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看曹文轩分析鲁迅，一反先生严肃的形象，竟捉出许多有趣的影子来。自问最喜欢的作家沈从文写的能记住的也只有一句：“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可是先生文中的句子倒是记住不少，而且一听便知道出自哪里，每每见了熟人引用，不由掩口一笑，心领神会。

“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多了。”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

“又是乌鸦炸酱面，又是乌鸦炸酱面。”先生的讽刺手法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冷幽默。他的影射才能更是让人气也不是笑也不是，竟把雇颉刚拆分成鸟头先生，气得雇说“你在粤等着，我要起诉你”。

先生说：“何必绕那么远，你干脆在浙起诉好了，我就要去杭州。”文人的力量一向不小，但中国长篇不是写农民就是写市民，就是因为文化阶层的人比较难以把握，不好写，好的也就一部《围城》了。谁都知道方鸿渐比陈奂生复杂——说到方鸿渐不得不笑他刚回国被请去学校演讲那一段。

这世界，他厌恶，也深爱

这是一个复杂且有趣的阶层，盘根错节，你来我往，不做出点“出格”的事情来似乎就不被人关注，而“出格”的事情又好像成了文人的专利。

比如郁达夫更有意思，好诗好句把王映霞娶回家，“神经质”就开始了，竟批量在报纸上报道与其妻不和的事实，气得王映霞回了娘家，写了一段澄清的文字，可哪里是郁达夫的对手？如果这些事情放在普通人身上就是恶俗不堪，但放到文人身上就成了趣事，艺术家总是容易被原谅，其原因就是林黛玉所说的：“我为的是我的心啊！”

兴之所至，“恶”也“恶”得可爱了。

当然，我没有半点贬厌的意思，只是把大师们拉到生活中来，因为喜欢，硬要做朋友。

只可惜没赶上鲁迅跟林语堂那场大战。先生好像仇人不少，记得施蜇存因为给学生开的书单上有古文（那时候先生倡导白话文），就被封杀。那时候先生威风，不好惹，一张书单一个作家的命运也就尽了。后来施蜇存只说了一句：“鲁迅不读古文？不读古文他的文章能写这么好？”先生文章不错，先生品格更没得说，只是先生是否太偏激了，不过如果不偏激怎能写出那么尖锐的文字？可见，事物环环相套，不能苛求完美，沈从文营造诗境，张爱玲书写混沌，先生袒露黑暗。

这个世界是他所厌恶的，但也是他所深爱的，不然连写也懒得，现实、黑暗和内心的孤寂让他觉得自己成了毒气。学生李秉中写信向鲁迅先生问计，鲁迅回信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得悲哀者，以此。然而，这些话并非要拒绝你来访问我，不过忽然想到这里，写到这里，随便说说而已。你如果觉得并不如此，或者虽如此而甘心传染，或不怕传染，或自信不至于被传染，那可以只管来，而且敲门也不必如此小心。”

如此问计的人不少，那个时候，尤其是年轻人找不到出路，没有方向，不知道何去何从。许广平也是其中之一。这位浓眉大眼、机灵活泼的女学生热衷于社会活动，喜欢鸣不平，更有一副嫉恶如仇的爽快性格。在她如墨子一样往来奔走至歧路时，内外无援，先生伸出援助之手。

许广平的热情开朗也引开了拘谨僵硬的先生的话匣子。他们一坐便是半天，谈国事，谈理想，谈人生，还谈文学。

长此以往，情愫渐生。

但是鲁迅说：“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他矮小的身材、连绵的病体、内心的绝望，最重要的是家中有一个不能离婚的正室。这重重的阻隔——他是再也不相信自己会有爱情了，他的战斗是要成全大多数，而自己，还是算了吧。吃草也没关系，只要挤出来的是牛奶。

虽一味坚强对抗，但内心的凄凉是可想而知的。像他写的：“我家门口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是怎样的孤寂啊！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强大到让其心灵永远地自给自足，它需要另一颗心来温暖。鲁迅这杯苦茶也需要点糖分来稀释。他说：“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就是‘骄傲’和‘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里，只好交白卷了。”

只好交白卷了，有无奈，也有决绝，爱情于我是不懂的。

他真的不懂爱情吗？

在爱情的路上，只有对方的呼应才能体现你的爱。没有可爱的人，他的爱情只是无所附着罢了。他倔强的性格使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家中的妻是他所不爱的，他需要的是灵魂伴侣。徐志摩也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寻找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他的灵魂伴侣终究不是唯一，此类轻薄浮泛之人找个能谈笑风生，来往几句诗句的女子就够了，但鲁迅不是徐志摩，他的灵魂伴侣不应是呢喃软语、莺歌燕舞、流荡于社交界的名媛，而是应该能探入他深沉的内心的女子。鲁迅的内心有一种大悲哀，像深夜幽黑的崖底，一般女子望而却步。

她们的爱情甚至可以说没有爱情——她们的婚姻只是因为物质条件的相较，相依相识的习惯，长时间培养起来的感情而成就，但鲁迅需要的是精神伴侣。

谁来稀释人生的苦茶

可是，当他的精神伴侣到来的时候——

1925年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等几位女师大学生及俞芬、俞芳姐妹来家中吃饭。席间酒酣畅谈之际，鲁迅举止也变得轻松自如，“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拳骨”，又“案小鬼（许广平）之头”——精神之愉悦，渐渐带来肢体之放松。

先生青春萌动，小女子们还以为他醉了，纷纷出逃。

次日许广平写信于他，诚惶诚恐。

次日上午鲁迅收到许广平的信，遂写了回信，前半赫然是一篇“训词”，反复申辩：“又总之，端午这一天，我并没有醉，也未尝‘想’打人；至于‘哭泣’，乃是小姐们的专门学问，更与我不相干。特此训谕知之！”

可见，两人关系已经相当深厚，一边惶恐分辩，一边又似玩笑地打击着对方。许广平的热情不必说，鲁迅也被这青春气息所感染，如回少年，天真的孩子似的认真起来。如果这种“认真”持续下去，不久就会有情人终成眷属，与常有恋情无二。

然而，鲁迅背负着太多不自由，大概有恨不相逢未娶时的遗憾。太迟了，你来得太迟了，这么多年——此刻，他的内心挣扎又彷徨：“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他又念起了他的老调。在必须给出的答案面前，鲁迅退无可退，向许广平解剖了自己的种种“旧疴”与“不配”。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鲁迅接到家中一封急电，称其母病重。原来谣传鲁迅已在日本结婚，并看到他携妻在大街上同行。其母为了哄回儿子成婚，叫人炮制了这封电报。关于这桩婚事的内情，鲁迅同族有一位叔叔叫周冠五，写过一篇《我的杂忆》，他说：“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经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不愿意。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

果然，结婚的那一天鲁迅回来了，按照传统习惯，穿上了家人准备好的一身袍子，像牵线木偶一样，要行礼就行礼，要跪拜就跪拜。表面上看，他是自愿的，但实际上含着莫大的委屈。据周家的仆人王鹤照回忆，新婚的第二个晚上鲁迅就睡到书房去了，早晨脸上染了一块蓝色，大约是蒙着被子哭过，新被子上印花的靛青因为泪水的缘故糊在了脸上，鲁迅为此很不快。鲁迅研究专家李允经在其《鲁迅的婚姻与家庭》一书中亦谈到此事。按照旧式惯例，新婚夫妇要去拜祖宗祠堂，这次鲁迅未循旧规。不久，他便抛下新婚妻子，离家赴日，继续留学生涯。他曾对密友许寿裳讲：“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由此可见他对朱安的态度。

鲁迅从日本回来后，曾在绍兴、南京等地谋职，南京教育部迁到北京后，他随教育部到了北京。当他的经济能力较为宽裕后，便将母亲和朱安都接到了北京。关于他和朱安的生活，曾多次到过其宅第的学生荆有麟提供了一些细节。他根据周家女仆的描述写道：“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的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这就是鲁迅的生活状态。

他以为这样会吓退许广平，末了竟质问一句：“为什么还要爱呢？”事实摆在面前，似乎再也没有爱的理由，但许广平用英国诗人勃朗宁的诗来应对，回答得无比清脆：“神未必这样想！”

许广平的坚定和干脆，摧毁着鲁迅犹疑的壁垒，长期的禁欲生涯以及现实主义者的清醒和绝望，让他陷于一种憧憬而焦虑的两难抉择。他从来不写爱情小说，这期间却创作了一生中唯一的《伤逝》，其中弥漫着浓浓的伤感，“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以子君的伤逝和涓生的落寞表达出他对没有附丽的爱情的怀疑与反思，他内心的绝望与虚无。

然而，这样表现所能吓坏的只是明哲保身的小女子，许广平显然不是小女子，不因此乱了阵脚，她像一阵固执的劲风，吹拂着他看似冷硬实则脆弱的心冰，以一篇《风子是我的爱》喊出了她的爱情宣言：风子是我的爱，于是，我起始握着风子的手。

关于庄子的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现在的人用来形容爱情，一个朋友还就此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孩子因穷困为了让女友过上幸福的日子而弃她。也许她拥有了富足的生活，但却失去了爱情，是用太多的伤心交换的。我一直以为，可以退而求其次的爱已经不是爱情，真正的爱情是非如此不可。生活没有钱是艰难的，生活没有爱情同样是痛苦的，她有光鲜的丈夫、可爱的孩子，却始终没有获得爱情，如此，该是悲哀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人男孩子并非明智，他以为他的牺牲成全了别人，其实是他的牺牲在牺牲着别人。

如此，我更钦佩罗密欧与朱莉味、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懂得，没有我的日子，你的偷生绝不会快乐，誓死相随；他们的爱情是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可以阻隔的，父母之命，世俗之理，一切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也像杨过和小龙女，杨过说：“什么师徒名分，什么名节清规，总之，我不管我，从今天起你再不是我师父，也不再是我姑姑，我要你做我杨过的妻子。”

与此相比，小龙女倒是像庄子，对爱淡然，为爱人牺牲，她以为他可以活下去，他有他的人生，却不想这十六年来，杨过忍受着怎样的痛苦，从他那黯然销魂掌可见一斑，如果没有黄蓉那个谎言，他又如何支撑得下去？小龙女是超脱之人，却也并非相忘于江湖，她只要知道他的心，就可以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了，记得，并不强求，亦不会再爱其他人了。

相较之下，许广平更像祝英台，固执且任性，为爱奋不顾身。

她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

我们的爱与世人无关

爱情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情，与其他种种本都不相干的，世俗化的人却给自己定下太多条条框框，束缚自己也束缚别人，许广平偏不要这种束缚，为着自己的初心，就算是不自量力，也要飞蛾扑火。

当许广平主动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终于展颜一笑，心冰消融，他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且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这所谓的“枭蛇鬼怪”就是许广平。

鲁迅在选择对许广平的爱时，并非没有考虑到朱安的存在。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鲁迅曾写道：“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对旧道德迫害下的女性包括朱安，他是充满怜悯的，他已经准备做一世的牺牲了。

鲁迅的性格中，有几千年文化传统塑造的中国男人妥协的一面（这从《两地书》也可以看出来）。他的悲剧意识已经渗透到他的生活中心，所以多有伤感悲叹，他的抗争是文字上的，一个也不宽恕不过顽劣的怨怼，对于真正光明的追求倒不如许广平来得真切实在。

芦兄说：“中国的男人不如欧美的男人，也不如中国的女人，在楷模鲁迅身上，也有形迹欲显。”而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更是切中中国男人的软肋，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软弱不安，尤其是在读书人身上，已成通病。

既然爱意味着包容，这小小的瘕疵就成了孩童的一项专利，温柔开明的许广平耐心开导先生的忧虑，“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按：这里指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她指出，他要在旧社会里存身只好做一世农奴的想法，接着便反驳了这种想法，说出我们也是人，有人的权利，如何可以甘做农奴呢？她亦不是拼了命的任性，只求尽人事，听天命，努力做去就是了。

当你努力去做的时候，有人就不高兴了。向来鼓吹文明与性解放的二弟周作人说话了，“在爱里只有完成，绝没有牺牲的”。他谴责鲁迅为了自己的私欲牺牲了妻子朱安。

周作人没有弄清概念，有时候爱是不等于婚姻的。在爱里只有完成，鲁迅和朱安是没有爱的，何谈完成？也许有人又要说了：“这就要怪他自己了，没有爱为什么要结婚？”鲁迅结婚是天意弄人，怪不得谁，难道错了那就得一直错下去吗？周作人在这里有点死脑筋，他只看到停妻再娶的现状，就坐不住了。一个反对多妻主义的斗士，“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他说这“未免可笑”，甚至称鲁迅为“动物”——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如何得了——却看不到即使鲁迅不娶，朱安也不过是保留着一个妻的空名（这也许更会给她带来负疚感），也看不到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是纯粹而博大的爱。

通过《两地书》我们可以看到挚爱之美，文化寓意，人性之声，许鲁之恋绝不是周作人所说的那样下作无聊。“周作人对这一世界的领会，其吞吐、敌意的口语，大概是不得其真义的。”他好幻想的品性倒有点像胡兰成，把爱当成艺术，向往“骑士的爱”，而生活的真意，生活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真爱，他是无法体会了。

我们不喜那宗教的禁欲主义，至于合理的禁欲原是可能，不但因此可以养活纯爱，而且又能孕育梦想，成文艺的种子。我想，欲是本能，爱不是本能，却是艺术，即本于本能而加以调节者。向来的男子多是本能的人；向来的爱只有“骑士的爱”才是爱，一落在家庭里，便多被欲所害了。

接着，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人，也大大方方地写信劝诫了。

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后学闻之大愤，与之争辩。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彼二人时以为笑谈资料，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后学为崇拜先生之一人，故敢冒昧陈言，非有私怨于××二人，惟先生察之。

真是爱之深责之切啊！

我是你的偶像，就得做好偶像的本分，可千万别损坏了你心目中那个形象啊，到底是为你自己还是为先生着想呢？大凡粉丝对偶像都有诸多要求，亦舒也是这样要求张爱玲的。

这如许的攻击和不满他们是早料到的，许广平先前即已发表《同行者》，表示不慑于“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卫道士的“猛烈袭击”，“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她果然是他的精神伴侣。

其实，此前从许广平参与的各种社会运动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慷慨激昂、坚毅勇敢的女子，不愿逆来顺受，亦不安分守己，闹学潮，争独立，不羁的性格让她被杨荫榆冠以“害群”的称号。正是她的这种不“安分”，她的淘气和放肆，让她遇见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鲁迅先生，并从师生之谊走到旷世之爱。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却没说，第一个走这路的人将经受多少磨难。许并非不知道在山涧无人行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的艰难，那样传统意识坚如壁垒的不开化的年代，那样唯恐天下不乱的社会舆论，是不会放过他们不同流俗的爱情的，流言如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的子弹一样，啪啪射来，她不躲，亦不退，而是选择主动出击，像当年争取读书，争取婚姻自由一样来争取个人幸福。

谁说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当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的时候，这个世界总会给你一个平衡点。

1926年8月，鲁迅受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任教，两人情书往来，鲁迅开始了第二次生命。他不再只是一个斗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性情中极为温柔的一面：

鲁迅两次在信中写道：

我看你的职务太烦剧了，薪水又这么不可靠，衣服又须如此变化，你够用么……你收入这样少，够用么？我希望你通知我。

多么贴心，风花雪月之外，还要生活，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提供经济保障，大有“你属于我”的意味。张爱玲说：“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实验。你属于我，我自然也是属于你的。伊我相融，最踏实的爱情。”

最踏实的爱情就是柴米油盐。许广平在信中说：

看你在厦大，学生少，又属草创，事多而趣少，如何是好？菜淡不能加盐么？胡椒多吃也不是办法，买罐头补助不好么？火腿总有地方买，不能做来吃么？万勿省钱为要！！！

鲁迅也孩子气地表决心：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

他果然目不斜视。自此，他只有她一人。日日夜夜，时时刻刻。

我想，你于二十一二大约该有一封信发出，昨天或今天要到的，然而竟还没有到，所以我等着。

……

天一黑，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此地的生活法，就是如此散漫，真是闻所未闻。我因为多住了几天，渐渐习惯，而且骂来了一些用具，又自买了一些用具，又自雇了一个用人，好得多了，近几天有几个初到的教员，被迎进在一间冷房里，口干则无水，要小便则须旅行，还在“茫茫若丧家之狗”哩。

由于人事的倾轧，鲁迅在厦门大学并不开心，派系斗争，生活艰苦，鲁迅苦闷的内心只有许广平一个出口，他对她产生了极深的依赖，而依赖是感情的基石。没有依赖的关系会让两个人渐行渐远，谁也不需要谁。他是需要她的。

前两天学校将所收的学费分掉了，新教职员得薪水之三成，我收到五十九元四角。听说国庆日以前还可多发一点，然而从中减去了公债票、国库券、北伐慰劳捐等等，则所余亦属无几。总之，所谓主任也者，名目好听，事情繁，收入少，实在为难，不过学学经验、练练脾气，也是好的。从前是气冲牛斗的害马，现在变成童养媳一般，学生都是婆婆小姑，要看她们的脸色做事了。这样子，又那里会有自我的个性，本来的面目。然而回心一想，社会就是这样，我从前太任性了，现今正该多加磨炼，以销尽我的锋铓，那时变成什么，请你监视我就是了。

“请你监视我就是了。”我把自己交给你了。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鲁迅那一年已经46岁，但沐浴在爱情中，意气风发。他们的爱情类似萨特与波伏瓦，是许广平主动订下的同居契约：“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何等气魄，又是何等自信。

中国男人，哪怕坚执如鲁迅，也需要女人为他做决断，为他撑开生活最亮丽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