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女性的完美注脚

苏雪林曾说：“我死时，要在一光线柔和的屋子里，瓶中要有花，墙上要有画！”单是这一句，便招人喜欢。每个人都会死，西方人临死时若牧师在场便为之祈祷，是源于宗教的临终关怀。苏雪林只念有光，有花，有画，是因为她念着美，因为美就是她的宗教。

苏雪林是一个集作家与学者的头衔于一身的人，作家本质上是艺术家，天马行空，任性不羁，是创造者，是自己作品的上帝；而学者在本质上更接近科学工作者，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是论据的仆人。某种意义上，这两种身份存在矛盾性，一方会抑制另一方。然而，她却能在学术和艺术两个领域拥有同等的成就，实属罕见。当然，两种身份兼容的人并不在少数，但大多以一种身份为主导，而另一种身份是从属。苏雪林能集艺术家与学者的头衔于一身，除了要归功于她的天分，大概也和她的性格、情感经历、个人意志有关。

艺术家是上帝的孩子，他们有丰富的内心，敏锐的情感触手。苏雪林12岁就写出了“荷锄且种海棠去，蝴蝶随人过小池”的诗句，以之比古来奇才，亦不下之，可见其兰质清奇。苏雪林是安徽省太平县岭下苏村人，据《太平苏氏宗谱》所载，太平岭下苏氏系四川迁居而来，为眉山苏氏后裔，宋代文豪苏洵是其三十五世祖，苏辙是其三十四世祖。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故实”，且不论攀附与否，便以苏雪林之才，倒也配得上东坡苗裔，令人想来欢喜。

苏雪林，学名苏小梅，后来将“小”字去掉，直称“苏梅”，雪林是她的字，后世以字行。出身书香之家，七岁和兄弟们一起入私塾读书，所读的无非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一类的蒙童书。旧式家族，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科条，是不许女孩子入学读书的，让她入私塾识字已经是破天荒的例外了。

读了两年私塾，眼看着兄弟们都从私塾“毕业”，进了外面的学校，识得千把字的苏雪林，只好从叔叔和兄弟们手中借古典章回体小说来看，举凡《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说唐》均读得烂熟，就连《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文言小说也能读个半懂，还经常拿半透明的竹纸蒙在绣像小说上，画上面的人物，就这样完成了小女儿家的文学和艺术启蒙。

上帝关上一扇门，却又开启一扇窗。苏家是读书人家，子弟承风气之先，不但于传统学问着力甚勤，而且把当时流行的外国作品译本和报章杂志也带到家里来。少女苏雪林虽不能像兄弟们那样，正式入校读书，但却读了《史记》《汉书》的选本，对于唐宋诗词，元明杂剧与传奇，历代名家之作亦均有涉猎，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也看过了。她还向叔叔学作诗词，颇有小成。就像张爱玲小时候读父亲案头的书一般，她一生的成就和雄心，便肇始于这蓓蕾初放的阶段。

1914年，苏雪林之父因工作之便，迁居彼时的安徽首府安庆，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开明族叔，劝导苏父令女儿读书，苏雪林便进了一所教会创办的小学。可惜仅读了半年，学校便停办了，她只得随母亲回老家，继续她的“自学”生涯。

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在报纸上刊登招生简章，苏雪林当即向母亲请求报考，却遭保守的祖母阻挠。据苏雪林回忆，为了读书，她“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甚至差点自杀。旧式家族对女性的压制，仿佛在少女雪林的心里点燃了一盆火，她茶饭不思，举止痴狂，居然一个人跑到了一个离家半里地的林子里。那片林子名唤“水上”，草木凄凉，近有深涧，泉声如雷，平时少有人至。

她在林中徘徊了很久很久，只看到天上的云一片片飘过，树叶无声地飘落，不知名的小兽偷偷看她一眼，便着慌地跑掉了。她坐在涧边的石头上，好几次都想跳下去。可是，看着飞溅的水流曲折潆洄，嘈嘈切切，不禁想起母亲月亮般的眉眼和言语，便觉得天道悠悠，人世不尽。弃了死念，回去了。

她的执拗，好强，最终使家族中的“保守派”屈服，同时她还为堂妹们也赢来了去省城读书的权利。

念念不忘，终有回响。

少女苏雪林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一鸣惊人。在校读书三年，每年均名列第一。由于性格温良，能诗善画，颇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毕业后被推荐在附立小学担任教员，在这里她结识了庐隐，彼此成为闺中密友。

1919年，是中国近代的一个分水岭。

山雨欲来风满楼，苏雪林虽在小学教书，但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进步风潮。当时的北京，汇聚了一大批有“海归背景”的进步知识分子，就像是磁石吸引铁屑，追求进步的青年男女纷纷往北京跑，苏雪林也不例外，她和庐隐一起放弃教职来当“北漂”，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当旁听生。

当然，与先前一样，她“继续读书”的要求遭到了家族的反对，尤其是祖母，反应最为强烈，要求她立刻“完婚”，原来先前家人已经给她订下了婚约。她坚决拒婚，并大病一场，形销骨立，奄奄一息，几乎即刻就死，吓得家人乖乖投降。在女师大尽管是旁听生，但苏雪林十分努力，系主任陈钟凡看重她的才华，帮助她转为正式学生。在这个世界上，自助者必得人助。信然。

女师大多才女，石评梅、庐隐、冯沅君皆有文名，其中后二人还与苏雪林同班，而她们的老师正是引领五四风潮的人物—胡适、李大钊、周作人，均为之授课。当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运动”，苏雪林是亲身感受到五四风雨荡涤的人。盛锥于囊，必脱颖而出。

当年11月，她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文章观点犀利，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之后，她的白话文短篇小说《童养媳》在女师大校刊发表，舆论称其作品“辛酸刻骨，悲风满纸”，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就这样，苏雪林踏上了文学之路。

此时的她，不但给多家报纸撰文，而且还受《益世报》邀请，与同学周寅颐一起主编《妇女周刊》，一年下来刊载的各种题材文章达十余万字。当时的人将她与庐隐、冯沅君、程俊英三人合称为女师大的“四大金刚”，而她也当仁不让，以“五四人”自居。

求索不止的人，不会安于一地，困于一时。为了心中的目标，他们会冲破重重阻挠，踏上路途。1921年，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与法国政府达成协议，在里昂创办中法大学，为中国培养人才。即将从女师大毕业的苏雪林得到消息后，甚至连文凭也等不及拿，就去应考，成为首批105名留学生中的一员。为了能够顺利成行，她向家族瞒住了消息，直到临行当晚，才告诉母亲。

别时，雷雨大作，雨线浇漓，在地面上冲出一条条沟壑。她穿着青色布裙，提着一只小小的柳条箱，撑着一把油纸伞，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送别的族人，直到很远很远，才回望，只看到雨声中昏暗的灯影里父亲轩长的身姿，旁边的母亲在向她招手。她没有止步，只是分不清，脸上是雨水，还是泪水。

苏雪林先在里昂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和绘画艺术，由于水土不服、营养不良，三年间经常患病，有一次差点死掉，幸亏医院的天主教修女悉心照料，才免于丧身异国。这期间父亲病故，母亲也抱恙，催促她尽快归国完婚。

为使母亲摆脱家族的强大压力，她于1925年辍学，提前回国，遵母命与从未谋面的张宝龄完婚。就像是飞鸟被剪断翅膀，扔进凡尘，这注定是一个悲剧。

鲁迅可以遵母命与朱安完婚，但还可以抗争，而苏雪林却不能，因为她是女人。女人的世界从来都与男人不同。像萧红说的那样，女人的天空是低的。

张宝龄的父亲是五金商人，家中颇有余财。张宝龄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也算是一位“海归人士”，无论是家世还是学历、人品，苏母为女儿所选的，似乎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夫婿。

大概心怀歉疚，尽管张宝龄并不是苏雪林喜欢的那一类人物，但她依旧委曲求全，忍了下来，毕竟这是母亲安排的婚姻。父亲在她海外求学时已经亡故，母亲最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从小就不太听话的孩子，她的历次“逃婚”让母亲受尽族人的责难，海外求学更是令母亲几乎心碎。

如今，女儿已嫁，这位含辛茹苦的母亲似乎放心了，在苏张二人婚后不久，就撒手人寰。之后，苏雪林随夫到苏州定居，张宝龄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也被景海女子师范聘为中文系主任，同时在东吴大学兼任教授，为学生讲授古典诗词。

如果是旧式女子，则情感的痛苦大概会被刻意压制，隐没在水面之下，她将如芸芸众生一样，归于尘土。但苏雪林是一个受过进步思想濡染的新女性，在法国留学期间与未婚夫通信，她便已发现彼此不合，自己是不喜欢那个男子的。

在留学时代的开放式环境里，她也不乏追求者，甚至有一位勇敢的青年还向她求婚，她也曾为之心动过。然而，这抵不住旧式家庭的“遥控”，她人虽在海外，但一封封来自中国的信函却像锁链一样，使她受尽煎熬。父亲在信中怒斥她，母亲的信则句句都是哀求，她还能怎样，在新与旧的夹缝里，只能妥协。

客观地说，张宝龄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受过西式教育，思想开明，在大学里有教席，人品也不坏。问题在于要做一个艺术家的丈夫，光有这些还不够，不但要够浪漫，而且夫妻间要能够产生共鸣。可惜，张宝龄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科出身的人，满脑子数据，根本不懂什么叫浪漫，更别说共鸣了。

因此，婚后过了没几年，二人的关系便告破裂，尽管没有离婚，但实际上分手了。

1928年，苏雪林以绿漪为笔名，出版了散文集《绿天》；次年，她又出版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本书都出版于苏氏婚后。后世的文学史研究者，往往以果度量因，这是不符合先因后果的逻辑的。尽管苏雪林发觉，自己与张宝龄性格方面的差异，但仍然对二人的未来心存幻想。实际上，他们婚后的确有过一段还算亲密的时光，这在《绿天》中可以证实。

苏雪林声称，《绿天》中所写的，有一半属于“美丽的谎言”，那么另一半呢？大概是真实吧。在中国的新文学史上，《绿天》曾被奉为散文经典，堪称一部关于情感的教科书。她笔下的爱情是一种明媚的、活泼的、充满人间气的健康情感，是可以昭示天下，在天地间荡涤的气息。

在那个新与旧的时代，文学作品里充斥着艳情、伤情、畸情以及各种灰色的情调，即便是一些新文学作品里，也多是控诉和无奈。在正常的感情范围内，人们似乎找不到合理的表达，或者说不会表达。而《绿天》写婚后的感情生活，笔法细腻，情感丝丝入扣，简直就是真实生活的再现。

她笔下对女子的心理描写，既不同于旧式小说中那种诗意和含蓄，也不同于新文学作品中那种泛滥和爆发，而像是一层层划开心灵的纹理，简直就是当时青年男女们内心的真实写照。

以《鸽儿的通信》为例，该篇以书信形式写一位旅居海外的女子思念丈夫，就像放出了一只触手，准确地拿捏住读者，但并未过度煽情触及泪点，只是令人倾倒。

所以，《绿天》一出版，立刻“洛阳纸贵”，连续三年再版，在之后的三十年里，仍然不断再版。一些青年男女甚至将《绿天》作为送给恋人的礼物。苏雪林的文字，风格独特，辨识度很高，据杨绛回忆，自己的母亲很喜欢看新文学女作家们的书，也喜欢苏雪林的作品，有一次看了《绿天》，笑着说：“这个人也学苏梅的调儿。”

杨绛对母亲说：“她（绿漪）就是苏梅呀。”

《绿天》的出版，使苏雪林名声大噪，出版该书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亲自在悦宾楼招待旗下的签约作家们，苏雪林与鲁迅、郁达夫、林语堂等名家同席，可见其当时名气之大。据说此次同席，便是她与鲁迅结怨之始，关于这宗公案，我们后面再谈。何以婚姻并不美满的苏雪林，以“撒谎”的形式写了一部反映美好婚姻的《绿天》呢？

当一个人在现实中无法如愿的时候，便转向精神世界，感情如流水，此处受阻，便流向彼处。就像烈火可以锻造利剑，寒水淬刃可以使之更加锋利。艺术家在感情上的野心无法获得满足，就转化为一种意志，并用这种意志去追求其热爱的功业。《绿天》的写作，只能算作苏雪林通过“幻觉”来达到自我情感满足的一种努力，却也是其后半生勤勉创作与庞大学术贡献的萌芽。

苏雪林是一个感情丰沛的人，但与丈夫分手后，却再也未曾有过情感归宿，后世的研究者大多认为，她骨子里依旧打着未褪尽的旧礼教的烙印，我不以为然。与当时的其他女性相比，她身上有太多的不同。旧时代的女性不能够独立，很大原因是经济不独立，受制于人。苏雪林则不同，她不但思想独立，而且经济独立。在女师大读书时，她已能靠稿酬自立，甚至还独当一面，为一家大报编副刊。哪怕是和张宝龄结婚后，他们也是各自经济独立的。

《绿天》和《棘心》的出版，使她名列当时最畅销的作家行列，稿酬非常丰厚，她不但自己生活宽裕，还经常接济亲眷，照料姐姐半生。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居住在沪上的苏雪林，捐出自己积蓄的三千块大洋和重五十余两的两根金条，用以支持抗战。从这些都可以看出，她是从来不缺钱的。

在思想方面，从女师大时期，她已经在思考女性的独立问题，而游学欧洲，又使她对女性解放问题有成熟的理解。此外，她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从欧洲归来后，她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省立安徽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等高校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到台湾后又在台北师范大学、台南成功大学执教，直到1973年75岁时才走下讲台。

她一生中从来不缺朋友，无论是女师大时期的庐隐，还是在武大执教时期的凌叔华，都与她关系密切。当年在武汉大学执教，她与凌叔华、袁昌英同气连枝，在学术上比肩于当时的学界名流，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被称为“珞珈三剑客”。

在她的一生中，她内心的爱人是缺失的，她曾说：“我是只蝴蝶，恋爱应该是我全部的生命，偏偏我在这个上仅余一项空白。”但她从不缺少关爱，从早期对她关怀有加的老师陈钟凡，到后来经常关照她的胡适，再到她遍布天下的弟子，都挚爱着她。在她80高龄的时候，她的朋友和学生们为她庆生，专门出了一本纪念性的专集，里面收录了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包含了对她早年生活的回顾，对她作品的评价。可以说，她始终生活在一个被关注，被重视的位置。

谈及苏雪林，令人想到莎乐美。莎乐美与丈夫结婚后，保有妻子之名，却让女仆代行妻子之事，她自己游历欧洲，给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当灵感天使去了。苏雪林自20世纪30年代与张宝龄分手后，始终保有妻子之名，50年代到台湾后，因海峡相隔便再未见面，但彼此都未再婚，堪称奇事。

与民国的其他才女相比，萧红有才情，但缺乏独立的经济能力，在情感上有失理智，委身于一个又一个男人，四处飘流，缺乏稳定的生活，不但影响写作事业，而且健康受损，早早殒命，令人叹息；张爱玲流落美国后，度过了很久的颠沛流离。只有吕碧城和苏雪林最像，她们一生保持独立，独立生存，独立思考，内心充满理性的光辉。只是，吕碧城还是不能勘破情关，难免受伤。对于情，或许苏雪林也未勘破，只是不再触碰，对她而言，感情已经转化为一种意志。

自从1927年，完成《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这本学术著作后，她在作家身份之外，也拥有了学者身份。打开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歌密码，一环环理清了千百年来，人们琢磨不清的“无题”诗的答案。就像获得了一把神奇的钥匙，她进入了一个令人目眩的殿堂。

她的学术研究，打破了从本土文献来研究文本的思路，她用《圣经》，巴比伦、埃及、印度、希腊的神话来比对中国古老的文献，从中发掘出线索，最终完成了180万字的皇皇巨著《屈赋新探》，这项成果为她赢得了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奖项。

总受关注的人，大多难忍旁人冷落。令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公案，是苏雪林与鲁迅“结怨”。1936年，鲁迅去世后不到一个月，苏雪林的长文《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公开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她称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说鲁迅的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

此后，她便扛起了一面“反鲁”大旗，从1936年到1966年，不断写文章攻击鲁迅，结集为《我论鲁迅》一书，自称是其“半生事业”。客观地说，苏雪林的“反鲁”文章颇有些泼妇骂街的味道，充满语言暴力，就连她尊重的胡适也看不下去，曾对她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究竟是何缘故，使她对死后的鲁迅恨之入骨？

其中一说是“遭冷落”，苏雪林自五四之后，在文坛上如日中天，举凡出版商，报馆编辑，同辈作家，对她都是恭维的态度，但在1928年7月7日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宴席上，却有一人冷落了她，这人就是鲁迅。

据说，当时在宴席上，苏雪林一一与人握手寒暄，就连平时不肯轻易称许人的林语堂，也赞美了她，真有一种巨星驾临的范儿。但到鲁迅这里，她热情地伸出手，却碰了个大钉子，“大先生”不但没有握她的手，连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肯说，只点点头，敷衍了事。

这令她着恼，碍于鲁迅名头太盛，骂他堪称“骂圣”，打笔仗恐怕打不赢，她恼是恼了，却无甚作为。所以，只有等他死了再骂。不过，此说仅为坊间八卦，真假无法考证。况且，这也未免太小看了苏雪林。

据她说：“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她这话说得倒也俏皮可爱，甚至有那么点刁蛮味道，大可从其中看出她年轻时任性使气的样子。

笔者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曾看到一册苏雪林赠给鲁迅的书籍，正是她的成名作《绿天》。扉页上题字“鲁迅先生教正。学生苏雪林谨赠。1928，7，4.”从称谓和落款来看，苏雪林对鲁迅是执弟子礼的，不知在女师大的时候她是否听过鲁迅的课，但就辈分而论，她属于弟子一辈。

从她所写的评论文章《<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来看，她对鲁迅的小说，评价也是极其高的。那么何以在鲁迅死后，评价就急转直下呢？我的一位对鲁迅颇有研究的朋友说，是因爱生恨。鲁迅在女师大执教期间，与部分学生过从甚密，在“女师大风潮”中甚至联络部分教员与校方对立，当时的鲁迅，不但是教师，更是偶像和后盾。一向思想活跃，不甘于落人后的苏雪林也不能免。

随着风潮的白热化，在对女师校长杨荫榆（杨绛姑妈）的看法上，苏雪林与鲁迅有不同意见，导致反目。民国时期不乏师生恋，鲁迅在女师执教期间，对一位女生产生了好感，且与之互相通信，而这个人并非苏雪林，而是许广平。会不会在许广平之前，苏雪林已对鲁迅暗生情愫？且二人间也有类似通信。因为没有依据，只能算是臆测，而无法定论。

还有一说，苏雪林对鲁迅的口诛笔伐是替胡适出头，因为胡适是她“最尊敬的文化人”，然而这些全都只是猜测。作为当事人，她从未开口谈及原因，而后来者，恐怕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在艺术上，苏雪林是一个多面手，她小说、散文、杂文俱佳，还写出了质量上乘的剧本。此外，她还是一个画家。她拥有顽强的令人惊叹的意志力，一百岁时，还坐着轮椅，乘飞机回到阔别五十年的故里，在得意门生唐亦男教授的陪同下，坐缆车登上黄山看云海。

有些人的一生，像一簇火焰，熊熊燃烧后便告熄灭，如萧红；有的人的一生，像一朵飞云，在这里的天空中，在那边的天空中，都风轻云淡，如张允和；有的人的一生则像一条大河，起初淙淙有声，尔后锵锵有力，最后穿越高山，飞流三千尺，注入平湖，但不加停留，而是一直向前，最终注入生命的浩瀚汪洋，这就是苏雪林。

在中国近五十年的历程中，她给独立女性一个完美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