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生去回答你

与凌叔华相比，林徽因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她所选的恰是她想要的那个人，恰是最适合她的那个人。

钱锺书有一篇小说《猫》，据说就是影射林徽因的。小说里女主人公游走于众多男子之间，大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气势，可是到了结尾，她听说，有人看见她丈夫在火车上，跟一个女孩走了，她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那才是她的主心骨，繁花过眼，留在心底的只是那一个人。追求者众，梁思成才是唯一让林徽因把心放踏实的人。

外人看不出来，只因她如梦、如诗、如花影，被欣赏，被编排，被过度解读了。林徽因已经成为一个传奇，甚或一个传说。

在她去世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一方面，她忽然成了女性励志的标杆，而另一方面，女人们都对她怀着敌意。这种隔着时空的，暧昧不清的态度，着实值得玩味。我时常想，假如她活在当下，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占据报刊娱乐版的头条吧。

人们关注名人，尤其热衷于关注他们的情史。谈论林徽因的文章和书籍汗牛充栋，然而，真正从女性视角去思考她的却并不多。人们谈论她，多是因为男人，因为她与三个非凡的男人—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情感纠葛。就大部分作品而言，其着眼点还在这一段情事上，而忽略了一个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历程。

林徽因是一个感情丰富、极具艺术气质的女性，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理性头脑、勇于思考的人，这一点恰恰被大多数论者所忽略。相较于她的情史，我对她的成长史更加感兴趣，当然，无论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情史都是成长史中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在爱情当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是被变成女人的。实际上，“女人”一词除了性别所指外，更是一种标签。在女权主义兴起之前，数千年的历史上，女性都处于附属地位，甚至只是一个工具。而林徽因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打破男权垄断，女性初步争取自由的时代。对于林徽因来说，争取女性的独立不仅意味着打破“从属身份”，更是一种自觉与自醒，这与她的身世和经历有密切关系。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生于福建一个具有优良文化传统的大家族。这个家族的男人大多有着诗人的气质和志士情怀，曾写下《与妻书》的林觉民（过继给林孝颖）和参加黄花岗起义的林伊民，便是林长民的胞弟，也就是林徽因的叔叔。林徽因的父辈们曾东渡日本留学，林长民拿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学学位。

与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林长民的身上有新和旧两种东西，一方面他受到西方宪政学说的影响，思想十分西化，而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濡染，执意要给林家添个男丁，继承香火，所以当他的妻子不能生育时，他娶了姨太太何雪媛，何氏便是林徽因的母亲。

何氏生下徽因之后，也曾生下一个男婴，可惜后来夭折了，再无所出。故而，林长民又娶了一房姨太太程桂林。程氏一口气为林长民生了一个女儿四个儿子，享受“专宠”的地位，这样一来何雪媛便几乎不被问津了。

林长民和程氏的孩子们住在前院，何雪媛和林徽因住在后院，经常是前院欢声笑语，后院寂若无人。丈夫的冷漠，婴儿的夭折，对何氏打击极大。在自怨自艾中，她逐渐消沉，脾气也乖戾刁钻起来，即便是林长民来后院，也遭到她的抢白和中伤，这样一来，林长民就几乎不来了。何氏是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女人，一方面她缺乏人格独立，另一方面又缺乏经济独立，所以一切便无法自主。林徽因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对这一切有着深刻的认知。这种“伤痛”直到很多年后，她已经嫁做人妇时还折磨着她。当她的异母弟，也就是程桂林所生的儿子林恒从福建来北京，投考清华大学暂住在梁家时，跟随着林徽因生活的何雪媛突然发作起来。林徽因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精疲力竭，到临上床时还想着，真恨不得去死，或者压根儿没有生在这样的家庭……我知道我真的很幸运，但年幼时的那些伤害，对我是永久性的，一旦勾起往事，就会让我跌进过去的不幸之中。

当然，林徽因之所以是林徽因，就因为她并未被母亲的那些怨语所绑架。对待林恒，她就像对待自己同胞弟弟一般。当林恒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与日军作战殉国时，她伤心得几乎无法自处。这是一个血液里流淌着英雄情怀的家族，上下两代多人为国殉难。某种意义上，这种情怀也在林徽因的骨子里。

她一生都未停止对自身命运的追寻，既有林家人的那种魄力，也有从母亲的地位而延及的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林徽因的创作、与友人的通信中，曾多次对女性地位提出疑问，但她并不企图充当女性解放的启蒙者，她只是要改变自己。她自己的积极进取，乃至对事业的选择都有着对传统女性身份的回击。她通过自身的选择，试图证明，女性绝非天生从属于男性的性别。当然，以她的性格，她不屑于去充当宣讲者，她本质上是一个诗人。

尽管林长民对何氏冷落，但对女儿宠爱有加，就连“二娘”（林徽因对程桂林的称呼）也承认，林徽因是这个家里最受宠爱的孩子。大概是太喜欢这个女儿了，林长民赴欧洲时也带着她，使这个十六岁的少女有了环游世界的体验。

1920年夏天，林长民担任“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的理事并常驻伦敦，林徽因则进入圣玛丽女子学院念书，从而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当时，正是一战结束不久，世界各国的精英人物聚在伦敦，林长民在伦敦的寓所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讨论国家事务的“常设机构”。林徽因一方面充当父亲的助理，另一方面也见识了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交活动，作为一种社交教育，这是一种启蒙。可以说，多年以后“北总布胡同3号”的“太太客厅”，其渊薮就在这里。

在父亲的诸多“访客”中，徐志摩是最特殊的一位。他比林徽因年长近十岁，是林氏的“父辈”（林徽因称他“徐叔叔”），但他却爱上了这位少女。当面对林徽因时，他总有说不完的话，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英国文学，妙语不断，飞珠溅玉。以至于多年后林徽因回忆起那时的生活，还总是想起徐志摩谈论雪莱、济慈、曼殊菲尔与伍尔芙的样子。

徐志摩不知道，早在1919年，林徽因便与梁思成相识，这样的相识决定了他们的一生。当代学者在论及林徐二人的情感纠葛时，往往存在过度解读，甚至有“越俎代庖”之嫌，实际上十六岁的林徽因还远不能真正认识徐志摩对她抱持的感情：一方面徐志摩已婚，妻子张幼仪也来到了英国，并且有身孕；另一方面林家和梁家已有约在先。无论如何，她所面对的问题过于复杂，她对他不可能有什么感情上的要求。

这样一来，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感情就有了几分单恋的味道。

大约在1921年的时候，徐志摩向林徽因透露离婚的打算，并向她求婚。林徽因尽管敬仰他，然而生活体验使她顾虑重重，多年以后她曾和一生的挚友费慰梅谈及此事。林徽因说：“在（徐志摩）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至一旁，而她却要去顶替这个位置。无法想象自己将走进这样一种人生关系，她自然联想到母亲的羞辱。”好在不久以后父亲决定回国，他们乘坐轮船穿越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回到了中国，这一段恋曲暂时落幕。

林徽因回国后，梁林两家再次提及了他们的婚事，并在1923年订立了婚约。作为梁家的主事人，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认为，在他们有正式婚姻之前，最好能够完成学业，最好是一起出国留学。当然，梁启超尽管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刻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人，梁林二人的婚事虽然由父辈做主，但他希望他们首先能够培养起感情。

然而，当年5月7日发生的一起事故，推迟了留学的时间。那天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骑着大姐送的摩托车，从郊外的清华园赶到城里参加“国耻日”周年示威抗议活动，结果在转入长安街，追赶游行队伍时被一辆轿车撞倒，轿车扬长

而去，梁思成不省人事。这场事故导致梁思成右腿折断，脊椎受损，在医院里住了8个星期。住院期间，林徽因每天都来看他、安慰他、陪他聊天，还经常讲一些小笑话。

梁林关系确立后，徐志摩作为梁启超最出名的弟子，再次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尤其是1924年泰戈尔访华，由徐志摩、林徽因二人全程陪同，报刊如是形容：“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三友”者，神清骨冷的“梅”自然是林徽因，长身玉立的“竹”则是徐志摩，那长髯白袍的苍松，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了。

泰戈尔访华的高潮，是由新月社为其庆祝63岁生日，总共有4余位社会名流出席了生日宴会。宴会结束后，上演了泰戈尔的英文短剧《齐特拉》，由林徽因扮演公主齐特拉，徐志摩扮演爱神玛达那，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则扮演春天之神代森塔。宴会和演出被北京的报刊大肆宣传，一时轰动全城。

不过，泰戈尔的中国之行并不顺利，尤其是他的第二次演讲，居然遭到部分听众的抵制。一些听众指责他是“一个为精神至上主义辩护而对中国目前的困境无动于衷的反动派”，这令老诗人特别愤怒，而且伤心。

之后一周，泰戈尔取消了在华的一切公开活动，大多数时间由林徽因和徐志摩陪伴。徐志摩向泰戈尔坦陈自己依旧爱恋林徽因，泰戈尔便代为向林徽因转达徐的这种情感，但失败了。诗人的感情就像流水一样，只要有了出口，便会改变，不久徐志摩就陷入了和陆小曼的感情纠葛。

1924年，梁思成携林徽因赴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梁思成进入了建筑系，林徽因则因建筑系不招收女生，而进了美术系。不过，她不肯气馁，以旁听的方式学习建筑系的课程。

由该大学的档案可知，1926年春季班开学时，林徽因已开始担任建筑设计教授的助理，第二个学期更是当上了建筑系的辅导员，这样一来，她实际上是和梁思成一起上课的。他们当年的同学曾回忆：大部分中国学生都比较刻板，但菲丽丝（林徽因的英文名）却十分活跃。她性格开朗，言辞幽默，是一个社交高手，受到男女同学的一致喜欢。

相较林徽因的活跃，梁思成却沉静得多，因着这种性格差异，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辩，乃至爆发激烈的争吵和冲突。不过，沉静有沉静的好处，就像清流之于巨石，石至坚而水至柔，流水不论如何激扬，磐石不动、不移、不变。

林徽因是典型的艺术家，她经常满脑子创意，刚画完草图又有了新创意，便草草丢开前面的图纸，而梁思成总能用他精确、熟稔的绘图技术把这一切落实到纸上，变成一张成熟的设计图。他们的老师、著名的建筑大师哈贝森曾夸赞他俩的制图作业完美得“无懈可击”。

梁林二人完成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业后，梁思成申请到哈佛大学的“人文艺术研究所”继续学习并获得批准，而对戏剧充满深情的林徽因则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读书。

有些人身上好像带着光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不论走到哪里都深受欢迎，林徽因大概就属于这一种。和在宾校一样，她在耶鲁照样有一大群朋友，就连性格极其怪癖，令人难以亲近的史都华·钱尼也对她崇敬有加—这个未满二十岁的青年总是像一个渴望姐姐保护的小孩那样亲近林徽因，林徽因亲昵地称这个小学弟为“我的钱尼”，此人后来成为百老汇著名的舞台设计大师。

1928年3月21日，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中国总领事馆结婚，并从这里启程赴欧洲度蜜月。他们一路游历了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他们牵手游历了德国的莱茵古堡，还在瑞士的湖面上一起划船，更留恋于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之后，他们转道莫斯科，乘坐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返回中国。

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他们认识了年轻的美国夫妇查尔斯和弗瑞利卡，这两对夫妇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然而乱世纷纭，人的缘分往往很短，除了到北京后他们的生活有过一段交集外，他们后半生再未相见。但是，50年后查尔斯夫妇对这段友谊依然念念不忘，查尔斯在给费慰梅讲述那段经历时说：

1928年初夏，弗瑞利卡和我搭上一列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那些粗鲁而臭烘烘的旅客中，有一对迷人的年轻夫妇显得特别醒目。除了天生的沉静外，在我们眼里，他们仿佛反映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光辉和热情。

这列横穿欧亚的列车，在穿越森林、荒漠和冰湖后，到达了中国东北，之后转道大连、天津回到北京，在北京林徽因和梁思成充任了查尔斯夫妇的导游，查尔斯讲述说：

菲丽丝感情充沛，爱开玩笑，对任何事都很坚持，走到哪儿都惹人注目。思成则温文尔雅，有幽默感，神情愉快……他们两人是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早年，似乎也能看出两人合为一体，比各自分散所得成果要大得多—一种罕有的奇迹一般的配合。

无论是查尔斯夫妇，还是后来的美国建筑学家斯坦因夫妇，历史学家费正清夫妇，都对梁氏夫妻间的默契感到惊异和过目难忘。时值20世纪30年代，像大多数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渴望用自己的知识改变中国的命运，最切实的一点就是把所学应用到社会上去。回国后的梁氏夫妇在东北大学开设建筑学课程，还和同仁成立了一个建筑事务所，准备放手大干一场。然而，当时战乱频仍，外敌入侵，使得他们的计划都失败了。

1930年秋天，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东城区的北总布胡同3号安了一个家，就像当年林长民在伦敦的寓所一样，这里成了文人圈子的固定活动场所。为人母，为人妇，又兼文化沙龙的女主角，简直让她忙得像陀螺一般，费慰梅在《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写道：

徽因为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而苦恼，她并不是没有佣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儿，以及可能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头脑同小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母亲。中国的传统要求她照顾母亲、丈夫和孩子们，监管六七个佣人，还得看清外来卖东西或办事的陌生人。总之，她是这个家庭的主管，这些责任耗掉了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渐趋平淡和冗杂的生活，会耗尽一个人的想象力。

梁思成是梁家的长子，他的兄弟姐妹众多，加上七大姑八大姨的，经常需要“照顾”。而从福建来的林家亲戚，也时常上门叨扰。也许正因为如此，梁家的文化沙龙才从未停歇，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抗拒着生活的平庸化。在这个沙龙里聚集了当时的文化精英。萧乾在回忆第一次跟随沈从文参加这个沙龙的情景时说：

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了，而那时得肺病就像今天得癌症那么可怕。我以为她一定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怎么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叭嗒着烟斗，边点头边赞赏……她是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

当年梁家的沙龙上，不但有作家沈从文、萧乾，还有政治学家张奚若、钱端升，经济学家陈岱孙，考古学家李济，历史学家陈垣、傅斯年，社会学家陶孟和，学者胡适，文学评论家李健吾，诗人徐志摩、卞之琳，物理学家周培源，女作家凌叔华，画家常书鸿，哲学家金岳霖，评论家陈源，外交家叶公超……名字还可以列下去，几乎都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闪闪发光的人物，在这些人中，往来最为频繁的是徐志摩和金岳霖，这构成了林徽因最为传奇的情史。

当时，徐志摩已经和陆小曼结婚，但为了应对陆小曼庞大的开支，不得不应胡适之请来北大教书。陆小曼不愿北来，故而来京的徐志摩完全形单影只，便把梁家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他经常介绍一些新朋友，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介绍金岳霖到了梁家。金岳霖身材高大，眼神清澈，举止斯文儒雅，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创立者，他很快便融入了梁家的沙龙。我们无从了解他是什么时候爱上林徽因的。总之，这是一生。

金岳霖年轻时曾谈过恋爱，恋爱对象是一个中文名叫秦丽莲的美国姑娘，然而并无结果。他认识林徽因的这一年，已经36岁了，即将步入人生的中年。就像是一个离奇的宿命，徐志摩把他介绍给林徽因，仿佛有所托付似的，也就是在同一年（1931年）的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金岳霖曾回忆说：

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是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聚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冰淇淋咖啡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家吃外，中饭晚饭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

梁家的孩子们称金岳霖为“金爸”，而他对梁家的孩子也宠爱极了，经常让厨师给他们做冰淇淋吃。

林徽因曾向梁思成坦陈，她爱上了一个人，或者说她两个人都爱，她所指的另一个就是金岳霖，这让梁思成非常痛苦。梁让她选择，也让金岳霖选择。最终金岳霖选择了退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选择的只是对现实的却步，在精神上他依然爱她。说起来，那真是一个酣畅淋漓的时代，人们坦诚、纯粹、敢爱，并且不掩饰自己，爱得有风度；为了爱情，为了事业，能够冲破一切阻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离经叛道不难，难得的是一生离经叛道。

金岳霖的行事作风，别说在当时，就是在现下，也可以说离经叛道得令人咋舌。他像西方文学中的骑士一样，就算自己恋慕的人嫁为他人之妇，也还是要守护在她身边。而梁思成和他的家人，始终对金岳霖充满信任。

那是一个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世道，有一群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人。他们如此之纯粹，不以爱上一个人为羞，尽管那是别人的妻子。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组成西南联大向昆明转移，金岳霖和梁家在长沙时暂时分开，在分开的五个星期里，他说“离开梁家我像掉了魂似的”，至于到李庄以后，他甚至养起了鸡，只是为了给林徽因补补身子。他每天都盼望鸡快点长大长肥，以便杀了给徽因吃。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完全忘记了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而他是一个逻辑学家。

多年以后，金岳霖已经白发苍苍，而他挚爱的徽因也已经美人成土。有人曾问及这段半个多世纪的恋情，他想了很久很久，好像要说些什么，但最后却摇了摇头，淡淡地说：

“我只能对她一个人讲。”

林徽因是一个“存在感”非常敏锐的人，在成为梁家的女主人之后，她并没有完全“沦陷”在家庭的琐碎事务中，而是参与了丈夫的田野考察。实际上，不论是“太太客厅”，还是爬上古建筑测绘，都是她寻求女性自身存在感的具体证明。她绝不会因为嫁为人妇，或身为母亲而认同传统的“相夫教子”的价值观，当然她也坚持履行作为一个妻子、母亲应负的责任。她的性格，乃至她的行事准则，都得到了丈夫梁思成的认同和包容。女人是男人的学校，优秀的女人则是男人的未来。信然！

1934年夏天，在山西考察的费正清夫妇邀请梁氏夫妇和他们一起去旅行。到山西后他们开始了对包括宋代寺院广胜寺在内的一大批古建的研究，距离远的时候，他们就租用传教士的汽车，距离近的时候就借用山西人的小毛驴。一旦确定考察目标，就由梁思成负责拍照，记录，林徽因则抄录能反映建筑信息的碑文或石刻文字。这段旅行尽管收获颇多，但有时候却糟糕透了，他们经常栖身荒野，有好几次不得不向来华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借宿。关于这趟旅行，费慰梅的一则记录颇有意思，她说：徽因一如既往，对周遭事物极端的敏感。当她休息够了的时候，对美丽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迎之以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因为某种原因情绪低落，这时的她可能很难对付。其实，这次碰到的一些事，我们感觉都不太好。可是她在这个时候就会大声咒骂起来，这对从小受到父母教育要“随时保持风度”的我来说，颇受刺激。

林徽因被赞为女神，但女神也是人。

从费慰梅的这一则记录可以看出，林徽因有正常人的情绪，当然这也是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她可能继承了母亲性格里并不令人愉快的部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凡一个人的压力超过了她自身的承受能力，这时候她性格里最原始的那部分就会暴露出来，以此作为一种防御和宣泄。

这次的山西之行，只是林徽因追随梁思成田野考察的一部分，此后她们又先后考察了河南和山东，其中发现建于唐代的佛光寺轰动了整个建筑学界。

在林徽因的一生中，这一段工作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代人谈及她时，经常视为才女，而她却似乎一直避免成为“才女”，或者说寻求才女之外的身份。她并不认同写几首诗或者几部戏剧那样的一生，她的骨子里有一种“力”存在，使她寻求一种能够和男子相匹配的事业，这便是建筑艺术。

1937年抗战爆发，林徽因不得不和北大清华的大批师生一起向大后方转移，开始近乎逃难般的生涯。他们一路上带着大包小包，坐过火车、汽车，甚至还坐过牛车，终于逃到长沙。处于战争阴云下的长沙实在挤了太多人，简直没有一个旅馆有空床位。当时林徽因的肺病发作了，差点就躺倒在泥泞的路边上。幸亏一家小旅馆的八名空军学员为他们硬腾出了一块地方，这批学员和林徽因的目的地一致，都是去昆明。

这些年轻人的家都在沦陷区，所以到昆明后，他们将梁家视作自己的家，把林徽因视作姐姐，不但经常向她倾诉心事，而且还请她作为“名誉家长”出席航空学校的毕业典礼。这些学员毕业后，奔赴前线参加战斗，在与日军的空战中相继殉国。

梁家是他们最后的“家”，所以他们的遗物大多寄给了林徽因，每一次她收到这些东西都会伤心地大哭，疾病加上精神打击，几乎使她陷于崩溃。然而，她不能倒下，战时物价飞涨，他们的积蓄又极少，孩子们嗷嗷待哺，母亲何氏和思成都需要她的照顾。

尽管生活是如此艰难，但梁思成的工作并未停止，在昆明甫一立定脚跟，他立刻就和同行们赴四川开始了长达六个月的考察。这时候，林徽因就一个人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庭操劳，她不无抱怨地说：我是女人，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一个纯净的“糟糠”典型，一起床就洒扫、擦地、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然后就跟见了鬼似的，在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疼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1940年11月，林徽因携带两个孩子和自己的母亲搭上一辆敞篷卡车从昆明出发到重庆，由于生病，梁思成并未同行。这趟颠簸的旅程持续了整整两个星期，依赖她的照料，老人小孩都平安抵达。

抗战的八年间，他们几乎四处流落，却几乎不能避免危险。在昆明时经常有日本人的飞机来扔炸弹，到了被梁思成称作“这个鸟不拉蛋的该死小镇”的李庄，头顶上仍然经常飞过日军的战机，使他们活在危险的阴影当中。然而，林徽因不论处在怎样的痛苦中，都从未被生活本身所“吞噬”，她始终保持着心中的坚韧与明亮，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寻求安慰。

1946年，林徽因一家终于离开居住了五年的李庄，回到阔别近十年的北京，在李庄的日子，她和四十个家庭结下深厚的友谊。她就像是一盏灯，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满温暖与光明。

跳出被过度阐释和浪漫化的语境，我们会发现一个真实的林徽因。她的美，并不体现在三个男人对她的痴迷中，而是体现在一种向上的力量之中。相对于她充满感性的诗，她自身闪烁着一种理性的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