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想谦卑下跪，可是让我跪在谁面前呢？

——克利

在米兰·昆德拉看来，人生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来自于我们对生活目标的错误选择，对生命价值的错误判断，世人都在为自己的目的而孜孜追求，殊不知，目标本身就是一种空虚。生命因“追求”而变得庸俗，人类成了被“追求”所役使的奴隶，在“追求”的名义下，我们不论是放浪形骸，还是循规蹈矩，最终只是无休止地重复前人。因此，人类的历史最终将只剩下两个字——“媚俗”。

媚俗就是过分迁就迎合受众，彻底放弃自己的尊严，以做作的态度取悦大众的行为。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昆德拉借萨宾娜的思索表达了他的看法，只要有公众存在，只要留心公众存在，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就免不了媚俗。由于媚俗，人们往往会用意志代替个人追求，由于媚俗，人们往往会扭曲自我的价值判断以迎合整体的价值取向——我们的前人认为理所当然而又坚信不疑的。

记得一部电影《当我离开时》，里面那个土耳其女子就是媚俗之人的受害者，她的父亲、母亲，哥哥，甚至她最疼爱的弟弟，都为了世俗的眼光，世俗的观念——她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离婚回娘家，而离婚在当时的土耳其还不被大众接受——把她推向绝望的深渊。跟既定的观念作对，就是找死——血淋淋的事实，匕首插在她可爱的小儿子的心上——一点都不夸张，我们被观念疯狂地吞噬。

媚俗发展的结果是整个价值判断体系完全失重，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从此无从判别，甚至形成善恶两极的同位合一。

媚俗便成了生命之重。

有些人想摆脱这种“重”，如王小波写《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如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有如此境界的人毕竟是少数，多得还是芸芸众生，是“说人者”。所以爱玲避免这条愤世嫉俗的路，她选择了温和的理解。张爱玲说，“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既然磨难那么长，而人生那么短，何不及时行乐？偷偷地看上一眼得片刻的愉悦，又于人无害，何乐而不为呢？这里虽然有小小的讽刺，但始终是无伤大雅的谅解。

要的就是这点热闹。用世俗的眼光看看东家长、西家短，再拿出既定的道德标尺比量比量，在心里窃笑一声，或者跟近旁的人讥笑几句，也就罢了。中国人比较慈悲，多数不会把人赶尽杀绝。连爱玲的《沉香屑：第二炉香》也是讲得外国人，罗杰的自杀就是媚俗发展的结果。他被世人的嫌恶和惊奇的目光追着，讥笑和小心翼翼的态度追着，挑拨和愤恨的话语追着，他无处逃遁，只能循着已经走过自杀这条路的另一个受害者的路走下去。

至于公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去。‘啊，人家栏杆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吧！’一念之慈，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的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

有时候，他人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公德心，也让我们沾沾自喜，头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爱玲说，这就是我们的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可是，道德观念难免媚俗，船能载舟亦能覆舟，道德有时候会成为枷锁甚至匕首。

所幸，流血，也是流在暗处，因为还有些人是专为了粉饰太平而活。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很少有剑拔弩张的气氛，总是一团和气，大小化小，小事化了。

张爱玲说：“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灰心，绝望，放浪，贪婪，荒淫——对于欧洲人，那似乎是合逻辑的反应。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不相信死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乐而且作恶，闹得天翻地覆……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在家庭里，在朋友之间，他们永远是非常的关切、克已。最小的一件事，也须要经过道德上的考虑。很少人活得到有任性的权利。因为这种心理教育的深入，分析中国人的行为，很难辨认什么是训练，什么是本性。”

所以，当某个地方发生地震、海啸之类的灾难的时候，各地人纷纷捐赠物资，这种行为是出于训练还是本性就不得而知了。蒲松龄说：“有意为善，虽善不赏；无意作恶，虽恶不罚。”可见，自古我们还是讲究动机的，而动机源于本性。世间的善，有多少是源于本性呢？记得一个朋友总是指着我过多的衣服说，你把它们全捐出去，反正你也穿不完，找哪个网站来拿——或者赞助一个山村小孩上学，寻找某种联结——在一个陌生的小孩子那里，寻找某种联结，为了内心平静——始终是为了自己。有意为之。

真正的善，其实是在身边的，大悲悯，是随时随地。刻意为之，倒像昆德拉所说的伪善。我对此种号召非常反感，我想爱玲也会对这样的“教导”报之一笑。

记得一篇杂文讲，每次的灾难都会报出一个又一个数字，他们为之惊叹，为之惋惜，久而久之，他们的头脑里就只剩下了那串数字。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个体，不是数据的累加，——如果这样的话，我宁愿漏网。生命面对生命，需要尊重和温情，需要一颗心与另一颗心相对，如果没有，不必打着同情心的幌子，同情心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居高临下。这些人，把善行当成某种仪式的举行，飘忽的在某种既定的观念里，而不是感同身受，兴之所致，因为面对生命所发出的悲悯，应该是深沉的，而不是大叫大嚷。

所谓媚俗，也不过如此。

作为一个人，如何才能保持自我，回归本心？昆德拉说，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人能脱俗。媚俗不仅仅是某些人或某些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萨宾娜讨厌忠诚与任何讨好大众的媚俗行为，她用背叛来回避媚俗，这让她感到自己人生存在于虚无当中。

所以，媚俗是回避不了的，只能相应减轻。减少盲目，专注自身。

张国荣的《霸王别姬》里，小癞子一边哭一边说：他们怎么就成角儿了？那得挨多少打啊！

就像人生。怎么才能活得自我一些？那得受多少苦啊！

你流了那么多眼泪，为戏子哭还是为自己哭？原来最有情的还是戏子，入了戏，假的也成了真的。“差一年，差一天，差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在戏里可以疯魔，你说，这生活里疯魔怎么活得下去啊。”假如可以呢？假如可以活得下去呢？你敢不敢疯魔？生命只有一次，是为他人活还是为自己活？

一个人总要有一样能够让自己痴迷的事情，为它燃尽生命，执著是一种很美的行为。

程蝶衣演虞姬，他就真的成了虞姬，戏里戏外，他都是虞姬，或者对他来说，没有戏外。爱是爱它的本身而不是它所带来的光环，这便是真爱了，真爱了，便义无反顾。

蝶衣之于虞姬，凡高之于向日葵，杜拉斯之于爱情。

你不需要为它疯狂，它已让你疯狂。

专注的人容易成全自己，因为心无旁骛，舍此无它。

爱玲说：“一个人，恋恋于自己的字句与思想，不免流于悭吝，但也是常情吧！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香港的海的时候，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后来在一本英文书上看见同样的譬喻，作者说：可以把婆罗洲的海剪下来当作明信片寄回家去。因为那蓝色蓝得如此的浓而呆。——发现自己所说的话早已让人说过了，说得比自己好呢，使人爽然若失，说得还不及自己呢，那更伤心了。”

张爱玲专注于文字。

她称《传奇》里的故事和人物，“差不多都‘各有其本’”，但是如此这般“拆碎七宝楼台”，将艺术还原为材料，是大煞风景的事情，所以，若非解析现实人物性格必须，我不会让她的人物对号入座，宁愿相信是爱玲的天才创造了这奇异的群像，当然应该是创造，爱玲绝不会像郁达夫之类的作家，径直把文学当作传记来写，亦不肯以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她的自我形象。

张爱玲虽然以俗人自居，但她绝不媚俗，不受常人思想中的应该怎么样的禁治，不为定型情感态度所拘囿，对于种种来头大的或是时髦的理论也是不屑一顾。炎樱的思想也是没多少束缚的，胡兰成与其对谈只是觉得新鲜，那似乎是真正的“童言无忌”。他说事实是如此，她道：“真可怕!”他说社会本来如此，她道：“怎么可以这样愚蠢!”全是孩童式的责怪，与他的逻辑不接茬。张爱玲的种种“离经叛道”之论却不是出于无心，也不是年轻人盲目的反叛，它们有其内在的理路，有自身的完整，有她过人的理性为依凭。

张爱玲不喜理论，不喜体系的严密，但她要理性。胡兰成说：“我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对凡事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他所仗恃的也是理性，但他发现，张爱玲的理性比他还更来得彻底，在她眼中，真正的理性面前没有偶像，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绝对”的存身之地。她的世界是一个没有高下森严秩序，没有只能如此、不可如彼，种种规矩的自由世界。

与此相反，张爱玲的母亲却属于被各种定型感情和生硬的条条框框所拘囿的人。她读周瘦鹃的“哀情小说”伤心落泪、与女友一起模仿电影中的恋爱场面、一本正经地告诉张爱玲关于“淑女”的刻板细则——这说明她只会按照公式化的情感行事，她不取悦于大众，然而取悦于他人所规定的公式，也是一种媚俗。

“明于知礼仪，陋于知人心。”她对姿态比对内心的感受更感兴趣，几乎丧失了对于本然的情感的体验能力，仿佛一具空心人。人类意识中的冲动一些是本性原初就有的，一些是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添加进去的，她身上本性原初就有的东西已经微乎其微，所以性情淡漠，索然无味，她有些像冰美人薛宝钗，任是无情。不过束缚薛宝钗的是封建道德文化，而束缚黄素琼的是西方和中国近代杂糅不知变通的新知识女性的文化。

这一类女人不被爱玲所喜，尽管她热心为母亲做贺卡，尽管她俏皮地对弟弟笑一笑，眨眨眼睛，似乎在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然而，这母亲终归和她所期望的不是同一个人。

在母亲面前，她的自信岌岌可危——她所自恃的一切现在被认为是不足以凭附的，她发现自己一无是处：“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在过度的自夸与自鄙相纠结的一团惶惑中，她的两年淑女培训计划彻底失败。她不无怨意地说：“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之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父亲的家才是她的家，尽管在这里她曾饱受皮肉之苦，也难得家庭的温暖，但父亲对她在写作方面的天赋是引以自豪的，而且不吝于鼓励和褒奖。他们在书房里讨论文学，他为她代拟《红楼梦》回目……对于女儿的器重，他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这个没落的要归于灭亡的家，这个腐朽的不开化的父亲，总还有一点真性情存在着，所以黄昏里的杀机里，也有温情存在着。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混沌，未被西方工业化侵蚀的残余。

在女作家座谈会上，张爱玲被问及喜爱的女作家时说道：“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关于冰心反复书写的母爱主题，张爱玲说：“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这些议论尖刻犀利，体现出她清醒自觉的女性意识，但是她也“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苏青有次说她看看自己房里的东西都是她自己所置，但并不觉得有何自豪，细想倒有几分伤心。张爱玲对此大表赞同和理解，那些梗着脖子称自己如何自立的女人，她只觉那是负气。那些从《娜拉》学会了“出走”的人往往不过是自己向自己戏剧化地扮了一个“苍凉的手势”。

不管是对女性神话的不耐，还是对负气姿态的不屑，里面都有一种不肯自欺的理性精神。

张爱玲感时而不忧国，从云端里俯视芸芸众生，讽刺和悲悯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政治意义上的。

当时一些羁留上海的文坛前辈在国难当头之日都保持沉默，韬光养晦，比如郑振铎，还有一些人也始终与敌伪控制的那一方文坛泾渭分明地划着界线。而张爱玲却有一发不可收之势，为此，郑振铎曾托柯灵转嘱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且提出具体的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交开明书店保存，从开明支取稿费，待抗战胜利后再印行。爱才之苦心，可见一斑，柯灵也说，“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

张爱玲并未听取这些意见，出名来得晚了，也不痛快。人生那么短，要得就是刹那辉煌，就是那一“大撒把”的痛快。政治与实际的人生无干，是浮沫，她不问政治。

张爱玲的交往完全随心所欲，不受束缚。她和日本人池田纪笃相交甚密，又经常出入周佛海家，从来不会避嫌。在张爱玲的眼里，人是按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而不是按好人和坏人划分。所以她宁可和聪明的坏人来往，也不愿意和愚笨的好人相处。她的脾气并不随和，又不太愿意与人应酬，所以很多要员都吃过她的闭门羹。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张爱玲的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虽然她生性不喜欢热闹，但是为了尽情体会成功的喜悦和众人的吹捧，她开始比以前更多的抛头露面。在公共场合，张爱玲的话很少，一副孤傲的样子。但不论到哪里，只要她出场，就必然是众人关注的焦点，正应了“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这句话。若是她受到了冷落，或遇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人，她或是出语生硬，或是拂袖而去，好几次都把聚会搞得不欢而散。

纳凉会上，张爱玲既不谈她的“生活经验”，也根本不考虑要为李香兰写戏，直言“这样的一个剧本，恐怕与李小姐的个性不是顶合适”，又正正经经分析李香兰的戏路，说她像“仙女”，像小鸟，不像一个普通的女人，“人的许多复杂与麻烦的问题她都不会有”，替她着想，还是光开开演唱会的好。这番话自是可以正听，也可以反听。

陈彬龢提起小报上纷传张爱玲的恋爱,问她的恋爱观如何。张爱玲此前曾与苏青对谈，对婚姻、恋爱等问题表达过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场合、与这干人权作谈资似地议论这话题，她却不愿。而且陈彬龢有那番影影绰绰、旁敲侧击的话在前，现在又联上小报的传言，问她对恋爱的观念。她岂能容外人到她口中来窥探她的私生活？她正色答道：“即使我有什么意见，也舍不得这样轻易地告诉您的吧？我是个职业文人，而且向来是惜墨如金的，随便说掉了岂不损失太大了吗？”凛然难犯的架势不容在场的人将此话当作狡狯语来听，陈彬龢算是自讨没趣。

那一天的另一个话题是大报和小报，因为两个主陪都是新闻界的闻人。她称她喜读小报，“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可以看到“最普通的上海市民”。对大报则是陈彬龢问到她头上，她也不含糊恭维两句了事，要顶真地说“大报似乎同生活隔得远一点”，又说上海人一度多看大报不过是想从上面看点户口米、户口糖的消息之类。陈彬龢主持的《申报》是老资格的大报，因战事一度停刊，系由日本海军出面恢复，言论比汪政府报纸更为亲日，在当时要算是最有势力的大报之一。他听张说了此话心有不甘，要捍卫大报的地位，辩说大报与时局关系密切，一般太太小姐不关心现实，生活超然，才对大报冷淡。张爱玲不肯让步，偏说大报与现实生活离得很远，又因为是代人立言，使用的是一种没有色彩的灰色语汇，因此她毫无兴趣。

这番对话说的是大报小报，实则见出张爱玲的人生态度以及对政治的态度。

她倒不是反对哪一种政治——是政治她就讨厌。

从这样的交往看，她不可能对时局的变化一无所知，但她仍旧我行我素，不避讳和李香兰、金雄白、陈彬龢这些有汉奸嫌疑的人物搅在一起。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相信凯撒的归于凯撒，耶稣的归于耶稣，政治的归于政治，个人的归于个人，自己的归于自己——她有她自己的判断，有她自己的完整，有属于她自己的与旁人无干的天地。

这种完全的人格独立，绝对的清醒，与萨宾娜形成对照。萨宾娜的清醒导致盲目，自由制造禁锢，最终没有出路。而张爱玲是镇静的、从容的，她不需要摆出任何姿势，好似“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