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在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

只是说一声：“久违。”

我们踏着墓畔的小草，

听着附近石匠钻刻着墓石，或是碑文的声音。

那一刻，

胸中的肺叶跳跃起来，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摘自萧红《拜墓诗——为鲁迅先生》

1937年，萧红从日本回来后，即前往鲁迅墓拜祭。

左起：许广平、萧红、海婴、萧军。

千里马遇上伯乐

很多人认为，正是二萧的相遇，才有后来的作为作家的萧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轨迹，一个能写的人，一个有表达欲望的人，无论遇到谁，她都会找一个表达的出口，没有萧军，她仍旧可以写，但是没有鲁迅，她的作品很难如此广泛流传。

二萧与鲁迅通信后不久，萧红发出抗议，原因是：鲁迅给两个人写信，开头只有对萧军的称呼，最后提示一下萧红，有“令夫人均此致候”和“吟女士均此不另”的字样，萧红觉得“夫人”“女士”的称呼太“小布尔乔亚”了，对此表示抗议。“夫人”“女士”如此典雅的名字却被人抗议，大概是鲁迅所不能预料的，但也从中感觉到了东北人的敦厚和单纯，与那些城府极深、处事老道的江南才子不同，这种近于孩子式的撒娇改变了两人之间拘谨的关系。鲁迅在回信里也开起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罢。”

萧红这次抗议确实有了效果，鲁迅的回信再不只称刘先生，而是“刘、悄两位先生”并排称呼，以示平等，看来先生潜意识里的“不平等”观念时常冒出来啊。

萧红近于幼稚的天真和坦率感染了先生，鲁迅也从严肃的师长变成亲切随和的慈父，还不忘提醒他们在上海应如何为人处事，“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

是鲁迅吃尽了推心置腹的苦头？还是觉得二萧一个生性鲁莽，一个天真单纯，从愚昧的穷乡僻壤来到充满狡诈的大都市是身犯险境？他不但信里嘱咐还专门让叶紫照顾这两位新来乍到的青年作家，做二萧的“向导”和“监护人”。萧军还真被叶紫开玩笑说成是“阿木林”（上海话“傻瓜”），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经过多番了解，确定二人不是什么危险分子，鲁迅决定与二萧见面，这可是二萧值得纪念的重大日子——1934年11月30日。鲁迅先到，坐在内山书店一个小套间的桌旁，边翻检桌上的一些书刊，边与旁边的内山老板闲谈。过了一会儿，二萧进来了，那身异地打扮让鲁迅一眼就认出来了，径直走到萧军面前问道：“是刘先生吗？”鲁迅带他们走进一家他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很快有外国侍者过来招呼，他们拣了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坐定，这时候，许广平和周海婴也来了，鲁迅忙起身介绍。

这次会晤双方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许广平《忆萧红》中写道：“不相衬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面庞，不用说就想到其中一定还有许多曲折的生的旅程。”萧红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红颜白发的鲜明对照，她的白发仿佛是一个过早地尝受了太多苦难的标志。

萧军讲述哈尔滨和青岛的一些情况，鲁迅谈了一些上海左翼的情况，听到愤怒处，萧军又发挥了他“拼命三郎”的哲学。鲁迅笑着说：“上海的作家们，只能拿笔写，不会用枪。”鲁迅先生的笔比枪有威力，所以他只消笑吟吟地坐着，但二萧就不能镇定自若了，他们的生活已经捉襟见肘。

临别，鲁迅把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是先前信中二萧向先生告借的20元钱。这件事一直让他们耿耿于怀，两个年轻力壮的人还要向已经54岁的苍老而病弱的老辈借钱，愧疚又心酸。手里拿了这钱感觉到汗津津的，他们自己心虚还以为是先生的血汗沾湿的，回信满纸上表达着不安，先生笑着安慰道：“因出版界上的资格的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用用毫不要紧，但也不能总是用吧，先生开始为他们做长久打算。为了把这两个文学新人介绍给圈内朋友，鲁迅还特地借为胡风初生子做满月为名摆宴。当晚在豫菜馆，除鲁迅一家三口外，还有茅盾、叶紫、聂绀弩等九人。聊谈之中，二萧再也不孤独了，除了保护人叶紫外，还跟聂绀弩、胡风夫妇（胡风夫妇此次未能出席）成了终身的朋友。在一个“介绍制”的投稿圈子里，没有名气的作家是很难投稿给大型文学杂志的，有了鲁迅帮忙介绍，二萧的小说相继在稿酬丰厚的《文学》月刊上发表，二萧初到上海靠卖文为生的梦想才得以保全。据萧军后来推测，鲁迅大概在介绍他们的文章时“陪”上了一篇他自己的“人情稿”。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人们多重视个人，却时常忽略了师父的作用，虽然只是轻轻一点却有点石成金的功用，不然再努力也不能得其门而入了。卡夫卡的小说《法的门前》里那个乡下人不就是坐在门口等了一生一世嘛，那看门人最后一语道出：其实“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从这里进去，因为此门只为你一人所开。”事情原来如此简单，他却只能抱恨终生了。

乡下人二萧却不必站在门外傻等。叶紫、萧军等人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奴隶丛书”，叶紫的《丰收》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作为其中两部自费出版。小说刚一出版就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难免是因为鲁迅作序的缘故，鲁迅还先后数次写信向萧军索要样书分寄给许多外国朋友和身边友人，希望译成其他语言。而萧红在青岛时就寄给鲁迅的《麦场》一直没有消息（《麦场》由生活书店送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半年之后，终未获得出版许可。书稿退回，鲁迅又介绍到《文学》杂志社希望连载，不久还是被退回来了，他又转交给胡风，让他拿到《妇女生活》试试，仍旧是退稿），萧红很受打击，最后也决定仿效叶紫、萧军以“奴隶社”的名义自费出版。《麦场》即后来被人们所真正认识了萧红的《生死场》，这充满文化底蕴的名字还是胡风给取的，这本书仍旧请鲁迅作序，他给予这篇小说相当高的评价，在序言中写道：“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胡风也为这篇小说写了后记，他在后记中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他也指出小说的缺点：“全篇现得的是一些散漫的素描……在人物的描写里面，一个人物的性格都不大凸出……语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要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

鲁迅与胡风都认为萧红刻画人物不够鲜活，这种观点已经先入为主地影响了后人对萧红笔下的人物的判断。萧红后来与聂绀弩谈论小说创作时，她认为小说各有各的写法；聂绀弩也说，她的人物就是群像素描，是萧红特有的表现方式而已。

《生死场》是萧红第一个较为成熟的中篇小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为红色革命服务的“左翼”文学，有与之相对的为国民政府服务的伪文学；有沈雁冰、周作人等人提出的“为人生而文学”的主张，有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提出的为消遣而文学的主张。萧红后来在武汉、重庆期间的作品多是“左翼”文学，没有突出的特色，而她最成功的却是“为人生而文学”的作品，包括这篇《生死场》，还有后期的《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

《生死场》奠定了萧红以散文笔法写小说的风格，从一个场景换到另一个场景，电影蒙太奇般的手法充满新奇，其“越轨的笔致”显得从容不迫。正如许广平所说，《生死场》的出版，“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而手法的生动，《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对于二萧的创作，不单是鲁迅与许广平认为萧红胜过萧军，胡风也认为萧军可能比萧红写得深刻，但没有萧红写得动人，其根源在于萧军是靠刻苦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萧红则凭着个人感受和天分在创作。“一向非常骄傲专横的萧军”也完全承认这种说法，每当有友人谈到他在创作上不及萧红时，他便常常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也是重视她的创作才能的，但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

在熟悉的圈子里，最好不要拿人作高低的比较，尤其是夫妻之间，要么使一方自卑（萧红），要么使一方因自卑而反驳（萧军）。虽然表面上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笑，但这样的评价让萧军简直如鲠在喉。且看萧军是怎么帮助萧红的呢？

胡风带妻子梅志来看望二萧，进门见萧红正吃力擦着地板，胡风便问萧军在哪儿，萧红说：“人家一早到法国公园看书用功去了，等回来，你看吧，一定怪我不看书。”他们正聊得投机，萧军回来了，一脸的容光焕发，跟胡风夫妇打过招呼后，果然谴责起萧红来：“你就是不用功，不肯多读点书，你看我，一早晨读了大半本。”萧红反驳他说：“你还好意思说，你一早到公园用功，我可得擦地板。”萧军自知理亏，哈哈大笑——怪不得有人说萧军把萧红当“老妈子”使唤，不过她当得还挺乐的，见萧军自己堵自己的嘴，她也忍不住被逗乐了，两人颇有生气的生活让胡风、梅志很受感染，也跟着笑起来。

还是鲁迅先生的帮助更科学、实用——两个人互相鼓励又暗中较劲，见萧军如此勤奋，一向争强好胜的萧红不甘人后。这段时间，萧红写不出文章来，就写信给鲁迅，说自己现在很懒，什么都写不了，都胖成蝈蝈了，要求先生鞭打她。鲁迅复信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好。如果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我看你们现在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先生的谆谆教导，磨刀不误砍柴功，他知道她总是关在屋子里冥思苦想是不行的，要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才有启发，有可能一句话、一个场景就是一篇文章的契机。

鲁迅还介绍她认识了史沫特莱等一些外国朋友，萧红的作品经史沫特莱介绍被翻译成外文。例如《马房之夜》被翻译成日文，1937年发表在《文艺》杂志上，1941年又被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翻译成英语，发表在《亚细亚》月刊上。这也是较早介绍给外国读者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一。

萧红步入上海文坛，且造成震撼的效果，这一切都离不开鲁迅的帮助。当时向鲁迅“问计”的青年学生不少，轻易不捧人的鲁迅为何单对萧红青睐有加？

一是因为萧红特有的写作天赋，是其他只靠刻苦努力的青年作家所不具备的，她的小说是天然而成没有斧凿痕迹的，鲁迅说萧红“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丁玲的写作自《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已经沦为功利的左翼文学套路，冰心《寄小读者》等儿童作品却因有成人的圆熟而显得矫饰，萧红虽不写儿童文学，但以儿童视角所看到的世界充满童趣，活泼、俏皮、率性、纯粹，这是萧红所特有的秉赋。

再是萧红的创作与鲁迅在某种意义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包括对童年的回忆，对故乡人物和文化风俗的描述。鲁迅写国民的愚昧，而萧红也说：“……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鲁迅关注社会人民疾苦，“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萧红的小说也有着这种强烈的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他们都能够敏感地看到国民的劣根性，所以萧红对于人类麻木的生活的书写深得鲁迅认可，他认为她的小说达到了“力透纸背”的效果。作家孙犁说：萧红“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她中学时代就特别喜欢看鲁迅的书，对《野草》中许多篇章和名句都能背诵。

三是鲁迅与萧红是心灵上的朋友，他特别懂得她的作品和其人，他是她的知音。而鲁迅又何尝不觉得萧红是自己的知己呢？萧红对鲁迅作品的把握和人格精神的理解也比其他人来得更深刻，例如临汾一席谈话中，聂绀弩认为萧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最为恰当、中肯,超过了一切评论家，她的《回忆鲁迅先生》更是所有回忆文章中最好的一篇。他们之间是有知己之情的。

沉浸于慈父般的爱

有一次萧红回到北京与好友李洁吾聊天时，李洁吾说：

“鲁迅先生对你真像是慈父。”萧红听了，立刻纠正说：“不对！应当说像祖父一样……”父亲是严厉的，无情的，只有祖父是慈爱的，是最疼爱萧红的人。把鲁迅比作祖父，可见萧红对先生的亲近和爱戴，他已经成了她的亲人。

只有在亲人面前才可以撒娇，她好久没有体味过这种亲情，所以又回到孩子的心性，像那个在后园里把玫瑰花戴到祖父草帽上的小女孩一样，在鲁迅面前撒起娇来。

1936年春摄于上海鲁迅寓所前。

二萧之间的情感危机赶走了萧红因《生死场》成名的喜悦，她内心的伤痛无法排遣，茫茫大上海，鲁迅家是她唯一的去处。

叶紫家境贫寒，嘴馋了，就跟二萧商量再让鲁迅请一次客，萧军坚决反对，萧红却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亲自写信给鲁迅，还说若是先生怕费钱，吃得差一点也没关系。她早知道鲁迅会迁就她，倒比拘谨的萧军跟先生走得更近了。萧军是一个格外尊重权威的人，所以他对鲁迅怀有敬畏，是隔了一层的；而萧红天真率直，容易与人交心，也仗着自己比鲁迅小，就时常在先生面前露出小女人的娇纵来（据说男人对于仰慕自己的女人，但凡不是太反感都会善待）。鲁迅对萧红的纵容更多是像对一个孩子，所以萧红也有点顺着杆子往上爬的意思，然后就这样一路顺风顺水地爬上去了。

鲁迅回信说：“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

后来，鲁迅与许广平还经常邀请二萧到自己家里吃饭，速成小菜，边吃边聊，谈笑间越加亲密起来。鲁迅比较偏爱北方食物，萧红不时带些黑面包和俄国香肠给先生品尝。许广平回想起萧红来家里做美食的情形，还感叹过：“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相当合式的家庭，使萧红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会弄得很体贴的。”可见，萧红并不是萧军口中的“不适合做妻子”。她们一起包饺子，烙荷叶饼，做韭菜合子，鲁迅非常喜欢吃，尤其一直念念不忘萧红做的葱油饼。

饭后接着闲谈，怕刚刚伤风病愈的先生身体虚弱，萧红提议他可以到藤椅上去休息，鲁迅还是坚持在饭桌前，与大家围坐在一起。谈兴很高，一直到11点下起雨来，萧红几次起身欲辞，但都被鲁、许挽留着。萧红从鲁迅对与人聊谈的渴望看到他内心极大的孤独，有人说：“只有那些能勘透你内心秘密的人，才能击碎你所有的防线，开放你紧闭的城池，让他进来，驻守在心田。”萧红看到了先生心中的秘密，看到了他的孤独，她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婉曲地表达了自己与先生之间微妙的交流。

没有人能够习惯孤独，就算鲁迅这样的一代文豪——就像他经常喜欢用的词汇：大孤独，大悲哀，大欢喜，越是站在高处的人的感情越是深沉复杂，曲高和寡。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晚年常夜不能寐，独自走上阳台，和衣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而年幼的海婴夜里起床拉尿，看见爸爸睡在阳台地上，便也不声不响躺在他身边。有着文人的敏感和脆弱的鲁迅需要心灵的抚慰，需要精神交流，但是有很多话他不能同许广平说，一是怕爱人担心，二是他们离得太近了，有些话反而不好说，且许广平是贤妻良母式的女人，琐碎的家务已经让她无法分身，鲁迅的痛苦就只能压抑于心底了。萧红硬闯乱撞的无拘谨恰似误入了藕花深处，使鲁迅幽闭的心房开了一扇朝外的窗。

与相投者聊天确实是人生一大乐事。有一晚，二萧与另一个朋友坐在鲁迅家里闲谈，先生举着象牙烟嘴听着他们的聊谈陷于沉思，样子安然而悠闲，这是平常难见的神情，许广平见状不愿意扫了先生的兴致，就对二萧说：“反正已12点，电车也没有了，那么再坐一会吧。”她与鲁迅总是一留再留，直到凌晨1点，萧红萧军二人才离开。鲁迅嘱咐许广平把他们送到弄堂大门外，付钱让他们坐小汽车回法租界。

据说鲁迅喜欢记账，经济算得很细——也是从小就跑当铺，后来作为家中长子又要养家的生活艰辛形成的习惯吧——对朋友却大方，不但经常请客，还请看电影，甚至连出租车费也帮付了，真是周到到家了。

一日，二萧在鲁迅家里吃过饭后，周建人夫妇携女儿来访，恰巧李小峰夫人送来200元版税，鲁迅看着大额进项非常愉快，要请大家去丽都影院看电影。他先叫了一辆小汽车，让萧红、许广平、周建人夫人及两个小孩坐上车先走，自己和周建人、萧军在后面边走边聊。回来时，又叫车先把周建人一家送走，他们则在路边等电车。被鲁迅请了几次客，二萧觉得过意不去，有一次去电影院，萧红走在前面，想抢在头里去买票，被许广平看出来，眼看抢不上，萧军只能直接说了：“老作家请十次，青年作家也得请一次了。”鲁迅反驳道：“等老作家把十次客请完了，青年作家再来请吧。”结果二萧又没请成。

看来左翼作家和自由作家就是不同，张爱玲和炎樱经常为由谁来付车费而笑闹着斤斤计较。张爱玲就说她爱钱（虽然她几年连美元和人民币的兑换率都没搞清楚），三毛也是在数目面前一阵阵的欣喜，亦舒更是“如果有人用钞票扔你，跪下来，一张张拾起，不要紧，与你温饱有关的时候，一点点自尊不算什么”。自古文人最讨厌提“钱”这个字眼，然而鲁迅也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是明智的，他知道钱的价值——可以换取自由，也把这价值分给他所关爱的人，如此看来，这确实成了鲁迅先生那一贯为青年人争取自由的具体体现了。

1936年5月，鲁迅大病一场，在须藤医生的治疗下时好时坏。一天，他觉得好些了，正坐在躺椅上抽烟，萧红穿着一件袖子宽大、款式新奇的大红上衣来到书房，期待着先生对她这件新衣评价一番。因为许广平来回走了好几次，忙着做家务没顾得上对其鉴赏，可是鲁迅也好像视而不见，萧红终于忍不住了，主动开口问：“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吗？”先生这才上下打量了一番，脱口而出的是“不大漂亮”，并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鲁迅一向不大注意别人的穿着，这次却与萧红讨论起着装来，还是第一次。接着还批评萧红曾经穿过的一双短筒靴子。萧红嗔怪道：“我穿了很久，你不告诉我，现在不穿了，你又想起来了。”鲁迅说：“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原来以为先生是严肃的，“目不斜视”，其实他早就注意到你了，连靴子的式样都记得这么清楚。可见萧红在他眼中是实实在在的人，不是像一抹精神一样虚幻到可以视而不见的。

让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当天下午，萧红要赴一个宴会，请许广平找一点布条或绸带束一束头发。许拿出各种颜色的布条，两人一起挑选，她们最终决定选用米色的，高贵而典雅。这时许广平却故意把一根桃红色的布条放在萧红的头发上，开心地问：“好看吧！多漂亮！”鲁迅看后眼皮往下一放（据许说鲁迅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一脸严肃地说：“不要那样装饰她……”本来只是想开个玩笑，没想到却受到先生这么严厉地训斥，许广平有些发窘，萧红也觉得鲁迅此时很威严，像受到大人管教的孩子一样安静下来。稍稍越轨的游戏举动竟然引来先生这么大的怒气，是两个女人没有料到的。桃红色一直被视为轻薄的颜色，这样装饰的女子大多轻浮、轻佻，可见，萧红在鲁迅心目中绝对与这样的女子沾不上边的，而且他如其长辈一样爱护着她，不让她沾上边。

萧红为了岔开话题，就问起鲁迅先生怎么如此了解女人穿衣服，鲁迅回答：“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萧红又孩子气地问下去，什么时候看的啊？是买的吗？有趣味吗？周先生看这些书做什么？这最后一个问题真难住了鲁迅，幸亏许广平在一旁解围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萧红坦白得令鲁迅有些小小的尴尬，然而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更让他有一种纯粹的快乐。想当初，鲁迅其实很怠慢萧红，她既不漂亮，也看不出有什么才华，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罢了，但是她有着年轻女子的天真活泼（尤其是海婴也比较喜欢萧红，鲁迅说大概是因为她有辫子的缘故。梳着两个辫子更像孩子，所以作为孩子的海婴像是找到了同类），这种孩子气的性格让鲁迅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在他沉闷的生活里添加了一些亮丽的情调。

天空变得阴沉沉

然而好景不长，二萧齐名又同出同入的日子结束了。萧红因萧军的移情而苦恼、失望、哀怨着，鲁迅的家就成了她唯一的心灵休憩处。但是，鲁迅自5月以来一直在大病中，已不能见客，尽管如此萧红仍旧一趟趟来鲁宅，因为她实在无处可去，只盼望着先生好起来，就可以像以前一样躲到先生宽厚慈祥的庇护里去，用尽情的聊谈覆盖感情上的失落。

只有许广平抽出时间来陪她在客厅长谈，她强烈克制着自己内心的失落，但许广平还是从她的脸上看到深切的哀愁，她不主动说，许广平也不好多打听别人的私生活。而萧红像不愿意谈及自己的身世一样不愿意把她的苦恼说出来——她的自尊不允许——所以只能欲哭无泪，且没有痛哭的处所。

许广平一边在客厅里跟她交谈，一边又记挂着鲁迅，所以常常谈着谈着不知道谈到哪里了。有一次，胡风悄悄从后门上楼去了，许广平把梅志引到大厅，说：“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现在，萧红已经成了许广平的一个包袱，竟然用这种没办法的办法——让海婴陪着她了。

梅志见萧红“形容憔悴，脸都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萧红对梅志很冷淡，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据梅志回忆，对萧红的不断来访，许广平说：“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提到过，1936年夏天，她陪萧红在客厅聊了大半天后，上楼才发现忘了给午睡的先生关窗户，那天风很大，所有的窗户都没关，结果导致先生受凉，刚刚好一点又病了一场。但许广平没将病因说出，怕引起萧红的不安。许广平曾感叹：“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

忽然想起《一封西夏朝的来信》，“我”对朋友不抱什么希望，也希望朋友不对“我”抱希望，在这个忙碌的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没有义务永无休止地去关心、照顾朋友。

不是说这个世界有多么冰冷，而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单元，自顾不暇，神经质的人喜欢把别人拉进来，以解脱自己，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来自救。唯一可以倾心谈天的女性好友白朗说萧红“是一个神经质的聪明人”。此时的萧红无心创作，大量的时间就在无边的哀怨、伤感中虚掷，荒废了自己，也打扰了周围朋友的生活。

直到7月，萧红在黄源的建议下决定去日本散散心。没想到这次离别竟是与鲁迅先生的永别。

对于萧红的烦恼，鲁迅是看在眼里的，他与许广平一样，对于别人的私生活，别人不说也不主动打听。这次萧红为摆脱目前的困境而东渡日本，先生为之颇感欣慰，鲁迅设宴为之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好似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萧红无形中成了所有朋友的包袱。

有时候保持距离也是一种尊重。看着朋友心痛欲绝的样子，竟然能够坚持不闻不问，人心是不是太冷漠了？但是打听别人的私事又是不尊重。也许应该问，她正等着你问呢，那可怜巴巴的眼神，你若一问，她的痛便会倾泻，也许我们怕的不是不尊重，怕的是那倾泻在我们面前的痛苦，无法收拾，只会尴尬。既然无能为力，就让一切都在风平浪静的掩盖下自生自灭吧。

先生经历了无数世事变幻，已经学会了克制和节制，而萧红还是个孩子，所以他们之间仍旧有一种不平等。“我不问，你不说，这就是距离；我问了，你不说，这就是隔阂；我问了，你说了，这就是信任；你不说，我不问，这就是默契；我不问，你说了，这就是依赖。”萧红对他是信任、依赖，他对萧红是距离、隔阂，以一个长辈应有的姿态。他终究无法是她的祖父，萧红是彻底的孤独。朋友永远代替不了爱人，正如一个朋友说:“睿智如胡适，也不得不兴叹，智识上的共鸣，不能求之于夫妻，尚可希之于友朋。其实，这种希之于友朋的想法多么悲哀啊，爱情绝非友情所能置换的。那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安慰罢了。”

鲁迅对萧红，只是一个终日沉溺于书稿已“知天命”的人忽然看到一个活泼的女孩子所产生的欣喜，而萧红对鲁迅，是仰慕、爱戴、依赖，她对鲁迅的感情要远远深于鲁迅对她的感情。

萧红一个人在日本打发着寂寥的日子，连日来的阴雨更是让人心情抑郁，有一天，她坐在一家饭馆吃早餐，望着窗外愁煞人的天气，仿佛被浸在寒冷的水气中，不经意间瞥见一张日文报纸上有“鲁迅的X”的标题，因为X字是日文，萧红看不懂，却忽然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攫住。她抓过报纸，反复地看，却看不懂到底讲了什么事，“逝世”的字眼不时出现——是谁逝世，到底是谁逝世了呢？

她不愿意相信是鲁迅先生，站起来匆匆往家里走，她拉开房东家的格门便往里进，却怎么也进不去，不由感觉气恼，房东见状大笑起来，“伞……伞……”她这才发现自己的伞还撑着。

进了屋，她就拿出字典查那个字，却怎么也查不到，近旁又没有一个可以请教的熟人，她不愿意往坏里想，前两天报纸上还说先生这段日子要到日本来访问、演讲，她为先生买了画册准备送给他的。

第二天她又去了那家小饭馆，在一份报纸的文艺版看见一篇文章里密集出现“逝世”“殒星”“损失”字样，萧红的内心真正感到不安起来，昨天努力排除掉的不祥之感再次变得真切。她急于找人确证信息，吃了一半的早餐也没心思再吃下去了，急匆匆地走在街上，心变得空洞、惶恐，茫然中，她想到曾经和许粤华住在一起，后来因病搬到市郊的那位同样来自中国的女士，迅速乘电车赶往市郊，朋友见萧红如此匆忙地赶来，有些吃惊，看着她坐立不宁，友人细心地查了字典，说“X”是“印象”“面影”的意思，并猜测说那篇文章一定是有人到上海访问鲁迅之后，回来写的《鲁迅印象》之类的文章。

但她还是不太相信，不断说出连日来的担忧、揣测和焦虑。她甚至把自己仅懂的几个词“躺着”“逝世”“枪弹”联想成一幅电影画面：先生坐在躺椅上，中弹身亡。朋友耐心宽慰这个受了惊吓的孩子，说“逝世”是鲁迅在谈别人逝世，“枪弹”是先生在谈“一·二八”时的枪弹。朋友说她慌张得有点傻了，她倒希望真是自己傻了。

最终还是知道了鲁迅先生逝世的确切消息。

神社的庙会很热闹，日语课上，听讲的中国学生不时爆发出哄堂大笑，萧红说不出的心痛，看着那些人，好像他们都不知道鲁迅死了一样。萧红为鲁迅伤心，没有人懂得她的伤心，

就像几年前她在北京车站上不知道那些东北子弟们为什么跳着闹着一样——“不知道他们的欢喜来自哪里”。现在，她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伤心——鲁迅死了！日本教员让大家谈谈对鲁迅的看法。有的把鲁迅批评徐懋庸视为文人间闹意气，有的说鲁迅没什么了不起，他的文章就是一个骂，而且人格上也不好，尖酸刻薄。日本华人学会开鲁迅追悼会，班上四十多个中国人，去参加的只有一位小姐，回到教室大家都在笑她。这群身在异国的中国人对鲁迅的死居然如此冷漠，恰像鲁迅笔下麻木的“看客”。

她多想跪在先生床前，握住他那瘦削而没有温度的手，痛哭一场。无边的烦躁和伤痛让她越发没有安全感，她要萧军寄100元钱来，起码留足了回国的路费才踏实。

为了排遣悲伤，她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酝酿新的长篇小说；去听郁达夫的演讲（人多得差点没把门框挤破）。然而，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失了兴味，时常独自坐在窗前，面对悠长的静夜沉思前事，似在梦里，心境霎时变得苍老。10月23日，暗暗滴了一夜泪的萧红给萧军写信：

……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现在他已经是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虽然在三个月前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说：“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

这封信后来以《海外的悲悼》为题，发表在《中流》“纪念鲁迅先生专号”上。报社编辑按语说“好让她的哭声和我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萧红还非常记挂许广平，在信中不断嘱咐萧军常约朋友去看望许先生，以排解她的悲伤。

可怕的是许女士的悲痛，想个法子，好好安慰着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静下来，多多地和她来往。过了这一个最难忍的痛苦的初期，以后总是比开头容易平伏下来。

1937年1月，萧红回国。3月，写了诗作《拜墓诗——为鲁迅先生》。

跟着别人的脚印，

我走进了墓地。

又跟着别人的脚印，

来到了你的墓边。

那天是个半阴的天气，

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

我就在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

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

只是说一声：“久违。”

我们踏着墓畔的小草，

听着附近石匠钻刻着墓石，

或是碑文的声音。那一刻，

胸中的肺叶跳跃起来，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

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

虽然正义并不能被带去。

在萧红的心目中，先生是正义的化身，她第一次来到墓前，“胸中的肺叶跳跃起来”，终于可以就近哭一次先生了。

萧红一生写诗不多。她的诗像她的散文一样都带着明显的自传性与抒情性，回国前夕，在东京写完组诗《沙粒》，由36首诗组成，像《苦杯》一样，也是写她本人的孤独与苦闷的心境。萧红把《苦杯》《沙粒》《拜墓诗》《可纪念的枫叶》《偶然想起》《春曲》《一粒土泥》等共60首诗，抄写成《萧红自集诗稿》手抄本珍藏起来。此手稿本原来存放在许广平先生手里，后由许广平转交给鲁迅博物馆，直到1980年，鲁迅博物馆才将它公布于世。

在所有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最清新真切的，她撇开他的文章不论，而是写他生活中的小事情，如待客、写作、睡眠等。在萧红的笔下，他不仅是受人尊敬的师长，还是慈祥的父亲，体贴的丈夫，在别人眼中的伟人在萧红这里充满人情味。萧红经常出入鲁迅家，甚至与许广平一起包饺子，所以对他们一家的生活习惯甚是熟稔。她对鲁迅家的家具摆设也了然于胸，做了精细的刻画，如鲁迅先生的躺椅、桌布、铅笔、花瓶和万年青……她细腻地描绘了鲁迅的饮食爱好，衣着怪僻，喜欢夜里工作，还有他的病容；许广平的操劳，为着鲁迅先生的病的哭泣和掩饰；海婴的顽皮和搞不清状况的挨训……甚至描绘了年老保姆对鲁迅先生的爱护，以及日本医生须藤先生的面影。

萧红写鲁迅先生，没有任何矫饰和浮夸，没有大面积的空洞抒情，只将一些生活细节很自然地娓娓道来，完全是生活化的白描，没有一定的功底，这种白描写法是很难征服读者的。可见，萧红不仅熟悉这一家人，还对笔下的人物充满感情。

被扣的“爱情”之名

然而，有人却因此造谣，说鲁迅和萧红之间有暧昧关系，“她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所有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最感人的一篇，远比许广平的回忆文字写得好。说萧红的才华比许广平高，倒是其次，其实背后隐藏着更重要的原因：萧红比许广平更理解鲁迅、更深入鲁迅的内心——尽管许广平是鲁迅的妻子。”这种非常牵强的曲解是一击即破的，萧红是一名作家，许广平是家庭主妇，怎么可以以作品好坏去断定感情的深浅与种类呢？相对而言，萧红比许广平更加纤细与敏感，对鲁迅灵魂深处的变化有着异于常人的感知，这也是作为一名作家的禀赋。

睿智如鲁迅也能深深体味萧红内心的苦楚，他不但看到她的创作潜力还看到她的人生路上将少不了坎坷（在萧红去日本那段时间，她和萧军约好，为了不让先生病体再增加负担，谁也不写信给鲁迅），长时间没有萧红的消息，鲁迅是有些挂念的，他在给茅盾的信中说：“萧红一去之后，并未给我一信，

通知地址；近闻已将回沪，然亦不知其详，所以来意不能转达也。”鲁迅只是叙述一个事实，但这句话被传出很多意思来，有人置换成“经常念叨”：（萧红）怎么去了这么久也不见音讯？想念之情溢于言表；有人把鲁迅对萧红或将回沪的近况“亦不知其详”说成是鲁迅不知道萧红去了日本，由此延伸出：萧红去了日本其他朋友都知道，唯独瞒着鲁迅，这是因为鲁迅与萧红之间的关系被许广平发现且发怒了，所以萧红不得不走，在此期间也不好给鲁迅写信。其实萧红去日本怎么会瞒着鲁迅呢？鲁迅还为之饯行了呢。萧红之所以不写信，一是因为怕先生病中还要读信复信，二是自己的感情线球还一团芜杂没理清。

以鲁迅的个性不可能经常念叨，更不会在给其他文友的信中表示思念之情。说到挂念，不会一点没有，但鲁迅与萧红之间这种挂念和关心是“英雄”与“英雄”的惺惺相惜，是精神相似和相通的怜惜。但是在这个无聊的世界上，唯恐天下不乱者总是制造一些谈资来消遣自己和别人，他们无限放大一些局部和细节，穿凿附会，罗织“罪名”，在古人的情事里“反复咀嚼玩味他们无处搁存的暧昧”（这是一种亵渎）。

余杰就曾就“许广平用一根粉红丝带比在萧红头上，鲁迅的眼皮往下一放”这个细节解读出鲁迅曾悄悄喜欢萧红，而萧红也悄悄喜欢鲁迅，“他们之间，除了师生之情外，时常产生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撞击”。余杰说：“这个细节很能够说明鲁迅

心中复杂的感受，他想说漂亮而没有说，故意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来。他想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细微的波动，却更加明显地表露了出来。先生的心灵也有无比脆弱的时刻。”

余杰的理解多么好笑，在前面已经说过鲁迅不过是对轻佻妆扮的反感，对晚辈的维护。

还有萧红所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中的一个细节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

人们据此发问：为什么鲁迅先生临终时要守着这一幅画呢？是不是他把画里奔跑的女人当作了萧红呢？为什么许广平竟不了解其中的原因呢？有人说萧红其实是明白的，但她不会说出来。如果萧红真的是明白的，她就不会问许广平，她不是那种矫揉造作或阴险喜试探的女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幅小画与萧红之间的关联，这是最生硬的编排。

宋佳版电影《萧红》中，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写序，萧红来表达感谢，鲁迅竟反问“怎么谢”，来暗示两人之间的暧昧，达成萧红与六个男人感情纠葛的充分消费。陈子善说：

“这句台词根本不可能是鲁迅先生说出来的，不知道从哪儿东编西凑过来的。有些细节是不可杜撰的，一杜撰就过了底线。”萧红研究会副会长章海宁也指出序稿是通过胡风捎给萧红，签名是萧红写信索要，两人根本就没有因此事见过面。这种虚构对话的用意是非常无聊的。

傅野在《民国情事》里说：“后来许广平在回忆录里不无醋意地说，不知道萧红每次来，她都想干些什么，就是不走。”这种臆测故意带上了暧昧的成分，“不无醋意”“想干什么”“就是不走”这些口气都是后人根据自己的想象添加上去的，其实许广平的抱怨是很正常的，那时候鲁迅先生病得厉害，她有很多事情要忙。

不由得猜测，鲁迅的“不问”是不是要避嫌？人心险恶，他早就知道了的。对萧红的内心感受，以鲁迅的敏感，是应该能够体察的。但他视萧红为晚辈，写作方面的事情可以指导，无所顾忌地交谈，但感情方面的事情却不好插嘴，且要避嫌。早在他与许广平热恋时，就曾在信中对许表明态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所以如今，鲁迅也不会对萧红多说什么。

更有人牵扯出鲁迅教学时与众多女学生之间的春心波动，刘和珍、许羡苏、苏雪林，甚至把韦素园（大概他们连韦素园是男是女都没弄清楚）也算上。

我们能从刘和珍那里读出鲁迅的最爱,并推断出许广平是刘的替代的这个“发现”；并且,也能够从萧红那里看出鲁迅对她的温情,看出他们之间那隐秘而忧伤的一段人间感情。无疑，鲁迅是伟大的，但是,伟大的人也需感情和寄托，这无损鲁迅的伟大与光辉;因为先生虽是伟人，也是凡人啊！

许多读者评价：这样的分析丝丝入扣，合乎情理，更符合对一位才高气傲但却孤独无比的文人精神世界和感情世界的剖析和诠释；对一位才女的深邃的爱意，并不会损害先生的崇高，反而使其形象更加饱满真实可信。

——《鲁迅与萧红的隐秘恋情》杂文家王若谷

种种的爱意当然不会损害先生的崇高，但我们想要的是事实而非妄加揣测，更非无中生有。恰恰王若谷这一段（从朱大可那篇“妖魔化鲁迅”的“淫者见淫”的文章受来的启发）妄加揣测的文字更加证明了鲁迅对刘和珍显然是“大爱”，对萧红是知己之爱，对许广平才是爱人之爱。

在阴险的世界中，鲁迅先生已经相当疲惫和厌倦，但对萧红这个没有心机的纯真的孩子是不用设防的，所以鲁迅才喜欢与萧红聊天。王若谷就此说“为了和萧红聊天，鲁迅是宁可不休息的，以至于加重了病情。可见鲁迅对她是很看重并且有意思的”。可见王先生不懂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训，不懂得作为大文豪如鲁迅先生这类人的孤独。

鲁迅不是徐志摩和郁达夫，他的感情不容易点燃和爆发，他早就说过：“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如果不是许广平的狂追死缠，他也不会有第二次婚姻，在感情上，他是自卑且被动的，所以不会给萧红机会，况且，有许广平在那里，萧红也不会主动，所以两人的感情没有开始的可能性。但是假若鲁迅给她机会，萧红应该不会拒绝，她是一个对感情没有抵抗力的女人，就像王安忆评价卡佛对于题材的敏感，“给他一点点微妙的诱惑，就会很兴奋地被接受，激起很多的诠释”。萧红对感情的敏感也是如此。何况这时候与萧军时常发生矛盾，她的内心已经到达忍耐的极点。此时，对萧红而言，爱情就像搭载生命的船，能搭就搭。

若不能，她也不会自讨没趣。

所以，鲁迅与萧红没有任何暧昧不清，他们是纯净且纯粹的心灵的朋友，也许，男女之间的情谊唯其如此才能维持一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