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上颇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英俊小生。邵洵美便是其中之一，不过用英俊来形容，似乎不够准确，说是漂亮大约妥当些。历史的原因，尤其是鲁迅先生对邵洵美的贬抑，使人们长期忽略了他，甚至遗忘了他的才华和贡献。毫无疑问，邵洵美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天才往往更加易于疏离和厌倦，他们对现实缺乏兴趣，他们留恋的世界是天人之交的精神世界。当庸常的世界无法满足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逾越生活的藩篱，去寻找另外的东西。在上则为圣哲，为宗教使徒，为英雄，为诗人，为艺术大师；在下则为浪荡子，为赌徒，为多情兼无情者。当然，也有上、下而集于一身者。

究诸于东西史籍，圣哲如孔子，宗教使徒如圣保罗，诗人如李白，艺术大师如莫扎特，皆徘徊在现实的边缘，逆向现实，以天才的叛逆姿态踏入了更为广阔的永恒精神世界。显然，邵洵美身上的这种叛逆性更强烈，呈现出骨子里的驳杂不纯和狂放，因而他的诗作和人生有一种斑斓的美。他的人生，是真正艺术家的一生；他的诗，是真正流淌出来的诗。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邵洵美是典型的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他的祖父是清末当过台湾巡抚的邵友濂，外祖父是有“中国商父”之称的盛宣怀，父亲是典型的阔少，母亲则是有传统修养的大家闺秀。到了他这一代，虽然已是民国，但两大家族的声望依旧不减。他的大伯父无嗣，由他兼祧，因而拥有了两份遗产。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任情使气那是自小养成的底子，说他是纨绔子弟并不为过，但他没有阔少的嘴脸，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情人柔肠以待。当然，他也豪赌，也嗜阿芙蓉，也逛堂子，这样才像一个浪荡子。

邵洵美一生中有两段感情、一项事业最为人称道。他的发妻盛佩玉，也就是他的表姐，是他大舅盛昌颐的女儿。1916年，外祖父盛宣怀在上海去世，那是一场被历史记住的盛大葬礼，连外国的媒体都刊登了此事。在这次葬礼上，邵洵美第一次见到了表姐盛佩玉，那一年他十岁，盛佩玉十一岁，小儿女最是投缘，便觉似曾相识，就像《红楼梦》里的宝玉和黛玉。

从青梅竹马到情投意合，是古典式的爱情，邵洵美为所爱改名，即可见其用情之深。《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说：“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为了与盛佩玉的名字联结在一起，他将自己的名字“云龙”改为“洵美”。旧式大家族，为子女取名多翻经典，“云龙”其实也是一个好名字，出自《周易·乾卦》九五爻的爻辞，喻意不凡。但他对家族要求的这种“不凡”似乎不屑一顾，他宁可追随佳人裙裾的一角。

姑舅通婚，是中国的旧传统。1925年，邵洵美请母亲向舅家提亲，得到了盛家的许可，不久就与盛佩玉订了婚。佩玉亲手为他织了一件白色的无袖上衣，他则为她写了一首诗相赠。

之后，他赴英国留学，每到一个地方就选取有当地特点的明信片寄来，每张明信片上都写有表达思念的情诗。他从欧洲归来后，曾将这些诗句整理成册出版，就是《天堂与五月》。在这册诗集的扉页上，印着一行小字：赠给佩玉。扉页题写恋人的名字——是西方人的表达方式，近代以来尤为文人们所爱，郁达夫向王映霞表达过、戴望舒向施绛年表达过，但都不及邵洵美的方式来得浪漫和真挚——因为那诗是专门写给她一个人的。

邵洵美在英国剑桥大学伊纽曼学院读经济学，却对文学和艺术感兴趣。学校一放假，他就跑到欧洲的艺术之都巴黎去旅行。在那里，他得了一个“活银行”的外号，同在法国留学的徐悲鸿和蒋碧薇都曾得到过他的接济。住在拉丁区的中国留学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发生“经济危机”时大多向他求救，他从不推诿。李白曾说：“千金散尽还复来。”

诗人多金，真是美事。

邵洵美在回忆留学生活时曾说：“有一个大清早，有人打房门把我叫醒，进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青年。他先对我说他怎般地仰慕我，又说他怎般地刻苦求学，最后竟说他是由公使馆介绍来向我借钱的。这种借钱的论调实在太奇怪了，可是我一方面却被这种不可能的谎言所迷醉，终于送了他二百法郎，又称赞了一番他说话的艺术。送掉了这二百法郎，自己当然把它当故事来讲。不到三天，住在拉丁区的留学生几乎全知道了，我自己便为自己取了个诨号叫‘二百法郎富翁’。”

徐邵“双璧”，倾盖如故

邵洵美到了巴黎真可以说是到了天堂，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大帮热爱艺术的年轻人，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蒋碧薇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当然，对他影响最大的那个人还是徐志摩。他俩长得太像了，无论是气质，还是行止。据说塞纳河左岸的卖书老人曾拉住他，问他是否姓徐，因为有个姓徐的中国人曾说要翻译《拜伦全集》。当然，在欧洲人眼里，也许中国人都长得一个样。

据说，徐悲鸿等人第一次见到邵洵美，惊诧于他与徐志摩太像了。邵洵美认为，这一定是天意要让自己和志摩在一起。巧合的是，过了几天二人竟然在大街上偶遇。徐志摩一见到他，就高兴地说：“弟弟，我找得你好苦！”显然，朋友们在他面前谈及邵洵美，几乎使他耳朵起了茧，所以一见就认了出来。邵洵美也喜欢这位朋友，有时候简直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

徐志摩的新月书店办不下去了，他立刻接手。徐志摩在光华大学教书时，因故不能如期上课，他就跑去当代课老师。徐志摩和陆小曼结缡，他专门画了一幅画，一个杯子、一只壶，画上题字：“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寓意他们像壶与杯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他是一个典型的顽童式的人物，有他在，总有欢笑。

有一次，文艺界的朋友在徐志摩家聚会，诗人作诗，画家画画，邵洵美也画了一幅画。画中这个人像徐志摩，又像邵洵美，却没有邵洵美式的胡子，也没有徐志摩那一副眼镜。他在画上题词：“长鼻子长脸，没有眼镜亦没有胡须。小曼你看，是我，还是你的丈夫。”结果，朋友们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尽管当时的人把邵洵美和徐志摩称作“文坛双壁”，周劭却说：“玉树临风，人称‘双璧’，洵美似乎比戴眼镜的志摩更漂亮一些。”与邵洵美有往来的文学评论家张若谷则说得更加具体些，他说：“（邵洵美）脸儿生得特别地清癯狭长，衬以隆准的鼻子，确是唯一的特征。上唇留有微髭，两颊有淡青色胡痕，乌黑的长发，不加梳理很整齐地覆披头额。一对流利眼睛好像放在白玉盘里的黑葡萄。那两耳旁的垂下的鬓发，陪衬出他一副清秀的容貌，露着一种与人很亲热的表情，活像《波西米亚人》中画家罗道夫的模样。”

邵洵美的情人项美丽有一篇小说叫做《太阳的脚步》，里面有个叫“云龙”的人物，其原型就是邵洵美。她以更近的视角描述了他的神采，她说：“他的头发柔滑如丝，黑油油的，跟其他男人那一头硬毛刷不可同日而语。当他不笑不语时，那张象牙色的面孔是近乎完美的椭圆形。不过当你看到了那双眼睛，就会觉得那才是真的完美，顾盼之中，光彩照人。他的面孔近乎苍白，在那双飞翅似的面目下张扬。造物主从他高挺的鼻梁处起刀，然后在眼窝处轻轻一扫，就出来一副古埃及雕塑似的造型。下巴却是尖削出来的，一抹古拙的颊髭比照出嘴唇的柔软和嘴角的峭厉。下巴上那一撮小胡子，则好像是对青春少俊的一个俏皮嘲讽。静止不动时，这张面孔纯真得不可思议，不过，他很少静止不动。”这简直就是雕塑大师处心积虑的作品，当然这样的描述也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成分。

当时只道是寻常

和他的父亲一样，邵洵美是个浪荡子，他的妻子却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闺秀。1927年1月15日，邵洵美与盛佩玉喜结连理，婚礼是在上海最著名的卡尔登饭店举行的，参加婚礼的有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刘海粟、钱瘦铁等诸多名人，连落拓不羁的大名士袁克文也叫人送来了贺礼。《上海画报》将二人的婚纱照刊登在封面上，并刊出说明性文字：“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邵洵美与盛佩玉结婚，杂志上不提邵、盛二人的父母，却偏偏提起盛佩玉的四叔盛恩颐，颇耐人寻味。

原来，盛四公子是盛家产业的代表，这位大公子时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这是一个涉及钢铁、矿业、铁路等诸多龙头型行业的掌门人，同时也是一个超级败家子。盛恩颐好抽大烟，以在烟榻上处理公务出名，他还好赌，曾一夜之间将几条街的房产输给另一阔少卢小嘉。这个封面，堪与今日的娱乐杂志一比，颇具娱乐性。而《申报》刊出的新闻，则更加博人眼球，文曰：“文学家邵洵美君，为邵月如先生令嗣，富有天才，有诗集，为艺林推重，兼擅美术，绘画倾向于欧洲表现派，新颖含诗趣。月之十五日，与盛杏荪孙女盛佩玉女士，在卡尔登行结婚礼，由马相伯证婚。翌日在静安寺本宅喜宴，贺客盈门。”其中所说的“盛杏荪”就是盛宣怀，直接挑明了这桩婚事关联的那位大人物，尽管早已去世，仍旧在民间有巨大影响力。

据说，盛佩玉和邵洵美婚前曾约法三章：其一，不准抽大烟；其二，不准赌博；其三，不准有别的女人。然而，所有的规则，从制订的那一刻开始，就是用来被打破的，就像所有的围墙，被竖立起来时，就意味着有被翻越的可能。盛佩玉是大家族长大的女子，看惯了大家族男人们的行径，见识了一个家族的兴衰。盛家的阔少爷们，尤其是盛佩玉的叔叔们，几乎都是败家子，有豪赌输光全部产业的，有纳一大群小妾的，有抽大烟散尽家财睡大街的……她自认为，她能够把握住这个男人，只要他干的是正途，不赌不嫖不抽，她就支持。她在晚年的一份回忆中谈及婚后十年说：

这十年里自以为聪明的我，算了一下经济账，从来没有盈亏相抵这种事。由于洵美的花样多，而我每次听到他提出的要求，只要是光明正大、合情合理的事要花笔钱，我总会全盘接受。若我同意了，从不显难色，爽爽快快帮他，让他去办事。我不看重钱，故不会为钱去盘算，大概我太无用吧！心中何尝不急！自己这些钱如数用完了，洵美也就向银行透支，结账时非还清不可。

这时他和我商量，移东补西的办法，只有将我的首饰拿到当铺去作押，以后便可再透支，也可能会赎回来的。也只有采用这方法了！只是我的东西第一次进当铺的门。凡人总有虚荣之心，而且在娘家面上要扎面子的，所以我担心，希望娘家不要在这关键时刻来请帖邀我赴宴，否则我没有贵重首饰可戴！

让我们看看邵洵美是怎么花钱的。他对妻子说：“我要开办金屋书店。”盛佩玉说：“办吧”。他说：“我要成立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盛佩玉说：“好。”他说：“我要把别人办不下去的《狮吼》杂志接过来办。”盛佩玉说：“你愿意接手，就接手好了。”他说：“徐志摩和胡适的新月书店办不下去了，我打算关掉金屋书店，去帮着办新月。”盛佩玉说：“既是正经营生，你去帮办吧。”

比起叔叔们抽大烟、逛窑子、豪赌，邵洵美办杂志确实走的是正途。就这样，邵洵美一口气创办或接手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这些杂志的出版，从稿酬到印装，统统是邵洵美砸钱，杂志出版最密集的时候，差不多每隔五天就有两种杂志面世。

那时候的他，事业如日中天。

他创立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上海的文人，不论是左翼阵营的鲁迅、郁达夫、夏衍、丁玲，还是新月派的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都与他有交往。邵洵美是出了名的爱交朋友，邵家位于上海淮海中路的家几乎夜夜不熄灯。他家的客厅每天晚上都有人谈到天亮，他们家几乎每天晚上都做两桌饭，一桌邵家人吃，另一桌招待朋友，施蛰存、孙大雨、徐迟、钱钟书、章克标、徐悲鸿都在他们家用过餐。就连一向不大理人的张爱玲（张家与邵家实际为世交），也曾拜访过邵洵美的客厅，张爱玲笔下的向璟，钱钟书笔下的赵辛楣，都有邵洵美的影子。

为了印制出最精美的画报，装订出最精致的书籍，邵洵美从德国引进全套的影写版印刷机。这套设备里最大的印刷机有两侧楼那么高，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设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套设备归了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在使用，并印制过精美的《人民画报》。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谈及邵洵美时说：“他似乎有无穷的精力、时间、文学天赋和金钱。”

邵洵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颇有祖父盛宣怀的胸襟。作家夏衍从日本留学归来，暂时没有容身之地，便托人将译稿《北美印象记》（日本作家厨川白村作品）送至邵处，冀以出版。邵洵美连稿子都还未看，就先支出五百大洋。叶浅予创办《时代》漫画，资金周转不灵，邵洵美当即慷慨支持。徐志摩和胡适等人办的《新月》刊登批评国民政府的文章，被书报检查机关扣住，邵洵美出面打通关节，使杂志照常发行。沈从文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邵洵美拿出一千元大洋作为盘缠，并声明此系朋友之义，不必偿还的……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简直不胜枚举。所以，朋友们称他为“孟尝君”。

因为办出版，因为好交朋友，所以便有了那幅著名的《文坛茶话图》。这是著名漫画家鲁少飞创作的一幅漫画，刊登在1936年的《文艺》画报上。画中围桌或坐或立者二十三人，外围尚有数人，墙上则挂着古今中外作家的画像。据了解文坛掌故的人指证，这幅画中有鲁迅、巴金、茅盾、洪深、郁达夫、施蛰存、老舍、张资平、冰心、白薇、叶灵凤、林语堂、傅东华、周作人、郑振锋、沈从文、张天翼、鲁彦、凌叔华、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杜衡、田汉、丁玲等多人，其中正中一把“交椅”上，便是邵洵美，真有一股带头大哥的韵味。当然了，对于这幅画，各人的反应不一。不知鲁迅是否知道这幅画，若是知道大约要讽刺一番，因为这幅画中和他有“过节”的人实在不少。

邵洵美与鲁迅的相识与交恶，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1933年2月17日清晨，萧伯纳乘坐英国“皇后”号轮船从香港抵达上海。中国文化名流鲁迅、林语堂、杨杏佛等人与之会晤，在这次会上，邵洵美首次见到鲁迅。会后，上海的天空下起了牛毛细雨，鲁迅站在屋檐下等车，因为冷，脸色有点发青，邵洵美请他上自己的专车，送他回家。可以说，最初鲁迅对邵洵美是颇有好感的，他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称邵洵美为“有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

不过，邵洵美和鲁迅显然并非一路人。邵氏当年8月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曰《文人无行》，不知怎么触怒了鲁迅的神经，立刻引来一阵炮轰。鲁迅连续写了三篇文章：《各种捐班》《登龙术拾遗》《帮闲法发隐》，其中《登龙术拾遗》中对邵洵美的映射，几乎成为后世对邵洵美的定论。他在该文中说：“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鲁迅的这篇文章，是后人将邵洵美视作“穷小子”攀上“富岳家”的证据，真是冤枉了他。

照理说，邵洵美继承了伯父和父亲两份遗产，妻子盛佩玉又带来大批嫁妆，按鲁迅先生的说法，他应该过的是“阔人”的日子才对，但事实不然。由于毫不节制地干“赔本生意”，他过的经常是穷酸日子。盛佩玉虽出身大家族，但拥有良好的教养，对于丈夫干的“赔本生意”，她不愠不怒，而是精打细算，竭力使丈夫和孩子免于饥饿和冻绥。日军占领上海后，邵洵美的生意几乎丧失殆尽，盛佩玉在谈及当时的生活时说：

洵美和我过的日子是穷而又烦躁的。生病！添孩子！弄得他脑子不得安静。古话说，穷而后工。可是他笔也懒得动了，日常无所事事，坐着抽烟，香烟抽到板烟，我们过的日子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其实他是一筹莫展、愁闷在心，才会这样子的。

邵洵美是公子哥出身，哪里懂得油盐酱醋茶的得来不易。

盛佩玉曾与之约定，不可抽大烟，不可赌钱，但他抽了、赌了。他的抽和赌，带有一种颓废的气息，似乎是故意为之，又好像是标新立异。他与瘾君子不同，抽大烟只是浅尝辄止；他也不是赌鬼，输了几回，放几句豪言，也就罢了。

他的抽和赌，大约并不会为人们所记住，人们记住的是他的诗。那是一种带着强烈的、颓废的、破坏力的东西，仿佛是用恶魔的视角写出来的。很大程度上，他受过西方颓废主义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学里没有的东西，因此便为中国的文人所不喜。他的颓废风格的诗收集在《花一般的罪恶》中，这个标题很可能受到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影响。我们不妨看几节他的诗：

那树帐内草褥上的甘露，

正像新婚夜处女的蜜泪；

又如淫妇上下体的沸汗，

能使多少灵魂日夜迷醉。

仅仅只是四句，就透露出一种淫靡的气氛。同样在《颓加荡的爱》这首诗中，也具有类似特点：

睡在天床的白云，

伴着他的并不是他的恋人。

许是快乐的怂恿吧，

他们竟也拥抱了紧紧亲吻。

啊，和这朵交合了，

又去和那一朵缠绵地厮混。

在这音韵的色彩里，

便如此吓消灭了他的灵魂。

这样的诗句，真有惊世骇俗的力量。然而，还是他的朋友更了解他些，沈从文就曾说邵洵美的诗：“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的人生的享乐，对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

人生若只如初见

邵洵美也流连于欢场，但大多属于逢场作戏。如果不是遇到项美丽，他至少能做到妻子所立的“约法三章”中的其中一条。项美丽现译为艾米莉·哈恩（EmilyHahn），是一名美国女记者，是《纽约客》杂志的撰稿人。她与邵洵美相识于1935年5月，二人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一见钟情，“项美丽”这个名字就是他起的。她惊讶于邵洵美那完美的诗人外形，尤其是他“希腊式完美的鼻子”，简直像出自雕塑大师之手。上海是亚洲当时最繁华的都市，邵洵美带着她见识了中国式的生活，尤其是中国社会的种种现状。项美丽最著名的小说叫《大烟》，就与邵洵美教给她的体验有关。

1937年8月14日，日军进攻上海。邵洵美带着家人急忙逃离杨树浦的家，躲进法租界的霞飞路，从而与项美丽成了邻居。关于这次逃难，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中说：“我家逃难来租界，许多家当都留在杨树浦。妈妈叨念的是孩子们的衣裳没带全，得一一重做；爸爸揪心的是失去了那么多心爱的书，更糟糕的是那台德国进口的影写版印刷机还在日占区，逃难时只带出这套设备最关键的一块网线板。”

这时候，项美丽显露出西方女性特有的胆识，她凭借自己外国记者的身份，很快就搞到一张特别通行证，并雇佣了一辆大卡车和十来个俄国搬运工，还把一面美国国旗插在汽车上，亲自带着人去搬运那些印刷器材。往返十多次，完好无损地将那巨大的机器从日占区抢了出来，甚至连邵洵美珍爱的书籍、盛佩玉念叨的衣物也没有落下。

项美丽在《我的中国》一书中写道：“要是他们知道厂主是中国人，亦即日本的敌人的话，洵美的印刷厂就会遭到日本人没收。所以我们签署了一份文件（指与邵），说我早在一年前就买下了这工厂。这事全靠一名叫马尔柯姆·史密斯的警察帮忙。当我一次两次帮洵美运家产时，他还派了名警察陪我。”

晚年的盛佩玉写过一本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里她对项美丽几乎是避而不谈，写到的内容很少，但是这件事却写得很仔细，她说项美丽从日占区抢出来的印刷器材“连一个螺丝钉也不缺”。为了表示对这位异国女子的感谢，她送给她一个大翡翠戒指作为谢礼。至于丈夫与项美丽的关系，她是很清楚的，然而她保持了东方式女性的尊严。对项美丽来说，邵洵美对她并不避讳谈自己的妻子，甚至经常谈到，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她爱这个人，越陷越深，但她知道他是不可能离婚的。

日占时期的上海，邵洵美照样办杂志，但为了免于日本人的纠缠，发行人挂着项美丽的名字。这时期他办的两份刊物是《自由谭》和《直言评论》。《直言评论》是一份英文刊物，上面最早刊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两份刊物并没有出多少期，因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不久就被查封了。

在邵洵美与项美丽比邻而居的日子，项美丽甚至和盛佩玉成了好朋友，邵家的孩子们对项美丽也颇为亲近。有一次盛佩玉发现丈夫和项美丽处于内室，便十分生气地推门而入，结果发现二人卧于烟榻，正在吞云吐雾，这真是令她啼笑皆非。实际上，盛佩玉曾允许邵洵美和项美丽结婚，二人也确实订立了一纸婚约。只是，因着邵洵美的浪子心态，这事实际上沦为了一个游戏。他的放荡不羁、离经叛道，由此可见。

在邵洵美的帮助下，项美丽曾到香港和重庆，成功地采访了宋美龄，并写出了令她声名大噪的《宋氏三姐妹》一书。项美丽在香港时，认识了英国人查尔斯并陷入热恋，但就在他们的女儿出生不久，日军占领了香港，他们一家被视作英国侨民关进了集中营。项美丽也真不愧是一个泼辣的女人，竟然翻出自己和邵洵美的“结婚证明”和邵氏的一张照片，说自己是中国人的妻子。日本人居然信了，把她和女儿释放了。

抗战胜利后，项美丽和查尔斯结婚并居住在美国。邵洵美有一次赴美，去拜访了项美丽，故人相见，感慨万千。他和项美丽的丈夫查尔斯谈了很多，查尔斯突然一本正经地说：“邵先生，您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邵洵美不假思索地答道：“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您继续保管下去。”话音一落，三个人都大笑起来。

邵洵美晚景特别凄凉，颇像一幕大剧的哀伤落幕。他的一生曾经投入深情，也曾叛逆于这深情。他极富才华，诗歌《蛇》是中国文学里罕有的作品，然而他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才华。他恣意地挥霍着，仿佛是拿着一大把珍珠，闲抛闲掷，扔进了枯藤与流水中。他善于画、善于诗，然而对他而言这不过是智慧的副产品。智慧的尽头是虚无，人情、文章、嗜好，乃至出版事业这种事功，甚至他的爱情，其实都是对智慧的消解。真正的天才人物，在现实中可能并无多少足迹，他们早早地毁灭于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