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大家闺秀

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无论是远山平湖，还是林木旷野，都留有大片的空白，谓之留白。留白拓展了画作的空间感，也赋予作品高逸的意境。旅美作家苏炜在谈及张充和时曾这样说：“如果说，20世纪所谓的大历史、大史诗是‘有’，张充和这么一个人就是‘无’；如果说大历史是一幅中国历史画卷上的真山真水的话，张充和就是真山真水之间的留白。20世纪各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各种政治人物、名人、达人的言论、行止也好，阴谋诡计也好，是中国历史的有用的‘用’，张充和这么一个人物就是无用之用的‘无’。”身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大时代的洪流中。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求新不但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时尚。张充和却“逆流”而进，守持传统，并始终如一。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追求家国存亡的“用”，张充和追求的则是心灵世界的“无”。

张充和出身合肥名门望族，其曾祖父张树声是晚清时期淮军的二号人物（一号人物是李鸿章），其祖父张华奎是光绪年间进士，曾任川东道台，以善于办“外交”著称。到了其父张武龄（后更名张冀牖，又名吉友）这一代，张家地位虽不复昔日显赫，但仍属于合肥的名门望族。

张家后人不但继承了祖上大片田产，且在合肥、南京、苏州、上海、天津等城市都有商号和房产，照常理，张冀牖这样旧式的传统贵公子衣食无忧，不必在世俗中挣扎腾挪。但传统并不意味着守旧和腐朽，张冀牖并不满足于生活在祖上的庇荫之下，而是走出家门，来到上海，后来在苏州创办“乐益女中”，张充和与其姐弟兄妹们都曾在这所学校读书。

张充和的母亲陆英是扬州大盐商陆静溪的女儿，出嫁的那一天，光送嫁妆的队伍就长达十里，站在张府门口迎亲的贵公子张冀牖，尽管见多识广，但看到那绵延不绝的队伍还是吓了一大跳。

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影像资料来了解陆英，但从一张旧照片上，大致可以一窥她的风采。她神情沉静，头戴缀花宽檐礼帽，身穿西式束腰长裙，一手略提裙摆，另一手拎着链带女包，有人说这是典型的爱德华时代的装束，而她的背后则是大海（应为照相馆的布景）。总之，在这个东方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时尚的呈现，且如此得体，乃至有一种天衣无缝的协调。

叶稚珊《张家旧事》中说，张冀牖在婚前和陆英并未见过面，将其娶进门后“盖头掀开，新娘子羞怯怯抬眼一看，所有人都愣住了—不得了！新娘子太漂亮了，一双凤眼，眼梢有一点往上挑，光芒四射，太美了。”这位张家的大少奶奶一口气生了十四个孩子（活下来了九个），其中前四个都是女孩，张充和便是家里的“小四毛”（这是张家对女孩的昵称）。

尽管张府上下百十来号人，都对陆英这位大少奶奶敬重有加，但连生四个女孩，还是急坏了张家的长辈。叔婆婆李氏（张冀牖二叔张华轸的夫人）见这位侄媳妇压力太大，便主动要求抚育充和。

说来李氏也是一位旧式名媛，她是李鸿章四弟李蕴章的女儿。李家当年嫁女，极其爱顾这个女儿，陪嫁了大片田产，然而其夫已逝，虽身在豪门，却无意管理，便一心向佛，取法名识修。据说李氏抱走张充和时，曾提出找个先生为孩子算命，但是陆英说：“不必了，命是她自己的，别人妨不到她”。就这样，尚处于襁褓之中的张充和来到了合肥龙门巷的深宅大院。

童年、少年时代的张充和，接受的完全是旧式“贵族教育”，李氏虽然是旧式女子，但毕竟是李鸿章家族的女儿，有眼光和胆识，她不惜重金为张充和聘请最好的老师，教授她历史、书法、诗词、绘画、音乐……使她受到最系统的古典文化教育。

余英时在为《张充和诗书画选》所作的序言中谈及张充和所受的教育时说：“她自童年时期起便走进了古典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经、史、诗、文，有书、画，也有戏曲和音乐。换句话说，她基本上是传统私塾出身，在考进北大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近代的教育。进入20世纪以后，只有极少数世家—所谓‘书香门第’—才能给子女提供这种古典式的训练。”实际上，李氏不但注重张充和的学养，也注重对她精神气质的培养，手把手地教她怎样做一个优雅的女人，从一颦一笑到动静行止，无不细致入微，使她成为一个中国式的名媛。

四岁以前的张充和，对母亲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叔祖母”李氏生的，直到七岁时的一天家里忽然来了一纸电文，她才明确了母亲的含义，然而电文传来的却是母亲陆英病逝的消息。当然，她并非对母亲没有印象，在母亲去世前，李氏也曾带她去苏州寿宁弄的张家别墅里，那是一个非常热闹的环境，有三个神仙般的姐姐和一群乖巧的弟弟。

当时，母亲陆英正在家里发起“教保姆识字”运动，三个姐姐不但是保姆的老师，还给妹妹和弟弟当老师。陆英给她们仨每人一块布，叫她们给自己的学生绣书包。张充和的小老师是二姐张允和，她知道叔祖母李氏的“超前”的教育，自己的古文功底不及四妹，但四妹只知古文，不知白话文，更不知胡适先生，因此二姐将张充和改名为“王觉悟”，来一个“下马威”。

二姐将自己改名为“觉悟”，连带把姓也改了，还把这名字绣在书包上，这让张充和很不乐意。她诘问道：“我为什么要改名叫觉悟？”

张允和说：“觉悟吗，就是醒来后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

张充和问：“明白什么？”

张允和说：“明白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只有民主科学才能救国。”

张充和说：“就算你起的名字没有道理也有道理，我倒问你这个明白道理的人，你为什么要改我的姓，我姓张，你为什么要我改姓王？大王就是皇帝，皇帝和土匪是一样的人，成王败寇，你是说土匪也觉悟了吗？强盗也觉悟，老百姓岂不是要吃苦。什么王觉悟，我不稀罕这个名字，还是老师呢，连姓名都取得不太通。”随后，张充和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二姐张允和被诘问得无以回答，干脆哭了起来，这便是“王觉悟闹学事件”。多年以后，张充和与夫君从美国归来，二姐允和还戏谑地说：“王觉悟呀，王觉悟，你现在觉悟了没有。”童年的这件趣事，成为家里最温馨动人的画面。

当张充和再次回到苏州，张家已经从寿宁弄搬到了九如巷，家里多了一位继母和一个弟弟。尽管孩子们都不大，但十兄妹在一起使张家充满了诗书之家的韵味。有一回，张充和在苏州小住，回合肥的前一晚上，三个姐姐在家中楼阁上为她诗酒饯行。

当晚，半个月亮挂在天空，满园的花香氤氲扑鼻，四姐妹将一张旧桌案移到窗前，桌上放着四个冷碟和一壶酒。姐妹们从未喝过酒，但念着饯行必佐之以酒，诗酒相映才能成趣，因而也都端杯做个样子。大姐元和先开口成句：更深夜静小楼中。二姐张允和却不接口，原来她真喝了，几杯酒下肚，两腮绯红，艳若桃花，不胜酒力竟然睡着了。

三姐兆和接了个下句：姐妹欣然酒兴浓。大姐元和赶紧接句：盘餐虽少珍馐味。张充和接最后一句：同聚同欢不易逢。宛若《红楼梦》中的姐妹相聚，情景虽然不同，但是中国诗书之家的气象依旧有几分的。

更漏夜深，然而月色甚美，姐妹们全无睡意，自幼与叔祖母生活在一起的张充和第一次体验到何为“百感交集”，她乘兴作了一首五律：

黄叶乱飞狂，离人泪百行。今朝同此地，明日各他方。默默难开口，依依欲断肠。一江东逝水，不作洗愁汤。

次日，大弟张宗和得知昨夜姐姐们的诗会，为没有参加而沮丧，作了一首诗送别姐姐。回到合肥后，张充和把姐妹们的诗和弟弟的送别诗拿给诗词老师左履宽（此人系清末举人）看，左氏认为宗和的诗最佳，因为不受旧式诗词濡染，没有套话，最是通畅明白。

十七岁时，李氏去世了。临终之际，命张充和背诵《史记》中的名篇。这个旧式女子，是喜欢太史公雄奇瑰丽的文章，还是喜欢那些英雄传奇，这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谜，总之，她把未竟的传奇留给了张充和。李氏无所出，膝下虽有养子张成龄，但仍在遗嘱中将大片田产留给了张充和，此后中国的时局风云变幻，张充和当然不可能领有这些土地，但她一生都保留着有关那些土地的地契和文书，那是一个亲人对她的佑护。

张充和在合肥生活了十七年，李氏亡故后她归宗生身家庭，回到了苏州张家。在辞别合肥前，一拨又一拨的亲友为她饯行，当然这也包括十几年来一起玩耍的伙伴，可是她与朋友们并没有太多的话讲，她当然知道这一别的含义，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一个人的一生，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会给予此人极大的影响。张充和早期所受的教育，无疑是一种古典的文化教育，这种教育渗透于她的血液中，使她的情感也带有一种古典意味，那是杜丽娘式的情感。她在《别了龙门巷》一文中写道：“我和她们都是一句话没有，悄悄地立在晨曦初破的花影下，默然地诉尽了各人的惆怅。”

张充和在龙门巷张家大宅的这一段生活，虽然备受宠爱，却有几分“少年哀乐过于人”的味道，李氏毕竟是一个老人，仆妇们又哪里懂得一个少女的心事—她是孤独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所大宅确实是乐园，有亭台楼阁巧布的大园，有汗牛充栋的书房，有叔祖母清修的斋院，有专司主人家饮食的大厨房，还有花木扶疏的花园，最令她迷恋的是各种树木：香椿树、古槐树、樱桃树、苹果树、石榴树、杏树、桂花树、梧桐树……她曾多次爬上那些参天大树，也曾偷偷从私塾先生的眼皮下溜出来捡拾桐子，然而在这些乐事之外，她的目光也经常掠过楼台，盯着大宅的青砖高墙，这所曾经的王侯之府爬满了苍苔，也布满了裂缝。

张充和在《裂缝》一文中说：“我好像有许多不能告诉人的悲哀在那缝里面，它深深的黑黑的，张开它忧郁的口，成天向我叫着烦闷。”墙缝不会有烦闷，烦闷来自张充和自己。同样的，在另一篇题为《罗汉》的文章里，则透露着超越少年体验的东西：李氏是佛教徒，经常带少年张充和出入寺院，她初次踏入寺院的罗汉堂，便好奇于五百罗汉的姿态各异，照当地的说法，多少岁的人数多少个罗汉，数到的那个罗汉便是自己。几乎每次踏入罗汉堂，她都要数一数：

我数到的，有的是一个慈祥的老者手中在抚弄着一只猫，有的拿一本书，有的像变戏法的人似的，身上缠绕一条已驯服的蛇。我每数到一尊时，心里总想：

“我将来会像他吗？一定不会的。”一直数下去，总找不到自己喜欢的。

……

现在仍然有那股傻劲，向罗汉堂中找自己。却更有一股傻劲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自己。也许是自己太糊涂，也许太囫囵，连自己都找不到了。找到的自己，总不是理想的自己。让自己忘了自己吧，祝罗汉们道安。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

这段《牡丹亭》里的戏文，张充和背得烂熟，在她与小伙伴们一起游园的时候，是否在她内心荡起了共鸣呢？当她走到大门口，向成群的仆妇和看守门房的老仆作别，老仆不禁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知道大小姐这一别是再也不会回来了。假如以张充和与张氏家族为原型写一部小说，只怕其中的人世哀凉，不会逊于《红楼梦》吧。

回到苏州后的张充和，在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上学，新式学堂和她接受的旧式教育完全不同，数学和英语等课程令她吃尽了苦头，但有一门课程却成了她的最爱，那便是昆曲。张冀牖见女儿喜欢，就专门请了一个老师来授课，他便是出身昆曲世家的沈传芷。沈传芷是民国“昆曲传习所”第一代“传”字辈的人物，艺术造诣了得，在教学上倾囊相授，使充和受益匪浅。此后，因为战争影响，张家迁往上海避难，但张充和的昆曲学习从未中断过。

张充和在上海光华中学念书期间，加入了由曲学大家吴梅等人创立的幔亭曲社，还曾在上海的兰欣戏院登台演《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两出戏，她演杜丽娘，李云梅（画家吴子深的姨太太）演丫鬟春香。

不过，对于这次演出也有人不满，那便是戏曲大家王季烈，他认为张充和是世家大族的女公子，李云梅虽是昆曲名角，但身份低微，不该与之同台，他甚至叫张充和的弟弟张宗和传话，叫她不要参演。但张家子弟早已摒弃了旧式的尊卑之念，张充和放话给老先生：“那么请王先生不要来看戏，但李云梅一定要上演。”

张充和除师从沈传芷外，还选修过曲学大师吴梅的课程。吴梅是近代以来在昆曲研究和实践上成就最为卓著的一位学者，张充和曾多次登门请教学问。他曾给张充和题字：展生绡，艺林人在；指烟风，花本天开。

1933年9月，张充和到北平参加三姐张兆和的婚礼，期间萌生了报考北大的想法。次年，她化名“张旋”参加考试，其他各门功课都是优等，唯有数学考了零分。按照北大当时的招考规定，凡有一门不佳，则不予录取，何况考了零分。但张充和的国学课程实在是太棒了，她向壁虚构的作文《我的中学生活》更是打动了批阅试卷的老师。以爱才著称的校长胡适便向试务委员会说情，希望他们笔下“开恩”，象征性地给张充和几分，但负责阅卷的老师根本不理胡大校长，胡校长无奈，只好亲自出马破格录取张充和。这令人想起当年钱锺书报考清华，也是数学成绩糟透了，爱才的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了他。

近代北大的历史，堪称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不但弥漫着学术氛围，同时还有革命风潮。对于青年人来说，恋爱和革命具有同等魅力，那是一种激荡热血，令人为之痴迷的力量。但恋爱也好，革命也罢，张充和显然有自己的理解，这令笔者想到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她成长在与世隔绝的古墓中，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不取决于世俗成见，也不取决于他人灌输，完全遵从自己的心。龙门巷幽暗寂寞的大宅就像是一座古墓，隔断了张充和与“革命中国”之间可能发生的联系，完整地保留了一份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使命。

但严格来说，就连所谓“使命”也谈不上，在她而言，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做出来的，是顺乎一个人对“美”与“知”的追求的。但这并非说她是一个旧时代的“化石”，恰恰相反，她和当时的所有青年一样沐浴在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中，接受了平等自由等思想，她的文章《隔》颇似鲁迅的小说《故乡》，其中的人物是她少年时的玩伴，那是一个仆人的儿子。

少年时浑然无邪，无贵贱之别，成年后却对她毕恭毕敬，甚至下跪，这令她感到窒息。就像《故乡》中的闰土和迅哥儿一样，旧思想的遗毒和底层的痛苦生活已经在他们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张充和用少见的愤怒笔触写道：“你这么恭敬叫我冷，你这么胆怯叫我怕……是谁把一大堆一大堆美丽的天真的，无贵贱阶级的，无男女界限的儿时生活埋葬起来了呢？我明知你不肯埋葬，我不肯埋葬，那又是谁呢？”

那一代人，大约很少有没读过鲁迅的，张充和的父亲曾遍读鲁迅作品，她自己不可能不知道那篇著名的小说《故乡》，就算没读过，她的这篇文章和《故乡》也有一脉相承的意义。

然而，仅止于此，因为再往前走一步，那就不是张充和了。

相较于父母一代，张充和这一代人更趋于现代，他们是温和的革新派，以理性平顺的方式打破旧的尊卑观念，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平等不只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情感。曾照顾过张充和的保姆高干干六十岁时，她与弟弟们专门为老人过六十大寿。高干干去世后，她还曾写过一首诗，在她眼里，那不是一个地位不高的保姆，而是她的亲人。

趁着这黄昏，我悄悄地行，行到那薄暮的苍冥。一弓月，一粒星，似乎是她的离魂。她太乖巧，她太聪明，她照透我的心灵。趁着这黄昏，我悄悄地行，行到那衰草的孤坟。一炷香，一杯水，晚风前长跪招魂。唤到她活，唤到她醒，唤到她一声声回应。

从这诗里，我们可以看出，那情感的表达方式，仍是古典式的。

张充和一生的最大成就是书法和昆曲，她为人洒脱，与士林人物相交，往往磊落得令人喜爱，便是一些大家也愿意毫无保留地为她指点一二。大书法家沈尹默曾指导她的书法长达五年，对其评价很高，称之为“明人写晋人书”。客观地说，张充和的字很别致，却并非风格化的东西，实际上任何艺术一旦流于风格化便不免浅薄，而张充和的字不媚不流，沈尹默的考语，是说其有古意也。沈氏曾赠充和诗云：

四弦拨尽情难尽，意足无声胜有声。今古悲欢终了了，为谁合眼想平生。

在友情、爱情、亲情之外，有没有另外一种情感呢？那是一种像朋友，却充满恋慕的感情。我想大概是有的。今人说暧昧，古人说意淫，都无法精确地表达这种感情，那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东西。

张充和直到三十五岁才结婚，丈夫是德裔美国人傅汉思。爱情来临，没有理由，既无关相识的早晚，也不论交往的短长，就是那么一刹那，便决定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这个人。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充和才貌俱佳，追求者甚众，在重庆礼乐馆工作时便有雅士别出心裁，用甲骨文写了情书给她，然而终究没能入她的“法眼”。诗人卞之琳对她恋慕半生，据说那首著名的《断章》就是为她而写。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无望的爱情之火最为旺盛。卞之琳直到45岁才结婚，可以说是一个诗人最痴情的坚守。

对于这一段如烟如雾的恋情，据说多年后曾有人问张充和，为何当年没有直接干脆地拒绝呢？张充和回答说：“人家没说请客，我怎么好说不去呢？”原来，她一直在渴望一份炽烈、切实的感情。不过，爱从来无罪，你可以不爱一个人，但不能轻视一个人的爱。卞之琳固然未能得到张充和的爱情，却获得了她的友谊，便是海天相隔，光阴飞逝三十多年后，张家人都还把他看作他们最重要的朋友。张充和的夫君傅汉思出身学术世家，其父辈都是西方古典文学的教授。傅汉思从小受家学濡染，也热衷于文学研究，精通英语、法语、德语等多国语言，在美国时与胡适相识，受邀请到北京大学担任西班牙语系主任。1948年的时候，傅汉思结识了同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经常到沈宅聊天，并与住在沈家的张充和相熟。很快，沈从文就发现傅汉思来沈宅的目的并不是找他，而是找张充和，因此傅一来，他便把空间留给他们，以免当电灯泡。

1948年11月19日，相识不到一年的张充和与傅汉思在北平成婚。此时国共内战正酣，解放军即将发动平津大作战，在这兵荒马乱之年，也来不及通知散居各地的兄弟姐妹，参加他们婚礼的除了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外，只有十余个亲友。一个月后，张充和甚至来不及与同在北平的三姐张兆和见一面，只打了个电话就随夫乘上飞机离开了故国。此后三十年间，她在耶鲁、哈佛等海外的高等学府讲授中国文化，使西方人了解了中国书法和昆曲的魅力。

昆曲需要笛子伴奏，但美国不生产笛子，张充和便截取自家园子里的竹子自制笛子，当然竹种也是她从中国带去、亲手种植的。上课的时候需要搭档，她便教9岁的女儿学昆曲，母女二人穿着中国的旗袍，站在耶鲁的讲台上，给一群金发碧眼的美国学生上课。她们的发式、装扮、举止深深地打动了学生们，让他们领略到东方文化的魅力。

傅汉思儒雅，宽容，性格宽宏，虽然身在美国，他却经常与妻子说汉语，他曾这样评价妻子，说她是“一个中国诗歌的终身弟子，以及中华文明最美好精致的活生生的化身”。他对中国文明有着深刻理解，因而能与妻子相得益彰。

在他们结婚三十年后的某一天，夫君去加利福尼亚州开会，她回顾往事，灵感突发，在枕上连作二十首诗，其中一语说“涂里相将闲曳尾，强如东海傲云天”，这是借用庄子的典故，说自己宁可像水田里的龟，享受泥涂里自由自在的生命过程。张充和天性爱自由，不为“有用”与否所驱使，人们对她的字评价很高，她却说自己的字是随便写写。就像宋元山水画一样，远山平野之上的留白是原本存在的，并不是画家的构建。

张充和的一生，正是那种自然的存在。

她不曾明确表达过炽烈的情，但那情在骨子里；她不曾参与过什么进步活动，但关于人类情感的爱与美，真与善，都在她的笔下，她是最具中国传统风骨的名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