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说：“尘世是唯一的天堂。我们都相信人总是要死的，我认为这种感觉是好的。它使我们清醒，使我们悲哀，也使某些人感到一种诗意。”现实生活本身具有短暂性，因此使人懂得珍惜，与其求取不可能的东西，莫如珍视自己拥有的一切。尘世之中，既有酒酿也有黄莲，在两极之间，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酒酿与黄莲

林语堂有一本自传体小说《赖柏英》，是以自己的初恋女友为原型创作的，那是一个名叫赖柏英的女孩，林语堂给她起了个昵称——橄榄。对林语堂而言，初恋女友不只是少年懵懂的情事，还是他一生关于家乡的记忆。与初恋有关的一切，某种意义上也融进了他对故土的思恋。他后来在美国回忆起故家时说：

在我一生，直迄今日，我从前所常见的青山和儿时常在那里检拾石子的河边，种种意象仍然依附在我的脑中，我的家是在崇山峻岭之中，四周都是高山。我在纽约的高楼大厦之间，听着车马喧嚣，恍然若有所失。我经常思念起自己儿时常去的河道，听河水流荡的声音，仰望高山，看山顶云彩的变幻。

就是在福建山水环绕的坂仔村，懵懂的少年遇到了青涩的少女。中国旧式的乡村是以宗法和亲缘维系的，再远的人都能扯上亲缘关系，算起来林语堂是赖柏英的“五舅”，不过两个人都还年少，很快就忘记了这层“辈分”，萌生了朦胧的爱恋。坂仔村位于花山溪畔，村落星罗棋布，蛾眉山、石齿山、十尖山、南寮山环绕四周，草木苍翠，清澈见底的溪水流淌其间。林语堂与橄榄经常在林间采集野花，在溪水里抓鱼，还曾爬遍村落周围的小山。他晚年时曾回忆说：

我以前曾爱我们坂仔村里的赖柏英。小时候，我们一齐捉鲦鱼，捉螯虾，我记得她蹲在小溪里等着蝴蝶落在她的头发上，然后轻轻地走开，居然不会把蝴蝶惊走。

田园牧歌，却不能厮守而终老。

1911年，十七岁的林语堂赴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不得不与橄榄告别。乡村少女哪里知道山外的世界是怎样的？她只是隐隐觉得，这一切似乎就要结束了。小说《赖柏英》中有一段谭新洛和赖柏英告别的场景，很可能是写实：

柏英：世界上还有比我们这儿更美的山谷吗？你已拥有了这些山，也可以得到我。为什么你一定要出国呢？

新洛：……

柏英：就算你住在漳州，我们也有香蕉、甘蔗、桃子和橘子，还有各种鱼类和青菜。外国港口有的东西，我们哪一样没有呢？

新洛无言以对，其实也是林语堂无言以对。他无法对这天真的少女诉说自己的梦，多年以后他发现自己绕了一大圈，仍旧是回到了原点。终其一生，他都梦着家乡、梦着初恋。

张小娴说：“我从来不相信‘天涯若比邻’，我只见过比邻若天涯的男女。”隔了天涯，这一对少年男女的恋情也就结束了。到了上海，林语堂很快就融入了这个亚洲最著名的国际性都市。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非常用功，品学兼优，大学二年级时曾四次登上学校的领奖台领取不同的奖章，他热爱体育运动，踢足球、打网球，对棒球尤为喜爱，甚至跟一位来自夏威夷的同学学会了打上弯球和下坠球。

他的第二场恋爱，就和这所教会学校有关系。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中说：“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时，总在我好友的家中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这里所说的好友，指的是陈希佐、陈希庆两兄弟，他们是林语堂的大学同窗，他们的妹妹则是指陈锦端。陈锦端在上海的圣玛丽女子学校念书，该校就在圣约翰大学的隔壁，林语堂四次登上领奖台的传奇，曾经传遍了两所学校的校园，她也有所耳闻，并且心生爱慕。

当林语堂第一次见到陈锦端，惊为天人。他理想中的伴侣是《浮生六记》中的芸娘，而陈锦端知书达理，而且善画，有艺术天分，无疑就是芸娘的化身。她的容貌，她的温柔和憨态，都令他倾倒。陈锦端对他亦是一见倾心，她爱他的谈吐幽默，也爱他的博学多才。因此，二人很快就陷入了热恋中。林语堂每次放假，都借故从漳州老家来厦门，名义上是看望同窗好友，实际上是与陈家的大小姐约会。可以说，这简直就是完美的一见钟情的范本。

人生最是有情痴，却大多是有缺憾的。

那还是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林语堂与陈锦端的恋情遭到了“未来老丈人”陈天恩的反对。此公早就看好一个富家子，作为自己的良婿。再说了，陈家是厦门名医，同时经营电力厂、汽车公司，涉足多个行业，而林语堂只是穷牧师的儿子，这门婚事明显“门不当，户不对”。受了挫伤的林语堂回到家中，闷闷不乐，半夜里失声痛哭，吓得母亲提着灯到他房间询问，他吐露了真情。大姐知道后，责备他说：

你怎么这么笨，偏偏爱上陈天恩的女儿，你打算怎么养她！陈天恩是厦门巨富，你难道想吃天鹅肉！？

陈天恩虽然反对林语堂与女儿相恋，但却愿意为他与别人搭桥牵线。他说：“隔壁廖家的二小姐贤惠、漂亮，我愿意替你做媒，保准能成。”隔壁廖家亦是厦门巨富，经营实业和房地产，还是当地知名的银行家。廖家二小姐翠凤与林语堂的大姐林瑞珠曾是同学，为林家所熟知。林家不指望娶上陈家的大小姐，却对娶廖家二小姐十分赞成，林语堂的大姐曾说：

翠凤虽然出身于一个大家庭，但一点儿娇纵之气都没有，是个朴实、端庄的好姑娘。再说，翠凤长得也很有福相，高高的鼻梁，圆润的脸庞，人中很长，肯定会成为极其贤惠的妻子。

巧合的是，廖家二小姐翠凤后来也曾在圣玛丽女子学校读书，而林语堂与廖家的公子也早有交情，并曾受邀到廖家做过客。

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

我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应邀到他们家去吃饭。在吃饭之时，我知道有一双眼睛在某处向我张望。后来我妻子告诉我，当时她是在数我吃几碗饭。另外我知道的，我路途中穿的那脏衬衣是拿到她家去洗的，却从来没人把我向她介绍过。

冥冥之中，似有天定。这位没被介绍的、给林语堂洗过衬衣的姑娘，就是廖家的二小姐翠凤。

他生莫作有情痴，人间无地著相思

林家的长辈十分看好这门婚事，就叫林语堂去提亲。他心里明明爱的是陈家的姑娘，人家却把他指给了廖家的姑娘，他也只能认了，与之订了婚。豆瓣上有一篇文章谈及林语堂的选择，留言的人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林语堂是个“虚伪的懦夫”，另一派认为林语堂只是做了“理智的选择”，也许倒是林语堂自己说得更透彻——大概聪明又理性的人都是懦夫。

然而，所谓懦夫，未必是忘情。林语堂曾说：

吾所谓钟情者，是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由爱而慕，慕而达则为美好姻缘；慕而不达，则衷心藏焉，若远若近，若存若亡，而仍不失其为真情。此所谓爱情。

林语堂略懂画，画画时总是画同一个画面，画中的女子梳着长发，以宽长的发卡绾住。女儿们曾不解地问他：“爸爸，为什么你画的女子发型都一样？”他并不掩饰内心的这段感情，轻轻地说：“锦端的头发是这样梳的!”

陈锦端得知林语堂与廖翠凤订婚后，并未按照父命嫁给富家子，而是赴美留学，学成归来后曾在教会大学教书。当时她居住在上海，距离林家不远，廖翠凤曾邀请她来家中，每次林语堂都十分紧张。这种孩子式的手足无措，连年幼的女儿们都觉得稀奇，廖翠凤便告诉孩子们：“爸爸曾经喜欢过锦端阿姨。”

对此，林语堂的次女林太乙也曾撰文说：

父亲对陈锦端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我们在上海住的时候，有时锦端姨来我们家里玩。她要来，好像是一件大事，我虽然只有四五岁，也有这个印象。父母亲因为感情很好，而母亲充满自信，所以会不厌其详地、得意地告诉我们，父亲是爱过锦端姨的，但是嫁给他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了那句历史性的话“没有钱没要紧”的廖翠凤。

母亲说着就哈哈大笑，父亲则不自在地微笑，脸色有点涨红。我在上海长大时，这一幕演过许多次。我不免想到，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处，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端永远占一个地位。

晚年的林语堂身体多病，经常坐在轮椅上，依靠他人的协助才能活动。寓居香港时，有一天好友陈希庆的太太，也就是陈锦端的嫂子来访，谈及陈锦端时说她依旧住在厦门。林语堂的眸子顿时亮了起来，他像个孩子似的大声地说：“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老妻廖翠凤虽知锦端是他内心深处的挚爱，但也不得不说：“堂!不要发疯，你不会走路，怎么还想去厦门？”他恍然明白过来，这不是他从漳州去厦门的船上，不是去看望锦端的梦里，他长长地叹息一声。

遇到对的人，才开始期待余生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塑造了两个类型的人物，一个是安娜式的，一个是列文式的。安娜为了爱，可以不计一切、飞蛾扑火，在所不惜。而列文无法想象不结婚能同一个女人产生爱情。无疑，林语堂更接近列文。中国绝少《卡门》中唐·豪塞那样的人物，当然也少见卡门式的女子，在理智的人眼里，那几乎等同于疯狂。林语堂不是豪塞，陈锦端不是卡门，他们各自走上了命运的路。

伍迪·艾伦说：“欣赏和喜欢你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你没有的东西，你才能快乐。”既然所爱不可求，那就接受一个爱自己的人吧。林语堂选择了她——廖翠凤。二人订婚时，爱女心切的廖母有着和陈天恩一样的想法，她说：“和乐（林语堂本名）是穷牧师的儿子，家里没有钱，你真要嫁给他吗？”廖翠凤十分肯定地说：“穷有什么关系？”这句话真的打动了他，一个豪门千金愿意为了爱以身相许，他还能不全力以赴吗？

1919年，取得哈佛留学资格的林语堂赴美读书，带着新婚妻子廖翠凤一同前往。令他没想到的是，廖翠凤在邮轮上盲肠炎发作，疼痛令她脸色苍白，汗出如浆，偏偏船上又没有医生，这可急坏了林语堂。他每天怀着极为痛苦的心情在船舱里陪伴太太，一步也不肯离开。同船的人见他们整天腻在船舱里，都称赞他是一个好伴侣，却不知他内心像被烈火煎着一般。好不容易船到了夏威夷，林语堂赶紧带着妻子下船去做手术，廖翠凤却制止了他。原来林语堂赴美留学的经费是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折算的奖学金，普通留学生一个月是80美元，因林语堂在清华大学做助教，所以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他只得了一个“半额奖学金”40美元。如果做手术把钱花光了，只怕接下来的日子很难过。恰好此时廖翠凤疼痛减轻，他们这才继续旅程。

林语堂夫妇到美国后，住在波士顿赭山街五十一号，与哈佛大学著名的卫德诺图书馆相邻。房东太太告诉他：“卫德诺图书馆的书，若是一本书顶一本书那么排起来，可以排好几英里长。”和所有作家一样，林语堂嗜书如命，到了哈佛大学简直就是到了天堂，他曾说：“对我而言，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而哈佛也就是卫德诺图书馆。”只要不上课，他就泡在图书馆里。卫德诺图书馆的藏书是开架阅览，当天读不完的书，可以带回寓所继续看，次日归还即可。林语堂经常把书带到公寓，和廖翠凤一起阅读，他们既为书中的幽默开怀大笑，又为书中的悲剧流泪，读书成为他们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乐趣。为着读书，他很少去看电影，甚至连喜欢的足球赛也放弃了。美国喜剧片《当哈利遇到莎莉》中有一段经典对白特别令人动心：“当你知道了自己想和谁一起度过余生，你会期待余生开始得越早越好。”他们，似乎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所谓的“余生”。

年轻过，落魄过，我对生活一往情深

林语堂在哈佛读书一年，各科成绩都是A，但是留美学生监督施秉元却取消了他的助学金，这令他的生活极为窘迫。他曾两次发电报向胡适求助，胡适曾和他约定，学成后要他到北大来执教，因此每次收到电报，都汇给他一千美金，累计汇款两千，解了他的生活问题。回国后他拜访北大校长蒋梦麟，感谢北大在他留学时提供的经济援助，蒋梦麟颇感意外，这才知道那笔钱是胡适私人掏的腰包，这令他感动极了。

在美国的另一件事是廖翠凤的急性盲肠炎又发作了，林语堂赶紧将妻子送到一所天主教医院。他认为割盲肠是个简单的小手术，所以妻子进了手术室，他就坐在外面看一册《盎格鲁撒克逊文字的文法》，时间过了很久，他才意识到手术时间未免过长。事后他调侃：“他一定是把我太太的内脏仔细搜索了三个钟头，一定以为这是观察中国妇女脏器的好机会。”手术并不完美，发生了感染，不得不二次开刀，一下子把钱花光了。以至于有一周，他不得不用一罐老人牌麦片维持生活，后来妻兄汇来一千美金，这才又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二次手术后，波士顿下了一场大雪，林语堂借了一辆马拉雪橇，将妻子接回了寓所。为着她的康复，他快乐极了，着实庆祝了一番。

林语堂在哈佛大学念了一年，便申请去德国的耶拿大学读莎士比亚戏剧课程。到欧洲后他也开心极了，不但去观览了大文豪歌德的故居，还与廖翠凤到布鲁塞尔、布拉格，以及法国罗亚尔河流域旅行。那些旧式的古城堡、狭窄的街道、风格浑厚的大教堂都令他产生思古之幽情。他怀想着歌德怎样写诗、席勒怎样使用老式淋浴设备，一切的一切都像诗一般，充满了罗曼蒂克。他说：“我对一切古老的东西，古老的风俗、衣着、语言，都极其爱好，极其着迷。”

在德国期间，林语堂的房东是一个美艳的寡妇。她曾把自己写的诗拿给林语堂看，还将自己的情史讲给林语堂听，并存心勾引他，林语堂都置若罔闻。有一次，林语堂从她门前经过，她似乎要昏厥过去了，要求林语堂把她扶回床上。林语堂立刻大声喊“翠凤”，叫妻子来帮忙。房东太太一听，立刻苏醒过来了。

林语堂在耶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这时德国发生了经济危机，马克贬值，他们打工积攒的钱也不够用了，廖翠凤不得不把母亲给自己的嫁妆，包括一些首饰变卖了换钱，购买生活用品。外国人不懂玉器，不肯付以高价，她的首饰都贱卖了，这令她非常难过。林语堂总是安慰她说：“凤，以后我挣了钱再买给你。”廖翠凤其实并不计较这些，她心疼的是那些首饰是母亲给她的念想。

林语堂在莱比锡大学求学时，廖翠凤正好怀孕了。他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德国人，因此提前买好了船票，只等博士论文一通过，立刻动身回国。他平时读书肯用功，又抱着六十分及格的态度，向来不把考试当一回事，倒是廖翠凤十分紧张，怕考试不能通过，他拿不到学位。博士论文答辩的当日，林语堂从一个教授的办公室到另一个教授的办公室，分别应答。怀有身孕的廖翠凤站在门外等候，简直是望眼欲穿。将近十二点，林语堂才晃悠悠地出来，廖着急地问道：“考过了吗？”林语堂嘻嘻一笑说：“合格了。”廖翠凤喜上眉梢，在大街上就激动地给了他一个吻。至此，林语堂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他的留学生涯也结束了。

回国后，林语堂曾在多所大学任教，但真正让他驰名中外的还是他的文学创作。1936年，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了《吾国与吾民》，该书在美国的约翰·黛公司出版后立刻登上了畅销榜，在美国出版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生活的艺术》出版后，曾连续52个星期雄踞畅销榜首，成为全美畅销书的冠军，在美国印行超过40版，并被翻译为法、德、意、荷兰、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十余国的文字，从而使其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一位美国的书评家曾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每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作品为林语堂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也惹来不少麻烦。

巴西有位富婆是林语堂的粉丝，她将一匹名贵的马取名为“林语堂”，还将此马相赠。后来这匹马参加比赛，报纸纷纷用大号字体的标题刊载文章“林语堂参加竞赛”；赛后这匹马未获得名次，报纸又刊文“林语堂未能夺冠”，读者们都记住了那匹名落孙山的马，冠军反而无人关注。有人将此事告诉林语堂，一向推崇幽默的他也啼笑皆非，连说“不幽默”。

还有一次，林语堂带着家人在河面上划船，一个女粉丝看见了他，立刻全裸，并跳进河里游了过去，大有与偶像“坦诚相见”的意思，吓得林语堂加紧划桨，落荒而逃。

比之以上粉丝们的奇葩行为，林语堂在夏威夷遇到的中国粉丝的热情程度一点儿也不逊色。1936年8月，林语堂携家人赴美，船中途在夏威夷停靠一天。他准备与家人好好去岛上游览一下，一下船却发现一大群人举着长条横幅，上面用中文写着“欢迎林语堂”。他还未站稳脚跟，就被一大群记者包围了，镁光灯闪成了一片，直晃得人睁不开眼睛。热情的粉丝们人人手捧花环，冲上来就往他们的脖子上套，林语堂夫妇的脖子上各自戴了七八个花环，三个女儿也差不多是同等待遇。

林语堂尚在晕头转向，又被人群簇拥着去吃夏威夷特色的大餐，餐后还观看了当地的草裙舞和海底世界。直到告别时，他才有机会向其中一个首领模样的人询问身份。那个人一阵错愕，随即大笑，他告诉林语堂，他们是南洋华侨，因为崇拜他，听说他到夏威夷落脚，因此举行了这场欢迎会。林语堂赶紧致谢，随后回到船上，发现热心的同胞们还送了一件礼物，那是一只已经烹调熟了的足足超过一尺大的大号螃蟹。

廖翠凤和女儿们吃不惯生鱼片，虽然参加了欢迎会却空着肚子，看到这只螃蟹乐开了花，叫林语堂赶紧打开。林语堂手持一柄小锤子，敲打了半天，愣是对这只螃蟹没辙。还是夫人干脆，拎起来用船舱的衣柜门夹住，用力一挤，螃蟹壳果然碎了，但衣柜的门轴也掉了下来。一家人哈哈大笑，大快朵颐，不亦悦乎。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林语堂创作时，家人都竭力为他保留一方宁静的“世界”。廖翠凤有重要的事和他商量时，才会走进书房。林语堂写作时有一个习惯，一定要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打腹稿。这时候他嘴里还叼着烟斗，火星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他创作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时，林太乙十分关注父亲的写作进展，每天一放学连外套都来不及脱，便冲进父亲的书房看稿子。有一次，她发现父亲满脸泪水，就问道：“爸爸，你怎么啦？”林语堂说：“我写了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那天，小说中的人物红玉被他“写死”了。

作家以及艺术家赋予作品的，不只是技巧和思想，还有“热情”。这里所说的“热情”涵盖着创作者的所有情感，意即投入了他自己。作品中有创作者的喜悦、愤怒、哀愁、苦涩。某种意义上，作品也是创作者的一部分，是他们从生命里抽出来的丝，是研磨了情感和意志的产物。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说：“在血水里泡三遍，盐水里煮三遍，碱水里浸三遍，人就彻底干净了”，某种意义上这也适合作家的创作，心灵有过这样的磨砺，作品才能登峰造极，因为作品是心灵的结晶。

林语堂嗜烟斗，找不到烟斗会六神无主，简直什么也干不了，直在屋子里兜圈子，嘴里念叨着“我的烟斗！我的烟斗在哪里？烟斗，烟斗。”当自己或家人找到了烟斗，他的脸上立刻涌出孩童般的笑容。有时候，他也故意捣乱，自己把烟斗藏起来，大声叫着：“凤，我的烟斗不见了！”廖翠凤赶紧放下手中的事务，安慰他说：“堂啊，慢慢找，别着急。”然后帮他到处找烟斗。他却不慌不忙地拿出烟斗，叼在嘴里抽一口，看妻子忙乱时的好玩样子。

林语堂创作时，嘴边永远离不开烟斗。女儿每次打开他书房的门，都发现屋子里烟雾缭绕，烟灰缸里倒满了烟灰，书桌下面也飘散着烟火，扔满了使用过的火柴棒。通常这个时候，也是他当天写稿最为顺利的时候。

明人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深情也。”爱物入癖，凡人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凡“养癖”，一则要有闲，二则要有钱。但若说癖是一点儿爱好，也未尝不可。有人喜欢养花种草，有人喜欢遛狗养猫，有人喜欢集邮，有人喜欢写字，有人喜欢买书，有人喜欢收集布娃娃，有人看到彩色铅笔就买一大把……都可以看作一种癖。有癖好的人令人亲近，也令人喜欢，因为对生活充满滋味和情趣。烟斗之于林语堂，是一件妙物，是一个象征，是癖好的标志。林语堂喜欢用烟斗温热的圆头擦自己的鼻子，还把烟斗当“指挥棒”，指挥众人干活，甚至把烟斗当锤子用，敲打椅子上冒出来的钉头。有一次烟油溅出来，触到了他的嘴角，他立刻跑到街角哇哇呕吐，令人忍俊不禁。

小女林相如回忆，父亲“整个吸烟斗的过程，从用铁丝清除烟斗里的烟油，把烟草轻轻地装进去，到用打火机点火使它慢慢地燃烧，都有技术。”烟斗玩到佳境，就不只是感官愉悦了，而是成了一种仪式。

林语堂有三个女儿，自从女儿们出生后，他就和女儿们一起管廖翠凤叫“妈”。有时候他从书房里出来，看到女儿后总是调皮地问道：“妈在那里？”廖翠凤也把他当小孩，指使他干一些家务，或者纠正他的“调皮”行径。有时候，他嫌妻子管得太多了，就说：“你不要管了，我以为我早就小学毕业了。”这时，廖翠凤便不说话，只是看着他微笑。

林语堂不爱干家务，妻子廖翠凤便硬性给他“派任务”，打发他到厨房洗碗，但他总是笨手拙脚，不是打碎了盘子，就是摔坏了碗。廖翠凤听到厨房里“大动干戈”，心疼得不得了，觉得叫他洗碗实在不划算，就不让他干了。这时候，林语堂得意极了，总是捏捏妻子的鼻子，廖翠凤也就跟着笑了起来。不过，她又不免怀疑：“损坏了碗盘还这样开心，不会是为了免于家务，故意的吧？”

林语堂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不少文人抛弃了发妻，另结新欢。他的朋友郁达夫、鲁迅都属此类，这颇令廖翠凤忧虑，便将自己所想告诉了丈夫。林语堂一听，不由得笑道：“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呢！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

我最喜欢的文青导演伍迪·艾伦说：“被爱跟被爱慕不同，因为一个人可以远远被爱慕，然而要真正爱一个人，最根本的，是要蹲在窗帘后面，和那人待在同一间屋子里。”在他的心中，她早已内化为他唯一的爱人，也是他真正的爱的归宿。

1969年1月9日，是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50周年的金婚纪念日，亲朋好友和铁杆粉丝们特地为他举行了一个纪念活动。在大红蜡烛的光影里，在众人的瞩目下，他送给爱人一件礼物，那是他亲自订做的一副黄金手镯。镯子上镌刻着三个字：“金玉缘”。此外，还镌刻着一首林语堂翻译的詹姆斯的诗歌《老情人》：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林语堂曾说：“我爱的人高处云端，爱我的人才在身边。”他的一生中曾爱过三个女子，但陪伴他一生的却是父母为他选择的伴侣。也许在梦魂深处，他依旧会想起大山深处的赖柏英。那个乡村少女后来嫁给了一个商人，儿女成群，孙辈绕膝，平稳地度过了平凡人的一生。他也会想起拥有绝代风华的陈锦端，那个迟迟不肯结婚的女子，那个多年以来依旧不能忘情于他的名门闺秀。然而，他们在他的云端，是他笔下的浪漫，是他梦里的华章。

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最终给予你快乐、使你获得安慰的，是那个矢志不渝，始终陪伴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