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对我都是无情

是的，萧红也承受了生为女子的辛酸。

黎明时分，周围还是一片晦暗，路上行人寥寥，萧红一个人拖着沉重的身子去找船。她在码头上摸索，忽然被缆绳绊了一跤，摔倒在沙滩上。她挣扎着想爬起来，笨重的身子却让她力不从心，她摸着自己的肚子，喃喃地说：“孩子呀，孩子呀！你就跌出来吧！我实在拖不起了，我一个人怎么能把你拖大。”这是切身体会，她身上的累赘是笨重的。她也曾想像大鹏鸟一样展翅高飞，可是，她的羽翼是稀薄的，而女性的天空又是低的。

她就这样躺着，感受着大地的冰凉。遥远的天际还有几颗疏疏朗朗的星星，天地苍茫，而她自己是这样的渺小，即使死了，又有谁知道呢？又有谁在意呢？

幸好，一位赶船的陌生人路过，将她扶起来。她就慌忙跑向岸边，等下一班船来……

这是1938年，当时日军进攻武汉，一批文化人纷纷撤退入川。萧红托朋友买船票，只买到了一张，她让丈夫端木蕻良先走，先去找个落脚的地方，自己再等机会与人搭伴入川。当时船票很紧张，再弄到两张票两人一起走不知要等到何时。恰巧田汉的夫人也准备去重庆，说可以与萧红结伴同行，端木蕻良就先走了。但是，买到船票那一天，与萧红结伴的友人突然病倒，不能起程，萧红只好一个人去搭船。

她后来抱怨，仿佛宿命般的无奈：“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东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一个人走路似的……”

她渴望爱，渴望与人相伴相依，可是，却怎么也遇不到那个长相厮守的人。似乎每一次爱情都别扭着赶不上趟儿。

她跟萧军在一起时怀着汪恩甲的孩子，跟端木蕻良在一起时，又怀着萧军的孩子。人生为何如此尴尬？

因为是女孩子，父亲不支持她上学，作为上学的条件，萧红与汪恩甲订婚。但是随着与学校里进步青年的交往，她的恋爱意识开始觉醒，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汪恩甲，此人身上纨绔习气太重，思想守旧，还抽鸦片，萧红提出退婚。

可是，她的婚姻不是个人的事，在大家族，牵一发而动全身，长辈自然不同意她的退婚。她就与表哥陆哲舜相约离家出走。

她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凭一时意气开了头，结果就一泻千里，每一个决定都有意气用事的成分。

她没有想过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

萧红与陆哲舜租住在一个小院里，萧红住一头，陆哲舜住另一头。陆哲舜进了中国大学，萧红进了北师大附属女一中高中。这小院里经常聚集着东北青年，李洁吾是这里的常客。三个人一起看电影，谈论爱情、友情，倒过得逍遥自在。

只是有一次，萧红向李洁吾状告表哥非礼她，李洁吾把陆哲舜狠狠地骂了一顿，骂得他痛哭一场。三个人的关系忽然冷淡下来，然而过了一周，又渐渐一如当初。李洁吾这时候才有所悟，觉得自己多事，那两个人的关系暧昧，他这个外人掺和进来实在是好笑得紧，所以在信中引用了冯延巳的一句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果然，表哥就是萧红的意中人。陆哲舜写信回家，提出离婚，可是家里坚决反对，而且还断了他的经济供给。两个人缩减开支也无济于事，天气越来越冷，他们越来越穷。萧红离家时只穿了单衣，现在连件御寒的棉衣都没有。李洁吾看着冻病的萧红，从同乡那里借了20元钱给她。

这样抻着，总有一方败下阵来。

寒假到了，陆家以经济要挟，一筹莫展的陆哲舜只会借酒浇愁，萧红也对他的不作为感到失望，结果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冷淡，最后陆哲舜向家里妥协，决定回家，萧红只好跟他一起回去。他把她带出去，又带回来，前与后已经有了质的区别，萧红觉得这个懦弱的男人把她害得好苦，在两人的关系里，他还可以抽身，回到妻儿满堂的家去。而她，却无路可退。

两个人回到哈尔滨，陆哲舜回自己的家去，萧红在茫然中，只好向闻风而来的未婚夫妥协了。

生在这世上，要么奋勇向前，要么妥协到底。非要把自己弄夹生了，往后就不好办了。妥协，她心里是不愿意的，但是对表哥的幻灭感，加上身心疲惫，使她不得不对眼前这个男人产生了依赖，这就是车到山前的“路”，前面是上学梦的诱惑，后面是冷冰冰的囚笼般的家，她自然选择与汪恩甲在一起。

一个想要去北平上学，另一个想先回家完婚。争执不下，两人又闹翻。可是，他终究给了她温暖的旅馆房间住着，让她吃美味的饭食，还给她置办了很多高档衣服。萧红疲惫的身体在未婚夫的悉心照顾下逐渐恢复。

就像张爱玲《沉香屑》中的葛薇龙，萧红也在舒适中沉沦。她不再想上学的事，不再展望未来，她觉得自己没有未来了，索性跟汪恩甲一起吸鸦片，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们在“东兴顺”旅馆住了半年多，已经欠下食宿费4元，旅馆的老板开始催债，汪恩甲以去筹钱为由，离开萧红后再也没回来，而此时萧红已经怀孕了。

萧红的路越走越窄，先是求学，现在只求生存。

为了活着，她从一根救命稻草辗转到另一根救命稻草。

萧军就是这时出现的。

在她被旅馆老板看管起来的时候，在她饥肠辘辘无计可施的时候，在她拖着笨重的身体—拖着一个累赘的时候。

在昏暗的小房间里，她一次次设想着，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汪恩甲一定是在路上耽搁了；不好往外拿钱，被家里人绊住了；她等了又等，终于确定，这个男人把她丢下了。又是一个懦弱的男人，没有担当，一遇事自己就逃了，剩下的烂摊子，萧红得自己慢慢收拾。

饥饿让她来不及忧伤，旅馆的老板要把她卖到妓院去顶债，她急中生智，抱着试试的心理，给一家报社写了一封信求救。没想到《国际协报》的编辑裴馨园收到这封信后，非常同情这位素不相识的女读者，便委托该报的自由撰稿人萧军前去探望。

萧军出现在萧红面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但是他的豪爽和坦荡却让萧红倍感亲切。两人交谈起来，萧红得知面前这个流浪汉模样的人，就是她所佩服的作家三郎，更是喜出望外。而萧军对萧红的处境深表同情—未婚夫把已经怀孕的萧红抵押在旅馆，自己一去不还了—他义愤填膺，摩拳擦掌想要拯救萧红。

可是面对几百大洋的债务，萧军也束手无策，他临走时把仅有的五毛钱留给萧红。

赎金一时无法筹措，恰巧哈尔滨连续下了几天大雨，松花江决了堤，“东兴顺”旅馆在洪水中也是一片混乱，旅馆的人都四散逃命去了，萧红也乘乱逃了出来。而此时，萧军想到怀有身孕的萧红一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无人照顾，便冒雨游到了旅馆，可是，萧红已经不在那里了。这一次“拯救”虽然无果，却也说明萧军对萧红是有情的。“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在张爱玲笔下，香港沦陷成全了范柳原和白流苏这对夫妻，同样是兵荒马乱，同样是个人主义者无处容身的时候，萧红与萧军相恋了。

“他（范柳原）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但萧红与萧军这点感情却不足以使彼此在一起生活个十年八年，这又是一桩草率的托付，在即将溺水的慌乱中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

多年后萧军曾选择性地回忆说，他们第一次见面，他被萧红吸引并不是因为她那诱人的肉体，而是因为几张碎纸片上萧红的短诗，“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我马上暗暗决定并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他以“拯救”为名，把她据为己有后，再肆意践踏伤害，像《巴黎圣母院》里那个虚伪的教士。明明是为了占有，却装扮得那样神圣。

对于萧红，爱情是神圣的。而萧军却是相当随性不负责任的人，他说：“谈什么哲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他一次次地不爱，一次次地把萧红丢开。

两人刚住进欧罗巴旅馆时，萧军白天去找工作，萧红一个人待在屋里一边等待着萧军回来，一边忍受着饥饿的煎熬。“……黎明还没有到来，可是‘列巴圈’已经挂上别人家的门了！有的牛奶瓶也规规矩矩地等在别人的房间外。只要一醒来，就可以随便吃喝。但，这都只限于别人，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过道越静越引诱我，我的那种想头越想越充胀我：去拿吧！正是时候，即使是偷，那就偷吧！”

生活是残酷的，饥饿是实实在在的。萧军总算找到一份家教工作，一位汪姓庶务科长请他教自己的儿子一些棍棒拳脚功夫。

生活刚刚有一点着落，萧军便饱而思淫欲了。

汪家小姐梳着一头美丽的卷发，涂着胭脂，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她与萧红曾是同学，本是同龄人，看上去却天壤之别，萧军的眼光不由自主地在她身上游荡起来。汪小姐经常找他和萧红聊天，三个人常常一起去松花江划船、游泳，高谈阔论，引吭高歌。萧红身体不好，常常耐不住困乏，先去睡了，就剩下两个人在院子里长聊。

有一天，萧军突然说：“有个姑娘爱上了我。”萧红问他是谁，他得意洋洋地说：“那还有谁？”果然是汪小姐，萧红早知道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但是这一次外遇没有继续下去，汪小姐很快就与二萧为她介绍的一个编辑打得火热。

然而，前脚刚走，后脚跟进。

二萧合著的《跋涉》出版，上海姑娘陈娟慕名而来，但她只慕萧军。她来到他们在商市街的这间半地下室，一边津津有味地阅读萧军新近发表的文章，一边等着萧军回来。萧红打量着这个不涂脂粉却别有风味的女孩子，见她总不走，只好留下她吃夜饭。

后来，陈娟与二萧交往多起来。她似乎总是避着萧红，只与萧军窃窃私语，这让萧红很不舒服，汪小姐曾开玩笑似的警告陈娟：你会招致妒忌的。

多年后，陈娟在《萧红死后—致某作家》写道：“渐渐地我也从她那掩饰的眼光中间觉察了些什么来。是的，她憎嫌我，她对我感到不耐烦……”你总是纠缠着人家的男友，难怪人家憎嫌你。

何况，发展到后来，萧军都对陈娟产生了恋情，萧军给这个“懵懂”的少女寄去了无字信，还夹了一朵玫瑰，甚至追到她家里去，吻了她。她仍旧摆出一副无辜的模样，竭力撇清自己，还把男友带到商市街与二萧告别。敏感的萧红不会觉察不到，陈娟虽有愁烦，却也有着初恋般的兴奋。因着萧红，陈娟没有把这份感情的惆怅说出来，就回南方去了。

陈娟虽然回南方去了，萧军与她的故事却没有终结。

二萧从哈尔滨到青岛，与鲁迅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

亦师亦友，二萧经常去鲁迅家里谈到半夜。鲁迅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作序推介，把他们的书列入“奴隶丛书”系列，自费出版，迅速引起文坛的重视。尤其是有灵性有才情的萧红，她的《生死场》一下子吸引了众多读者，“萧红”这个名字渐为人们熟知。

因为战事，他们又从青岛来到了上海。

刚到上海，萧军便去陈宅拜访陈娟。做了母亲的陈娟与二萧谈笑坦然，萧军却贼心不死，常一个人去找陈娟。吃饭，聊天，都让陈娟感到“害怕”了，可是她为什么不干脆地拒绝他那“强烈的情感”呢？

害得萧红只能搬家。

只是搬家也没有用，萧军怎么绕也要绕到陈娟身边，还向陈娟转述萧红盘问他的话，把萧红当成了一个笑话。

直到陈娟的丈夫催促陈娟北上，萧军为陈娟摆送行酒，之后又盯梢陈娟到电影院。再随后，萧军忽然从电线杆后闪出来，看见陈娟正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他凄厉地笑了几声就走了。

这段感情算结束了，但是萧红的痛苦远没有结束，女人走了一个，又来一个。

萧红从日本回来，萧军正忙着处理好友黄侃的妻子许粤华流产的事，因为那孩子是他的。萧军顾不上萧红，只说让萧红放下个人感情，专注写长篇小说去。

萧红鄙视地说：“我的长篇并没有计划，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

二萧经常吵架。有一次，朋友看见萧红左眼青了一块，梅志和许广平关心地询问，萧红为了自尊，掩饰说是晚上不小心碰的。萧军冷笑：“别不要脸了，是我打的！”萧军的无耻暴露无遗。

可是，她为什么还不离开他呢？

她需要爱，爱情就像她的氧气。女人的世界是狭窄的，失去萧军，她就失去了一切，“没有家，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已经不爱我了吧！尚与我日日争吵，我的心潮破碎了，他分明知道，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或许，一个人一味地耽于痛苦，就没有空暇思考痛苦的根源，痛苦在消耗着她，让她没有力量抽身出来。

她只能自怨自艾。在这非人的日子里，她写下《苦杯》：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首一首是写给她的，

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人人都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

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他又去公园了，我说：

“我也去吧！”

“你去做什么？”他自己走了。

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

“有谁不爱鸟儿似的姑娘！”

“有谁不爱少女红唇上的蜜！”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

她也是清醒的，知道他的感情不会长久，既然恋上别人，那一个女子也将被他厌弃，就像厌弃她一样。他的厌弃让她失去所有的自信，眼巴巴地看着煮饭婆一样油污的自己。萧军的见异思迁，朝秦暮楚，打击着萧红的精神，让她无力从他的折磨中走出。

仿佛一时失了神，被他的虐待打蒙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朋友，没有一个可以深入交心的，所以，清醒的旁观者也没有一个站出来指给她方向。她沉沦，她害怕外面的世界，不敢走向外面的世界。只能一日一日萎着，当局者迷。

后来人们对她的责怪，说她懦弱，天真，不懂自尊自重都是不客观的，没有亲身体会过就不明白这种吸血鬼似的沼泽。她不是留恋痛苦，也不是留恋这个人，而是时机不到，真正尝受够了的时候，才会顿悟，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有离开的力量。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避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坐在床上哭，怕是他看到；

跑到厨房里去哭，怕是邻居看到；在街头哭，

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哗笑。

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她只有哭，只有哭，待哭够了，就该转身了。

等她转身，他才觉得心底仍依恋她。

终于，端木蕻良出现了。一个面容苍白且清秀的大男孩，沉静、内敛还有一些落拓不羁。他那身与众不同的打扮往左翼文人中一站，便有些鹤立鸡群。

那是1937年8月，胡风出面组织一群作家筹办一个刊物，这群作家中有萧军、曹白、艾青、端木蕻良等人。萧红一听端木蕻良也是东北人，很快便与他聊到一起。

过了两个月，胡风再次组织会议，端木蕻良一进门便把手上那副鹿皮手套摘下来给萧红看，“我的手套还不错吧？”萧红把手套戴在自己的手上：“哎呀，端木的手真细呀，他的手套我戴正合适哩。”会后，端木蕻良搬进朋友锡金的小金龙巷住，恰巧，二萧也住在这里。这样，就有了“三人行”的故事。端木蕻良与二萧住在里间，三个人曾经挤在一张床上睡。锡金借了张竹床住在外边。

仗着男多女少，萧红便娇贵起来。再与萧军争论，她就有了帮手。这段日子是充实且快乐的。四个人一起做“罗宋汤”，番茄、白菜、土豆、青椒、厚片牛肉大锅煮，又香又有营养。

有一次萧军故意挑衅，说长篇小说最伟大，中篇次之，短篇更次之，至于锡金那一行一行的诗，真是微不足道。他还伸出小指头，“你是这个！”而他自己是最伟大的，因为他的长篇小说正在《第三代》上连载，被评论家赞誉为“庄严的史诗”。锡金不理他，萧红却与他理论起来，而端木蕻良则绕着弯地称赞萧红的作品最好，这也让萧红对端木蕻良有了好感，觉得他更亲。

潜移默化地，萧红的心思有些乱了。那天屋里只有她一个人，很静，她不由自主地拿起笔在铺着的毛边纸上写下：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恨不相逢未嫁时”这一句写了几遍，大有程英面对熟睡的杨过写了无数遍“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时的惆怅。端木蕻良回来看到这些字迹，心有异样但也没有多想。倒是萧军觉察到了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他提笔挥毫，并高声念道：“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亲授，君子防未然。”还觉得不够，又低吟着写下：“人未婚宦，情欲失半”。

萧红佯作不解其意地问：“你写的什么呀，字太差了，没一点文人气。”萧军最怕人家说他没有文人气，因为接下来就该说他像个“强盗”了。他怒目圆睁：“我并不觉得文人气有什么好！”这时胡风来了，要给他们开会，偏偏萧红就拣了有“文人气”的端木蕻良身旁坐下。她终于开始要给萧军点颜色看看了。

二萧又开始经常吵架，有一次，萧军一脚踹开端木蕻良的门：“萧红去哪儿了？”无辜的端木蕻良只好回答：“我真的不知道。”

1938年1月，李公朴邀请萧红、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人去阎锡山创办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民大在武汉招收了上万名学员，二萧、端木蕻良等人与学生同行，辗转到山西临汾。

在临汾，他们认识了丁玲。二萧仍旧是吵架，而睡在同屋的丁玲早已习惯了，也不关心他们的争吵，自己早早睡了。

后来，萧军为了赌气，说：萧红你和端木蕻良结婚，我和丁玲结婚。

萧红终于要在“强盗”萧军的手中逃脱了。

有一天傍晚，她约端木蕻良一起散步，说要和萧军分手。说着说着便哭起来，端木蕻良问她因何啼哭，萧红说她已经有了萧军的孩子。

“萧军知道吗？”端木蕻良问。

“当然知道！”

“那他还要你和我结婚？”

“是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回首过往的寸寸伤痕，她咬牙切齿地说，他就是这样的人，这样不负责任，这样爱便爱，不爱便撒手，这样的不管不顾，这样的……

端木蕻良把她抱在怀里：这个小女子受了多少苦啊。他有一种要给予她温暖的热望。

萧军后来也威胁他们两个人，但终究时间不长，就与旅途中遇到的一个女人坠入爱河。很多年以后，他提及与萧红的爱情生活，冷静甚至冷淡地说：“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这就是他对萧红的理解，对萧红的评价。他似乎舒了口气，幸好扔掉了这个包袱。而萧红，却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他。

端木蕻良尊重萧红，不顾父母兄长的反对，一定要给萧红一个名分，同她正式举行婚礼。他认为萧红之所以受那么多苦，被汪恩甲抛弃，被萧军欺辱，皆是因为没有正式举行婚礼。婚礼上被大伙簇拥着，萧红第一次有了幸福的感觉，她对大家说：“……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与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他。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她还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蕻良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在端木蕻良面前，萧红还是看低了自己。

这却给纯粹的爱情烙上一抹阴影，爱情如何能够“牺牲”呢？

萧红和端木蕻良去了香港，一个教书，一个写作，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

端木蕻良不会理财，就把钱都交给萧红打理，虽然有保姆，萧红还是经常下厨做几道拿手菜，端木蕻良劝她把时间花在写作上，就时常和她一起去下馆子。

可是，1942年1月22日，仅三十一岁的萧红死在养和医院。很快，骆宾基便嚷出：“萧红是被他（端木蕻良）气死的。”

端木蕻良如何气死了萧红，美国学者葛浩文采访端木蕻良这段经历时，端木蕻良放声大哭，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外界对他颇有微词。端木蕻良在重庆曾有过一次丢下萧红先撤退的经历，所以坊间传言，香港再次突围时，他遗弃萧红，打算自己先走。尤其不可饶恕的是，萧红死在香港，仿佛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他确实消失了几天，那几天他到底去做什么了？

直到29年，萧红研究者章海宁访问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钟耀群同当年的端木蕻良一样哭起来，她说：“端木蕻良多年来一直不愿意说，因为端木蕻良回酒店时发现了骆宾基与萧红的私情，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在愤怒中跑了出去。但后来端木蕻良想到萧红在病中，他不忍心丢下萧红，

又回到了萧红身边。端木蕻良对萧红非常敬重，他不愿意再提及此事而伤害萧红。”

关于这件事，端木蕻良至死缄口不言，且在她死后也努力护卫她最后的尊严，在日军占领香港时，还竭力将她单独火化，将骨灰分别埋在圣士提反女校和浅水湾。

后来，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中，领导多次让端木蕻良交代问题，他都沉默着，似乎不屑一言，可是当领导说到“很清楚，萧红就是胡风分子，你还能逃脱吗”时，他拍案而起，怒目吼道：“鞭尸是封建帝王的做法！我自己，无论是坐牢、枪毙，由你处置。但我决不许污蔑萧红！”并拂袖而去。这是人们眼中那个“弱”的端木蕻良吗？

唯有他，从未想过抛弃萧红。

可是，萧红却再次有了危机感，她对守在病床边的骆宾基说：“端木蕻良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你的责任是送我到上海。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是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第二部可写。”

面对要去九龙抢救自己的小说稿《人与土地》的骆宾基，她一边说送她是对方的责任，一边许下恩惠。一切为生存故，她又抓住骆宾基这根救命稻草。她很可能像之前每一次陷入灾难时一样，再次向最临近的男人示爱，所以骆宾基不明就里得意洋洋地在《萧红小传》里写道：如果她活下来会嫁给我。

“他么？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想追求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也许端木蕻良正是恰巧听到了这些话而伤心地离开了七八天。

因为有骆宾基照顾萧红，端木蕻良就忙着去处理一些事务，除了取款、筹钱，联系医院，与人交涉等工作外，还回到住处整理萧红和自己的东西，诸如《呼兰河传》《马伯乐》《大时代》等手稿，以及萧红的一枚印章和许广平送的几颗红豆，这时期唯有骆宾基陪在萧红身边。端木蕻良起初是要突围的，但并非一个人突围啊。

因为病痛无援，因为端木蕻良给人一种软弱的印象，因为之前一次次被抛弃的经历，萧红对端木蕻良的怀疑也是情有可原的。她现在只能死死地抓住眼前的骆宾基，不禁诉起自己悲苦的一生来：“和萧军的分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蕻良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我早就该和端木蕻良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她和端木蕻良在一起仅仅是因为“还不想回到家里去”。

原来她从未爱过，先是为了上学，后来为了生存，她从未懂得爱情是什么，她以为爱情只是一种交换条件，一种度过一段时日的依靠，所以凭着本能一场场恋下去，遇到谁就恋谁，遇到萧军就恋萧军，遇到端木蕻良就恋端木蕻良，如今又遇到了骆宾基。

这个年轻人陪她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也算是仗义。

1942年1月22日，由于养和医院医生误诊，萧红开刀后并没有取出任何肿瘤之类的东西，这一刀却把萧红的生命彻底断送了。

黄昏时分，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一起陪伴着奄奄一息的萧红，她喃喃地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