社会，因为物质因为金钱吵架直至

破裂的婚姻我不只看到一桩。而一饭一钵，和和美美过下来的，也不乏其“众”。

贫穷不是庐隐的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大概如庐隐所说：“爱情如幻灯，远望时光华灿烂，使人沉醉，使人迷恋。一旦着迷，便觉味同嚼蜡。”与石评梅不同，庐隐没有生活在有情饮水饱的童话里。她活在张爱玲笔下不纯粹、不彻底的现实世界里，生存让她无法深入爱情，让她接触不到能够深入爱情的男人。无法深入灵魂，苦就独自任意在灵魂里蔓延滋长了。

尤其是她的死，更让人扼腕叹息。1934年5月，庐隐生孩子，为了省钱没有进医院，只雇了一名助产士来家伺候，因难产手术，手术后却流血不止，高烧不退，再送入医院，已经迟了。

徐志摩去世时，郁达夫曾叹息过中国文人的悲哀。

除却少数几个时期，中国是一个不重视文人的国度，所以生在中国的文人或多或少都为生活所累，难以真正发挥自己的潜力。一代文豪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写出“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千古名句的柳永卒时家无余财，由群伎合资埋葬。物质基础支持上层建筑，基础不牢，上层建筑摇摇欲坠。

庐隐一生的收获大概只有她那几部胜于生命的作品了，李唯建将她所有的作品放入棺内，就让这毕生的心血陪伴着她吧。“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这是庐隐对自己的断语。也难怪后来，家里没有一本她的作品。女儿在学校里被人问起，你不是庐隐的女儿吗，怎么手上就没有你妈的书呢？

庐隐早期的作品有炫才的毛病，一挥而就，绝不再改，不如后期作品耐人寻味，佳境渐生。只可惜早逝的命运截断了她的才华。早逝的几位作家如石评梅、萧红、庐隐的作品都是凄苦、凄清、凄冷的色调，所以人们多以为庐隐也是凄凄艾艾之人，其实不然。

认识她的人都觉得她是慷慨爽利之人，有丈夫气概，好友苏雪林说她“一生英风飒爽”。庐隐也觉察了自己身上并存着的这种双重人格，她在自传中写道：“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不是故意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

这种双重人格也让她一生活在矛盾中。庐隐说：“事实上我是生于矛盾，死于矛盾，我的痛苦永不能免除。”她奉行“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的准则。倔强的庐隐对这个世界是过不惯的，于是，她就拧着来，抱着“谁管得着”的态度，无论社会怎样对她，她都不理会。可是，说一句“谁管得着”，社会秩序就真的不管你了吗？记得有个故事：有一人离群索居，结果被老虎吃掉了；有另一个人，生活在人群中，大小事务都掺和，结果累死了。你若不在乎这个世界，你会被老虎吃掉的。这就是她举步维艰的原因。

她与这个世界不相容。

庐隐说：“我愿意我永远是一出悲剧的主人；我愿我是一首哀婉又绮丽的诗歌；总之，我不愿平凡！”她并不通融，与这个世界和解，她宁愿她的人生是悲剧，也不和解。

她要做自己。

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做自己谈何容易，但她终究活出自己的颜色。庐隐说：“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残酷也罢，悲哀也罢，挣不脱也罢，“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一萧红式的断语也落在了庐隐身上，她们有着共同的生为女子的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