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钱先生之后 ，一年多 ，与他们没有联系 。有时很想再去 请教，想到他正忙于《管锥编》的写作，应酬也日益增多 ，不忍心 打扰他们 。没想到体衰多病的钱先生还在惦记我这个晚辈新朋友。

1978年 12月，我突然接到钱先生的信，信中说：“去秋承惠过快晤， 后来，听说您身体不好，极念 。我年老多病 ，渐渐体贴到生病的味 道，不像年轻时缺乏切身境界，对朋友健康不甚关心。奉劝你注意 劳逸结合，虽然是句空话，心情是郑重的。”

“杨绛同侯。”钱先生 的这句“空话”，却沉甸甸地流入我的心底 。虽然读到他的信，我 已康愈，但这迟到的问候却给了我持久的温暖。钱先生和杨先生， 平时极少交游，却笃于情谊。

每次见到他们 ，总询问一些老友的安 康 ，连小字辈也不放过 。李健吾先生幼女和我在同一单位，她的工作、生活近况，时时是他们问起的话题。

今年春以来 ，我身体一 直不好，可能钱先生他们又听说了 。有次与杨先生通话，请她代向 钱先生致候，正要放电话时，杨先生却说：“锺书要和你说话。”钱 先生在电话中关照我：“注意身体 ，别丢了笔。”我只说了声：“谢 谢！ ”还能说些什么呢！钱先生和杨先生性格各异 ，杨先生对人的 亲切初识就能明显感受到，而钱先生待人的亲切初识也不难细心体 验到，他们挂念着许多前辈、同辈、晚辈朋友，他们也为许多前辈、 同辈、晚辈朋友挂念着。

十多年来，我同钱先生夫妇有着不间断的往来。不频繁，也不 稀疏。或书信，或电话，或登门，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在冬天。 最初想去看他们，都是先写信预约。记得1979年5月，钱先生访美 归来，我写信去，没几天就收到他的回信，告正集中“总结”，“暂勿 枉驾，以免相左”。之后，每次去看钱先生，都是电话同杨先生约， 有时也有突然造访的。时间一般在他们午休之后，有次我去西城开 会，想起钱先生正在病中，午饭后去看望他。上楼时，发现才下午 两点，他们还在休息，便冒雨转身返回报社了。

有一次，我是明知钱先生不情愿而硬着头皮前往的。

1985年， 当时任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的林湄小姐来北京，很想采访钱先 生。

林小姐在香港和北京采访过大陆不少文坛名将，唯独没有机会 见钱先生。

她知道钱先生不愿接受记者采访，便托我帮忙。

我将她 的希望在电话中转告了钱先生，钱先生警觉地说：这不分明是引蛇 出洞吗？谢谢她的好意，这次免了。

林小姐见难而上，非见不可。 逼得我只好建议她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我怕钱先生生气，当场 让客人下不了台。

原以为会先见到杨先生，求她疏通疏通。在我的 印象里，杨先生比钱先生更随和更好通融。偏不巧，开门先见到的

是钱先生。关于这次“突击”，林小姐以《“瓮中捉鳖”记》为题发表 了专访。不妨抄录一段：“那天下午，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 在钱老家门口。一见面，钱老哈哈地说：‘泰昌，你没有引蛇出洞， 又来瓮中捉鳖了 ……’他见我是个陌生人，又是女性，没有再说下 去，便客气地招呼我们就坐。

说来奇怪，一见之下，钱老的这两句， 一下子改变了他在我的脑海中设想的形象。

他并非那样冷傲，相反 是如此幽默，和蔼可亲。”我是这场“捉鳖”戏的目睹者。林小姐单 刀直入，抢先发起进攻，平时大声谈笑、旁若无人的钱先生用沉默 来抵挡，在林小姐不断的进攻下，出现了窘态，最后只好无奈而又 认真地一一回答。

关于《围城》，林小姐问：“钱老，你自已是留学生， 小说写的也是留学生，那么小说里一定有你的影子！”

钱先生说： “没有，是虚构的。当然，那要看你对虚构做何理解。

我在另一部书 里曾引康德的话‘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

说那句话也 可以应用在文艺创作想象上。

我认为这应该是评论家的常识。”《围 城》中主人公读过叔本华的著作，林记者借此又问：“钱老，您对哲 学有精深研究，您认为叔本华的悲观论可取吗？ ”

钱先生微笑中又 带几分严肃地回答：“人既然活着，就本能地要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从这点说，悲观也不完全可取。但是，懂得悲观的人，至少可以说 他是对生活有感受、发生疑问的人。有人混混沌沌，嘻嘻哈哈，也 许还意识不到人生有可悲的方面呢。”

这台“捉鳖”戏演了近一小时， 此外还有不少精彩的答问。告别时，钱先生关照林小姐，若要发表 他的所谈，务必先寄给他看看。

据知，林小姐写的这篇专访，是在 钱先生过目认可后才发表的。

事后我也没有听到过钱先生对这次被 “捉”的任何不快的话。这次采访的顺利，给我触动不少，使我加深 了对钱先生为人的了解，更多地看到了他通情达理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