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从不能将我束缚

萧红临终前，还说过一句话：“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女人并不是不幸的代名词，无论从生理上、心理上、经济上，都没有命定说女人就是附属品，而是狂妄自大的男人把女人当成自己的参照物，逐渐地，连女人自己也认同了这种补偿性的身份。萧红临死都没明白这一点，她的不幸不是源于她是个女人，而是源于她太把自己当成男人所界定的女人。她一生都在抗争，却终究没有走出中国传统女子处于附属地位的窠臼。

倒是同时代的张充和、蒋碧微、吕碧城、凌叔华等人，活得恣意潇洒，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真正拥有了作为一个人的独立人格。

尤其是凌叔华，不但在事业上与男人并肩而立，在感情上更是如鱼得水，游走在几段爱情之中，尽情享受生命一呼一吸的瞬间。谨慎而聪明的头脑让凌叔华收放自如，站在安全距离之内，然而这份矜持，是否也让她错过了什么？

那个时候，在北京新月社，留学生和文人雅士每月都有一次聚会，胡适、徐志摩、丁西林、陆小曼、陈西滢、林徽因、凌叔华等是这里的常客。有一次，大诗人泰戈尔来到中国，由徐志摩主持接待，他们要办一个别具一格的茶会，最后决定地点选在凌叔华的书房。

“小姐的书房”是比林徽因的“太太客厅”还要早了十来年的文艺沙龙。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出身翰苑，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历任清朝户部主事、军机处章京、顺天府尹等要职，后来又任北洋政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凌家大宅是一座有99间房子的豪华院落，在史家胡同24号，宽敞的庭院，两进的四合院，中间有带着月亮门的过道连接。

想当年，父亲也是饱读诗书、精于诗词、酷爱绘画，家中文人雅士出出进进，谈诗论画，有齐白石、姚茫父、王梦伯、陈半丁、陈寅恪等著名学者画家，还经常组织“北京画会”。凌叔华在这样的环境下爱上了绘画。

六岁时，她在花园的白墙上，用林炭涂鸦了很多山水与人物，恰被父亲的一个朋友看见，这个朋友就跟凌福彭说起这孩子有天赋。凌福彭虽然对这个姨太太生的女孩不是那么宠爱，但一听说她有天赋，也不禁想到她的曾外公是有名的国画大家，正愁没人接衣钵，就起了培养这小丫头的兴致。

如此，凌叔华便拜慈禧太后宠爱的画师缪素筠为师学画，还向当时被称为文化艺术界一代怪杰的辜鸿铭学古典诗词和英文。她的闺房也被父亲布置成画室，如她在《古韵》中的描绘：“我的房间布置得像真正的画室，家具都是父亲挑选的……面对紫藤的窗前摆放着一条黑漆桌案，光滑透亮，可以反照出美丽的紫藤花……一张红漆桌案放在面朝紫丁香的窗前，这种红漆是北平最好的，红得发亮，看久了令人目眩，简直妙不可言。”

这画室也便是凌叔华的书房，豪华却不庸俗，典雅又有情致，据说还是泰戈尔选定在这里举行画会呢。

会上，有三大美女出现，都围绕着年轻浪漫的诗人徐志摩，只是林徽因已有婚约，与徐志摩要保持客气，陆小曼也是有夫之妇，虽然她并不把少妇身份当一回事，但志摩还是有所顾忌，只有凌叔华待字闺中，两个人可以更随意些。凌叔华贤淑文静，虽为这次画会的东道，却不指手画脚，不自以为是，总是恰到好处地出现在客人需要的时候，让人如沐春风。

她还大着胆子忽然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您会作画吗？”旁边的几个人都大吃一惊，泰戈尔却没在意，即兴在桌上的檀香木片上画下莲叶和佛像。之后两人便攀谈起来，谈诗歌，谈绘画，老诗人建议她：“多逛山水，到自然里去找真、找善、找美，找人生的意义，找宇宙的秘密。”后来，泰戈尔还曾向徐志摩称赞，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老诗人是否有意让徐志摩把注意力由林徽因身上转移到凌叔华身上呢？因为这期间徐志摩曾托泰戈尔，代自己向林徽因传情达意，遭到拒绝。

苏雪林有一段描述凌叔华的文字，很能说明她的神韵：“凌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生活于梦幻的诗人”自然与诗人更投契，徐志摩也从此与凌叔华成了密友。他正因失去林徽因而痛苦着，便经常与凌叔华通信，有一次在信中写道：“不想你竟是这样纯粹的慈善心肠，你肯答应做我的‘通信员’，用你恬静的谐趣或幽默来温润我居处的枯索。”

而凌叔华的文字也总能让徐志摩兴奋不已：“回京后第一次‘修道’，正写这里，你的信来了。前半封叫我点头暗说善哉善哉，下半封叫我开口尽笑自语着捉掐捉掐，你真是个妙人，真傻，妙得傻，傻得妙……”

徐志摩的热情来得太快了，而矜持的凌叔华，还在不紧不慢地支着她闺秀的架势，享受诗人的诗情画意。男人的殷勤总是女人最大的享受，她们喜欢用模糊和推拒来延长享受的过程。

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又可以当作什么也没说。

凌叔华的信一次次激发年轻诗人的灵感，内容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徐志摩的回信中，足见凌叔华为写信而下了一番功夫。他说：“说也怪，我的话匣子，对你是开定了……我给旁人信也写得顶长的，但总不自然，笔下不顺，心里也不自由。对你不同，因为你懂得，因为你目力能穿过字面。这一来，我的舌头就享受了真的解放。我有着那一点点小机灵，就从心坎里一直灌进血脉，从肺管输到指头，从指尖到笔尖，滴在白纸上就是黑字，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

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四个字，就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二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半年内通信七八十封，且经常聚会谈天，他们的相知相惜，早已超过普通友谊。

徐志摩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是徐志摩一直崇敬的外国女作家，她的外貌让徐志摩惊为天人，才华更让徐志摩说是“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如此的桂冠，没有颁给林徽因，却给了凌叔华，可见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欣赏。他更把她引为知己，徐志摩曾在旅欧途中写的信里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

红颜知己做久了，就难以成为恋人了，因为总是云淡风轻，而不是你侬我侬。太相知或自以为太相知，有些话就停在嘴边永不出口了，“人淡如菊”的凌叔华对徐志摩嘘寒问暖，却没有像艳丽热情的陆小曼那样融化诗人的心，所以当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绯闻在北京城传得沸沸扬扬时，凌叔华有点难以相信。

但是，她仍旧是“人淡如菊”的“闺秀”姿态，不愠不火，把另一个爱慕者端出水面。

当徐志摩双管齐下，一边给凌叔华写信，一边向陆小曼献殷勤时，凌叔华也一边对徐志摩精神安慰，一边与陈西滢暗通款曲。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很多年以后，旅居英伦的凌叔华给寄来《徐志摩年谱》的陈从周回信说：“徐志摩同我的感情，真是如同手足之亲……徐志摩与我一直情同手足，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用一个“手足之亲”来定义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得体。你有了陆小曼的时候，我已与陈西滢鸿雁传书两年多了。

所以，当双方托媒人进入凌家的时候，凌父吃了一惊。凌叔华与陈西滢的爱情进行得如此秘密，闪了好多人的眼睛。这时候，人们才后知后觉，仔细一回味，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陈西滢主编的《现代杂志》刊发的第一篇女性作家创作的小说，即是凌叔华的《酒后》，小说一经刊发便引起不小的反响。同年五月，陈西滢又在自己的专栏“闲话”中，刊出短文《庆贺小戏院成功》，这篇短文与他之前以议论为主的“闲话”不同，仅报道了一次演出，这次演出的剧本由凌叔华创作。

那一年，凌叔华26岁，父亲把有28间房子的后花园给女儿做了陪嫁。难怪鲁迅讽刺陈西滢，嫁了有钱人家的女儿。

陈西滢本名陈源，留英博士、学者、评论家。与鲁迅论战失败，成了“反派”角色，但是他并非所谓“汉奸文化”的帮凶，他只是太理智了，多年的留学生活让他习惯了英国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当时的狂热有些看不惯，且又不屑于那些小聪明小机智，所以显得有些“板”。

正是他的“板”，让他立论公正，无论是对友人徐志摩还是对论敌鲁迅，他都能不偏不倚地评论对方的作品，虽然已经与鲁迅交恶，但他写新文化运动的著作时，只选了两个短篇，郁达夫的《沉沦》和鲁迅的《阿Q正传》，他说：“（先前的一些作品）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阿Q是一个type，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是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的其余的文章。”在这里倒也现出这样一个板正的人好玩的一面来。

陈西滢与凌叔华两人都是比较沉静、独立的类型，所以连书房都是分开的，谁也不干涉谁的工作，凌叔华的作品都是在发表了之后，才被丈夫读到的，陈西滢也是，公开发表前，他的文章也没有给叔华看过。

凌叔华的作品与当时女作家庐隐、冰心、丁玲、白薇等人不同，她不写女性追求个性解放，而善于细腻的心理刻画。成名作《酒后》，就写三个人喝完酒之后，友人在他们家睡着了，少妇想去吻熟睡的友人，丈夫说：“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但是终究允许她去吻，她走到友人面前却又退缩了。

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想法，向自己的丈夫明目张胆地要求，去吻另一个男子，或许女人多有这种想法，但只是在心里一闪而过，从未说出来，凌叔华却把这种微妙的心理细致地展现出来，确实是个异数。难怪徐志摩把她比作曼殊斐尔。“曼殊斐尔随你怎样奥妙的、细微的、曲折的，有时刻薄的心理，她都有恰好的法子来表现；她手里擒住的不是一个个的字，是人的心灵变化真实，一点也错不了。”

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集《花之寺》由陈西滢编定，在新月书店出版，《酒后》之前她也发表过几篇小说，但都不太精练，所以没有收入，可见这本集子也是丈夫精心筛选过的。徐志摩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上说：“《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我们悉心地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

鲁迅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地，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凌叔华后来流亡英伦，出版了以少儿生活为素材的自传体小说《古韵》，曾受到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指导，这本小说在英国成为畅销书，沈从文曾说她的小说是“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的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喊叫，不呻吟，却只是沉默。”

1928年，陈西滢到武汉当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凌叔华随同前往。

她在武汉结识了苏雪林、袁昌英两位才女，三人成了“珞珈三杰”，常常一起谈诗论画。

日子过得悠然、淡然。

教授的爱总是不愠不火，少了点激情。

疲怠的婚姻恹恹欲睡，朱利安乘虚而入了。

朱利安是英国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外甥，他母亲是一名画家，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小有诗名，20岁时出版诗集《冬之动》获得好评。他从小生活在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文艺小集团，受艺术熏陶的同时也受到小集团性意识开放的影响，成为情场高手。

20世纪30年代正值世界政治混乱时期，血气方刚的朱利安以天下为己任，在伍尔夫及丈夫伦纳德“那里（中国）将发生影响世界的大事”的鼓动下，来到了中国，受聘于武汉大学。结识了陈西滢夫妇。

有“洛伽山美人”之称的凌叔华引起了朱利安的兴趣。

凌叔华三十五岁，已是有孩子的少妇，朱利安二十七岁，正当激情四射的年龄。朱利安有给母亲写信的习惯，且什么都说：“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难以自拔……她是其中最有才华、最美好、最敏锐和最聪明的人之一。我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我想，等我平静下来，我会让她爱上我……”

而凌叔华是那种外表娴静内里颇有一些心思的女子，像当下流行词汇“闷骚”所形容的那样—“隐忍而不失优雅的性感，有一种含蓄的放肆的内在品质蛰伏在人的体内，隐含、积蓄、含而不露、欲说还休，时机一旦成熟，就立刻苏醒，继而惊世骇俗等等。”

干柴烈火，两人一拍即合。他们很快坠入爱情的罗网。凌叔华这一次的爱情，与和徐志摩的桃花流水不同，与和陈西滢的相敬如宾也不同，是彻底的燃烧，真正的融合。像拍电影一样戏剧化，难怪海外作家虹影以他们为原型写了小说《K－英国情人》——

闵，一个那么正经的女知识分子，一个原来那么羞涩的中国古典女诗人，怎么会是这样一个永远不会满足的女人？

“太疲倦了，”他想，“我恐怕会死在这个女人的欲望之中。”这想法忽然，使他非常惊喜。不管应该不应该，这样的死法太幸福了，世界上有几个男人有这样的福气。

我会幸福地死去，而不是死在战场上，也不会死在刑审室里，吞氰化钾。

裘利安嘲讽地问自己：性，还是革命？

在闵美妙的裸体面前，他毫不犹豫地给性优先选择权。

她重新在另一个诗人身上寻到了爱情的魔力—大概只有诗性气质的人身上才有这种激情，才能让双方达到欲仙欲死的境界。不知是不是朱利安杜撰，他说凌叔华告诉他，她曾经爱过徐志摩，只是当时已惘然。不肯对外人承认，也不肯对自己承认。亦或许这只是朱利安对自己当时被指责为“通奸”的开脱。

两人不满在武汉暗中幽会，又密谋去北京幽会，分头上路。

凌叔华在火车上给朱利安写信：“我昨晚读了劳伦斯的短篇小说……一个人在孤孤单单的旅行途中，心不在焉的时候一定喜欢读这样的东西……”

劳伦斯的小说，莫非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冲破所有传统的、道德的、规范的禁锢，赤裸裸的自然之爱，就像那片山林中的植物。

凌叔华陪伴朱利安逛遍古城的名胜，看戏、溜冰、洗温泉，在这里不用偷偷摸摸了，他们尽情享受这段自由的日子，凌叔华潜在的狂野的一面显露了出来。朱利安说：“这段疯狂的时间让我脑子一片空白。你能猜到我们是怎样的快乐和愚蠢。K（凌叔华）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而我竟丢掉了随身携带的东西。”

回到武汉，炽热的感情让他们忍不住继续缠绵。

陈西滢也觉察到他们走得太近了，警告凌叔华，她答应他远离朱利安，但是转眼两人又黏在一起了。据说有一次，他们正在幽会，陈西滢在外面砸碎了朱利安的玻璃。

武汉大学校园里似乎传出了绯闻，而布鲁姆斯伯里小集团出身的朱利安“天生不相信一夫一妻制”，并没有打算和凌叔华结婚，凌叔华只得以死相逼，随身携带着一瓶老鼠药，还备着一把用来割腕的蒙古刀子，并向朱利安扬言要吊死在他的房里，朱利安被吓住了，陷在感情中的东方女子真是可怕，他支支吾吾地答应跟她结婚。

“东窗事发”后，陈西滢要凌叔华作出抉择：一是离婚；二是不离婚但分居；三是断绝婚外情而破镜重圆。凌叔华选择了第三条。她能够飞蛾扑火，却做不到义无反顾。她退回到安全范围内，她的情人朱利安成了“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从武汉大学辞职，回到英国。

先前是凌叔华以死相逼，要嫁给朱利安，到了关键时刻，要作出最后选择的时候，她还是选择退回到自己的婚姻中去，而这个时候，朱利安却一反先前的犹豫支吾，执意要娶她。

男女间的角逐，莫不如此。

她只是想看看这个热烈的情人到底有多爱她，爱她是否爱到要娶她，当她看到他的退缩他的犹豫时，她就放弃了他；然而在他那一方面，出乎意料，原来她还可以放弃他，原来她还可以放得下他，他的心理不平衡了，忽然生出一股力气来，执拗地想要回她。他想不通一个要为他殉情的女子为何能够下决心离开他，舍弃他而选择另一个男人。

朱利安不再是从前那个热情的大孩子，他现在经常一个人想心事，母亲深知他这段罗曼史，不免暗暗担心。果然，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西班牙战争。果然，如他所预想的，他这不安分的生命不是死于战场就是死于爱情，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击中了他。

武汉大学也为朱利安举行了追悼活动，陈西滢坐在前排，这个男人的风度再次显示出来，他是君子。遥想当初陈西滢曾指斥朱利安“你不是一个君子”，因为朱利安刚承诺不再见凌叔华，转身便食言。

1946年，国民党政府委派陈西滢到巴黎出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之后，陈西滢、凌叔华定居欧洲。相安无事，陪伴到老，至于两人感情如何，只能从言语中窥到一二，记得凌叔华曾对陆小曼说：“男女的爱，一旦成熟为夫妇，就会慢慢变成怨偶的，夫妻间没有真爱可言，倒是朋友的爱较能长久。”能发出这样的感慨，可见在很早的时候，他们的感情就已经不好了。

两种不同的人，相敬如宾最后终成相敬如冰吧。

陈西滢板正又固执，他爱她的才华，看中她的才华，却并不懂她这个人，他不知道她需要什么，也没有刻意去思考她需要什么；而凌叔华从来就不是一个安于相夫教子的女人。她抱怨主妇生活，抱怨没完没了的琐事搅扰她的写作：一会儿佣人叫“太太”，一会儿女儿叫“妈妈”，分她的神，让她既厌倦又烦躁，她在给巴金的信中写道：“一个有丈夫的女人真是公仆。”

她既不体贴丈夫，也不照顾孩子。

她说：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结了婚，绝对不能给丈夫洗袜子、内裤。绝对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

在欧洲，凌叔华一直为自己的事业奔走。她通过朱利安的母亲和布鲁姆斯伯里成员的帮助，在英国、法国都办过个人画展，取得了一些成功；她还经常与伍尔夫通信，在这位大作家的指导下写成了她重要的小说《古韵》，这本小说畅销英国，并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多国文字。

陈小滢曾问过老父为什么没有和母亲离婚，陈西滢的回答是：“她是才女，她有她的才华。”似乎才华为“出轨”寻找到了原谅的理由，诗人犯点小小的错误是应该原谅的，何况是为了爱情，“爱情最大”，读过劳伦斯的人都知道。陈西滢眩惑于凌叔华的才华，即使没有读过劳伦斯，也可以“原谅”她吧。（凌叔华说“绝对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她没有认过错，她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又何谈原谅呢。从她这一方面来说，自己是没有错的；但从陈西滢那一方面说，这屈辱真的可以忽略吗？）

晚年的凌叔华内心是寂寞的，她给冰心写信说：

写到这里，我真想立刻飞回北京，同你瞎撩（聊）一些往事，以解心头悲戚。好在现在已经十月了，还有十几日便可相见。希望我住到复兴路大楼七层后，可以多多相见。

我在此一肚子苦恼，谁也不要听，只好憋着气，过着惨澹（淡）的时日！

爱情需要激情，绝对的冷静是因为两颗心从没有真正碰触过。虽然不做攀援的凌霄花，但总应该“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凌叔华与丈夫陈西滢之间总像隔着什么，水是水，油是油，在多年后蓦然回首的刹那，她是否像已经嫁给耶律齐的郭芙一样，“不知不觉幽幽地叹了口长气。虽然她这一生什么都不缺少了，但内心深处，实有股说不出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