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风月，只谈人生

有些人要历尽沧桑，有些人一开始就看破了尘世的熙熙攘攘。

《红楼梦》里，惜春生下来便是个冷丫头，薄凉寡淡，而贾宝玉却要经历温柔富贵乡，方知繁花盛放不过是浮云一抹。吕碧城介于两者之间，她似宝玉，拥有一切却不如痴如迷，又如惜春，通透高洁却不冷眼旁观。

“琼楼秋思入高寒，看尽苍冥意已阑；棋罢忘言谁胜负，梦余无迹认悲欢。”多少年后，看尽苍冥、意兴阑珊的吕碧城白莲香里、缟衣素颜，独卧青灯古佛旁。

老师严复曾经劝她“不必用功，早觅佳对”，但吕碧城袒露不嫁之意，热心的严复先生为此焦虑，写诗《秋花次吕女士韵》相劝，“只怜日月不贷岁，转眼高台亦成废。女嬛琴渺楚山青，未必春申尚林际。”意思是莫要荒废了青春，空留遗憾。他在日记里写道：“此儿不嫁，恐不寿也。”

驻俄参赞胡惟德，对吕碧城的才华钦佩之至，属意已久，恰巧他的夫人在他出使日本时去世，他便准备续娶吕碧城，托傅增湘做媒。吕碧城拒绝了。他又写信寄到严复上海的寓所，请做周旋。可是当时严复正身在北京，严复的夫人朱明丽转寄，耽误了很久，待到严复接到信时，胡惟德已经与一美国女学生定了亲。

严复因此事怨责夫人，“……胡惟德有信与我，汝何把他先拆，又不将原函寄来，是何道理？”严复对吕碧城这次错过的最有可能的一桩婚姻，深表惋惜。可见这位老师如老父一般，对吕碧城牵挂着。

严复在给甥女何纫兰的信中说：“碧城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

优秀的女子有更优秀的男子青睐，可是太优秀的女子，往往高处不胜寒。自古以来，每一桩幸福的婚姻，都是男人比女人高出哪怕一点点，像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仅仅是女人的身高高出了男人，就引来诸多猜测，承受路人异样的眼光。

男人想要的是“压得住”的女人，所以人中如龙凤的吕碧城，有点让人望而生畏，且她自己更是要往“上”找的。借用北大著名社会学家李建新的说法：“剩女”是个伪命题，因为男人如火如荼，都在你身边，你就是不嫁，要或者不要，是自己选的，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吕碧城是“唯一孤独无匹的事物”。

或许可以用学者秦燕春的评价对吕碧城的人生历程做一个解释：吕碧城的一生“不仅落难太早、成名太早、成功太早、富贵太早，且在智能层面‘开化过早’了”。太晚不行，太早也不行，只有“逢时”才能山出云。

说到吕碧城的落难，那时她才10多岁，就要为整个家庭奔走，因为父亲突然逝世，家中又没有男人，没有支柱。

父亲吕凤岐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山西学政等，后来因不满朝政日益腐败，不愿随波逐流，辞官还乡。但是打击不期而至，先是次子因受责备自杀，再是长子抱病身亡。他每日借读书遣怀，且督促四个女儿读书，以慰膝下无子的寂寥。

家中藏书三万卷，吕家姐妹个个饱读诗书，聪慧有才，吕碧城尤其出类拔萃，最得父母钟爱。有一次，她与父亲在花园漫步，父亲见杨柳依依，便随口吟道：“春风吹杨柳，”没想到她张口便接了下句：“秋雨打梧桐，”那时她才是5岁稚子，父亲不由惊喜异常。

吕碧城7岁时已能作画，笔下山水酣畅淋漓。时人称赞她：“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词尤著称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

可是，吕凤岐的隐忧终于成了事实。他刚刚过世，族人就欺负孤儿寡母，霸占他们的家产。吕碧城的母亲从京城回老家处理祖产，却被族人唆使的匪徒幽禁。这时，作为女孩子的吕碧城站出来，四处求援，写信给父亲的朋友和学生。

其中，时任江宁布政使、两江总督的樊增祥与吕凤岐是同年进士，并多有往来，看了吕碧城情辞恳切的信，马上施以援手。徽州官员不敢怠慢，救出了吕凤岐的妻子与另外几个女儿。

小小年纪便有这番功夫，这让从小与吕碧城定了亲的汪家起了戒心，竟然要退婚。吕家母女如今落到这步田地，也不与他们争执，就答应下来。在当时，退婚可是奇耻大辱，虽然后来吕碧城崇尚女权，成为新女性，这件事也不会对她毫无影响。

婚约解除后，母亲带着四个尚未成年的女儿投奔舅父严凤笙去了。严凤笙在塘沽任盐运使，家资颇丰，且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儒生。

20世纪初，维新变法引起的新思潮也影响了吕碧城，她的心开始往外飞了。恰巧，舅父官署中的秘书方小洲的夫人要去天津探访女学，20岁的吕碧城央求同往，思想保守的舅父不允许，严词骂阻，不许她离开塘沽一步。

第二天吕碧城就逃出家门，只身踏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但是，出来得太匆忙，既没有旅费，也没有收拾行装，但是幸运的是，她在火车上结识了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这位老板娘帮她买了车票，还安排她住进了《大公报》所在的法租界附近的客栈，因为她临行前与方夫人约好在《大公报》馆见面。方夫人与《大公报》的社长英敛之关系很好，她就借住在《大公报》馆。

凑巧，吕碧城的信被英敛之看到，清秀的字迹和极佳的文笔吸引了英敛之，他便携夫人和方夫人一起去客栈见吕碧城。他们在“佛照楼”旅馆吃饭，席间，吕碧城的谈吐让英敛之侧目，邀请吕碧城去报馆与方夫人同住。

夜里，几个人聊天，英敛之提议让吕碧城把自己作的诗念给大家听，吕碧城只稍加思索，便在宣纸上写下一首《浪淘沙》寒意透云帱，宝篆烟浮。夜深听雨小红楼。姹紫嫣红零落否？人替花愁。

临远怕凝眸，草腻波柔。隔帘咫尺是西洲。来日送春兼送别，花替人愁。

小楼听雨，落红飘零，春去人也去了，离愁别绪，点点滴滴，怎不叫人愁煞？人替花愁，花替人愁，凄苦荒凉的人生况味尽在不言中。樊增祥说：“漱玉犹当避席，断肠集勿论矣，”他认为李清照和朱淑真这样的词坛女杰都有所不及，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众人看了都为之赞叹，爱才惜才的英敛之，更是对吕碧城刮目相看。

她又随手写了一首关于女权的词，“晦暗神州，忻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正契合了英敛之的心思，他早有倡导女权之心。所以，他当下决定，让吕碧城留在《大公报》馆。

吕碧城当时才20岁，便成为《大公报》第一个女编辑，这是她飞速成名的契机。

在英敛之夫妇的推介下，吕碧城认识了很多新闻界、教育界的朋友，还迅速熟悉了报馆的业务，很快便投入到《大公报》繁忙的编辑工作中去。仅仅数月，《大公报》屡屡发出她的文章，文采斐然的诗词，引起诗词界前辈们的赞赏。她的很多宣扬女权的文章，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教育为立国之本》《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新女性，更对她心向往之。一时间，吕碧城锐利新颖的观点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她从此声名鹊起。

英敛之编发她的《满江红·感怀》时，特地让夫人以“清洁女史”的名义，附跋语推荐：

昨蒙碧城女士史辱临，以敝萐索书，对客挥毫，极淋漓慷慨之致，夫女中豪杰也。女史悲中国学术之未兴，女权之不振，亟思从事西学，力挽颓风，且思想极新，志趣颇壮，不徒吟风弄月，藻扬芬已也。

而《满江红·感怀》一出，便激起千层浪，人人传唱。

眼看沧海竟成尘，寂锁荒陬百感频。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忧愿做新民。江湖以外留余兴，脂粉丛中惜此身。谁起平权倡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

此诗引来清廷官员和诗坛名人的唱和，如袁世凯的幕僚沈祖宪，李鸿章之侄李经义，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慈禧的三品女官缪素筠等。缪素筠盛赞吕碧城道：“飞将词坛冠众英，天生宿慧启文明。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

此后，吕碧城像睥睨世俗的乔治·桑一样，自由出入男性社交场所，与他们一起吟诗作赋，赏花评月，谈笑风生，这在清末是一道奇异的风景。吕碧城自己描述当时的情景说：“由是京津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

接着便是慕名者至，“鉴湖女侠”秋瑾来拜访，用门房的话说，是“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儿”。两人一见如故，仅仅四天便情同姐妹。秋瑾之前也有“碧城”之号，现在自己取消了，让吕碧城专用。两人还商议好，吕碧城在国内办报，用投枪般的文字与秋瑾在日本的革命活动相呼应。

吕碧城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中写道：

女学之倡，其宗旨不外普助国家之公益、激发个人之权力二端。国家之公益者，合群也；个人之权力者，独立也。然非具独立之气，无以收合群之效；非藉合群之力，无以保独立之权，其意似离而实合也……

吕碧城办女学的志向也逐渐萌芽，英敛之帮忙四下奔走无果，恰巧在直隶总督任上广办新政的袁世凯授命傅增湘在天津办女子学校，教育学家严修又向袁世凯举荐了吕碧城，袁世凯对吕碧城早有耳闻，欣然应允。

所谓得道者多助，傅增湘总是带来好消息：“袁督许允拨千元为学堂开办费，唐首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英敛之亲自拟定章程，注册学校，邀请董事，组织会议等等；吕碧城的舅父严凤笙也来帮她筹办学校，与她一起审定学堂简章等。

舅父严凤笙来助吕碧城办学堂，还有一段趣闻。原来当时创建新学阻力重重，袁世凯故意拿反对新学的塘沽盐运使严凤笙开刀，将他撤职后命他来专门协助吕碧城办学。严凤笙“忍气权从”，但来到斥骂过的吕碧城手下办事，心里无论如何也不舒服，所以很快便辞职回了塘沽。吕碧城调侃地说：“然予之激成自主以迄今日者，皆为舅氏一骂之功也。”

机会总是降临于有准备的人，怀才有可能不遇，但不怀才肯定“不遇”，说吕碧城幸运不如说她的才华难掩，像掩埋于地下的宝剑，远远地就有紫气升腾于斗牛之间，被张华挖掘出来。

北洋女子公学成立，傅增湘任监督，也就是校长，吕碧城任总教习。后改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吕碧城任监督，那一年她才23岁。一出家门便走到了人生的巅峰，办女学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她又是女性，更是前所未有第一人。

但是吕碧城性格过于狷傲，常与人发生龃龉。舅父不愿意屈居外甥女之下，主动离职；她与代行监督凌女士也越加意见不合，凌女士辞去董事；连傅增湘、英敛之也相继离任，吕碧城成了孤家寡人，却个性依旧。慈师严复说：“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眼里之故。英华（英敛之）、傅润沅（傅增湘）所以毁谤之者，亦是因渠不甚佩服此二人也。”

中国人讲究的是“家有利器，不可示人”，吕碧城却不管那些迂回曲折，她锋芒毕露。

1912年，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为赏识吕碧城的才华和胆识，聘其为总统府机要秘书，后又任参政。吕碧城本想一展抱负，可是却发现官场钩心斗角，率性真实的她不适合在这黑暗的旋涡中应对，就渐渐灰了心。之后经常去上海陪母亲。直到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无遗，她彻底失望，辞官南下，定居上海。

吕碧城弃文弃官，在上海开始经商生涯。

她也是商场里的天才，两三年时间吕碧城就积聚起大量的财富。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余习奢华，挥金甚巨，皆所自储，盖略谙陶朱之学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是鲁迅、张爱玲还是三毛，都很重视钱，因为钱可以买自由。不为生存所累，便可以“为所欲为”。吕碧城旋转于舞场，浪迹于诗社—由柳亚子等人创办的著名诗歌社团“南社”，聚集了一些才子如汪精卫、张默君、林庚白、铁禅、余十眉等，都与吕碧城有来往。

林庚白曾说：“碧城故士绅阶级中闺秀也，惊才绝艳，工诗词，擅书翰……读之使人回肠荡气，有不能自已者。”可见吕碧城在诗社也是佼佼者。诗人易实甫也曾称赞她，“其所为诗文见解之高，才笔之艳，皆非寻常操觚家所有也。”评论家陶杰说，吕碧城的词“并非首首闺秀纤巧，而是烙印了时代的烽烟。手笔婉约，别见雄奇，敏感玲珑，却又暗蓄孤愤。”

吕碧城不但才华出众，且眉目如画，苏雪林曾赞誉她说：“从某杂志剪下她一幅玉照，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支，美艳有如仙子。”不过她的美貌不是东方女性常有的柔弱的美，而更像西方女性健康的美，“天然眉目含英气，到处湖山养性灵。”

如此才貌双全，富可敌国，长袖善舞，胆识过人，却为何独身之志益坚呢？当友人问及她，她自称，“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诗写得不错，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东不成、西不就，有失机缘。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了”。

不在乎金钱门第、身份相貌，只要文学上有所建树，懂文学便是懂她，只有同一个层次的人才可以真正交流，否则鸡同鸭讲最是难受。其实吕碧城想要的就是一个精神伴侣，用刘震云的话说是“能说得来”，能让一个人心里舒服的不是物质，不是美貌，也不是才能，而是那一句话，懂得便“一句顶一万句”。

可是，能与吕碧城在一个层面上的男人何其少，而且，不是年龄太大，就是已经结婚了。英敛之对吕碧城竭尽心力，鞍前马后，不仅仅是爱才惜才，而是对吕碧城早有倾慕之心，他在日记中写有一首词，道：

稽首慈云，洗心法水，乞发慈悲一声。秋水伊人，春风香草，悱恻风情惯写，但无限悃款意，总托诗篇泻。

莫娱作浪蝶狂蜂相游冶，叹千载一时，人乎天也，旷世秀群，姿期有德，传闻名下，罗袂琅琅剩愁怀，清泪盈把空一般。

款款深情，只能托于诗篇，期盼着她发慈悲一声，用了“乞”，可见英敛之当时的低姿态，他为她倾倒，“怨艾颠倒，心猿意马!”可是，他早已有了因爱情而结合的妻子爱新觉罗·淑仲。外间有了流言，妻子淑仲也不可能没有觉察。英敛之在日记中写道：“内人连日作字、观书，颇欲发奋力学……内人犹未眠，因种种感情，颇悲痛，慰之良久始好。”夫妻感情因为吕碧城，有了裂痕。

妻子淑仲暗自神伤，几乎要离家去北京念书。英敛之最终“发乎情，止乎礼”，回到了他君子的位置上，克制住对吕碧城的感情。两人后来渐生嫌隙，愈行愈远，不能不说，吕碧城对英敛之也动过心。

英敛之对吕碧城的二姐吕美荪也颇为照顾，初见吕美荪便有相见恨晚之叹，他在日记中写道：“相处百余日，不惟无厌意，而甚恨时日之短促，此次登船故不放心，送之塘沽。”且为了送吕美荪耽搁了回程，在塘沽住了一夜。

后来吕美荪被电车伤了手腕，吕碧城送她住进医院，英敛之为她请了日本医生，还频频探望，殷勤备至，有时至深夜才回去。就是在这期间，吕碧城与二姐反目成仇，并扬言“不到黄泉勿相见”。

果然，至死，她都没有与二姐言和，几十年之后，她在《晓珠词》里写道：“余孑然一身，亲属皆亡，仅存一情死义绝，不通音讯已将三十载之人。其一切所为，余概不与闻，余之诸事，亦永不许彼干涉。词集附以此语，似属不伦，然诸者安知余不得已之苦衷乎？”

何以对亲人如此决绝？难道因英敛之待二姐殷勤，妒火中烧，只能迁怒于二姐？

她与英敛之亦是唇枪舌剑，吕碧城个性太强，有攻击性，有时得理不饶人，而英敛之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易于冲动，两人最终只会水火难容。日久事多，两人难免发生摩擦，吕碧城又极有主见，遇事毫不避讳地抨击，有时会涉及英敛之，他对她渐生反感，在日记中写道：“闻碧城诸不通语，甚烦闷”，甚至指责她“虚骄刻薄，态极可鄙”。

两人关系最终因《大公报》一篇批判女性打扮娇艳的短文破裂。吕碧城素喜欢奢华打扮，写文针锋相对地反击。英敛之在日记中写道：“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永不来馆。”

严复说：“此人年纪虽小，见解却高，一切陈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现在极有怀谗畏讥之心，而英敛之又往往加以评骘，此其交之所以不终也。”当年英敛之把吕碧城介绍给学者严复，严复收了这个女弟子，对她悉心教授逻辑学原理，在女权思想方面，又从她身上受到影响，两人虽为师徒，也是忘年交。

严复最知吕碧城，最能理解她的处世艰难。他说：“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论所推，然礼法之士嫉之如仇……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缘其得名大盛，占人面子之故。往往起先议论，听着大以为然，后来反目，则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经议论，以诟病之。其处世之苦如此。”

严复对吕碧城有着慈父般的关爱，师长般的维护。他与她论及自由结婚，吕碧城慷慨陈词：“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与，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诿过，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尤甚，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之外，几无路走。”

这番观点在当今社会也是切中肯綮，一针见血。她在那个时代就看出自由婚姻也存在的弊病，眼光何其锐利，何其具有前瞻性。如今这个社会早已经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时代，大多数婚姻都是自由结合，可离婚率大幅度上升，有人对此很不解，当初明明相爱才结婚，为何又离心离德了呢？原因就在这里，吕碧城指出，无知无识的两个人不过是因为初相见的那份新鲜感，那份激情，贸然结婚了，因为提倡自由婚姻，旁人客观地看着不对，也不敢参与，等到慢慢相处下来，才发现，真不对，正是吕碧城所谓的“苟合”。那个时代还不提倡离婚，所以激进的吕碧城只看到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自杀。当今社会有了离婚这条出路，倒是不用自杀了，但离婚也难免伤筋动骨一番。所以结婚需谨慎。

吕碧城对感情，一直抱着这种审慎的、不即不离的态度，既不会像“情热”的人一心扑在感情上，也不会像受过伤的女子“十年怕井绳”。身边爱慕者不少，她冷眼看着，不轻易动情思，也没有人轻易动得了她的情思。

即使是风流才子袁克文。

据说袁克文死时，已穷困潦倒，只在他的笔筒里找到20元钱。可是，送葬队伍却有四千多人，更奇妙的风景是这四千多人当中有一千多来自青楼，她们头上系着白头绳，脑前挂着袁克文像的徽章，清一色的妓女，都是旧相识。

可见他对女人的吸引力。

有人提及袁克文，吕碧城只淡淡地说：“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声中偎红倚翠耳。”这样的断语一下子就把这个小她7岁的爱慕者打入冷宫了。

但袁克文绝非表面上看上去的那种纨绔子弟，他也像吕碧城一样，是“天才少年”，7岁读史、10岁能文、15岁作诗，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且很懂得鉴赏，为了收藏一掷千金。

他在文坛上早有诗名，虽风流不羁，却重情重义，且极富思想。后来袁世凯称帝时，没想到他最爱的这位“皇子”却写诗讥刺，“乍著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袁世凯一怒之下把他软禁起来，禁止他和那些“煽动”“扰乱”人心的名士来往。

袁世凯的皇帝梦83天就破碎了，果然应了袁克文那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袁家失势，门庭冷落，袁克文也看透了世态人情，功名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他更是在美酒佳人堆里流连，“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这是后事。在这之前，袁克文曾与吕碧城有知己之情。

吕碧城因秋瑾被捕牵连入狱，一直倾慕她的袁克文准备营救她，他跟袁世凯一说，当即就放了吕碧城，“若有书信来往就是同党，那我岂不是也成了乱党？”

此后，吕碧城与袁克文经常聚在一起谈诗、饮酒，袁克文对这位才华横溢、清丽绝俗的女子起了心念，他经常把自己的诗文传给吕碧城看，吕碧城为他的诗词情致打动，心有所感，不由得与他唱和。他们很谈得来，他佩服她的傲骨，欣赏她的才气；她喜欢他的才华，倾慕他的洒脱，有时候会谈到陶醉。

吕碧城经常参加袁克文组织的北海诗酒聚会，后来到了上海，两人也是诗书不断，他们的关系就定格在诗词交往上。

吕碧城先前对袁克文下的定语让他只能把爱慕埋藏心底，内心再有波澜，脸上也云淡风轻。也许吕碧城对眼前这个人有了改观，但是她也明了，这个风流公子不会永远为她停留，与其有一天要承受失意的寂寥，不如从不开始。

于是，两人各怀心事，只谈人生，不言风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滚滚长江东逝水，过了一秋又一秋，两个人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人生辗转，随着地理上的距离，他们也日渐疏远。

直到袁克文落魄失意，来到上海。此时的他再不似先前的风流雅致，而是意志消沉，在青楼里买醉，在烟榻上度日，卖字为生，日子过得拮据拘谨。吕碧城想到当年他对自己的情意，决定去见见他。但是当家仆递上名片，袁克文却推说在睡觉，没见。

他在日记中写下：“初十日，吕碧城女士见过，予犹未起，谢之。”虽简简单单一句话，却写得一笔不苟，可见他内心的波澜。今非昔比，无颜相见。

从此，两人断了联系。

1917年，吕碧城遇见一代高僧谛闲法师，谛闲法师说：“欠债当还，还了便没事了；但既知还债的辛苦，切记不可再借。”这里所说的债，当指尘世间的一切孽债。还完了才能冲破轮回，再不来这人间受苦。她听法师讲了两个多月的《圆觉经》，给自己起了法号“明因”，明因识果，自能放下。世事沉浮，一切皆空，何必执着。所有生出的妄念，都是纠缠，都是是苦，只有灭了妄念，才能成佛。

吕碧城虽然过着高贵、奢华的生活，内心却不由落寞。她反复吟诵着李清照的“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后来，吕碧城以上海《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美国游学，学习美术、历史和文学，她还将前年游学欧洲的见闻一并写成《欧美漫游录》。并致力于“戒杀护生运动”，心中隐隐藏有禅意。

1929年，吕碧城在英国伦敦时，友人孙夫人捡到印光法师的传单，不屑地要扔掉，吕碧城却收着，遵法师之教，开始持诵圣号。从此，她摒弃外面的喧嚣，食素，护生，守五戒。

1939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吕碧城回到香港，她先住在山光道自购的公寓里，后来搬入东莲觉苑。从此不再写诗作文，而是翻译佛经。她供着观音像，早晚礼拜，她终于为自己寂寞的人生找到了信仰。

1943年，61岁的吕碧城在香港九龙辞世。“不到黄泉毋相见”，她死的时候，身边果然没有一个亲人。她遗言不留尸骨，火化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抛入海中供养鱼虾之物。

她这一生既热烈又孤独，既璀璨又寂寞，正如她的绝命诗：“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这是她临死前在梦中得诗，遂抄寄友人。莫非她当真跳脱轮回，修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