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女性的完美注脚

苏雪林曾说：“我死时，要在一光线柔和的屋子里，瓶中要有花，墙上要有画！”单是这一句，便招人喜欢。每个人都会死，西方人临死时若牧师在场便为之祈祷，是源于宗教的临终关怀。苏雪林只念有光，有花，有画，是因为她念着美，因为美就是她的宗教。

苏雪林是一个集作家与学者的头衔于一身的人，作家本质上是艺术家，天马行空，任性不羁，是创造者，是自己作品的上帝；而学者在本质上更接近科学工作者，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是论据的仆人。某种意义上，这两种身份存在矛盾性，一方会抑制另一方。然而，她却能在学术和艺术两个领域拥有同等的成就，实属罕见。当然，两种身份兼容的人并不在少数，但大多以一种身份为主导，而另一种身份是从属。苏雪林能集艺术家与学者的头衔于一身，除了要归功于她的天分，大概也和她的性格、情感经历、个人意志有关。

艺术家是上帝的孩子，他们有丰富的内心，敏锐的情感触手。苏雪林12岁就写出了“荷锄且种海棠去，蝴蝶随人过小池”的诗句，以之比古来奇才，亦不下之，可见其兰质清奇。苏雪林是安徽省太平县岭下苏村人，据《太平苏氏宗谱》所载，太平岭下苏氏系四川迁居而来，为眉山苏氏后裔，宋代文豪苏洵是其三十五世祖，苏辙是其三十四世祖。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故实”，且不论攀附与否，便以苏雪林之才，倒也配得上东坡苗裔，令人想来欢喜。

苏雪林，学名苏小梅，后来将“小”字去掉，直称“苏梅”，雪林是她的字，后世以字行。出身书香之家，七岁和兄弟们一起入私塾读书，所读的无非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一类的蒙童书。旧式家族，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科条，是不许女孩子入学读书的，让她入私塾识字已经是破天荒的例外了。

读了两年私塾，眼看着兄弟们都从私塾“毕业”，进了外面的学校，识得千把字的苏雪林，只好从叔叔和兄弟们手中借古典章回体小说来看，举凡《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说唐》均读得烂熟，就连《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文言小说也能读个半懂，还经常拿半透明的竹纸蒙在绣像小说上，画上面的人物，就这样完成了小女儿家的文学和艺术启蒙。

上帝关上一扇门，却又开启一扇窗。苏家是读书人家，子弟承风气之先，不但于传统学问着力甚勤，而且把当时流行的外国作品译本和报章杂志也带到家里来。少女苏雪林虽不能像兄弟们那样，正式入校读书，但却读了《史记》《汉书》的选本，对于唐宋诗词，元明杂剧与传奇，历代名家之作亦均有涉猎，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也看过了。她还向叔叔学作诗词，颇有小成。就像张爱玲小时候读父亲案头的书一般，她一生的成就和雄心，便肇始于这蓓蕾初放的阶段。

1914年，苏雪林之父因工作之便，迁居彼时的安徽首府安庆，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开明族叔，劝导苏父令女儿读书，苏雪林便进了一所教会创办的小学。可惜仅读了半年，学校便停办了，她只得随母亲回老家，继续她的“自学”生涯。

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在报纸上刊登招生简章，苏雪林当即向母亲请求报考，却遭保守的祖母阻挠。据苏雪林回忆，为了读书，她“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甚至差点自杀。旧式家族对女性的压制，仿佛在少女雪林的心里点燃了一盆火，她茶饭不思，举止痴狂，居然一个人跑到了一个离家半里地的林子里。那片林子名唤“水上”，草木凄凉，近有深涧，泉声如雷，平时少有人至。

她在林中徘徊了很久很久，只看到天上的云一片片飘过，树叶无声地飘落，不知名的小兽偷偷看她一眼，便着慌地跑掉了。她坐在涧边的石头上，好几次都想跳下去。可是，看着飞溅的水流曲折潆洄，嘈嘈切切，不禁想起母亲月亮般的眉眼和言语，便觉得天道悠悠，人世不尽。弃了死念，回去了。

她的执拗，好强，最终使家族中的“保守派”屈服，同时她还为堂妹们也赢来了去省城读书的权利。

念念不忘，终有回响。

少女苏雪林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一鸣惊人。在校读书三年，每年均名列第一。由于性格温良，能诗善画，颇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毕业后被推荐在附立小学担任教员，在这里她结识了庐隐，彼此成为闺中密友。

1919年，是中国近代的一个分水岭。

山雨欲来风满楼，苏雪林虽在小学教书，但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进步风潮。当时的北京，汇聚了一大批有“海归背景”的进步知识分子，就像是磁石吸引铁屑，追求进步的青年男女纷纷往北京跑，苏雪林也不例外，她和庐隐一起放弃教职来当“北漂”，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当旁听生。

当然，与先前一样，她“继续读书”的要求遭到了家族的反对，尤其是祖母，反应最为强烈，要求她立刻“完婚”，原来先前家人已经给她订下了婚约。她坚决拒婚，并大病一场，形销骨立，奄奄一息，几乎即刻就死，吓得家人乖乖投降。在女师大尽管是旁听生，但苏雪林十分努力，系主任陈钟凡看重她的才华，帮助她转为正式学生。在这个世界上，自助者必得人助。信然。

女师大多才女，石评梅、庐隐、冯沅君皆有文名，其中后二人还与苏雪林同班，而她们的老师正是引领五四风潮的人物—胡适、李大钊、周作人，均为之授课。当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运动”，苏雪林是亲身感受到五四风雨荡涤的人。盛锥于囊，必脱颖而出。

当年11月，她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文章观点犀利，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之后，她的白话文短篇小说《童养媳》在女师大校刊发表，舆论称其作品“辛酸刻骨，悲风满纸”，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就这样，苏雪林踏上了文学之路。

此时的她，不但给多家报纸撰文，而且还受《益世报》邀请，与同学周寅颐一起主编《妇女周刊》，一年下来刊载的各种题材文章达十余万字。当时的人将她与庐隐、冯沅君、程俊英三人合称为女师大的“四大金刚”，而她也当仁不让，以“五四人”自居。

求索不止的人，不会安于一地，困于一时。为了心中的目标，他们会冲破重重阻挠，踏上路途。1921年，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与法国政府达成协议，在里昂创办中法大学，为中国培养人才。即将从女师大毕业的苏雪林得到消息后，甚至连文凭也等不及拿，就去应考，成为首批105名留学生中的一员。为了能够顺利成行，她向家族瞒住了消息，直到临行当晚，才告诉母亲。

别时，雷雨大作，雨线浇漓，在地面上冲出一条条沟壑。她穿着青色布裙，提着一只小小的柳条箱，撑着一把油纸伞，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送别的族人，直到很远很远，才回望，只看到雨声中昏暗的灯影里父亲轩长的身姿，旁边的母亲在向她招手。她没有止步，只是分不清，脸上是雨水，还是泪水。

苏雪林先在里昂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和绘画艺术，由于水土不服、营养不良，三年间经常患病，有一次差点死掉，幸亏医院的天主教修女悉心照料，才免于丧身异国。这期间父亲病故，母亲也抱恙，催促她尽快归国完婚。

为使母亲摆脱家族的强大压力，她于1925年辍学，提前回国，遵母命与从未谋面的张宝龄完婚。就像是飞鸟被剪断翅膀，扔进凡尘，这注定是一个悲剧。

鲁迅可以遵母命与朱安完婚，但还可以抗争，而苏雪林却不能，因为她是女人。女人的世界从来都与男人不同。像萧红说的那样，女人的天空是低的。

张宝龄的父亲是五金商人，家中颇有余财。张宝龄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也算是一位“海归人士”，无论是家世还是学历、人品，苏母为女儿所选的，似乎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夫婿。

大概心怀歉疚，尽管张宝龄并不是苏雪林喜欢的那一类人物，但她依旧委曲求全，忍了下来，毕竟这是母亲安排的婚姻。父亲在她海外求学时已经亡故，母亲最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从小就不太听话的孩子，她的历次“逃婚”让母亲受尽族人的责难，海外求学更是令母亲几乎心碎。

如今，女儿已嫁，这位含辛茹苦的母亲似乎放心了，在苏张二人婚后不久，就撒手人寰。之后，苏雪林随夫到苏州定居，张宝龄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也被景海女子师范聘为中文系主任，同时在东吴大学兼任教授，为学生讲授古典诗词。

如果是旧式女子，则情感的痛苦大概会被刻意压制，隐没在水面之下，她将如芸芸众生一样，归于尘土。但苏雪林是一个受过进步思想濡染的新女性，在法国留学期间与未婚夫通信，她便已发现彼此不合，自己是不喜欢那个男子的。

在留学时代的开放式环境里，她也不乏追求者，甚至有一位勇敢的青年还向她求婚，她也曾为之心动过。然而，这抵不住旧式家庭的“遥控”，她人虽在海外，但一封封来自中国的信函却像锁链一样，使她受尽煎熬。父亲在信中怒斥她，母亲的信则句句都是哀求，她还能怎样，在新与旧的夹缝里，只能妥协。

客观地说，张宝龄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受过西式教育，思想开明，在大学里有教席，人品也不坏。问题在于要做一个艺术家的丈夫，光有这些还不够，不但要够浪漫，而且夫妻间要能够产生共鸣。可惜，张宝龄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科出身的人，满脑子数据，根本不懂什么叫浪漫，更别说共鸣了。

因此，婚后过了没几年，二人的关系便告破裂，尽管没有离婚，但实际上分手了。

1928年，苏雪林以绿漪为笔名，出版了散文集《绿天》；次年，她又出版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本书都出版于苏氏婚后。后世的文学史研究者，往往以果度量因，这是不符合先因后果的逻辑的。尽管苏雪林发觉，自己与张宝龄性格方面的差异，但仍然对二人的未来心存幻想。实际上，他们婚后的确有过一段还算亲密的时光，这在《绿天》中可以证实。

苏雪林声称，《绿天》中所写的，有一半属于“美丽的谎言”，那么另一半呢？大概是真实吧。在中国的新文学史上，《绿天》曾被奉为散文经典，堪称一部关于情感的教科书。她笔下的爱情是一种明媚的、活泼的、充满人间气的健康情感，是可以昭示天下，在天地间荡涤的气息。

在那个新与旧的时代，文学作品里充斥着艳情、伤情、畸情以及各种灰色的情调，即便是一些新文学作品里，也多是控诉和无奈。在正常的感情范围内，人们似乎找不到合理的表达，或者说不会表达。而《绿天》写婚后的感情生活，笔法细腻，情感丝丝入扣，简直就是真实生活的再现。

她笔下对女子的心理描写，既不同于旧式小说中那种诗意和含蓄，也不同于新文学作品中那种泛滥和爆发，而像是一层层划开心灵的纹理，简直就是当时青年男女们内心的真实写照。

以《鸽儿的通信》为例，该篇以书信形式写一位旅居海外的女子思念丈夫，就像放出了一只触手，准确地拿捏住读者，但并未过度煽情触及泪点，只是令人倾倒。

所以，《绿天》一出版，立刻“洛阳纸贵”，连续三年再版，在之后的三十年里，仍然不断再版。一些青年男女甚至将《绿天》作为送给恋人的礼物。苏雪林的文字，风格独特，辨识度很高，据杨绛回忆，自己的母亲很喜欢看新文学女作家们的书，也喜欢苏雪林的作品，有一次看了《绿天》，笑着说：“这个人也学苏梅的调儿。”

杨绛对母亲说：“她（绿漪）就是苏梅呀。”

《绿天》的出版，使苏雪林名声大噪，出版该书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亲自在悦宾楼招待旗下的签约作家们，苏雪林与鲁迅、郁达夫、林语堂等名家同席，可见其当时名气之大。据说此次同席，便是她与鲁迅结怨之始，关于这宗公案，我们后面再谈。何以婚姻并不美满的苏雪林，以“撒谎”的形式写了一部反映美好婚姻的《绿天》呢？

当一个人在现实中无法如愿的时候，便转向精神世界，感情如流水，此处受阻，便流向彼处。就像烈火可以锻造利剑，寒水淬刃可以使之更加锋利。艺术家在感情上的野心无法获得满足，就转化为一种意志，并用这种意志去追求其热爱的功业。《绿天》的写作，只能算作苏雪林通过“幻觉”来达到自我情感满足的一种努力，却也是其后半生勤勉创作与庞大学术贡献的萌芽。

苏雪林是一个感情丰沛的人，但与丈夫分手后，却再也未曾有过情感归宿，后世的研究者大多认为，她骨子里依旧打着未褪尽的旧礼教的烙印，我不以为然。与当时的其他女性相比，她身上有太多的不同。旧时代的女性不能够独立，很大原因是经济不独立，受制于人。苏雪林则不同，她不但思想独立，而且经济独立。在女师大读书时，她已能靠稿酬自立，甚至还独当一面，为一家大报编副刊。哪怕是和张宝龄结婚后，他们也是各自经济独立的。

《绿天》和《棘心》的出版，使她名列当时最畅销的作家行列，稿酬非常丰厚，她不但自己生活宽裕，还经常接济亲眷，照料姐姐半生。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居住在沪上的苏雪林，捐出自己积蓄的三千块大洋和重五十余两的两根金条，用以支持抗战。从这些都可以看出，她是从来不缺钱的。

在思想方面，从女师大时期，她已经在思考女性的独立问题，而游学欧洲，又使她对女性解放问题有成熟的理解。此外，她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从欧洲归来后，她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省立安徽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等高校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到台湾后又在台北师范大学、台南成功大学执教，直到1973年75岁时才走下讲台。

她一生中从来不缺朋友，无论是女师大时期的庐隐，还是在武大执教时期的凌叔华，都与她关系密切。当年在武汉大学执教，她与凌叔华、袁昌英同气连枝，在学术上比肩于当时的学界名流，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被称为“珞珈三剑客”。

在她的一生中，她内心的爱人是缺失的，她曾说：“我是只蝴蝶，恋爱应该是我全部的生命，偏偏我在这个上仅余一项空白。”但她从不缺少关爱，从早期对她关怀有加的老师陈钟凡，到后来经常关照她的胡适，再到她遍布天下的弟子，都挚爱着她。在她80高龄的时候，她的朋友和学生们为她庆生，专门出了一本纪念性的专集，里面收录了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包含了对她早年生活的回顾，对她作品的评价。可以说，她始终生活在一个被关注，被重视的位置。

谈及苏雪林，令人想到莎乐美。莎乐美与丈夫结婚后，保有妻子之名，却让女仆代行妻子之事，她自己游历欧洲，给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当灵感天使去了。苏雪林自20世纪30年代与张宝龄分手后，始终保有妻子之名，50年代到台湾后，因海峡相隔便再未见面，但彼此都未再婚，堪称奇事。

与民国的其他才女相比，萧红有才情，但缺乏独立的经济能力，在情感上有失理智，委身于一个又一个男人，四处飘流，缺乏稳定的生活，不但影响写作事业，而且健康受损，早早殒命，令人叹息；张爱玲流落美国后，度过了很久的颠沛流离。只有吕碧城和苏雪林最像，她们一生保持独立，独立生存，独立思考，内心充满理性的光辉。只是，吕碧城还是不能勘破情关，难免受伤。对于情，或许苏雪林也未勘破，只是不再触碰，对她而言，感情已经转化为一种意志。

自从1927年，完成《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这本学术著作后，她在作家身份之外，也拥有了学者身份。打开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歌密码，一环环理清了千百年来，人们琢磨不清的“无题”诗的答案。就像获得了一把神奇的钥匙，她进入了一个令人目眩的殿堂。

她的学术研究，打破了从本土文献来研究文本的思路，她用《圣经》，巴比伦、埃及、印度、希腊的神话来比对中国古老的文献，从中发掘出线索，最终完成了180万字的皇皇巨著《屈赋新探》，这项成果为她赢得了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奖项。

总受关注的人，大多难忍旁人冷落。令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公案，是苏雪林与鲁迅“结怨”。1936年，鲁迅去世后不到一个月，苏雪林的长文《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公开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她称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说鲁迅的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

此后，她便扛起了一面“反鲁”大旗，从1936年到1966年，不断写文章攻击鲁迅，结集为《我论鲁迅》一书，自称是其“半生事业”。客观地说，苏雪林的“反鲁”文章颇有些泼妇骂街的味道，充满语言暴力，就连她尊重的胡适也看不下去，曾对她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究竟是何缘故，使她对死后的鲁迅恨之入骨？

其中一说是“遭冷落”，苏雪林自五四之后，在文坛上如日中天，举凡出版商，报馆编辑，同辈作家，对她都是恭维的态度，但在1928年7月7日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宴席上，却有一人冷落了她，这人就是鲁迅。

据说，当时在宴席上，苏雪林一一与人握手寒暄，就连平时不肯轻易称许人的林语堂，也赞美了她，真有一种巨星驾临的范儿。但到鲁迅这里，她热情地伸出手，却碰了个大钉子，“大先生”不但没有握她的手，连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肯说，只点点头，敷衍了事。

这令她着恼，碍于鲁迅名头太盛，骂他堪称“骂圣”，打笔仗恐怕打不赢，她恼是恼了，却无甚作为。所以，只有等他死了再骂。不过，此说仅为坊间八卦，真假无法考证。况且，这也未免太小看了苏雪林。

据她说：“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她这话说得倒也俏皮可爱，甚至有那么点刁蛮味道，大可从其中看出她年轻时任性使气的样子。

笔者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曾看到一册苏雪林赠给鲁迅的书籍，正是她的成名作《绿天》。扉页上题字“鲁迅先生教正。学生苏雪林谨赠。1928，7，4.”从称谓和落款来看，苏雪林对鲁迅是执弟子礼的，不知在女师大的时候她是否听过鲁迅的课，但就辈分而论，她属于弟子一辈。

从她所写的评论文章《<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来看，她对鲁迅的小说，评价也是极其高的。那么何以在鲁迅死后，评价就急转直下呢？我的一位对鲁迅颇有研究的朋友说，是因爱生恨。鲁迅在女师大执教期间，与部分学生过从甚密，在“女师大风潮”中甚至联络部分教员与校方对立，当时的鲁迅，不但是教师，更是偶像和后盾。一向思想活跃，不甘于落人后的苏雪林也不能免。

随着风潮的白热化，在对女师校长杨荫榆（杨绛姑妈）的看法上，苏雪林与鲁迅有不同意见，导致反目。民国时期不乏师生恋，鲁迅在女师执教期间，对一位女生产生了好感，且与之互相通信，而这个人并非苏雪林，而是许广平。会不会在许广平之前，苏雪林已对鲁迅暗生情愫？且二人间也有类似通信。因为没有依据，只能算是臆测，而无法定论。

还有一说，苏雪林对鲁迅的口诛笔伐是替胡适出头，因为胡适是她“最尊敬的文化人”，然而这些全都只是猜测。作为当事人，她从未开口谈及原因，而后来者，恐怕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在艺术上，苏雪林是一个多面手，她小说、散文、杂文俱佳，还写出了质量上乘的剧本。此外，她还是一个画家。她拥有顽强的令人惊叹的意志力，一百岁时，还坐着轮椅，乘飞机回到阔别五十年的故里，在得意门生唐亦男教授的陪同下，坐缆车登上黄山看云海。

有些人的一生，像一簇火焰，熊熊燃烧后便告熄灭，如萧红；有的人的一生，像一朵飞云，在这里的天空中，在那边的天空中，都风轻云淡，如张允和；有的人的一生则像一条大河，起初淙淙有声，尔后锵锵有力，最后穿越高山，飞流三千尺，注入平湖，但不加停留，而是一直向前，最终注入生命的浩瀚汪洋，这就是苏雪林。

在中国近五十年的历程中，她给独立女性一个完美的注脚。

第十一章吕碧城

不言风月，只谈人生

有些人要历尽沧桑，有些人一开始就看破了尘世的熙熙攘攘。

《红楼梦》里，惜春生下来便是个冷丫头，薄凉寡淡，而贾宝玉却要经历温柔富贵乡，方知繁花盛放不过是浮云一抹。吕碧城介于两者之间，她似宝玉，拥有一切却不如痴如迷，又如惜春，通透高洁却不冷眼旁观。

“琼楼秋思入高寒，看尽苍冥意已阑；棋罢忘言谁胜负，梦余无迹认悲欢。”多少年后，看尽苍冥、意兴阑珊的吕碧城白莲香里、缟衣素颜，独卧青灯古佛旁。

老师严复曾经劝她“不必用功，早觅佳对”，但吕碧城袒露不嫁之意，热心的严复先生为此焦虑，写诗《秋花次吕女士韵》相劝，“只怜日月不贷岁，转眼高台亦成废。女嬛琴渺楚山青，未必春申尚林际。”意思是莫要荒废了青春，空留遗憾。他在日记里写道：“此儿不嫁，恐不寿也。”

驻俄参赞胡惟德，对吕碧城的才华钦佩之至，属意已久，恰巧他的夫人在他出使日本时去世，他便准备续娶吕碧城，托傅增湘做媒。吕碧城拒绝了。他又写信寄到严复上海的寓所，请做周旋。可是当时严复正身在北京，严复的夫人朱明丽转寄，耽误了很久，待到严复接到信时，胡惟德已经与一美国女学生定了亲。

严复因此事怨责夫人，“……胡惟德有信与我，汝何把他先拆，又不将原函寄来，是何道理？”严复对吕碧城这次错过的最有可能的一桩婚姻，深表惋惜。可见这位老师如老父一般，对吕碧城牵挂着。

严复在给甥女何纫兰的信中说：“碧城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

优秀的女子有更优秀的男子青睐，可是太优秀的女子，往往高处不胜寒。自古以来，每一桩幸福的婚姻，都是男人比女人高出哪怕一点点，像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仅仅是女人的身高高出了男人，就引来诸多猜测，承受路人异样的眼光。

男人想要的是“压得住”的女人，所以人中如龙凤的吕碧城，有点让人望而生畏，且她自己更是要往“上”找的。借用北大著名社会学家李建新的说法：“剩女”是个伪命题，因为男人如火如荼，都在你身边，你就是不嫁，要或者不要，是自己选的，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吕碧城是“唯一孤独无匹的事物”。

或许可以用学者秦燕春的评价对吕碧城的人生历程做一个解释：吕碧城的一生“不仅落难太早、成名太早、成功太早、富贵太早，且在智能层面‘开化过早’了”。太晚不行，太早也不行，只有“逢时”才能山出云。

说到吕碧城的落难，那时她才10多岁，就要为整个家庭奔走，因为父亲突然逝世，家中又没有男人，没有支柱。

父亲吕凤岐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山西学政等，后来因不满朝政日益腐败，不愿随波逐流，辞官还乡。但是打击不期而至，先是次子因受责备自杀，再是长子抱病身亡。他每日借读书遣怀，且督促四个女儿读书，以慰膝下无子的寂寥。

家中藏书三万卷，吕家姐妹个个饱读诗书，聪慧有才，吕碧城尤其出类拔萃，最得父母钟爱。有一次，她与父亲在花园漫步，父亲见杨柳依依，便随口吟道：“春风吹杨柳，”没想到她张口便接了下句：“秋雨打梧桐，”那时她才是5岁稚子，父亲不由惊喜异常。

吕碧城7岁时已能作画，笔下山水酣畅淋漓。时人称赞她：“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词尤著称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

可是，吕凤岐的隐忧终于成了事实。他刚刚过世，族人就欺负孤儿寡母，霸占他们的家产。吕碧城的母亲从京城回老家处理祖产，却被族人唆使的匪徒幽禁。这时，作为女孩子的吕碧城站出来，四处求援，写信给父亲的朋友和学生。

其中，时任江宁布政使、两江总督的樊增祥与吕凤岐是同年进士，并多有往来，看了吕碧城情辞恳切的信，马上施以援手。徽州官员不敢怠慢，救出了吕凤岐的妻子与另外几个女儿。

小小年纪便有这番功夫，这让从小与吕碧城定了亲的汪家起了戒心，竟然要退婚。吕家母女如今落到这步田地，也不与他们争执，就答应下来。在当时，退婚可是奇耻大辱，虽然后来吕碧城崇尚女权，成为新女性，这件事也不会对她毫无影响。

婚约解除后，母亲带着四个尚未成年的女儿投奔舅父严凤笙去了。严凤笙在塘沽任盐运使，家资颇丰，且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儒生。

20世纪初，维新变法引起的新思潮也影响了吕碧城，她的心开始往外飞了。恰巧，舅父官署中的秘书方小洲的夫人要去天津探访女学，20岁的吕碧城央求同往，思想保守的舅父不允许，严词骂阻，不许她离开塘沽一步。

第二天吕碧城就逃出家门，只身踏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但是，出来得太匆忙，既没有旅费，也没有收拾行装，但是幸运的是，她在火车上结识了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这位老板娘帮她买了车票，还安排她住进了《大公报》所在的法租界附近的客栈，因为她临行前与方夫人约好在《大公报》馆见面。方夫人与《大公报》的社长英敛之关系很好，她就借住在《大公报》馆。

凑巧，吕碧城的信被英敛之看到，清秀的字迹和极佳的文笔吸引了英敛之，他便携夫人和方夫人一起去客栈见吕碧城。他们在“佛照楼”旅馆吃饭，席间，吕碧城的谈吐让英敛之侧目，邀请吕碧城去报馆与方夫人同住。

夜里，几个人聊天，英敛之提议让吕碧城把自己作的诗念给大家听，吕碧城只稍加思索，便在宣纸上写下一首《浪淘沙》寒意透云帱，宝篆烟浮。夜深听雨小红楼。姹紫嫣红零落否？人替花愁。

临远怕凝眸，草腻波柔。隔帘咫尺是西洲。来日送春兼送别，花替人愁。

小楼听雨，落红飘零，春去人也去了，离愁别绪，点点滴滴，怎不叫人愁煞？人替花愁，花替人愁，凄苦荒凉的人生况味尽在不言中。樊增祥说：“漱玉犹当避席，断肠集勿论矣，”他认为李清照和朱淑真这样的词坛女杰都有所不及，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众人看了都为之赞叹，爱才惜才的英敛之，更是对吕碧城刮目相看。

她又随手写了一首关于女权的词，“晦暗神州，忻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正契合了英敛之的心思，他早有倡导女权之心。所以，他当下决定，让吕碧城留在《大公报》馆。

吕碧城当时才20岁，便成为《大公报》第一个女编辑，这是她飞速成名的契机。

在英敛之夫妇的推介下，吕碧城认识了很多新闻界、教育界的朋友，还迅速熟悉了报馆的业务，很快便投入到《大公报》繁忙的编辑工作中去。仅仅数月，《大公报》屡屡发出她的文章，文采斐然的诗词，引起诗词界前辈们的赞赏。她的很多宣扬女权的文章，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教育为立国之本》《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新女性，更对她心向往之。一时间，吕碧城锐利新颖的观点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她从此声名鹊起。

英敛之编发她的《满江红·感怀》时，特地让夫人以“清洁女史”的名义，附跋语推荐：

昨蒙碧城女士史辱临，以敝萐索书，对客挥毫，极淋漓慷慨之致，夫女中豪杰也。女史悲中国学术之未兴，女权之不振，亟思从事西学，力挽颓风，且思想极新，志趣颇壮，不徒吟风弄月，藻扬芬已也。

而《满江红·感怀》一出，便激起千层浪，人人传唱。

眼看沧海竟成尘，寂锁荒陬百感频。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忧愿做新民。江湖以外留余兴，脂粉丛中惜此身。谁起平权倡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

此诗引来清廷官员和诗坛名人的唱和，如袁世凯的幕僚沈祖宪，李鸿章之侄李经义，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慈禧的三品女官缪素筠等。缪素筠盛赞吕碧城道：“飞将词坛冠众英，天生宿慧启文明。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

此后，吕碧城像睥睨世俗的乔治·桑一样，自由出入男性社交场所，与他们一起吟诗作赋，赏花评月，谈笑风生，这在清末是一道奇异的风景。吕碧城自己描述当时的情景说：“由是京津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

接着便是慕名者至，“鉴湖女侠”秋瑾来拜访，用门房的话说，是“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儿”。两人一见如故，仅仅四天便情同姐妹。秋瑾之前也有“碧城”之号，现在自己取消了，让吕碧城专用。两人还商议好，吕碧城在国内办报，用投枪般的文字与秋瑾在日本的革命活动相呼应。

吕碧城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中写道：

女学之倡，其宗旨不外普助国家之公益、激发个人之权力二端。国家之公益者，合群也；个人之权力者，独立也。然非具独立之气，无以收合群之效；非藉合群之力，无以保独立之权，其意似离而实合也……

吕碧城办女学的志向也逐渐萌芽，英敛之帮忙四下奔走无果，恰巧在直隶总督任上广办新政的袁世凯授命傅增湘在天津办女子学校，教育学家严修又向袁世凯举荐了吕碧城，袁世凯对吕碧城早有耳闻，欣然应允。

所谓得道者多助，傅增湘总是带来好消息：“袁督许允拨千元为学堂开办费，唐首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英敛之亲自拟定章程，注册学校，邀请董事，组织会议等等；吕碧城的舅父严凤笙也来帮她筹办学校，与她一起审定学堂简章等。

舅父严凤笙来助吕碧城办学堂，还有一段趣闻。原来当时创建新学阻力重重，袁世凯故意拿反对新学的塘沽盐运使严凤笙开刀，将他撤职后命他来专门协助吕碧城办学。严凤笙“忍气权从”，但来到斥骂过的吕碧城手下办事，心里无论如何也不舒服，所以很快便辞职回了塘沽。吕碧城调侃地说：“然予之激成自主以迄今日者，皆为舅氏一骂之功也。”

机会总是降临于有准备的人，怀才有可能不遇，但不怀才肯定“不遇”，说吕碧城幸运不如说她的才华难掩，像掩埋于地下的宝剑，远远地就有紫气升腾于斗牛之间，被张华挖掘出来。

北洋女子公学成立，傅增湘任监督，也就是校长，吕碧城任总教习。后改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吕碧城任监督，那一年她才23岁。一出家门便走到了人生的巅峰，办女学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她又是女性，更是前所未有第一人。

但是吕碧城性格过于狷傲，常与人发生龃龉。舅父不愿意屈居外甥女之下，主动离职；她与代行监督凌女士也越加意见不合，凌女士辞去董事；连傅增湘、英敛之也相继离任，吕碧城成了孤家寡人，却个性依旧。慈师严复说：“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眼里之故。英华（英敛之）、傅润沅（傅增湘）所以毁谤之者，亦是因渠不甚佩服此二人也。”

中国人讲究的是“家有利器，不可示人”，吕碧城却不管那些迂回曲折，她锋芒毕露。

1912年，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为赏识吕碧城的才华和胆识，聘其为总统府机要秘书，后又任参政。吕碧城本想一展抱负，可是却发现官场钩心斗角，率性真实的她不适合在这黑暗的旋涡中应对，就渐渐灰了心。之后经常去上海陪母亲。直到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无遗，她彻底失望，辞官南下，定居上海。

吕碧城弃文弃官，在上海开始经商生涯。

她也是商场里的天才，两三年时间吕碧城就积聚起大量的财富。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余习奢华，挥金甚巨，皆所自储，盖略谙陶朱之学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是鲁迅、张爱玲还是三毛，都很重视钱，因为钱可以买自由。不为生存所累，便可以“为所欲为”。吕碧城旋转于舞场，浪迹于诗社—由柳亚子等人创办的著名诗歌社团“南社”，聚集了一些才子如汪精卫、张默君、林庚白、铁禅、余十眉等，都与吕碧城有来往。

林庚白曾说：“碧城故士绅阶级中闺秀也，惊才绝艳，工诗词，擅书翰……读之使人回肠荡气，有不能自已者。”可见吕碧城在诗社也是佼佼者。诗人易实甫也曾称赞她，“其所为诗文见解之高，才笔之艳，皆非寻常操觚家所有也。”评论家陶杰说，吕碧城的词“并非首首闺秀纤巧，而是烙印了时代的烽烟。手笔婉约，别见雄奇，敏感玲珑，却又暗蓄孤愤。”

吕碧城不但才华出众，且眉目如画，苏雪林曾赞誉她说：“从某杂志剪下她一幅玉照，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支，美艳有如仙子。”不过她的美貌不是东方女性常有的柔弱的美，而更像西方女性健康的美，“天然眉目含英气，到处湖山养性灵。”

如此才貌双全，富可敌国，长袖善舞，胆识过人，却为何独身之志益坚呢？当友人问及她，她自称，“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诗写得不错，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东不成、西不就，有失机缘。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了”。

不在乎金钱门第、身份相貌，只要文学上有所建树，懂文学便是懂她，只有同一个层次的人才可以真正交流，否则鸡同鸭讲最是难受。其实吕碧城想要的就是一个精神伴侣，用刘震云的话说是“能说得来”，能让一个人心里舒服的不是物质，不是美貌，也不是才能，而是那一句话，懂得便“一句顶一万句”。

可是，能与吕碧城在一个层面上的男人何其少，而且，不是年龄太大，就是已经结婚了。英敛之对吕碧城竭尽心力，鞍前马后，不仅仅是爱才惜才，而是对吕碧城早有倾慕之心，他在日记中写有一首词，道：

稽首慈云，洗心法水，乞发慈悲一声。秋水伊人，春风香草，悱恻风情惯写，但无限悃款意，总托诗篇泻。

莫娱作浪蝶狂蜂相游冶，叹千载一时，人乎天也，旷世秀群，姿期有德，传闻名下，罗袂琅琅剩愁怀，清泪盈把空一般。

款款深情，只能托于诗篇，期盼着她发慈悲一声，用了“乞”，可见英敛之当时的低姿态，他为她倾倒，“怨艾颠倒，心猿意马!”可是，他早已有了因爱情而结合的妻子爱新觉罗·淑仲。外间有了流言，妻子淑仲也不可能没有觉察。英敛之在日记中写道：“内人连日作字、观书，颇欲发奋力学……内人犹未眠，因种种感情，颇悲痛，慰之良久始好。”夫妻感情因为吕碧城，有了裂痕。

妻子淑仲暗自神伤，几乎要离家去北京念书。英敛之最终“发乎情，止乎礼”，回到了他君子的位置上，克制住对吕碧城的感情。两人后来渐生嫌隙，愈行愈远，不能不说，吕碧城对英敛之也动过心。

英敛之对吕碧城的二姐吕美荪也颇为照顾，初见吕美荪便有相见恨晚之叹，他在日记中写道：“相处百余日，不惟无厌意，而甚恨时日之短促，此次登船故不放心，送之塘沽。”且为了送吕美荪耽搁了回程，在塘沽住了一夜。

后来吕美荪被电车伤了手腕，吕碧城送她住进医院，英敛之为她请了日本医生，还频频探望，殷勤备至，有时至深夜才回去。就是在这期间，吕碧城与二姐反目成仇，并扬言“不到黄泉勿相见”。

果然，至死，她都没有与二姐言和，几十年之后，她在《晓珠词》里写道：“余孑然一身，亲属皆亡，仅存一情死义绝，不通音讯已将三十载之人。其一切所为，余概不与闻，余之诸事，亦永不许彼干涉。词集附以此语，似属不伦，然诸者安知余不得已之苦衷乎？”

何以对亲人如此决绝？难道因英敛之待二姐殷勤，妒火中烧，只能迁怒于二姐？

她与英敛之亦是唇枪舌剑，吕碧城个性太强，有攻击性，有时得理不饶人，而英敛之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易于冲动，两人最终只会水火难容。日久事多，两人难免发生摩擦，吕碧城又极有主见，遇事毫不避讳地抨击，有时会涉及英敛之，他对她渐生反感，在日记中写道：“闻碧城诸不通语，甚烦闷”，甚至指责她“虚骄刻薄，态极可鄙”。

两人关系最终因《大公报》一篇批判女性打扮娇艳的短文破裂。吕碧城素喜欢奢华打扮，写文针锋相对地反击。英敛之在日记中写道：“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永不来馆。”

严复说：“此人年纪虽小，见解却高，一切陈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现在极有怀谗畏讥之心，而英敛之又往往加以评骘，此其交之所以不终也。”当年英敛之把吕碧城介绍给学者严复，严复收了这个女弟子，对她悉心教授逻辑学原理，在女权思想方面，又从她身上受到影响，两人虽为师徒，也是忘年交。

严复最知吕碧城，最能理解她的处世艰难。他说：“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论所推，然礼法之士嫉之如仇……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缘其得名大盛，占人面子之故。往往起先议论，听着大以为然，后来反目，则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经议论，以诟病之。其处世之苦如此。”

严复对吕碧城有着慈父般的关爱，师长般的维护。他与她论及自由结婚，吕碧城慷慨陈词：“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与，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诿过，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尤甚，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之外，几无路走。”

这番观点在当今社会也是切中肯綮，一针见血。她在那个时代就看出自由婚姻也存在的弊病，眼光何其锐利，何其具有前瞻性。如今这个社会早已经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时代，大多数婚姻都是自由结合，可离婚率大幅度上升，有人对此很不解，当初明明相爱才结婚，为何又离心离德了呢？原因就在这里，吕碧城指出，无知无识的两个人不过是因为初相见的那份新鲜感，那份激情，贸然结婚了，因为提倡自由婚姻，旁人客观地看着不对，也不敢参与，等到慢慢相处下来，才发现，真不对，正是吕碧城所谓的“苟合”。那个时代还不提倡离婚，所以激进的吕碧城只看到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自杀。当今社会有了离婚这条出路，倒是不用自杀了，但离婚也难免伤筋动骨一番。所以结婚需谨慎。

吕碧城对感情，一直抱着这种审慎的、不即不离的态度，既不会像“情热”的人一心扑在感情上，也不会像受过伤的女子“十年怕井绳”。身边爱慕者不少，她冷眼看着，不轻易动情思，也没有人轻易动得了她的情思。

即使是风流才子袁克文。

据说袁克文死时，已穷困潦倒，只在他的笔筒里找到20元钱。可是，送葬队伍却有四千多人，更奇妙的风景是这四千多人当中有一千多来自青楼，她们头上系着白头绳，脑前挂着袁克文像的徽章，清一色的妓女，都是旧相识。

可见他对女人的吸引力。

有人提及袁克文，吕碧城只淡淡地说：“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声中偎红倚翠耳。”这样的断语一下子就把这个小她7岁的爱慕者打入冷宫了。

但袁克文绝非表面上看上去的那种纨绔子弟，他也像吕碧城一样，是“天才少年”，7岁读史、10岁能文、15岁作诗，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且很懂得鉴赏，为了收藏一掷千金。

他在文坛上早有诗名，虽风流不羁，却重情重义，且极富思想。后来袁世凯称帝时，没想到他最爱的这位“皇子”却写诗讥刺，“乍著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袁世凯一怒之下把他软禁起来，禁止他和那些“煽动”“扰乱”人心的名士来往。

袁世凯的皇帝梦83天就破碎了，果然应了袁克文那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袁家失势，门庭冷落，袁克文也看透了世态人情，功名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他更是在美酒佳人堆里流连，“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这是后事。在这之前，袁克文曾与吕碧城有知己之情。

吕碧城因秋瑾被捕牵连入狱，一直倾慕她的袁克文准备营救她，他跟袁世凯一说，当即就放了吕碧城，“若有书信来往就是同党，那我岂不是也成了乱党？”

此后，吕碧城与袁克文经常聚在一起谈诗、饮酒，袁克文对这位才华横溢、清丽绝俗的女子起了心念，他经常把自己的诗文传给吕碧城看，吕碧城为他的诗词情致打动，心有所感，不由得与他唱和。他们很谈得来，他佩服她的傲骨，欣赏她的才气；她喜欢他的才华，倾慕他的洒脱，有时候会谈到陶醉。

吕碧城经常参加袁克文组织的北海诗酒聚会，后来到了上海，两人也是诗书不断，他们的关系就定格在诗词交往上。

吕碧城先前对袁克文下的定语让他只能把爱慕埋藏心底，内心再有波澜，脸上也云淡风轻。也许吕碧城对眼前这个人有了改观，但是她也明了，这个风流公子不会永远为她停留，与其有一天要承受失意的寂寥，不如从不开始。

于是，两人各怀心事，只谈人生，不言风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滚滚长江东逝水，过了一秋又一秋，两个人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人生辗转，随着地理上的距离，他们也日渐疏远。

直到袁克文落魄失意，来到上海。此时的他再不似先前的风流雅致，而是意志消沉，在青楼里买醉，在烟榻上度日，卖字为生，日子过得拮据拘谨。吕碧城想到当年他对自己的情意，决定去见见他。但是当家仆递上名片，袁克文却推说在睡觉，没见。

他在日记中写下：“初十日，吕碧城女士见过，予犹未起，谢之。”虽简简单单一句话，却写得一笔不苟，可见他内心的波澜。今非昔比，无颜相见。

从此，两人断了联系。

1917年，吕碧城遇见一代高僧谛闲法师，谛闲法师说：“欠债当还，还了便没事了；但既知还债的辛苦，切记不可再借。”这里所说的债，当指尘世间的一切孽债。还完了才能冲破轮回，再不来这人间受苦。她听法师讲了两个多月的《圆觉经》，给自己起了法号“明因”，明因识果，自能放下。世事沉浮，一切皆空，何必执着。所有生出的妄念，都是纠缠，都是是苦，只有灭了妄念，才能成佛。

吕碧城虽然过着高贵、奢华的生活，内心却不由落寞。她反复吟诵着李清照的“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后来，吕碧城以上海《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美国游学，学习美术、历史和文学，她还将前年游学欧洲的见闻一并写成《欧美漫游录》。并致力于“戒杀护生运动”，心中隐隐藏有禅意。

1929年，吕碧城在英国伦敦时，友人孙夫人捡到印光法师的传单，不屑地要扔掉，吕碧城却收着，遵法师之教，开始持诵圣号。从此，她摒弃外面的喧嚣，食素，护生，守五戒。

1939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吕碧城回到香港，她先住在山光道自购的公寓里，后来搬入东莲觉苑。从此不再写诗作文，而是翻译佛经。她供着观音像，早晚礼拜，她终于为自己寂寞的人生找到了信仰。

1943年，61岁的吕碧城在香港九龙辞世。“不到黄泉毋相见”，她死的时候，身边果然没有一个亲人。她遗言不留尸骨，火化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抛入海中供养鱼虾之物。

她这一生既热烈又孤独，既璀璨又寂寞，正如她的绝命诗：“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这是她临死前在梦中得诗，遂抄寄友人。莫非她当真跳脱轮回，修成正果？

第十二章民国十一钗

汤显祖在《牡丹亭》卷首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言情及于此者，则指梦若实，不计死生了。

我下笔写十一个民国才女的时候，初旨便是写情事，然而一旦动笔写下去，便不能止于情。仿佛柳荫下的一叶小舟，欸乃一声拨开了碧绿的水流，朝前方划去，便看到了二十四桥的明月，听到了玉人的箫声。

写民国人物，是对一个时代的思考与感怀。客观地说，我们不可能完全真实地接近消逝的过往，无论是文献也好，图片资料也好，包括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也好，都不能。就像物理学上物质的衰变一样，一旦时光流逝，就意味着某些东西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任何一种企图都是徒劳的。追忆民国11个才女时，我对此颇有感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认为，这句话并不是单纯地感叹时间的流逝，而是对自我“存在”的感知。我们读了一首诗，念及一个人，想到一些事，发现自己是时间流逝后“残存”的自己，这些人和事，原来都是和自己相关的。我们对某一些东西的怀念与回顾，掺杂着无意识的重构，场景的重设，回忆的偏离，然而却有另一种真实，就像写意画在表达意境上比拍摄的照片更加真实一样。

我们距离一个时代太远，就偏离那个时代的语境；而距离过近，又容易一叶障目。我读了很多关于民国的文章，也看了相当数量的专著，其中不乏一针见血的论断，精准考证过的材料，但这仍然是不够的，我隐隐觉得我们似乎偏离了方向。当下“民国风”大热，写民国的作品汗牛充栋，民国的才子才女们的情事，更是被翻了个底儿朝天，但我仍旧感觉我们所谓的“了解”可能只是一种误解。

寄神于形，犹魂魄在身。臻于状形固可精妙无间，然行尸走肉亦能如此耳。材料再丰富，挖掘再精细，有时候反而距离真实更加遥远。就像我们了解一个明星的恋爱史，了解他的爱好和星座，但就实质而论，我们所了解的，仍旧只是一个符号。我们回想一个时代，并不为挖掘八卦，最终我们的文笔所及者，常常是我们本身。

我喜欢张爱玲的小说，也喜欢王家卫的电影，他们都曾用自己的方式演绎民国，在细腻丰盛的虚构叙述中，有一种真实的存在。因此，在本书的写作中，我没有试图从材料的完备性入手。事实上就材料而言，对11个才女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独立写成一本书。我入手的方式，是片段式的，光影式的，像剪切镜头一般的方式，每一个人构成一种活法，十一个人就大致构成了一个民国才女图。

无论是临水朝花的林徽因也好，冰雪聪明的凌叔华也好，奇瑰廓大的苏雪林也好，她们的人生都有真情在，其中的“情”之真，不但体现在炽烈的一面，同时也体现在决绝的另一面。说起“情”字的这个真，与11才女相比，俗庸滥者动辄所说“真爱”，莫不有一股叶公好龙的味道。

真情者，即痴情者，情犹如天龙，其驾临必定风雨大作，霹雳万钧，懦夫会被吓得钻到床底下，莽汉徒自浇得一身透，都不能自心至身受之的，只有气魄够大，心智明朗的人才配拥有。

纵览十一个民国才女，吕碧城终身未嫁，却亮丽精彩；庐隐吃尽了苦头，照样活得纵情泼辣；林徽因惊鸿一现，众人侧目；陆小曼半生毁谤，丹青犹自堪称神品。情如诗，爱如剑，可惠于人，也伤人至深，但在一副皮相之外，真有天风吹过，我自有一方朗月清和的世界的意趣。就像《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每个人物都有一个命运的册子，这11个民国才女而言，也都有这么个“册子”，只是这册子是她们自己来写的。

有些人，他们的生命可以被摧折，内心可以被压抑，却不能使他们苟且、异化。就像雪落大地，无论是储之于银壶，还是盛之于破缶，器之精陋无改雪之晶莹，被命运一次次打翻在地的萧红，在象牙塔授课一生的杨绛，在海外旅居半生的张充和……她们没有被困苦扭曲，也没有被世俗的生活固化，她们就是她们，她们活成了真正的自己。她们身上有一股范儿，不能不说这就是民国才女范儿。她们各自不同，但都带有民国的气息，她们属于那个时代，也把那个时代的风情带给了我们。

我曾看到过一帧张充和在北平时的老照片，那时她大约三十多岁，身穿旗袍，侧身坐于亭栏，臂上搭着一件大衣。整张照片并不是太清晰，却好像笼罩在一层光里，她的身姿、神情都令人过目难忘，真是人淡如菊，心素如简，由内而外的诗书气质，无论岁月的尘封多模糊，都遮挡不住的，这就是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