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在写给女友宋清如的一封信中说：“只有你好像和所有的人完全不同，也许你不会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时较之和别人在一起时要活泼得多。与举世绝缘的我，只有你能在我身上引起感应。”

朱生豪是一个孤僻到极点的人，据他自己说，一年中一句话不说的日子有一百多天，说话不到十句的日子有二百多天，其余日子说得最多的也不到三十句。他的寡言，在当时是出了名的，据他在世界书局的同事施英回忆：“那时我们全在英文部任事……他是办公室里最沉默的人，往往整天不说一句话，旁人找他闲谈，他总是报以和蔼的微笑，更继之以脸红，于是完了……”他的另外一个同事胡山源回忆朱生豪说：“在世界书局数年，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我没有听见他说满十句话。别人与他谈话，大都以点头、摇头或微笑答之。”他是如此冷僻、寡淡，将自己封存在一个狭小的世界，但谁能相信，他面对宋清如时却像换了一个人，既热烈又优雅，既克制又奔放。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朱生豪1912年生于浙江嘉兴一个商人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十岁时母亲去世，十二岁时父亲也去世了。族中亲戚趁机侵占了他家的房产，是寡居的姑母抚育了他们兄弟三人。由于幼年失去怙恃，尝尽人间辛酸，他因而形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宋清如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追想生豪的为人，是太偏于内向的。唯一的原因，也许是为了幼失父母，无邪的天真被环境剥夺得太早了，养成了耿介自爱、沉默寡言的性格。”

朱生豪尽管话很少，却很聪明，1924年高小毕业后，直接插入嘉兴著名的私立中学秀州中学初中二年级读书。中学毕业后校长亲自推荐，他被保送进入杭州之江大学读书，并享受全额奖学金，从而免去了生活之累，能够一心一意地读书。

之江大学是一所由美国传教士创立的教会大学，坐落于钱塘江畔，草木葱茏，江声塔影，不但校园环境优美，而且文理兼重，聘请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学者任课。夏承焘、郁达夫都曾在该校任教。就像是名驹驰于马群，皓月安处群星之间，朱生豪的才华很快使他脱颖而出，教授夏承焘在阅读他的习作后曾说：“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其人今年才二十岁，渊默若处子，轻易不发一言。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不易之才也。”

在“之江诗社”，朱生豪认识了她——刚上大一的小师妹，有“校花”之称的宋清如。宋清如出身常熟宋氏，属世代书香门第，幼年曾受过良好的传统国学熏陶。中学毕业后母亲希望她像传统女性一样早早嫁人、相夫教子，但她坚决不从，要求接受更高等的教育。

最后，母亲拗不过她，允许她继续读书，她也向母亲保证将来不要嫁妆。之后，她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她欲入大学深造，但是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读苏州女师已享受过公费补贴，不能再报考国立大学。不能报国立大学，就报私立。当时的中国，私立大学颇多，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学术气氛和教学成就都不逊于国立大学，甚至在国立大学之上。就这样，宋清如报考了之江大学。

甫入之江大学的宋清如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虽然衣着平凡，但相貌出众、独立不羁，颇有自己的思想，被调皮的男生们选为校花。当时的之江大学很受富商们青睐，多把子女送到该校读书，富家小姐们不但衣装华美，而且有仆妇接送。对此，宋清如曾说：“女性穿着华美是自轻自贱……认识我的是宋清如，不认识我的，我还是我。”她的言论让同学们感觉到一股跃动的火焰，由是成为女生们的中心人物。这还不算，她的诗歌在《现代》杂志刊载后，主编施蛰存先生亲自给她写信，称她“一文一诗，真如琼枝照眼”。把她的才华和当时的才女冰心相比，称她有“不输于冰心之才”。

“之江诗社”是之江大学最富盛名的社团，差不多集中了该校所有的文学青年。宋清如首次参加该社活动时展示的是一首新诗，诗稿在众人手中传看，引来一阵无声的嘲讽。后来传到一个大三男生手中时，他略看了一眼，笑了笑，这笑容是真诚的，令紧张的宋清如为之释然。宋清如后来回忆说：“我初次认识生豪的时候，是在民国廿一年（1932）的秋天。在钱塘江畔、秦望山头，极富诗意的之江大学中间。那时候，他完全是个孩子，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和善天真，自得其乐的，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

诗社活动结束后，宋清如收到朱生豪的一封信，朱在信中解释，该社成员俱为写旧体诗的诗人，新诗是不受欢迎的。信中还附了几首他自己的作品，请她提出意见。宋清如当即回信，向这位学长请教旧体诗的学问，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交往。

尽管二人在信中谈得十分投契，在路上相遇却如陌生人一般，甚至擦肩而过连头也不点一下，但这正是爱情的另一种酝酿方式。爱，令人难以启齿，并非畏惧，而是开启一扇新的生命之门时的踟蹰不前。一个腼腆无言，一个小心翼翼。

然而这一切，还是逃不过同学们的眼睛。与朱生豪同住一个宿舍的彭重熙见他们始终不曾约会，大有只谈学问不谈爱情的意思，也为之着急起来。有一次，朱生豪与诸友在校园里遇上迎面而来的宋清如，彭重熙当即将朱生豪猛地一推，使得两人“亲密接触”，这是一个尴尬但又充满喜剧意味的场面。然而，他们都还太年轻，还不能把握这青春的恋情。所以，爱终究没有说出口。

1933年夏天，朱生豪大学毕业，离杭赴上海工作。朱、宋二人书信交往已经一年，尽管彼此心知肚明，但谁也不肯表白。即将分离之际，朱生豪和宋清如在六和塔下一个小饭店里话别，朱将他写的三首《鹧鸪天》赠予宋清如。

楚楚身裁可可名，当年意气亦纵横，同游伴侣呼才子，落笔文华洵不群。招落月，唤停云，秋水朗似女儿身。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倾。

忆昨秦山初见时，十分娇瘦十分痴，席边款款吴侬语，笔底芊芊稚子诗。交尚浅，意先移，平生心绪诉君知。飞花逝水初无意，可奈衷情不自持。

浙水东流无尽沧，人间暂聚易参商。阑珊春去羁魂怨，挥手征车送夕阳。梦已散，手空扬，尚言离别是寻常。谁知咏罢河梁后，刻骨相思始自伤。

三首词，等于将他的爱说出了口。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倾。有情人不必朝暮相对，但这一别，却是八年苦恋。

“我寂寞，我悲哀，我再也没有诗了”

朱生豪到上海后，入世界书局当英文编辑，借住在位于平凉路书局经理陆高谊家中的亭子间里。世界书局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民营出版机构，曾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分天下。该书局的几位同人如詹文浒、陆高谊、胡山源、施英等都是朱生豪旧日师友，所以朱生豪初到书局上班颇为快意。世界书局给朱生豪每个月的薪水是七十块大洋，除掉寄回嘉兴老家三十块，还剩下四十块。就实际情况来说，这对一个单身青年来说是颇为宽裕的。除了必要的开支，朱氏便将剩下的薪水全部用来买书，他沉浸在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济慈和雪莱的世界中。

罗素曾说：“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而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住在上海亭子间里的朱生豪，一方面在英国文学的海洋里遨游，另一方面又对现实痛恨极了。他曾说：“到处是胜利者的狞笑和压抑者的呻吟。”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典型的花花世界，十里洋场的生活纸醉金迷，大街上却经常有人饿毙。人世冷漠，社会上的风气败坏，出版环境亦坏。出版机构为了渔利，经常把一些不负责任的书出版出来。本就寡言的朱生豪在这种环境里显得更加格格不入，他在写给宋清如的一封信中说：

世界书局出版的滑头古书，真令人不敢领教。今天我把附在《古诗源》后一个妄人编选的古情诗翻了一下，那种信口雌黄真教人代他难为情，尤其是前面那一篇洋洋数千言谈“性念与爱情”的序文，不但肉麻，连骨头和五脏六腑都会麻起来。这位先生据说是把“尸位素餐”的“素餐”解作“吃菜饭”的人，然而居然会大说起四书五经来……

对于一个编辑而言，好的作品是一件艺术品，通过编辑的手将艺术品呈现给读者；而坏的作品，则无异于垃圾，这时候编辑充当的便是垃圾处理工。朱生豪在写给宋清如的另一封信中曾抱怨：“（稿子）算是校订过了两遍，校对过了三次的样子，拿到我手里仍然要改得一塌糊涂，其实偷懒些也不碍事，可是我又不肯马马虎虎……”编辑的工作是单调甚至枯燥的，更要命的是经常要处理一些妄人（往往同时是名人）的书稿，这种工作不只无聊，简直是在磨损人的生命和激情。如果是一个肯敷衍了事的人也就罢了，偏偏朱生豪凡事认真，因此他不得不为一些并不高明的书稿付出巨大的精力。往往同事校对过几遍的稿子，他还要再校对一遍，又发现百十处错误。

世界书局的编译主任詹文浒是朱生豪在秀州中学念书时的老师，为人极有眼光，策划编一部《英汉四用辞典》。最初是苏兆龙、葛传槼、朱生豪、邵鸿馥加上詹氏五个人一起编，但是因社会动荡不安，加上经济不景气，编辑们相继离开书局，最后只有朱生豪一个人坚持了下来，把这部大书辞典编完。这部辞典曾长期成为那个时代学生和研究者的案头书，影响极大。

宋清如在谈及朱生豪的这一段生活时说：“（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暑天，他脱离了大学生活，入世界书局当英文编辑。那时他实际年龄还不到二十二岁，正似一只自由的歌鸟，投进了笼子。寂寞的诗人，投进了更寂寞的环境。工作的余暇，唯有读书，可以补充他的空虚。他每回写信，都向我诉说：‘我寂寞，我悲哀，我再没有诗了。’歌声也渐渐从他嘴边消失。他迈上了成人的不平的途径。”艺术家需要闲暇和激情，诗人尤其需要，偏偏书局编辑的生活如死水一潭，既没有闲暇，更谈不上激情。这对朱生豪而言，简直苦闷得要死，为此，给女友宋清如写信就成了他唯一的慰藉。

爱如水，能够温润人的心。

他几乎每天都给宋清如写一封信，有时候这一封刚刚寄出，又接着写下一封，写自己的思念、写自己的眷恋与渴慕。宋清如的回信简约明了，而朱生豪的信却滔滔不绝、顽皮无比。他有时在信中称宋清如为“宋姑娘”，有时又称她“宋神经”，有时称她“清如贤弟”，有时称她“女皇陛下”，甚至有一次称她“祖母大人”，简直令人啼笑皆非。至于“阿姐”“宝贝”“亲亲”“宋儿”“小鬼头”之类的称呼，居然多达70余种。

至于他的落款，也就是自称，那更是五花八门，简直可以说是“古往今来帝王将相神魔”皆用之。他特别喜欢小动物，但那些动物未免太过卑微，比如“老鼠”“蚯蚓”和“鸭”，还有更卑微的一个，是“你脚下的蚂蚁”，当然他也用过一些霸气外露的名字，比如“罗马教皇”“兴登堡将军”“路易十六”之类。有一次宋清如收到信后，发现署名是“希特勒”，当然，这绝不可能是元首写来的信，照旧是朱生豪做的怪。他的自称有的充满外国文学趣味，如“伤心的保罗”“快乐的亨利”“不说诳的约翰”“堂吉诃德”“伊凡叔父”；有的则神气活现，如“张飞”“常山赵子龙”“黄天霸”“元始天尊”“魔鬼的叔父”。有一回他还自称“牛魔王”，搞笑的是他还自称过“猪八戒”，令人捧腹。他的自称最长多达20多个字，少的只有一个字。要说有谁曾用过这么多名字，估计只有用过180多个笔名的浙江老乡鲁迅可以与之媲美了。至于他自称“朱朱”，则徐志摩自称过“摩摩”，梁实秋自称过“秋秋”，大致类然。至于徐志摩在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自称“你的顶亲亲的摩摩”，朱生豪则自称“顶蠢顶丑顶无聊顶不好的家伙”，徐只用了一个“顶”字，朱公子则连用四个。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落款曾用毛笔画了一头翘着鼻子的大象，开了自创logo的先河，而“二毛子”（亦朱生豪自称）则形式更加多样，他的署名不但有中文、外文，还有一串五线谱里的音符。

这些称谓和自称中，闪烁着一种燃烧不熄的激情。

李银河曾说：“激情状态是人生最有趣的状态，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产生了激情，必定是产出最多的状态，对人发生的激情产出爱和诗；对事发生的激情产出事业的成果。”总是处于激情状态的人都不是寻常人，不是伟大的艺术家，就是伟大的科学家，最不济也是一个伟大的情人。毕加索一生创作了39000多幅画；潘玉良一生创作了4000余件艺术品；尼采写书把自己写进了精神病院；叔本华因为邻居的噪音影响他写作而跟邻居打架，几乎惹上刑事官司，这都是明显地处于激情状态的人才能做出的事情。

原来，激情可以使他脱胎换骨，再寡言冷僻的人，也变得妙语如珠、光焰四射。

朱生豪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秘秘密密地告诉你

你不要告诉人家

我是很爱很爱你的。

我是深爱着青子的，

像鹞鹰渴慕着青天，

青子呢？

睡了。

鹞鹰呢？

渴死了。

我作诗，写雨，写夜的相思，写你，却写不出

朱生豪热烈如火，宋清如却平静如水。就像托马斯·哈代说的：“呼唤者与被呼唤者从不相互应答。”

宋清如是一个从旧式家庭里挣脱出来的女子，在她未认识朱生豪之前，家里曾为她包办了一门婚事，并且与对方有婚约。有了独立思想后，她曾强烈抗议，但对方不肯罢休。为了读书，她差一点儿和母亲闹翻脸，成为整个家族的仇人。直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男方才同意登报申明解除婚约。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她对朱生豪的感情小心翼翼，又百般谨慎。因为她的自由，来得实在不容易。挣脱了镣铐的人，往往渴望更大的自由，深受欧洲女权主义影响的宋清如晚年曾对散文家范笑我说：“我一直没考虑过与生豪结婚。当然，更没有想到过跟别的什么人结婚。……我把结婚当成恋爱的坟墓，我喜欢自由，讨厌应酬和排场。”

卿未嫁，我则不娶。

朱生豪大学毕业后，尤其是有了稳定的工作后，姑母也曾为其物色结婚对象，但均被他拒绝，惹得姑母大为不快。就像钱锺书之于杨绛，在遇到她以前，他从未想过结婚的事；在遇到她之后，他从未想过别人。他在写给宋清如的一封信中更是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在此刻，我们的处境很有些相仿，我们的家庭方面都在盼望我们赶快结婚，而我们自己都在托辞敷衍着。关于我自己，我抱着不结婚的理想，少说些也已有五、六年了，起初还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诗意的想头，伴着对于现社会婚姻制度的不满，而近年来生活的困苦的暗影更加强了我的决心。姑母他们以为我现在不愿结婚是有所期待，或者因为嫌现在收入菲薄，要等经济方面有恃无恐后再说，因此倒是相当地嘉许我。

但我如说出永远不结婚的话来，她们便要说我是傻子，而且也不肯相信（按照我们的道德的逻辑，你不娶妻生子，父母生下你来做甚么？……)，然而我自己相信我是聪明的，虽然未免偷懒规避了“人生的义务”……关于你，那么似乎你的理由只是怕和平常女人陷于同样命运之故，然而这并不是怎么充足的理由，因为命运的平凡不平凡和婚姻并无绝对的关系，真是一个能够自己有所树立的女子，那么虽结了婚也不妨害她为一个不平凡者……

大学毕业，也就是宋清如在之江大学念书的后三年间，朱生豪一遇着闲暇就立刻去看她，然而这远不能解决渴慕之情。他依旧是一天一封或一天两封乃至多封地给宋清如写信。他也抱怨宋清如的回信太少或太迟，他曾在一封信中说：“望你的信如望命一样，虽明知道你的信不会到得这样快。”在另一封信中则孩子气地说：“今天宋清如仍旧不给信我，我很怨，但是不想骂她，因为没有骂她的理由。今天中午气得吃了三碗，肚子胀得很，放了工还要去狠狠吃东西，谁教宋清如不给信我？”

然而，宋清如面对他的感情，始终未能给予正面回应，他说：

以前我最大的野心，便是成为你的好朋友；现在我的野心，便是希望这样的友谊能继续到死时。谢谢你给我一个等待。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须是一个辽远的期望，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目标，永远是渴望。不实现，也不摧毁。每发现新的欢喜，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满足。顶好是一切希望化为事实，在生命终了的一秒钟。

爱令人卑微，孤傲冷僻如朱生豪，在面对自己爱的人之时，也从国王变成了乞丐。无怪乎张爱玲说：“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

绝大多数时候，朱生豪的信都写得柔媚动人，比恋爱中的诗人更像一个诗人，比诗人写下的诗句更像诗，我们不妨摘录一些来看：

我想作诗，写雨，写夜的相思，写你，写不出。

我想要在茅亭里看雨、假山边看蚂蚁，看蝴蝶恋爱，看蜘蛛结网，看水，看船，看云，看瀑布，看宋清如甜甜地睡觉。

这里一切都是丑的，风、雨、太阳，都丑，人也丑，我也丑得很。只有你是青天一样可羡。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这两天我很快活，而且骄傲。你这人，有点太不可怕。尤其是，一点也不莫名其妙。

他是如此想念她，甚至自称“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将她视作自己的爱人、自己的伴侣、自己的知己、自己的姐姐。看他的信，简直令人落泪，质地醇正，一点儿没有遮拦。

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

要是世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多么好，我一定要把你欺负得哭不出来。

我实在是个坏人，但作为你的朋友的我，却确实是在努力着学做好人。

我渴望和你打架，也渴望抱抱你。

为什么不来信呢？不是因为气我吧？我所说过的话都是假的，你一定不要相信我。

他绝非一个浅薄的只会说爱、痛、病的三流诗人，他不只是诗人，还是智者。因此，他有智者的感情，唯上智之人，才懂得灵魂之爱。所以他会说，聪明人是永不会达到情感的最高度的。他的爱，出自肺腑，发于心灵，是真正的赤子之爱。

我找到了你，便像是找到了我真的自己。如果没有你，即使我爱了一百个人，或有一百个人爱我，我的灵魂也仍将永远彷徨着。你是unique（独一无二）的。我将永远永远多么多么的欢喜你。

心里不痛快的时候，也真想把你抓起来打一顿才好。

我愿意舍弃一切，以想念你终此一生。

每天每天你让别人看见你，我却看不见你，这是全然没有理由的。

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与小猫哪个好？

我与宋清如哪个好？

我与一切哪个好？

如果你回答我比小猫比宋清如比一切好，那么我以后将不写信给你。

这样的渴慕，这样的爱，就像放置在遥远位置的磁铁，总有吸附在一起的可能。然而，与爱而不得相比，更加消耗生命的是平庸。不苦生命之短暂，苦其不能辉煌。对爱怀有野心的人，对生命的价值同样怀有野心。他在写给宋清如的信中畅言自己对平庸的不甘：

如果到三十岁我还是这样没出息，我真非自杀不可。所谓有出息不是指赚三百块钱一月，有地位、有名声这些。常常听到人赞叹地或感慨地说，“什么什么人现在很得法了”，我就不肚热那种得法，我只要能自己觉得不无聊就够了。像现在样子，真令人丧气。读书时代自己还有点自信和骄矜，而今这些都没有了。自己讨厌自己的平凡卑俗，正如讨厌别人的平凡卑俗一样，趣味也变得低级了，感觉也变滞钝了……

1935年，在同人兼师长詹文浒的建议下，朱生豪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此前他已经收集了多个莎剧版本并做了大量研究，对经典剧本几乎到了能诵读的程度。至此，他把翻译莎剧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他在写给宋清如的一封信中说：“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信中的舍弟指二弟朱文振，曾鼓励朱生豪翻译“莎剧”，并告知他有日本极端文人嘲笑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莎翁的译本也没有。朱生豪告诉爱侣，这不只是他的事业，也是他送给她的一份礼物。

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信多达500余封，每一封信都燃烧着他的激情，这让笔者想到了爱尔兰诗人叶芝，他在第一眼看到茅特·冈时说：“我一生的烦恼开始了。”苦恋一生，而激情不灭。无怪乎李银河说：“人很难长久保持激情，即使是最浪漫的爱情也最终转变为平淡的亲情和友情，只有一种例外的情况：未实现的爱情，它会使激情状态保持很长时间。”

抖掉枝叶和花朵，枯萎进入真理

这一年，宋清如终于正面回应了朱生豪的爱恋，她在回赠朱氏的一首《蝶恋花》中写道：

愁到旧时分手处，一桁秋风，帘幙无重数。梦散香消谁共语，心期便恐常相负。落尽千红啼杜宇，楼外鹦哥，犹作当年语。一自姮娥天上去，人间到处潇潇雨。

1935年8月，宋清如首次携朱生豪到常熟老家，他们的关系获得了正式的认可。朱生豪在一封信中说：“那照眼的虞山和水色使眼前突然添加了无限灵秀之气，那时我真爱你的故乡。”这信和这份苦恋，简直和沈从文对张兆和的表白别无二致。由此可见，世间的恋人都有同一颗心，其痛犹如蚌之珠，光华处是千层万层的爱。

1936年，宋清如从之江大学毕业了，受聘于湖州明德女子中学，开始了教学生涯。同年8月8日，朱生豪完成了莎剧《暴风雨》的翻译初稿，此后他相继译出《仲夏夜之梦》等九部喜剧。按照朱生豪的估计，只要再给他两年多平静的生活，他就能完成全部的莎剧翻译。然而，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世界书局被日军占领，匆忙出逃的朱生豪只带了牛津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和部分译稿。其他书籍、衣物尽数沦丧，已经交付的译稿也不知所踪。逃离上海后，他暂时回到老家嘉兴，但不久嘉兴也沦陷，他不得不进行新的逃亡。然一旦条件允许，他立刻开始翻译工作。1938年夏天，局势稍微缓和，此时的上海处于日军占领下的“孤岛”时期，朱生豪立刻回到在租界恢复营业的世界书局，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宋清如也因战争而失业，远赴重庆、成都继续教书。两人依旧天涯相隔，书信往来。

藕发莲生，必定有根。

朱生豪情根深种，宋清如终于在1942年从成都返沪，于当年5月1日与之成婚。参加他们婚礼的夏承焘亲笔写下“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八个字相赠，在某种意义上，这成为他们日后生活的写照。宋清如为了使丈夫的翻译工作继续下去，才女变主妇，将心思全扑在家庭上，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全部理想，教书的工作当然不能再继续，诗词创作和看书更是没有时间。这时候的朱生豪除了一支笔，可以说是身无长物，他曾对宋清如说：“我很贫穷，但我无所不有。”这段时间，朱生豪住在宋清如的老家常熟，这位半身孤苦无依的大才子迎来了他一生中最为充实的光阴。他的翻译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翻译得又快又好，到年底就补译出《暴风雨》等九部喜剧，将丢失的译稿全部补译完成。

1943年1月，朱生豪夫妇带着莎翁全集和全部译稿，来到了嘉兴朱生豪老家，继续进行翻译工作。当时，朱生豪昔日的同学中有在敌伪政府做教育官员的，有人曾建议他通过老同学谋一个教职，改变生活的贫苦。他一听嗤之以鼻，此事便无人再提。他宁可贫穷致死，也绝不肯为敌伪服务。在那段没有工作、极其艰难的日子里，一张榉木记账桌、一把残破不堪的靠椅、一盏寒酸可怜的油灯、一支勉强出水的钢笔和一套莎翁全集、两本辞典就是他的全部工作用具。每个月开始的那几天，他们总是先买好米，能够节省下来的开支尽可能节省。每天天一亮，他立刻起床梳洗，然后投入工作。妻子宋清如则负责烧饭、买菜、洗衣。空闲的时候，她便给人做佣工，补贴家用。生活尽管拮据，但宋清如给家庭带来的安宁、祥和，为朱生豪潜心翻译提供了平静的港湾。她成了他的精神支柱，离开了她，他几乎无法自持。有一次，宋清如回常熟娘家，朱生豪便每天站在门前等待，当时正逢雨季，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朱生豪便站在青梅树下，一边捡拾叶片，一边吟哦，这时候他又成了诗人。他曾写道：“同在雨中等待，同在雨中失眠……”

朱生豪翻译最投入的时候，足不出户，甚至连续几天也不下楼一次。在极微薄的收入中，他奋笔不止。他的头发总是长得很长，也没有时间和金钱去理发，便由妻子用剪刀剪短。牙痛或营养不良，他只能忍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又译出大量的莎翁作品。翻译《亨利四世》时，他觉得肋间开始剧痛，起初以为只是小毛病，后来变得越发严重，结果确诊为严重的肺结核及并发症。朱生豪在写给二弟朱文振的一封信中说：“这两天好容易把《亨利四世》译完。精神疲惫不堪……因为终日伏案，已经形成消化不良现象，走一趟北门简直有如爬山。幸喜莎剧现已大部分译好……已替中国近百年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不知还能支持到何时！”

1944年6月，带病工作的朱生豪完全病倒。11月底，他日夜躺着，有时候连话也说不出来，更不要说看书了。他曾对妻子说：“莎翁剧作还有五个半史剧没翻译完毕，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临终前数天，宋清如发现他大便失禁，臀部以下全是鲜血。当宋清如给他擦洗身体时，他喃喃地说：“我的一生始终是清白的。”就在这天晚上，宋清如听到他喃喃低语：“清如，我要去了！”妻子连声大呼，他才渐渐恢复意识，泪水也慢慢流了下来。宋清如也泪如雨下，告诉他哪怕相聚一分钟，也是宝贵的。12月24日中午，朱生豪进入弥留状态，口中念着莎士比亚戏剧的英文台词，意识陷入模糊。两天后，朱生豪忽然说：“青青，旸旸，我去了”，然后溘然辞世。这一年，朱生豪和宋清如都三十二岁，他们两岁的儿子旸旸尚在襁褓中。

柏格森说：“性格是一个人看不见的本质，朱生豪身上有一种殉道精神，道而及于爱，才是真正的道，否则就丧失了人性的归属，成了机械主义。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都有激情所在，唯生命不灭，则光焰不熄。”

生命有长有短，但总有结束的一天。朱生豪早年曾对宋清如说：“要是我死了，好友，请你亲手替我写一墓志铭……不要写在什么碑版上，请写在你的心上，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天才都是孩子，他们如此单纯，然而又如此脆弱，在瞬间迸发出耀眼的光芒之后，便匆匆归于天国。苏轼说：“匹夫而为百字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巴尔扎克说：“拿破仑用剑未尽的事业，我将用笔来完成。”在文学的野心上，他们堪称彼此的隔世知音和异国知音；在凄凉的人世之路上，他们的文字温暖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无数人。

我仍是幸福的，我永远是幸福的。世间的苦不算什么，你看我的灵魂不曾有一天离开过你。

在朱生豪身上，我看到了王小波，看到了《爱你就像爱生命》。曾有人说，朱生豪是最会写情书的男人，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