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曾说：“诗人住在历史上，是神人，飘飘欲仙的；但住在你家隔壁，那就是疯子。”

要是生活在一起呢？大概就像拥抱疯子吧。

大多数人往往把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等同起来，以作品中的形象来衡量它的创作者，事实却不然。常人所理解的浪漫，大约与诗人的浪漫是有区别的。诗人的真实生活，可能并没有浪漫的存在，至少表现得并不浪漫。像影视剧里那般风流倜傥、姿态翩然，时常能给人意外惊喜的艺术家，只能算是一种“神话”。真正的诗人在作品里演绎着爱，燃烧着他们内心蓬勃的火焰，然而在现实中总不免令人“失望”。

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出她的名字

1927年2月，戴望舒因参与革命宣传曾被拘留，“四一二”时为了躲避搜捕，到上海松江的好友施蛰存家中避难，结识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她是他的初恋。

当时，戴望舒二十二岁，施绛年十七岁，两个人都是如花一般的年纪。性格开朗、面容娇媚的少女一下子牵引住了诗人的心，他爱上了她。由于天天见面，加之戴望舒与施蛰存关系好得几乎能一个鼻孔出气，所以对施绛年而言，戴望舒也如同哥哥一般亲近。可以说，最初的时光，戴望舒与施绛年的关系是十分亲密、默契的。

爱令人陶醉，也激发了诗人的灵感，戴望舒写下了一系列献给女友的诗歌，如《我的恋人》。

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

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

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她有黑色的大眼睛，

那不敢凝看我的黑色的大眼睛——

不是不敢，那是因为她是羞涩的，

而当我依在她胸头的时候，

你可以说她的眼睛是变换了颜色，

天青的颜色，她的心的颜色。

她有纤纤的手，

它会在我烦忧的时候安抚我，

她有清朗而爱娇的声音，

那是只向我说着温柔的，

温柔到消融了我的心的话的。

她是一个静娴的少女，

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

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她的名字，

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恋人。

他们经常挽着彼此的手臂，在市井间穿梭，或者在林间散步。调皮的施绛年有时候会主动吻一下戴望舒，有时候又逃得远远的。《林下的小语》一诗未必写实，但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出恋爱的迷离意味：

走进幽暗的树林里，

人们在心头感到寒冷。

亲爱的，在心头你也感到寒冷吗，

当你在我的怀里，

而我们的唇又粘着的时候？

不要微笑，亲爱的：啼泣一些是温柔的，

啼泣吧，亲爱的，

啼泣在我的膝上，

在我的胸头，在我的颈边：

啼泣不是一个短促的欢乐。

“追随你到世界的尽头”，你固执地这样说着吗？

你在戏谑吧！

你去追平原的天风吧！

我呢，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

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

哦，不要请求我的无用心了！

你到山上去觅珊瑚吧，

你到海底去觅花枝吧；

什么是我们的好时光的纪念吗？

在这里，亲爱的，在这里，

这沉哀的，这绛色的沉哀。

诗歌的色调并不明快。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不对等的感情，尽管戴望舒对施小姐一往情深，深陷其中，但是施绛年从未热烈地回应过。她的反应，不是爱情，更多的是一种懵懂。每当诗人发起爱的冲击，施大小姐总是一副模棱两可的态度，逼得急了干脆就拒绝。

深陷于爱情中的人，是愈挫愈勇的，戴望舒亦然。

像所有天才人物一样，戴望舒是一个容易沉湎于自我世界的人，他知道自己的需要，却很难去体察对方的心理感受。后来的研究者往往责难于施，却不曾考虑过她还是一个刚成年的少女，对一切都充满了憧憬，就要接受一份硬塞给她的感情。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诗人，何况是一个少女。

然而诗人不管这些，爱掘开了他的诗歌之泉，他一首又一首地给恋人写诗，据说那首最著名的《雨巷》就是写给施绛年的。这是他最富盛名的作品，但他的朋友却对这首诗评价不一。朱湘说：“《雨巷》与爱伦·坡的《安娜贝尔·李》这首诗真是异曲同工……在音节上，比起唐人的长短句来，实在毫不逊色。”他的另一好友卞之琳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一种回荡的旋律和一种流畅的节奏，确乎在每节六行，各行长短不一，大体在一定间隔重复一个韵的七节诗里，贯彻始终。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却使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浅易、浮泛。”似褒实贬，评价并不高。戴望舒震旦大学的同学兼文友杜衡干脆说：“这诗简直是凑韵脚。”更有人推测，这首诗是仿自波德莱尔的《致一位过路的女子》。不论怎样，人们仍然送给他一个“雨巷诗人”的称号。

戴望舒与施绛年的爱情虽然有酸有甜，甚至是苦的，但他在文学成就上却大有进境，并且一跃进入文坛，成为全国著名的诗人。他的出名，某种意义上也和这场恋爱有关。

多情却被无情恼

1928年夏天，小说家刘呐鸥来到上海，和戴望舒、施蛰存经常凑在一起，他们是震旦大学的同学兼文学同道。当时，刘呐鸥在虹口江湾路六三花园旁边租了一套独栋的三层小楼，闲极无聊，就邀请戴望舒、施蛰存一起居住，并一起搞创作和翻译。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们便经常向报刊媒体投稿。但他们的知名度不高，作品被采用的很少。

刘呐鸥建议办一个杂志，立刻得到了戴望舒的响应。就这样，名叫《无轨列车》的杂志办起来了，另外由戴望舒担任经理的“第一线书店”也开张了，主要经营的书刊就是《无轨列车》。但因为没有办登记手续和营业执照，书店不久就被警察查封了。

为了继续开展他们的事业，戴望舒和几个伙伴把书店搬到了租界内，租界内不需要登记，也不会有警察来骚扰。新书店改名为“水沫书店”，这回他们改了策略，书店同时兼出版社，出资人虽是刘呐鸥，但实际事务还是戴望舒和施蛰存负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像这样的小型民营出版机构很多，是当时上海出版业的黄金时代。由于经营有方、信誉良好，不断有作者把书稿交付他们出版，一些左联作家如冯乃超、胡也频、柔石、冯雪峰、茅盾的作品都在该书店出版，逐渐在其旗下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作者群体，就连鲁迅这样的文坛大佬也把书稿交付他们出版。

只是令戴望舒始料未及的是，他后来会与鲁迅交恶。交恶的原因纯属意外，当时左联诗人的作品大多偏重于宣传，而戴望舒的诗歌则偏重于艺术，他的作品更加注重技巧和形式，这自然与左联诗人们直抒胸臆甚至口号式的诗歌格格不入，因而引来颇多“批判”。郭沫若就曾直白地说：“我要以英雄的格调来写英雄的行为……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这里所说的诗人，显然是有所指的，自然是指戴望舒。

面对左联作家们的“围攻”，戴望舒以一篇《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来回应。这其实是诗人的一个正常而自觉的反应，却无意中触怒了鲁迅。因为鲁迅翻译的《文艺批评》《文艺政策》曾在水沫书店出版，所以在鲁迅看来戴也算自己人，所以他称戴的这篇回应文章为“从背后射来的毒箭”，这令戴望舒大感委屈。

水沫书店在出版文艺书刊的同时，也相继出版了戴望舒、刘呐鸥、施蛰存的作品，戴望舒的诗集《我的记忆》就是这时候出版的。他仿照西方书籍前面的“献辞”，在书的扉页上印了古罗马诗人提布鲁斯的两句诗，译文如下：

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

底下是一行法文AJeanne（给绛年）。尽管此书使他曝得大名，跻身文坛，却并未打动施绛年的心。他伤心极了，准备跳楼自杀，他的举动吓坏了善良的施绛年，赶紧答应了他。戴望舒立刻通知了父母，让他们到沪向施家提亲。施绛年的父母对这场婚事并不满意，但因儿子施蛰存十分看好，才使这场婚事成为可能。1931年夏初，戴望舒和施绛年在上海举行了订婚仪式，施大小姐当场提出一个要求，戴望舒必须拿一个外国大学的学位，才能结婚。实际上，施绛年之所以答应订婚，也不过是拖延的无奈之计，其目的无非想借戴望舒出国留学摆脱其纠缠。

水沫书店在1929—1930年运营良好，出版了相当数量有社会影响力的书。尤其是《西部前线平静无事》（现译为《西线无战事》）在五个月里就再版四次，累计售出1.2万册。现在来看，这书的销量不算大，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这可以算作“畅销书”了。不过，到1931年他们的营业额就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是赊账太多，另一方面是销量好的书常遭到盗印，为了扭转局面，戴望舒曾亲自跑到北京，向一些大的代销商收账，还曾到东安市场暗访，打击盗版，然而这些努力后来都失败了，水沫书店只得关门。

你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另一个梦中忘了你

1932年，戴望舒曾短期地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当编辑，不过同年10月他就乘坐“达特安”号邮轮赴法国巴黎大学念书了，以践行对施绛年的诺言。他是怀着刻骨的相思，极其不情愿地来到法国的。国外的生活极其清苦，他经常感到钱不够用，只得靠翻译稿件赚一点儿稿费，他在写给好友叶灵凤的一封信中说：“我在这里一点儿空儿也没有，要读书，同时为了生活的关系，又不得不译书，而不幸又生了半个月的病。”

戴望舒在巴黎时很少去教室，更别说上课了。他对上课没兴趣，却对西班牙文化感兴趣，便在一家语言学校学习西班牙语，同时研究比利时象征派戏剧大师莫里斯·梅特林克、法国作家普罗斯佩·梅里美等欧洲作家的作品，闲暇的时候大多留恋于巴黎著名的旧书摊上。他的兴趣像野草一样在巴黎这座文化之都恣意生长。戴望舒曾写过一篇《巴黎的书摊》，他在该文中说：

在滞留巴黎的时候，在羁旅之情中可以算作我的赏心乐事的有两件：一是看画，二是访书。在索居无聊的下午或傍晚，我总是出去，把我迟迟的时间消磨在各画廊中和河沿上的书摊。

巴黎的塞纳河左岸有大量的书摊，当然，与中国式的地摊不同，法国的书摊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小型架子，书装在一个个考究的木匣子里，珍贵的书甚至放在上锁的玻璃柜中。书摊的老板可能穿着旧衣服，但并不寒酸，而是带着巴黎式的优雅与主顾们讨价还价。

戴望舒沉迷于欧洲文学，时常在书摊上发掘到自己心仪的诗人的集子，无奈囊中羞涩，只好望书兴叹。不过，只要稍微有点钱，他便立刻跑去买书，有一次竟然花了二百五十法郎把龚古尔的《日记》抱回了家，这部书多达二十二卷，是一部相当大的书。而同在巴黎的李健吾为了买这部书，则花了六百法郎，这令戴氏十分得意。以后，他回到国内，施蛰存曾为他拥有那么多藏书艳羡不已。

戴望舒在巴黎混了一年，钱全部花光了。为了混一个文凭，他只得换个开支低的学校读书，中法大学的宿舍是免费的，他就向这所学校发了一份申请。为了申请能够成功，他在申请后面附了一份自己翻译的法国作品的书目，该校回复说，从他翻译的作品看不出他申请读书的方向和计划。说穿了，戴氏的翻译靠的是兴趣，而高等学府进行的是学术训练。不过戴望舒诗名很大，最终还是被中法大学录取了。

1933年10月，戴望舒进入里昂的中法大学学习，并获得了助学金。中法大学规定，两年成绩不合格的学生要被除名，遣送回国，而戴望舒依旧我行我素，从不去上课，在寓所翻译稿件。尽管他的译稿能换来一些钱，但远远不能满足其消费。因此，他的好朋友施蛰存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寄钱。

和所有的诗人一样，戴望舒喜欢充满激情的生活。有一次他昏了头，参加了里昂工人的大罢工游行，纵火焚烧了一辆汽车，制造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1934年8月，戴望舒赴西班牙旅行，又参加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游行示威，他的行为被警察侦知并通知了法国方面。一向禁止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的中法大学校方十分恼怒，将戴望舒除名，并限其三天内离开法国。就这样，戴望舒什么文凭也没有混到，就被驱逐出境了。大约诗人都是这样不安分，他们身上有一种天生的叛逆和破坏性，不论到了哪里都将对秩序发起挑战，拜伦如此，雪莱也是如此。

戴望舒在法国时友人颇多，但被驱离境时走得十分仓促，以至于只有罗大冈一人为他送行。当时，他身上除了一张从马赛到上海的四等舱船票外，一分钱也没有。船上的伙食极差，他后来对施蛰存说，（四等舱）还不如难民收容所，食物粗得像喂牲口的饲料。舱里没有被子，晚上经常被冻醒，他在船上熬了差不多一个月，终于到了上海。他立刻去找施绛年，却发现恋人早已移情别恋，他不顾施的父母在场，冲她脸上扇了一巴掌。之后，这段长达八年的恋情以登报解除婚约的方式宣布告终。戴望舒在法国时，施绛年便已移情，喜欢上了一个小商人，听到传言的戴望舒曾写信向好朋友求证，施蛰存为了让他安心学业，也只能回信胡乱搪塞。对于情变，他是有预感的，他在法国曾数次给施绛年写信，还曾倾尽所有积蓄给恋人买礼物，可施绛年的回信不是迟迟不来，就是草草应付，令他十分失望。戴望舒曾给施蛰存写信，希望施绛年也来法国，但施蛰存回信说：“你还要绛年来法，我劝你还不可存此想，因为无论如何，两人的生活总比一人的费一些，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为你担心呢。况且她一来，你绝不能多写东西，这里也是一个危机。”戴望舒的生活费用多系施蛰存汇款，有时候他甚至将自己的全部薪水寄给了戴望舒，可见他对朋友的情谊。他极希望戴望舒和妹妹修成正果，但爱情是不能强求的。多年以后他回忆起旧事还曾说：“一个是我的大妹妹，一个是我的亲密朋友，闹得不可开交，亦纯属他们自己私人之事，我说什么好呢？当年此事发生时，我就不管此事，一切采取中立态度，不参与也不发表意见，更不从中劝说或劝阻。”

爱而不得，大概在诗人的心中才能永恒。

茅特·冈之于大诗人叶芝，绿蒂之于大诗人歌德，贝阿德丽齐之于但丁，都是如此，他们得不到她，但是可以在梦魂中永远保留着她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看戴望舒倾尽青春却不能获得的爱情呢？一个人也许不能拥有所爱的人，但是在感情上他是忠于自己的，忠诚于他的心。所以，这样的感情不但不会被轻视，反而会获得尊重。

戴望舒在失恋后曾写过一首诗《有赠》：

谁曾为我束起许多花枝，

灿烂又憔悴了的花枝，

谁曾为我穿起许多泪珠，

又倾落到梦里去的泪珠？

我认识你充满了怨恨的眼睛，

我知道你愿意缄在幽暗中的话语，

你引我到了一个梦中，

我却又在另一个梦中忘了你。

我的梦和我的遗忘中的人，

哦，受过我暗自祝福的人，

终日有意地灌溉着蔷薇，

我却无心让寂寞的兰花愁谢。

也许，这是他对初恋最后的纪念吧。

不得不说，对于诗人来说，爱情只是一种想象，要么想象得到满足，要么永远在想象中。客观地说，想象不可能被满足，通常只能是破灭。但永远存活在想象中却是可能的，莎乐美之于里尔克、韦莲司之于胡适……文学及艺术史上那些并未彼此拥有，却终生灵魂交响的爱侣，就因为彼此成为对方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智慧，只有智慧才能够发生共鸣。否则，还是忘却吧。

恨不相逢未爱时

刚刚结束一段感情，立即投入下一场感情，就像刚从火中救出，立刻又去投水，这是十分危险的。然而，诗人似乎一天也离不开爱，所以就有了飞蛾扑火。

失恋的戴望舒住在好友刘呐鸥位于江湾的公寓，整日长吁短叹，另一位好友穆时英看不下去了，便把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了他。穆丽娟年方十九岁，长得亭亭玉立，立刻吸引了戴望舒，好像刚被蜜蜂蛰过又去舔蜂蜜。和施绛年一样，穆丽娟对戴望舒的认识也主要来自长兄穆时英，哥哥口中的戴望舒才华横溢，是文学界一流的人物，因此她对戴望舒充满了拜服与爱慕之心。在初恋的光芒中，她跟着他学打牌、陪他跳舞，还曾帮助他抄写稿件，爱情的船似乎在朝幸福的方向驶去。

1936年6月，戴望舒和穆丽娟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了婚礼，诗人徐迟充当伴郎。婚后不久，他们的女儿朵朵便出生了，戴望舒给她取名咏素。

上海艺华公司拍摄电影《初恋》，作曲家陈歌辛和戴望舒一起修改了诗歌《有赠》，并谱曲作为电影主题曲，这就是歌曲《初恋女》，一时大街小巷都是“你引我到了一个梦中，我却又在另一个梦中忘了你”的歌唱声。这令穆丽娟非常不快，她曾对人说：“他（戴望舒）把感情都给了施绛年，他和我没有什么话说。”

1939年抗战爆发，上海危在旦夕，香港成为最后的避难地，戴望舒和其他文人一样也携妻女到了香港。他在薄扶林道左近的山上寻到一座小洋房，安排家人住了下来。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他还和妻子一起在楼下的空地上开辟了一个菜园子，种植了蔬菜瓜果。他给自己的居所起名“林泉居”，大有隐居林泉，安然度日的意味。当时胡文虎正筹办《星岛日报》，聘任戴望舒为副刊《星座》的主编，薪水十分丰厚，还有配车。就这样，他过上了有房有车的生活。至此，戴望舒不但生活上稳定，还结交了不少文坛上的朋友，他曾十分自负地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上写过文章的。”

事业上有了进展，他的婚姻却出了问题。后来的研究者大多把问题归结于年龄差距大，二人的兴趣、爱好不同。这是十分荒谬的，对于艺术家来说，年龄差距从来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出在性格上。戴望舒担任《星座》的主编，同时还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他一方面要处理大量稿件，另一方面还要开展救亡的宣传工作。他经常把自己关进书房几个小时，中间连和妻子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这就使得穆丽娟无法进入他的精神世界，陷入一种挫败的无助中。她后来曾回忆说：

婚后我不管家务，一切有保姆代劳。一个保姆负责煮饭，另一个负责带孩子。实在无聊，就学学英语，和徐迟的爱人陈松一起出去看电影、逛街。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富家女子都是不工作的，所以只能自己找娱乐项目。来港的施蛰存住在我家，我就顺便向他请教一点儿古文，每天自己也练练书法陶冶情操。但都是为了消磨时光。当时由于上海战乱，很多文艺界的人都去了香港，林泉居也成了一个文艺沙龙，施蛰存、叶浅予等人都经常造访我家。

客观地说，穆丽娟是一个颇具知识情趣的女性，她性格娴雅，也喜欢文艺，如果戴望舒愿意在她身上花一些时间，他们很容易成为琴瑟和鸣的夫妻。后来穆丽娟改嫁作家周黎庵，与周氏夫唱妇随，用事实证明了她不是一个粗俗的女子。多年以后，当记者向她问及和周黎庵的婚恋时，九十六岁的她脸上依然闪烁着幸福的光亮。

戴望舒是诗人，爱情之于他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是一种想象。想象愈强烈，则爱愈深。反之，想象消失，则爱意熄灭。现实的家庭生活，显然不能满足他的想象，这就驱使他进一步沉溺于书斋中。女性需要被关怀，而他显然更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后来的婚姻悲剧中，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他就像希腊神话中化为水仙的纳卡索斯，有着强烈的自恋心理。他的每一场恋爱，所爱的其实都是自己的想象，更进一步，他爱的其实是自己。通俗地说，每一次情感投入，都是与自己相恋。这样一来，别人就很难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也就感受不到他的爱。

上海沦陷后，穆丽娟的母亲也逃亡到了香港，在家中被视作空气的穆丽娟有时候去看望母亲，干脆就住在那里。女儿朵朵见不到她，就哭闹着要妈妈，这令戴望舒倍加恼火，因此不免出语粗鲁。与戴望舒有交往的卜少夫、徐品玉曾回忆说，戴望舒有一次对穆丽娟怒吼：“还不如叫十个粗汉去×你老母一场！”。戴咏素则否认了这个说法，她说父亲家教极好，不可能这般说。

1940年6月28日，穆丽娟的哥哥穆时英在上海四马路被国民党特工误刺身亡，穆丽娟简直觉得天都塌了，她终日流泪，打算回去处理后事。戴望舒却说：“你是汉奸的妹妹，哭什么劲儿？”坚决不许妻子回上海处理长兄的丧事。戴的这种态度，进一步拉大了二人之间的距离，二人很长时间不言一语。戴望舒曾对施蛰存说：“丽娟有一个月未和我讲话。”

半年之后，穆丽娟的母亲在上海病逝，报丧电报到香港后却被戴望舒压了下来。穆丽娟在街上遇见了叶灵凤的妻子赵克臻，赵克臻看到她穿着大红的裙子，惊异地说：“你在热孝中，居然穿大红衣裳。”她由此才知母亲已身故。遭到兄死母丧连番打击的穆丽娟再也无法忍受了，她去当铺当掉了母亲送给她的翡翠胸针当盘缠，带着女儿朵朵回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有个大学生对穆丽娟十分钟情，每天送花致礼、殷勤问候，年方二十五岁的她这才明白，这五年简直是白过了，简直犹如困室内一般，原来人生可以这样温暖，可以这样被呵护。她并没有接受这个大学生的感情，却在心理上和戴望舒更加疏远了。她后来回忆：“我们从来不吵架，很少谈谈，他是他，我是我。从小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家庭和睦、环境很好，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一点点不开心。看戴望舒粗鲁，很不礼貌，我曾经警告过他，你再压迫我，我要和你离婚。戴望舒听了也没有说什么，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了施绛年。”

1940年冬天，穆丽娟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立即赶往上海，与之长谈，希望能挽回妻子的心。但穆丽娟心意已决，他说什么都是徒劳。正所谓，爱的时候海誓山盟，不爱的时候陌如路人。妻子不愿随他返港，汪伪政府的御用文人胡兰成却派人找上门来了，要他留在上海替伪政府办报，汉奸头目李士群也打起了他的主意，并承诺他只要肯加入伪组织，就能让穆丽娟回到他身边。戴望舒虽为一介文人，但深知民族大义，他无意附逆，只得匆匆返港。在离沪的前一夜他向穆丽娟告别，再一次回忆起从前的往事，然而穆丽娟已不肯接纳他，他不得不怀着凄绝哀伤的心情离开。他写过一首诗《示长女》，那是一个父亲对曾经的美好家庭生活的怀念，也是面对女儿最真挚的表达，一字字一行行读来都使人仿佛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的心曲。在这首诗中，技巧也好，文字也好，都已经不重要了，情感的力量令人不忍卒读，它不只是写给女儿的，其实也是写给前妻的，是对从前那个家庭的追忆，笔者抄在这里：

记得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

你童年点缀着海鸟的彩翎，

贝壳的珠色，潮汐的清音，

山岚的苍翠，繁花的锈锦，

和爱你的父母的温存。

我们曾有一个安乐的家，

环绕着淙淙的泉水声，

冬天曝着太阳，夏天笼着清荫，

白天有朋友，晚上有恬静，

岁月在窗外流，不来打扰，

屋里终年长驻的欢欣，

如果人家窥见我们在灯下谈笑，

就会觉得单为了这也值得过一生。

我们曾有一个临海的园子，

它给我们滋养的番茄和金笋，

你爸爸读倦了书去垦地，

你呢，你在草地上追彩蝶，

然后在温柔的怀里寻温柔的梦境。

人人说我们最快活，

也许因为我们生活得蠢，

也许因为你妈妈温柔又美丽

也许因为你爸爸诗句最清新。

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

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

你记得我们的小园临大海，

从那里你一去就不再回来，

从此我对着那迢遥的天河，

松树下常常徘徊到暮霭。

那些绚烂的日子，像彩蝶，

现在枉费你摸索追寻，

我仿佛看见你从这间房

到那间，用小手挥逐阴影，

然后，缅想着天外的父亲，

把疲倦的头搁在小小的绣枕。

可是，记得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

你爸爸仍旧会来，像往日，

守护你的梦，守护你的醒。

回到香港后，戴望舒的天空完全崩塌了，他意志的堤坝全部崩溃。

1940年1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他给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那是一封遗书，他在信中说：“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已经五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这封信令穆丽娟很忐忑，他问戴望舒的姐姐该怎么办，戴的姐姐却说：“他自杀过一次，死过一次的人不可能再自杀。”因此，穆丽娟对戴望舒的信未作任何回应，不久就传来戴望舒服毒自杀的消息，幸好被友人发现，终究是救了回来。

1941年，戴望舒对这段几乎完全破裂的婚姻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将自己的两本日记寄给妻子，里面记录的多是对她的思念之情，另外她还寄了一本影集，里面是三十多张家庭照片，处处闪烁着一家人在一起时的和美。影集的扉页上写着：丽娟，看到了这些的时候，请你想到我和朵朵在等待你，等待你回到我们这里来，不要忘记我们。

也许，在以往的生活中，他确实忽视了她，然而当她真的要离去，他才发现是如此离不开她。他的日记中曾记录了两人分居沪港时稀有的沟通，当他收到妻子的来信时，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

昨天收到了丽娟的信，高兴了一整天，今天也还是高兴着。丽娟到底是一个有那么好的心的人。在她的信上，她是那么体贴我，她处处都为我着想，谁说她不是爱我着呢？一切都是我自己不好，都是我以前没有充分地爱她——或不如说没有把我对她的爱充分地表现出来。

穆丽娟同意暂时分居，六个月后再做决定。然而，这终究是一场无法挽回的婚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戴望舒被日军抓进大牢，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受尽了酷刑，他也丝毫未曾屈服。他有一身文人的肝胆，也有一副硬骨头。后来，好友叶灵凤等人倾尽全力将他营救了出来。出狱之后，他进入大同图书印务局继续从事出版工作。

日军的酷刑没有令他屈服，这场婚变却几乎摧毁他。1943年1月23日，戴望舒同意了离婚，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多年后，穆丽娟回忆起旧事说：“我们之间几乎从来没有红过脸，一直和平共处，没有外界所想的纠纷和第三者。离婚理由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有就是年龄差距，他比我大十三岁。戴望舒喜欢窝在书房看书、写作，很少和我说话。”

戴望舒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东方式的大男子主义者，专制、霸道，把女人看作没有思想的幼稚动物。他的内心蓬勃生长着爱，但他的爱情都演绎在诗歌中，就像“画家与妻子”的故事——有一个画家爱上了一个女孩，他太爱她了，所以结婚后妻子成了他唯一的模特，他每天不停地画，画中的女子一天天光彩夺目，而妻子却一天天憔悴，他的作品终于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妻子却香消玉殒了。戴望舒就像那个画家一样，他把爱情写进了作品，却不肯分一毫给身边最亲近的人。

事实上，穆丽娟是一个有思想的新女性，她喜欢看书，也愿意跟上丈夫的脚步，她不愿意做一个家庭的玩偶。而戴望舒却把她看作一个家庭主妇，需要她的时候一刻也不肯放松，不需要她的时候则视若空气，这才是这场婚姻破裂的真正原因。

人们总是放弃心中所想的东西，然后再去吸引他所放弃的东西。

只爱那丁香般结着哀怨的姑娘

戴望舒在大同图书印务局当编辑时，认识了抄写员杨丽萍（杨静），很快坠入爱河。1943年5月30日，二人宣布结婚，这场婚事太快了，以至于有些朋友没反应过来，因为四个月前他才签了离婚协议。有些人总是这样，每一次都淹死在同一条河流里。戴望舒在经历了两段感情之后，又与一个小自己十几岁的少女结婚了，当时杨丽萍十六岁。杨的父母不喜欢戴望舒，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但杨丽萍欣赏戴望舒的才华，也被他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所折服。女孩子总是爱慕英雄，崇拜那些伟大的诗人，但是一旦走近了，才发现英雄和诗人其实也是常人，他们也有常人的毛病和缺点，这就发生了动摇。

戴望舒和杨丽萍婚后最初还算和谐，但两个女儿咏絮、咏树出生后就出现了问题，先前的小妻子的角色很快转换为母亲，家庭琐事多了，分歧也就多了。戴望舒身上那种大男子主义的作风再次暴露出来，两个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吵架、吵架、吵架复吵架。实际上，家庭所产生的琐碎纠纷并不只属于戴望舒，它属于所有天才人物，有多少人被它毁灭。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戴望舒一直渴望回上海，可是当他1946年携家带口到上海后，面对的却是另一场风暴。上海的文化界不信任他，认为他在香港有附逆嫌疑，这令极为爱惜名誉的戴望舒痛苦极了，只得再次避居香港。这时候，妻子不但未能给予他安慰，还与另一个人产生了感情。愤怒之下，戴望舒挥拳打了妻子。就像此前的两段感情一样，戴望舒最后做出了种种努力，希望妻子能够回心转意，但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根据协议，两个女儿二人各自抚养一个。

戴、杨感情破裂后，戴望舒一度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叶灵凤的家里。叶灵凤回忆说：“他在人前一再摇头：死了，这次一定死了！”他不会再自杀了，但是他的心已经被摧残蹂躏碎了，他是真的心死了。

1949年3月，戴望舒悄悄地离开香港，回到了北京，后出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糟糕透顶了，日本人用酷刑摧垮了他的身体，数次情变又彻底摧毁了他的精神，加之哮喘病发作，他几乎无一日不在痛苦中度过。为了减轻痛苦，他亲手给自己注射麻黄素。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为自己注射了过量的麻黄素，很快在床上昏迷，等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也许，这样也好，他不用那么痛苦了。

戴望舒辞世二十八年后，杨静曾对来访者说：“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对他了解不多，也没有想到要好好了解他。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一件憾事。”人总是这样，要在失去后，才能想到一个人的好。就像张兆和在整理《从文家书》的时候，才真正理解了那个跟她生活了一辈子的人。

在戴望舒的三段感情中，除了第一段感情比较勉强外，后面的两段感情都有着良好的开始，在最初的家庭生活中也有过甜蜜与温馨。每一个他所深爱的人，他都深藏在心中，也许是藏得太深了，反而让人看不见。他是诗人中的诗人，细细探究他爱过的三个女性，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她们都比他小，而且有相当大的差距。实际上，在每个年龄段，他所爱的对象都不曾发生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少女的外表，施绛年、穆丽娟、杨丽萍，其实都是他诗中的“丁香姑娘”，是永恒的、不可磨灭的诗歌的意象。他终其一生，都爱着诗里的人，爱那些街头走过的曼妙身姿，她们为他提供灵感、提供想象，但他似乎并没有做好去了解她们的准备。

在客观叙事中，同一个人身上往往有两套甚至多套叙事系统，研究者也许可以拿材料说话，却忽略了材料之外的东西，而最近的观察者因为种种原因未必能够提供材料。多年以后，戴望舒的长女戴咏素回忆起父亲，说父亲非常爱妻女，每到一个地方，不论是香港，还是上海，都尽可能地为他们寻觅最好的居住环境。他为女儿寻找教育环境好的学校，对妻子学声乐、学钢琴的要求都尽量满足，还花巨资为妻子购买过赤金项链。戴望舒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有良好的交际能力和经营能力，尽管在战乱时期，他也总有办法维持稳定丰厚的收入，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他喜欢书，因此家里便有藏量丰富的书籍，他喜欢朋友，他的家中便有沙龙和舞会。谁说他不浪漫，没有情趣，缺乏理性呢？当他和妻子之间产生鸿沟，他便答应妻子，次女（他和杨丽萍所生的长女）稍微大一些，就同意离婚。也许，他不是一个知情知趣的人，但他是一个在每一段婚姻中都投入全部感情的人；对每一个亲人，都竭力守护；对每一个朋友，都报以真挚的感情。他是真浪漫，他的浪漫在骨子里。只是，他的浪漫无人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