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江勇振曾说：“谈恋爱，光说不练是意淫，像吴宓，只在日记、书信里演练他对女性的爱；又说又练，像徐志摩，是浸淫，是真恋爱；光练不说，像胡适，是真淫。”此论固然奇，却并非没有道理。历来大哲，若非修道士一类，都喜欢女人，也招女人喜欢。歌德曾说：“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胡适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影响之大，毋庸置疑，对其学术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但是关于其情史的研究却不多。历来说“情史”如同聊八卦，有挖掘艳闻之嫌，实则不然。情感与意志往往左右着人的生命轨迹，一个人是现代还是野蛮，只需看他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就知道了。

“情圣”的结发之妻和红粉知己

胡适是典型的“情圣”，洛维茨就曾说胡适是她的卡萨诺瓦。卡萨诺瓦便是18世纪欧洲的情圣。胡适对女性有持久的杀伤力，然而女性对他而言，毋宁说是情感需求，不妨说是智慧的需求。他在1927年4月10日写给情人韦莲司的一封信中说：

我在天津，在搭火车回北京前还有几小时，我就进了一个旅馆，要了一个房间，准备写点东西。服务员带上房门出去以后，虽然街上的市声和车声从窗中涌入，但我却突然地感到一种奇特的寂寞，这时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一向很寂寞，我只是用不断忙碌的工作来麻醉自己，忘掉寂寞……你也许不能全然了解，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没有高手也没有对手的社会里——一个全是侏儒的社会——是如何地危险！每一个人，包括你的敌人，都盲目地崇拜你。既没有人指导你，也没有人启发你。胜败必须一人承担。

胡适一生最爱交朋友，他的朋友上至各国政要，下至贩夫走卒，就连北平街头拉洋车的车夫也敢说“我的朋友胡适”，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在寻找“高手”。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独孤求败一剑纵横天下，孜孜于寻找能与他一决高下的对手，本质上是在寻找知音。

对普通人而言，所谓爱情不过是柴米油盐的另一种表达，只要彼此不反感，就能搭伙过日子，但对于胡适这样的“高手”，却不然。杜拉斯说：“爱之于我，不是一蔬一饭，不是肌肤之亲，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胡适渴望“高手”，所谓高手，就是两人要势均力敌，但现实生活往往差强人意。

早在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为他做主，订了一门婚事。那是一个比他大一岁的裹着小脚的农村姑娘，她的名字叫江冬秀——她将与他共度一生。就像鲁迅的妻子朱安、张恨水的妻子徐大毛一样，这是他们“母亲的礼物”（鲁迅语）。

1904年，胡适与江冬秀订婚后，便赴上海读书。四年之后，江家要求胡适与江冬秀完婚，并请术士择了黄道吉日。其时，在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早已思想大变，并且对这桩婚事十分不满。为了躲避结婚，十六岁的胡适一再推诿，并列举了种种理由，其中一条就是毕业在望，回家完婚会影响学业。

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大人素知儿不甘居人下，奈何欲儿以此儿女之私使抑儿使居人后乎？”这句话虽能打动母亲，但拗不过江家不断催逼，何况已经择了吉日。胡适对术士之流极其厌恶，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大人又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瞎子之一言，而以极不愿意、极办不到之事，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子耶？”他一连用了四个“极”字，表达了对婚期的切齿痛恨，简直恨不能把“择婚”的术士千刀万剐，扔进锅里煮了。

当然，以胡适的个性，他不会硬碰硬地与家族对着干，而是退而求其次，希望尽可能地延迟婚期。他在给母亲的信中保证：“男此次辞婚，并非故意忤逆。实则男断不敢不娶妻，以慰大人之期望。即儿将来得有机会出洋，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这也许只是一种搪塞，却无意中成了一个誓言。

在1909年的一封家信中，胡适向母亲询问未婚妻江冬秀的识字情况，他在信中说：“实则儿如果欲儿媳读书识字，则他年闺房之中，又未尝不可为执经问字之地，以伉俪而兼师友，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这封信透露的另一个信息是，胡适仍旧把婚姻寄托在精神对等上，他憧憬的婚姻生活是“伉俪而兼师友”。很显然，他的期望过高了。

1910年，胡适考取了康奈尔大学，在美国留学长达七年时间。在这里他结识了终身女友韦莲司。大约在1915年的时候，两人的恋爱发展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程度，尤其是当年十10月胡适离开韦莲司的家乡绮色佳（伊萨卡）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位于纽约）念书时，连续写了多封信给韦莲司，其中的一封信中说：“我和你分开已经十天了，在短短的十天里，我有两个晚上梦见了你。”

然而，这一边胡适与韦莲司的感情发展如同蜜里调油，那一边母亲却催着叫他回国完婚。胡母写信说：“外间有一种传说，皆言尔已行别婚。尔岳母心虽不信，然无奈疾病缠绵……诚恐一朝莫测，双目不瞑。”这封信，简直就是鲁迅留学日本时，鲁迅母亲听人说鲁迅在日本结婚传言的翻版。胡适一方面抛出早年用过的“学业为最大”的理由，另一方面痛斥“已行别婚”是无稽之谈，末了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国。

从1905年胡母催儿子回国始，胡适虽然在信中一再表达了回国的意思，然而春秋更替，行期却一推再推，直到1917年10月他才回到上海，最终他接受了母亲为他选择的妻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先生是著名的胡适研究专家，他在谈及胡适为何接受这桩婚事时说，是因为他（胡适）不忍伤害两个女人——他母亲和江冬秀的心。

那么，胡适和韦莲司怎么办呢？台湾研究者江勇振认为，胡适在美留学时与韦莲司虽然有情，却未恋。胡适曾将自己和未婚妻的故事讲给韦莲司听，并告诉了她自己的婚事。韦莲司对胡适来说，似乎仅仅只是一个知心朋友，但当胡适离美回国成婚时，她感到了深深的失落。这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来自东方的儒雅男子。

胡适在美国时，曾经与助教博格特谈论过婚姻家庭，二人得出的一致结论是：世间难得有思想上相匹敌的夫妻。他在一篇日记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说：“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也许正是因为在夫妻感情上不够协调，所以他便在朋友中间寻求思想层次的共鸣，而历史赋予了他这个机会。

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结识了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还有钱玄同、鲁迅、刘半农等一帮人。他们几乎每天都通信，有时候一个人有了想法，写出的信往往传给四五个人看，甚至很快刊登在媒体上。最忙的时候，他一天要接待好几拨人，往往到凌晨还在写文章。当他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刊登在《新青年》上时，立刻成了一份纲领性的文件，指明了文化发展的新方向。这时候的胡适，成了当之无愧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从现存的胡适写给陈、钱、鲁、刘等人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胡适式”的激情，文字冷静、细密，通畅明白，蓬勃着一股雄心与力量。那种敢于担当的胸怀，改造当下社会的实践行为都令人为之钦膺。终其一生，他都保持着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

胡适是一个精力极其充沛的人，同时又是易于耽溺的人。他深知这种激情的缺点，也知道如何把激情利用好，这样缺点就会成为他的优点。年轻时候的他，曾经迷恋上海的浮华，逛过窑子，也参与赌博。成名之后，他曾沉溺于做诗，痴迷于书，热衷于社会交际，就是交朋友——也可以看作另外一种耽溺。

由于兴趣广，所以导致精力分散，往往这一件事没有做完，又赶着做下一件事。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完成了上半部，以至于被黄侃嘲讽为“著作监”。尽管他一再自许在有生之年要完成这两部书，但至死也未能如愿。做研究的时候，他往往发现了另一种有趣的书，就放不下来，从而影响了正在进行的研究。因此，为了免于精力分散，他一再告诫自己要集中精力做完手头的研究，再产生新的兴趣。

对于自己的耽溺，胡适是有深刻认识的，他在1921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伦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面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放浪形骸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得很放浪形骸。这一层也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然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重的生活，如做书读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胡适在“兴趣”方面的沉溺，其实也反映在情感上。包括早期留学美国时，写给未婚妻江冬秀的情诗，也是一种情感上的沉溺。大字不识一筐的江冬秀能够把他信中的字认全已属不错，就别说理解胡适诗歌中的浪漫意境了，但这并不影响胡适在情感世界的驰骋。婚后，他很快就从想象的迷梦中醒来，发生了婚外恋情。在他的情人中，既有性情刚烈的曹诚英，也有宽和理智的韦莲司，还有浪漫聪明的洛维茨……无一例外，他所喜欢的女性都是“智慧系”的。在他的眼里，知识女性是一首诗，是可以吟咏、回味的。他最忙的时候是在北大执教时，他的桌案上往往放着几十种书，书里夹满了写有批注的卡片，桌案的另一边则堆满了需要回复的信函，有的信上编了号，有的信函则回复了一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旧给远在美国的韦莲司写信，向她报告自己的情况。

1922年，精力过度透支的胡适疑似得了心脏病，他向学校请假疗养，之后到杭州去养病，住进了南高峰的烟霞洞，陪伴者中有一个小他10岁的女性——曹诚英。

万千心事寄无门

她，曾是他婚礼上的伴娘。而今，她成为他感情世界中最闪亮的星星。

曹诚英在眉眼上，颇似时下当红的韩国影星秋瓷炫，一双杏眼脉脉含情，少时受过良好的文学训练，又思想进步，既满足了胡适“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闺中梦，思想的步调又能保持一致。当胡适到杭州养病时，时在杭州女子师范学院读书的曹氏立刻来作陪。

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胞妹，很可能少时他们即见过，但他们真正的相识是在1917年胡适的婚礼上，她当时是江冬秀的伴娘。之后胡适在北大教书，爱作诗的她便时常给胡适写信，此时的她，对胡适是仰慕的。但旧式的锁链没放过任何一个人，曹诚英被父母包办嫁给了一个名叫胡冠英的男子，婚后三年未孕，胡家居然准备为胡冠英纳妾。受过新式教育的曹诚英大怒，一气之下离了婚。之后，二哥曹胜之资助，她才得以到杭州念书。

胡适到杭州养病，正值曹诚英放暑假。他们相携畅游西湖、登翁家山、过龙井寺，赏月、品茶，在烟霞洞里过起了神仙般的日子。胡适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胡适日记》中存留了大量记录，可以略摘几条：

9月12日，晚上与佩声（曹诚英，字佩声）下棋。

9月13日，下午与佩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花盛开，香气迎人。我们在一个地方喝茶、下棋，讲了一个莫泊桑的故事，到四点半，从原路回烟霞洞。

9月14日，同佩声到山上，坐一亭中讲莫泊桑小说《遗产》给她听。上午、下午都在此。

9月19日，与佩声出门，坐树下石上，我和佩声下棋。

9月21日，早晨与娟（曹诚英乳名）同看《侠隐记》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遇丽人”一段故事，我说这个故事也可以演为一首纪事诗。后来娟遂催促我把这诗写成。

9月27日，傍晚与娟同下山，住湖滨旅馆。

胡适是一个十分爱惜羽毛的人，有“考据癖”的他深知自己的日记将来会被人当作“史料”，因而这一段日记显然经过了“处理”，只记录交往而不谈情。但我们从中仍然可以发现，他对知音的渴望。他所渴求的爱情，首先是建立在智、识上的。他和曹诚英能够谈莫泊桑，能够谈大仲马，能够就散文与诗歌的翻译进行探讨，并从中找到趣味所在，而江冬秀显然不能。所以，对他而言，曹诚英不只是情人，首先是知音。

胡适与曹诚英在杭州的情事，自然瞒不过其妻江冬秀，遂闹了个鸡飞狗跳。胡适提出离婚，江冬秀便刀杖相加。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何况胡适无理。1934年，曹诚英赴美留学，就读的正是胡适的母校康奈尔大学，胡适还委托韦莲司代为照顾这位“小表妹”。曹诚英很可能向韦莲司倾吐了自己对胡适的爱，韦莲司这才发现自己并非胡适唯一的红颜知己。不过胡适是一位“忙人”，当曹诚英1937年学成归国后，胡适已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离开了中国，随着境遇的变化，他已经不可能再与曹诚英有过多接触。

1943年，曹诚英托人带给胡适三首词：

虞美人

鱼沉雁断经久时，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见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廿年孤苦月华知，一似栖霞楼外数星时。

女冠子·唤娟娟

三天两夜，梦里曾经相见。似当年，风趣毫无损，心情亦旧然。不知离别旧，甘苦不相连。犹向天边月，唤娟娟。

临江仙·昔娟娟

阔别重洋天样远，音书断绝三年，梦魂无赖苦缠绵。芳踪何处是？羞探问人前。身体康健否？起居谁解相怜？归期何事旧迟延。也知人已老，无复昔娟娟。

娟娟，是胡适对她的昵称。二十年后，曹诚英依然记得当年他们一起在栖霞楼数星、赏月的情景。

有多脱俗，就有多世俗

我们回头再来说韦莲司。除了特别时期之外，在五十年的岁月中，她与胡适之间的联系从未中断。胡适一生中的红颜知己当在十数以上，但是始终未断联系的唯此一人。这是因为，韦莲司是唯一能够在精神上和他势均力敌的人。他对韦莲司的感情不只是爱，还有慕。如果说爱是水，那么慕就是酒。1914年，胡适在美国读书期间，曾与韦莲司出去郊游过，他们沿着湖滨散步，谈了三个多小时。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以且行且谈，故不觉日之晚也”。韦莲司喜爱艺术，以油画见长，和大多数艺术家一样不修边幅、衣饰马虎。有一次，她居然将头发剪得只有二寸余，对此胡适称之为“狂”，不过他借约翰密尔的话说，这种狂是一种美德。

胡适一生中，给韦莲司写了大量书信，其中包含相当数量的诗作，但因“爱惜羽毛”之故，其文集中收录的诗作都“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加上一些小序，把诗歌的指向弄模糊，企图误导读者（实际上也产生了这种效果）。还是诗人徐志摩看得明白，他一针见血地说：“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隐资料。”

前文说过，胡适从美国学成归国后，一直与韦莲司保持着联系，二人之间虽有情感上的碰撞，但似乎一直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在之后的十年中，也曾有人向韦莲司求婚，但却被其所拒。在分别的日子里，二人虽然不曾见面，但书信往复，早已结为一体。

1927年，盛名如日中天的胡适访问美国，此次行程十分短促，但韦莲司毫不犹豫地吐露了自己的深情。离别后，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一张明信片上说：“这张明信片到达绮色佳时，我已到了太平洋岸。然而整个大陆也阻挡不了我对绮色佳的魂牵梦萦。”1933年9月初，胡适再一次访问美国，尽管日程十分忙碌，但胡适仍然忙里偷闲地去拜访韦莲司。这一次情感的洪水冲破了堤坝，他们达到了真正的灵肉合一。韦莲司在一封信中说：

你塑造了一个幻象中的女子——亲爱的适，让我们继续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吧，否则你所喜爱的这个幻象中的女子就会死去。我是如此平凡的一个凡人，一旦你整个了解我的时候，失望会让你伤心的，而在你我之间具有重大意义的激励和启发也将随之死去。（这是1927年韦莲司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谈及的，此处当为引用，以说明下文中真实的自己。）

（现在）这件正式的外衣已经褪到地板上了——你已经全然地了解了我，胡适——你是不是更喜欢那个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许很美妙，但她毕竟是我，那个胸部扁平而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是这个我触摸到了你的身体和眼睛。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竟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

毫无疑问，胡适是一个极欲的人，然而他又能把自己的情感处理在一个理性的框架内。在精神上，胡适是一个受过现代思想洗礼的人，然而在表达上，胡适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我们能够从胡适的诗歌中看到他的爱情表达，但在书信中这种表达却并不明确。

对他而言，爱情是诗，是一种独特的意向。

周质平是海外研究胡适成就最高的学者之一，在他整理的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书信集《不思量自难忘》中，笔者发现胡的信中“抒情”的成分并不多，文字间一如既往地带着强烈的新文化传统，用语十分简单，措辞明确，大部分信件是“事务性”的。他给韦莲司的信，似乎不是在表达爱，而是在探讨、在垂询、在祈盼一种同等力量的回应。似乎无一字谈情，却字字有情。

胡适离开绮色佳是9月12日，次日他就收到了韦莲司的信：

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坐在东边向阳的这个窗前……我想要告诉你的都是一些琐事。昨晚我要睡哪个床都觉得很难。我有意地从你的房间走到我的房间。最后，我总不能老靠着门柱子站着啊，我把你床上那条粗重的被子，拿到我的床上。装满了热水瓶就钻进了被子里。让人不解的是，最难堪的时间是早上近六点的时候。

我想念你的身体，我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着你中有我……你把我评价得过高了—虽然我们有平等理性的对话，但我找不到自己有任何内涵，可以和你相提并论……

无论在精神上多么强大，韦莲司毕竟是一个女人。就像曹诚英一样，韦莲司必须面对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的存在，然而她也深知胡适的个性，这个“怕太太协会”的会员是不可能离婚的。既然不能全部得到，做一个精神上的伴侣何妨？她曾对胡适说：“在我一生之中，有一种苦行僧的倾向，对于我自己非常渴望的东西，我宁可全部放弃，也不愿意仅取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幼稚，疏于自制的能力，或者是不文明的？”客观地说，这个说法是极其矛盾的，韦莲司得到的恰恰是胡适的一部分。不过，感情就是如此，不受理性的制约，也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可参照，只能按照自己的那条路来走。

也许，这就是宿命。也许，这只是个性使然。

1933年9月24日，胡适再次去绮色佳拜访韦莲司，尽管这次他们只相处了十几个小时，却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月夜。多年以后，胡适仍旧对这一晚的月色念念不忘，而韦莲司则在次日的信中说：

胡适，我爱你！我不喜欢悄悄地这么说，我怎么能以此为荣呢？我是个很卑微的人，你应该爱我……要是我们真能完全生活在一起，我们会像两条溪流，奔赴同一山谷。

尽管，她知道他们不可能在一起，她依旧这么说。

笔者没有找到一本专门的胡适和韦莲司的通信集，如果有一本包含二人往来信件的书籍，如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一般，你来我往，则对二人的内心世界会有更加全面和细微的探查。虽然不能从资料的完整性上“还原”二人书信构建的心理世界，但搜集不同资料，我们仍然能够从韦莲司的信中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胡适、一个不同的胡适。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是大部分人对胡适的认识，现实中的胡适确实如此。然而，一个人在限定的框架内生活得越久，企图冲破这种框架的心理张力就越强。胡适与江冬秀这对夫妻也会因龃龉而吵架，胡适也会暴露出世俗男女不堪的一面，然而，这仍旧不是他的全部。

一个人敢于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另一个人，敢于将自己的真面目示人，除了那个人给他安全感之外，还在于那个人能够给他理解。在韦莲司身边，胡适一方面获得了知识与见识上的高度，另一方面又能够脱下“绅士”的外衣，恣意流露活脱脱的人的一面。韦莲司认为，胡适是一个在感情上容易放纵、容易丧失理性，陷入冲动的人。这和大多数人所了解的胡适完全不一样，然而那可能才是真正的胡适。

究竟谁才是最爱你的人，究竟谁才是你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