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够爱一人

杨绛与钱锺书二人，堪称现代文学史上的绝配。黄河清在论及二人时曾说：“钱杨伉俪，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说杨绛先生是不显锋刃的“名剑”，毋宁说她是温润之玉，笔者遍读她的文字，找不出“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这类东西，因为在她而言，抛形露骨，未免滑稽。

这并不意味着做人和为文无骨，恰恰相反，她的文字中有一种“硬骨”，然而这骨并不显出来，一显出来就成了做作；当然，也不存在隐而不显，她是对故意的“显”和故意的“不显”都没有兴趣，在她没有“故意”这回事。玉是浑然天成，剑是烈火锤炼，说钱杨夫妇是璧玉名剑，大约更为恰当。杨绛，本名杨季康，出身无锡世家，其父杨荫杭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是民国期间的一位法学专家，曾先后担任江苏、浙江两省的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北京）高等审判厅厅长，高等检察长之类的职务，由于为人耿介，后来罢职，在上海执业律师，当《申报》的主笔。杨老先生虽出身官僚，却没有官僚习气，对孩子们的教育颇有些西方人的

“开明”作派。

杨绛在苏州上振华女校的时候，北伐战争正如火如荼，学生运动也此起彼伏，爱国学生经常上大街游行或演讲。杨绛本人虽然赞成进步，但并不喜欢抛头露面。当时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可免于开会、游行、当代表。杨绛周末回家问父亲，可否借家里做“挡箭牌”，杨老先生却不同意，他说你不想去，就不要去。如果别人勉强你，你就讲明白自己的理由。

为此，他给女儿讲了自己亲历的故事。他担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徐州军阀张勋入京，江苏官民都联名登报拥戴，他的下属擅自将其姓名也列入，以为既已登报，便再无法改变。谁知他勃然大怒，随后便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字号很大的声明，称自己并不曾拥戴。此举被同僚们看成是“不通世故”。讲完自己的故事，杨荫杭还搬出美国总统林肯的话，“Daretosayno!”（敢于说不）。

受父亲影响，杨绛次日到学校，申明自己不上街游行，当然对同学们上街，她也没做任何表示，此举令同学大为惊诧，简直是“岂有此理”。

杨荫杭教育孩子，要他们读书肯用功，却并不拿成绩当标准，但求的是真与诚，以及活泼的个性。他甚至说，那些每门成绩都考一百分的学生，不过是另一种“低能”。大概正是受父亲的这种思想影响，杨绛的成绩在班上并不是最好的，却培养了广泛的兴趣爱好，读了大量的小说作品。

有一次，学校邀请国学大师章太炎来演讲，讲题是“谈掌故”，教务长点名十五岁的杨绛做笔录。章先生到场后，杨绛才发现她不是坐在台下做笔录，而是也在台上，只是另置一桌，与章太炎隔着一小段距离。面对台下数百号听众，对章太炎侃侃而谈，杨绛近距离将这位大学者看了个够，笔下却一字未写。关于为何不做记录，杨绛在一篇文章里披露，对章太炎的杭州口音，她根本半懂不懂，就算有的话能听懂，她也完全不知所云，所以无从记录。

次日，苏州的报纸登了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来苏州做演讲，一个女孩子在台上做记录，居然一字未记。她的国文老师笑骂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杨绛坦然“服笨”，因为装样儿的事她没有演练过，不会。

这倒颇有乃父的诚实作风。

杨绛的父亲虽历任高官，但不置产业，既不曾购入田产，也不曾购入房产，他认为国人大量置产，往往祸及后代，本可以有所作为或自食其力的人，因有祖产可以依赖，丧失了进取心，都成了废物。他教育孩子们要自立，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要做力所能及的事，在清理旧房舍的时候，连只有几岁的小儿子也要负责抓“鼻涕虫”和蜘蛛。

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杨绛虽为名门大小姐，却凡事能亲为，且爽利明快，在钱锺书眼里不但是“最才的女”，也是“最贤的妻”。在英国留学期间，杨绛怀孕了住在产院里，有一天钱锺书跑来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原来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脏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过两天，钱锺书又苦着脸来了，原来又干了坏事，台灯被他弄坏了。

杨绛弄清楚是怎样的台灯后说：“不要紧，我会修。”过了几天，钱锺书这个调皮的“大阿官”，又干了“坏事”，这次是把门轴弄坏，门轴里的珠子都掉了出来。杨绛依然说：“不要紧，我会修”。在杨绛住产院的日子，钱锺书干了种种“坏事”，简直就像是一个离开娘的孩子，不知所措。杨绛的“不要紧”当然不是安慰话，她把桌布洗得洁净如新，也把台灯和门轴都完全修好。就动手这种能力来说，这位大小姐确实不负乃父之教，是有两把刷子的。

在产院时，英国护士好奇地问她，“生产的时候，看你痛得要死，为什么不叫喊呀？”

杨绛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

护士们面面相觑，惊诧地说：“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的吗？”

杨绛尽管不喜欢凑热闹，但她的这种个性，不但“大阿官”钱锺书喜欢，留英中国学子们也喜欢，向达、盛澄华、林藜光这群年轻人是他们的常客，他们不但探讨学问，也探讨美食。后来，这些人都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大家。

毫无疑问，对杨绛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男人，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丈夫。中学时，有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会怎么样？”

“不好过”她说。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父亲笑着说：“我也这样。”

父亲爱买旧版书，而且喜欢整洁干净，杨绛就承担起整理书籍的任务，她不但能把折角和卷曲的书籍整理清爽，还能把恶浊的线装书拆开重装。当然，她不止是“修理书”，她是像父亲一样“嗜书”。父亲通常上午工作，给委托人起草辩护词，她便在一旁悄悄读书，或者拿父亲用坏的长锋羊毫笔练字。

中午父亲休息前，会吃一点水果或干果，她就剥壳，把剥好的杨梅或核桃递给父亲。父亲午睡时，她照例给煤炉子加煤球，她有一手绝活，就是加煤时不发出任何声音，很受兄弟姐妹们佩服。有一次加完煤后，她悄悄退出父亲的房间，却被父亲叫住：“我喜欢休息的时候，有人陪一陪的，只是不许出声。”自此，父亲休息时，她便在一边读书，无声无息。

父亲为补贴家用，同时做着几件事。有一段时间他在中学教英文和数学，便经常“抓”女儿来替学生改课卷，那时候杨绛已经是东吴大学的学生了。关于就读东吴大学，还有一段“典故”。杨绛中学毕业后，最初想报考清华大学，但当时清华还未在南方招生，她不得不投考东吴大学。

念大三时，母校振华中学的校长，为她申请到美国威斯利女子学院的政治学奖学金，但这笔奖学金不包含食宿费用。她不愿增加父亲的负担，同时对到国外念政治学也没兴趣，她认为与其念外国的政治学，不如考清华读文学，结果还真给她考上了。在清华大学，她认识了自己的真命天子钱锺书。她的母亲曾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线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杨绛与钱锺书初相识，杨绛就说：“我还不曾订婚”。

钱锺书说：“我也没有女朋友”。

1933年初秋，钱锺书从清华大学毕业暂回无锡老家，与杨绛鱼雁传书，不料“情书”被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误拆，恋爱便“曝光”了。钱基博看了杨绛的信，大为赞赏，干脆给这位没过门的儿媳直接写了一封信，并在信中将儿子予以托付。随后，杨绛也将钱锺书介绍给自己的父亲。

1935年，这对爱侣结为连理，这一年杨绛24岁，钱锺书25岁。尽管他们的父亲杨荫杭、钱基博都是思想开明的学者，但是同时又遵从传统，请了媒人为这对自由恋爱的情侣套了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外壳。这很可看作一个隐喻，钱杨二人虽然以留学为基础成就一生的事业，但并不像那个时代的启蒙学者一样激烈。他们是和顺而无行迹，学问上中西兼通，情绪性格上也是如此，既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温润，也有欧洲绅士淑女的内敛。就行止而言，他们恪守“礼”与“传统”，这个传统就是贵族气。

婚后不久，杨绛随夫赴英伦三岛留学，杨绛戏称钱锺书是“拙手笨脚”，因为这位钱家的“大阿官”不但不会打蝴蝶结，而且穿鞋时分不清左右脚，刚到英国就摔了一个大跟斗，磕掉了门牙。

钱锺书就读的牛津大学在小镇“牛津”，这是一个分不清究竟是城市还是大学的地方，你可以说牛津大学在镇上，也可以说镇在牛津大学内，大学不但没有校门，而且也没有围墙，甚至连个挂牌的地方也没有，城市和大学浑然一体，总之学生们散居城内各处，自由租房，自负责任。

上课的时候，走进一所中世纪的院落的某一个房间，就算是进了“教学楼”，有时候一个教授带八九名学生，有时候教授和学生干脆就是一对一上课。这里弥漫着浓厚的学术气氛，同时也流溢着自由主义精神。从小在父母庇荫之下的杨绛，一到牛津立刻就显露出她处事果断、麻利、得体的特点。她不但负责找到便宜又舒服的房子，而且把食宿和各种费用算得清清楚楚，使“大阿官”的学习生活有条不紊。根据杨绛在《我们仨》一书中披露，钱锺书是清华的官费留学生，而她最多只能算个“陪读”，主要是她不愿缴了大笔费用却把时间耗在枯燥的训练上，因而选择“自学”。

在牛津，一个人要是想学习，到处都是学习的机会。不少学院都允许学生旁听，只是正规的学生都有一件带飘带的黑布背心，相当于校服，旁听生自然没有，杨绛对此颇有“失学儿童的自卑”。不过，因为没有必修的课程，她也不必为“古籍装订”之类的课程浪费时间，可以大量读书。

牛津大学的图书馆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文学经典馆藏，面对一整面墙壁书架的书，她给自己定下了课程表，决定一本一本地读。这里的读书环境优渥极了，她一个人占据一面桌子，自由地取书，想看哪本就取哪本，看不完的书还可以留在桌上，次日回来继续读。

牛津大学假期很多，一到假期，学生纷纷出去旅行，杨绛与钱锺书却甚少出游，他们把假期时间全部用来读书。牛津不但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市图书馆也有十分便捷的借阅服务，另外遍布各个角落的书店还允许在书架前站着看书，总之，在牛津绝不会发愁没有书看。

读书之外的时间，他们就用来“探险”，所谓探险，其实就是散步。牛津保留了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各异，有萨克森人修建的塔楼，也有诺曼人的碉堡和城垣，最多的是中世纪建成的学院建筑、庭院、小巷、店铺，无不流淌着时光的芬芳，他们像进入兔子洞的爱丽丝一样，对每一种新发现叹奇。

钱锺书通过牛津大学的论文考试，拿到学位后，曾借用一位英国学者的话说：“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知无识。”因为他觉得为了一个学位，浪费很多时间读意义不大的课程不值当。此后，钱杨二人便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为文凭而读书，他们离开英国到巴黎，虽然在巴黎大学缴费入了学，但不以攻读学位为目的，而是按照自己定的“课程”读书。

照杨绛的话说，“巴黎大学的学生很自由”。

钱杨二人在巴黎一年，是真正的畅游书海。据杨绛回忆：“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现代学者中，不乏读书种子，但如钱锺书这般学贯中西，读外文原典如长鲸吸川者，亦为罕见。杨绛与夫君能“共读书”，比之古人“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风情，又不知高出多少段位。

除了“相夫”，杨绛还得“育女”。她自创菜式，把鸡肉和英国腌咸肉放在锅里一起煮，加入平菇和菜花，没想到味道好极了。她还跟着房东咖淑夫人学做“出血牛肉”，很快就做得像模像样。她是一个讲求生活质量的人，依靠双手，不但节约经费，而且一家人的营养十分丰富，襁褓中的女儿圆圆（钱瑗）被她照料得健康结实。知识分子家的孩子，从小就在书堆里。杨绛为女儿买了一个高凳，还买了一本大书当玩具。那是一本价格低廉的《丁尼生全集》，女儿常坐在高凳上抱着大书看得煞有介事，还学父母的样子写写画画。

1938年，杨绛随夫回国，船到香港的时候二人分开了，钱锺书接受了清华大学之约，到西南联大去任教，而杨绛则带着女儿回到了老家无锡。由于国难，当时钱杨两家都避居于孤岛上海。由于居室狭窄，杨绛携女在两家之间奔走，有时候和父亲住在一起，有时候住在钱家。尽管后来钱锺书回到了上海，但不久又到蓝田去教书，杨绛毫无怨言地担起了养育女儿的职责。

二人虽不在一起，但心却在一起，据杨绛回忆说：“钟书和我不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还特地为我记下详细的日记，所以，他那边的事我大致都知道。”

1941年，钱锺书回到上海，他带给女儿的礼物是一只外国橘子，由于两年不见，长成“小大人”的钱媛已经不太认识爸爸了。她用警惕的目光看着爸爸，似乎不大乐意他接近妈妈，并且在当天的晚饭后发话说：“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用手朝另一边指了指。

钱锺书开玩笑地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听着丈夫和女儿间这样的对话，杨绛也乐了。这一幕简直就是现代版的世说新语。多少年以后，杨绛把这一幕写进了《我们仨》。我们能够从她的文字里感受到一种普通人的，平凡的快乐。与是否高级知识分子无关，这是一种用心营造的幸福，是可以触摸的，令人读来温暖的东西。

珍珠港事变之后，日本人对上海的控制加强，百姓的生活尤为艰难。这时候，杨绛身上那种“果敢”就显得特别珍贵，正是这种气质使一家人度过了困苦的生活。当时市民的生活用品是配给的，不但配给的食物十分有限，燃料也非常有限，有一次煤场送来三百斤煤末子，她高兴得不得了，果断接受了。

没有生活经验的人，大概要责备煤场没送成品煤球，因为煤末子还要自己动手再加工。杨绛却高兴煤末子是纯煤，自己动动手，掺上煤灰就可以自制四五百斤煤饼子，有了这些燃料，家人冬天就不用受冻了。她的一双手不但能自制煤饼子，还能教小学生，能写剧本，照她的话说，这都是为了“柴和米”。

在这段生活里，钱锺书的二弟和三弟都已离开上海，而留在孤岛的钱锺书，没有可施展才华的地方，大有依赖妇人生活的意味。然而，杨绛知道夫君身怀绝学，只是在遭遇了一时之困，因而没有丝毫怨和忧。

这让我想起华人导演李安，大学毕业后的六年时间里，他没有遇到能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一度陷入消沉之中，每天在家负责煮饭，接小孩，或者看报纸，上图书馆，这完全是一段没有工作的日子，然而妻子林惠嘉并无什么抱怨。同样，后来李安拍电影出了大名，如日中天的时候，她也并无“妻以夫贵”之意，因为作为各自独立的两个人，他们是因为“爱”在一起，而不是因为“需要”或者其他的东西在一起。

杨绛和钱锺书之间，正是这样一种感情，他们首先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人，然后才谈到爱，各自不独立，爱也不会纯粹。正是因为彼此在精神上独立，所以当另一方“没出息”时，关系不会分崩离析。

杨绛曾说：忧患孕育智慧。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他们备尝艰辛，也领略了人世的炎凉。正因人性凉薄，所以真正的朋友就显得特别可贵，陈麟瑞和李健吾就是这样的朋友。杨绛最初的戏剧创作，和陈李二人有很大的关系。

194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友人陈麟瑞邀钱杨夫妇二人赴宴，作陪的李健吾提议杨绛写个剧本，当时尚在中学授课的杨绛便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剧本写作，这样《称心如意》就诞生了。剧本经陈麟瑞过眼后又做了一番改写，当本子转到李健吾手中后，杨绛很快接到要排演的电话。由黄佐临导演，李健吾出演的《称心如意》大获成功，连日本作家鹤见佑辅也给予其很高的评价。

初出茅庐的成功，令杨绛一发而不可收。她先后创作了《弄假成真》《游戏人间》《风絮》等剧目，一时成为剧坛的黑马。妻子的成功，令钱锺书这位大才子也技痒了，他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据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披露——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做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先后写了两年时间，每天大约写五百字。每天晚上，钱锺书把写好的文稿交给杨绛，她一边看，一边笑，钱锺书也跟着笑。看完稿子，她听他谈新的写作动向，这种闺房谈书的乐趣，大概只有赵明诚和李清照堪比吧。在杨绛的支持下，《围城》最终完稿，出版后引起了巨大轰动，被李健吾称为“新儒林外史”，就连胡适也想见见这对夫妇呢。与胡适会面时，她才知道原来姑姑、叔叔都与这位胡博士是旧交，父亲杨荫杭还曾是胡适的老师。只是，人人都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她的父亲却从没提过这位学生，因为杨家人骨子里毕竟有一些傲气，不肯随便攀附。

比之钱锺书身上儒雅的学者气息，杨绛的身上更多的是艺术气质。她的文章内容是看尽世态的，但是遣词用语却丝毫没有老年人的气息，而是带着一股顽童气质，就是晚年所写的《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也带着绕不开的泼辣和调皮。周国平在《人生边上的智慧》一文中曾说：“我无法不惊异于杨先生的敏锐，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实在比绝大多数比她年轻的人更年轻，心智更活泼，精神更健康。”

《走到人生边上》有很大的一个篇幅是谈鬼和命的，她没有从形而上来谈，弄出一大套理论来，而是从自己小时候的体验，亲历的算命盲人等事谈起，基本上是讲故事，而不是说道理。对此，笔者与周国平有同感，我实在难以相信，《走到人生边上》出自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之手，这本书中所抱有的对世界的那种新鲜感，那种全新的感受，分明是来自一个年轻人的。

杨绛是毋庸置疑的才女，但与高处云端的才女不同，她身上有足够的尘俗气息，但这种气息使人不觉得俗气，反觉可爱。无论是她早期的剧本也好，还是作为“注释”出现在《走到人生边上》一书中的那些普通人也好，都折射出一个共同点—对最真切的现实的关注。她从未打算超尘脱俗，恰恰相反，她是入世的，她不止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还用心灵去感受，从家里的女佣，到窗外树木上营巢的双鹊，都在她那纯粹的，空明的感知中。

一生守候一个人，一生只爱一个人。

生活可以很复杂，但其实也可以很简单。当丈夫和女儿都离她而去，她平静地说，我是留下收拾残局的。她的一生，说来并没有太多波折，甚至可以说并无多少传奇，但你不得不承认，她的一生足够有味道。她用平常的，普通人的方式，营造和守望着一种非常浪漫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