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上颇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英俊小生。邵洵美便是其中之一，不过用英俊来形容，似乎不够准确，说是漂亮大约妥当些。历史的原因，尤其是鲁迅先生对邵洵美的贬抑，使人们长期忽略了他，甚至遗忘了他的才华和贡献。毫无疑问，邵洵美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天才往往更加易于疏离和厌倦，他们对现实缺乏兴趣，他们留恋的世界是天人之交的精神世界。当庸常的世界无法满足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逾越生活的藩篱，去寻找另外的东西。在上则为圣哲，为宗教使徒，为英雄，为诗人，为艺术大师；在下则为浪荡子，为赌徒，为多情兼无情者。当然，也有上、下而集于一身者。

究诸于东西史籍，圣哲如孔子，宗教使徒如圣保罗，诗人如李白，艺术大师如莫扎特，皆徘徊在现实的边缘，逆向现实，以天才的叛逆姿态踏入了更为广阔的永恒精神世界。显然，邵洵美身上的这种叛逆性更强烈，呈现出骨子里的驳杂不纯和狂放，因而他的诗作和人生有一种斑斓的美。他的人生，是真正艺术家的一生；他的诗，是真正流淌出来的诗。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邵洵美是典型的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他的祖父是清末当过台湾巡抚的邵友濂，外祖父是有“中国商父”之称的盛宣怀，父亲是典型的阔少，母亲则是有传统修养的大家闺秀。到了他这一代，虽然已是民国，但两大家族的声望依旧不减。他的大伯父无嗣，由他兼祧，因而拥有了两份遗产。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任情使气那是自小养成的底子，说他是纨绔子弟并不为过，但他没有阔少的嘴脸，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情人柔肠以待。当然，他也豪赌，也嗜阿芙蓉，也逛堂子，这样才像一个浪荡子。

邵洵美一生中有两段感情、一项事业最为人称道。他的发妻盛佩玉，也就是他的表姐，是他大舅盛昌颐的女儿。1916年，外祖父盛宣怀在上海去世，那是一场被历史记住的盛大葬礼，连外国的媒体都刊登了此事。在这次葬礼上，邵洵美第一次见到了表姐盛佩玉，那一年他十岁，盛佩玉十一岁，小儿女最是投缘，便觉似曾相识，就像《红楼梦》里的宝玉和黛玉。

从青梅竹马到情投意合，是古典式的爱情，邵洵美为所爱改名，即可见其用情之深。《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说：“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为了与盛佩玉的名字联结在一起，他将自己的名字“云龙”改为“洵美”。旧式大家族，为子女取名多翻经典，“云龙”其实也是一个好名字，出自《周易·乾卦》九五爻的爻辞，喻意不凡。但他对家族要求的这种“不凡”似乎不屑一顾，他宁可追随佳人裙裾的一角。

姑舅通婚，是中国的旧传统。1925年，邵洵美请母亲向舅家提亲，得到了盛家的许可，不久就与盛佩玉订了婚。佩玉亲手为他织了一件白色的无袖上衣，他则为她写了一首诗相赠。

之后，他赴英国留学，每到一个地方就选取有当地特点的明信片寄来，每张明信片上都写有表达思念的情诗。他从欧洲归来后，曾将这些诗句整理成册出版，就是《天堂与五月》。在这册诗集的扉页上，印着一行小字：赠给佩玉。扉页题写恋人的名字——是西方人的表达方式，近代以来尤为文人们所爱，郁达夫向王映霞表达过、戴望舒向施绛年表达过，但都不及邵洵美的方式来得浪漫和真挚——因为那诗是专门写给她一个人的。

邵洵美在英国剑桥大学伊纽曼学院读经济学，却对文学和艺术感兴趣。学校一放假，他就跑到欧洲的艺术之都巴黎去旅行。在那里，他得了一个“活银行”的外号，同在法国留学的徐悲鸿和蒋碧薇都曾得到过他的接济。住在拉丁区的中国留学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发生“经济危机”时大多向他求救，他从不推诿。李白曾说：“千金散尽还复来。”

诗人多金，真是美事。

邵洵美在回忆留学生活时曾说：“有一个大清早，有人打房门把我叫醒，进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青年。他先对我说他怎般地仰慕我，又说他怎般地刻苦求学，最后竟说他是由公使馆介绍来向我借钱的。这种借钱的论调实在太奇怪了，可是我一方面却被这种不可能的谎言所迷醉，终于送了他二百法郎，又称赞了一番他说话的艺术。送掉了这二百法郎，自己当然把它当故事来讲。不到三天，住在拉丁区的留学生几乎全知道了，我自己便为自己取了个诨号叫‘二百法郎富翁’。”

徐邵“双璧”，倾盖如故

邵洵美到了巴黎真可以说是到了天堂，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大帮热爱艺术的年轻人，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蒋碧薇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当然，对他影响最大的那个人还是徐志摩。他俩长得太像了，无论是气质，还是行止。据说塞纳河左岸的卖书老人曾拉住他，问他是否姓徐，因为有个姓徐的中国人曾说要翻译《拜伦全集》。当然，在欧洲人眼里，也许中国人都长得一个样。

据说，徐悲鸿等人第一次见到邵洵美，惊诧于他与徐志摩太像了。邵洵美认为，这一定是天意要让自己和志摩在一起。巧合的是，过了几天二人竟然在大街上偶遇。徐志摩一见到他，就高兴地说：“弟弟，我找得你好苦！”显然，朋友们在他面前谈及邵洵美，几乎使他耳朵起了茧，所以一见就认了出来。邵洵美也喜欢这位朋友，有时候简直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

徐志摩的新月书店办不下去了，他立刻接手。徐志摩在光华大学教书时，因故不能如期上课，他就跑去当代课老师。徐志摩和陆小曼结缡，他专门画了一幅画，一个杯子、一只壶，画上题字：“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寓意他们像壶与杯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他是一个典型的顽童式的人物，有他在，总有欢笑。

有一次，文艺界的朋友在徐志摩家聚会，诗人作诗，画家画画，邵洵美也画了一幅画。画中这个人像徐志摩，又像邵洵美，却没有邵洵美式的胡子，也没有徐志摩那一副眼镜。他在画上题词：“长鼻子长脸，没有眼镜亦没有胡须。小曼你看，是我，还是你的丈夫。”结果，朋友们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尽管当时的人把邵洵美和徐志摩称作“文坛双壁”，周劭却说：“玉树临风，人称‘双璧’，洵美似乎比戴眼镜的志摩更漂亮一些。”与邵洵美有往来的文学评论家张若谷则说得更加具体些，他说：“（邵洵美）脸儿生得特别地清癯狭长，衬以隆准的鼻子，确是唯一的特征。上唇留有微髭，两颊有淡青色胡痕，乌黑的长发，不加梳理很整齐地覆披头额。一对流利眼睛好像放在白玉盘里的黑葡萄。那两耳旁的垂下的鬓发，陪衬出他一副清秀的容貌，露着一种与人很亲热的表情，活像《波西米亚人》中画家罗道夫的模样。”

邵洵美的情人项美丽有一篇小说叫做《太阳的脚步》，里面有个叫“云龙”的人物，其原型就是邵洵美。她以更近的视角描述了他的神采，她说：“他的头发柔滑如丝，黑油油的，跟其他男人那一头硬毛刷不可同日而语。当他不笑不语时，那张象牙色的面孔是近乎完美的椭圆形。不过当你看到了那双眼睛，就会觉得那才是真的完美，顾盼之中，光彩照人。他的面孔近乎苍白，在那双飞翅似的面目下张扬。造物主从他高挺的鼻梁处起刀，然后在眼窝处轻轻一扫，就出来一副古埃及雕塑似的造型。下巴却是尖削出来的，一抹古拙的颊髭比照出嘴唇的柔软和嘴角的峭厉。下巴上那一撮小胡子，则好像是对青春少俊的一个俏皮嘲讽。静止不动时，这张面孔纯真得不可思议，不过，他很少静止不动。”这简直就是雕塑大师处心积虑的作品，当然这样的描述也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成分。

当时只道是寻常

和他的父亲一样，邵洵美是个浪荡子，他的妻子却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闺秀。1927年1月15日，邵洵美与盛佩玉喜结连理，婚礼是在上海最著名的卡尔登饭店举行的，参加婚礼的有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刘海粟、钱瘦铁等诸多名人，连落拓不羁的大名士袁克文也叫人送来了贺礼。《上海画报》将二人的婚纱照刊登在封面上，并刊出说明性文字：“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邵洵美与盛佩玉结婚，杂志上不提邵、盛二人的父母，却偏偏提起盛佩玉的四叔盛恩颐，颇耐人寻味。

原来，盛四公子是盛家产业的代表，这位大公子时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这是一个涉及钢铁、矿业、铁路等诸多龙头型行业的掌门人，同时也是一个超级败家子。盛恩颐好抽大烟，以在烟榻上处理公务出名，他还好赌，曾一夜之间将几条街的房产输给另一阔少卢小嘉。这个封面，堪与今日的娱乐杂志一比，颇具娱乐性。而《申报》刊出的新闻，则更加博人眼球，文曰：“文学家邵洵美君，为邵月如先生令嗣，富有天才，有诗集，为艺林推重，兼擅美术，绘画倾向于欧洲表现派，新颖含诗趣。月之十五日，与盛杏荪孙女盛佩玉女士，在卡尔登行结婚礼，由马相伯证婚。翌日在静安寺本宅喜宴，贺客盈门。”其中所说的“盛杏荪”就是盛宣怀，直接挑明了这桩婚事关联的那位大人物，尽管早已去世，仍旧在民间有巨大影响力。

据说，盛佩玉和邵洵美婚前曾约法三章：其一，不准抽大烟；其二，不准赌博；其三，不准有别的女人。然而，所有的规则，从制订的那一刻开始，就是用来被打破的，就像所有的围墙，被竖立起来时，就意味着有被翻越的可能。盛佩玉是大家族长大的女子，看惯了大家族男人们的行径，见识了一个家族的兴衰。盛家的阔少爷们，尤其是盛佩玉的叔叔们，几乎都是败家子，有豪赌输光全部产业的，有纳一大群小妾的，有抽大烟散尽家财睡大街的……她自认为，她能够把握住这个男人，只要他干的是正途，不赌不嫖不抽，她就支持。她在晚年的一份回忆中谈及婚后十年说：

这十年里自以为聪明的我，算了一下经济账，从来没有盈亏相抵这种事。由于洵美的花样多，而我每次听到他提出的要求，只要是光明正大、合情合理的事要花笔钱，我总会全盘接受。若我同意了，从不显难色，爽爽快快帮他，让他去办事。我不看重钱，故不会为钱去盘算，大概我太无用吧！心中何尝不急！自己这些钱如数用完了，洵美也就向银行透支，结账时非还清不可。

这时他和我商量，移东补西的办法，只有将我的首饰拿到当铺去作押，以后便可再透支，也可能会赎回来的。也只有采用这方法了！只是我的东西第一次进当铺的门。凡人总有虚荣之心，而且在娘家面上要扎面子的，所以我担心，希望娘家不要在这关键时刻来请帖邀我赴宴，否则我没有贵重首饰可戴！

让我们看看邵洵美是怎么花钱的。他对妻子说：“我要开办金屋书店。”盛佩玉说：“办吧”。他说：“我要成立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盛佩玉说：“好。”他说：“我要把别人办不下去的《狮吼》杂志接过来办。”盛佩玉说：“你愿意接手，就接手好了。”他说：“徐志摩和胡适的新月书店办不下去了，我打算关掉金屋书店，去帮着办新月。”盛佩玉说：“既是正经营生，你去帮办吧。”

比起叔叔们抽大烟、逛窑子、豪赌，邵洵美办杂志确实走的是正途。就这样，邵洵美一口气创办或接手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这些杂志的出版，从稿酬到印装，统统是邵洵美砸钱，杂志出版最密集的时候，差不多每隔五天就有两种杂志面世。

那时候的他，事业如日中天。

他创立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上海的文人，不论是左翼阵营的鲁迅、郁达夫、夏衍、丁玲，还是新月派的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都与他有交往。邵洵美是出了名的爱交朋友，邵家位于上海淮海中路的家几乎夜夜不熄灯。他家的客厅每天晚上都有人谈到天亮，他们家几乎每天晚上都做两桌饭，一桌邵家人吃，另一桌招待朋友，施蛰存、孙大雨、徐迟、钱钟书、章克标、徐悲鸿都在他们家用过餐。就连一向不大理人的张爱玲（张家与邵家实际为世交），也曾拜访过邵洵美的客厅，张爱玲笔下的向璟，钱钟书笔下的赵辛楣，都有邵洵美的影子。

为了印制出最精美的画报，装订出最精致的书籍，邵洵美从德国引进全套的影写版印刷机。这套设备里最大的印刷机有两侧楼那么高，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设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套设备归了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在使用，并印制过精美的《人民画报》。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谈及邵洵美时说：“他似乎有无穷的精力、时间、文学天赋和金钱。”

邵洵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颇有祖父盛宣怀的胸襟。作家夏衍从日本留学归来，暂时没有容身之地，便托人将译稿《北美印象记》（日本作家厨川白村作品）送至邵处，冀以出版。邵洵美连稿子都还未看，就先支出五百大洋。叶浅予创办《时代》漫画，资金周转不灵，邵洵美当即慷慨支持。徐志摩和胡适等人办的《新月》刊登批评国民政府的文章，被书报检查机关扣住，邵洵美出面打通关节，使杂志照常发行。沈从文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邵洵美拿出一千元大洋作为盘缠，并声明此系朋友之义，不必偿还的……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简直不胜枚举。所以，朋友们称他为“孟尝君”。

因为办出版，因为好交朋友，所以便有了那幅著名的《文坛茶话图》。这是著名漫画家鲁少飞创作的一幅漫画，刊登在1936年的《文艺》画报上。画中围桌或坐或立者二十三人，外围尚有数人，墙上则挂着古今中外作家的画像。据了解文坛掌故的人指证，这幅画中有鲁迅、巴金、茅盾、洪深、郁达夫、施蛰存、老舍、张资平、冰心、白薇、叶灵凤、林语堂、傅东华、周作人、郑振锋、沈从文、张天翼、鲁彦、凌叔华、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杜衡、田汉、丁玲等多人，其中正中一把“交椅”上，便是邵洵美，真有一股带头大哥的韵味。当然了，对于这幅画，各人的反应不一。不知鲁迅是否知道这幅画，若是知道大约要讽刺一番，因为这幅画中和他有“过节”的人实在不少。

邵洵美与鲁迅的相识与交恶，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1933年2月17日清晨，萧伯纳乘坐英国“皇后”号轮船从香港抵达上海。中国文化名流鲁迅、林语堂、杨杏佛等人与之会晤，在这次会上，邵洵美首次见到鲁迅。会后，上海的天空下起了牛毛细雨，鲁迅站在屋檐下等车，因为冷，脸色有点发青，邵洵美请他上自己的专车，送他回家。可以说，最初鲁迅对邵洵美是颇有好感的，他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称邵洵美为“有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

不过，邵洵美和鲁迅显然并非一路人。邵氏当年8月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曰《文人无行》，不知怎么触怒了鲁迅的神经，立刻引来一阵炮轰。鲁迅连续写了三篇文章：《各种捐班》《登龙术拾遗》《帮闲法发隐》，其中《登龙术拾遗》中对邵洵美的映射，几乎成为后世对邵洵美的定论。他在该文中说：“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鲁迅的这篇文章，是后人将邵洵美视作“穷小子”攀上“富岳家”的证据，真是冤枉了他。

照理说，邵洵美继承了伯父和父亲两份遗产，妻子盛佩玉又带来大批嫁妆，按鲁迅先生的说法，他应该过的是“阔人”的日子才对，但事实不然。由于毫不节制地干“赔本生意”，他过的经常是穷酸日子。盛佩玉虽出身大家族，但拥有良好的教养，对于丈夫干的“赔本生意”，她不愠不怒，而是精打细算，竭力使丈夫和孩子免于饥饿和冻绥。日军占领上海后，邵洵美的生意几乎丧失殆尽，盛佩玉在谈及当时的生活时说：

洵美和我过的日子是穷而又烦躁的。生病！添孩子！弄得他脑子不得安静。古话说，穷而后工。可是他笔也懒得动了，日常无所事事，坐着抽烟，香烟抽到板烟，我们过的日子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其实他是一筹莫展、愁闷在心，才会这样子的。

邵洵美是公子哥出身，哪里懂得油盐酱醋茶的得来不易。

盛佩玉曾与之约定，不可抽大烟，不可赌钱，但他抽了、赌了。他的抽和赌，带有一种颓废的气息，似乎是故意为之，又好像是标新立异。他与瘾君子不同，抽大烟只是浅尝辄止；他也不是赌鬼，输了几回，放几句豪言，也就罢了。

他的抽和赌，大约并不会为人们所记住，人们记住的是他的诗。那是一种带着强烈的、颓废的、破坏力的东西，仿佛是用恶魔的视角写出来的。很大程度上，他受过西方颓废主义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学里没有的东西，因此便为中国的文人所不喜。他的颓废风格的诗收集在《花一般的罪恶》中，这个标题很可能受到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影响。我们不妨看几节他的诗：

那树帐内草褥上的甘露，

正像新婚夜处女的蜜泪；

又如淫妇上下体的沸汗，

能使多少灵魂日夜迷醉。

仅仅只是四句，就透露出一种淫靡的气氛。同样在《颓加荡的爱》这首诗中，也具有类似特点：

睡在天床的白云，

伴着他的并不是他的恋人。

许是快乐的怂恿吧，

他们竟也拥抱了紧紧亲吻。

啊，和这朵交合了，

又去和那一朵缠绵地厮混。

在这音韵的色彩里，

便如此吓消灭了他的灵魂。

这样的诗句，真有惊世骇俗的力量。然而，还是他的朋友更了解他些，沈从文就曾说邵洵美的诗：“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的人生的享乐，对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

人生若只如初见

邵洵美也流连于欢场，但大多属于逢场作戏。如果不是遇到项美丽，他至少能做到妻子所立的“约法三章”中的其中一条。项美丽现译为艾米莉·哈恩（EmilyHahn），是一名美国女记者，是《纽约客》杂志的撰稿人。她与邵洵美相识于1935年5月，二人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一见钟情，“项美丽”这个名字就是他起的。她惊讶于邵洵美那完美的诗人外形，尤其是他“希腊式完美的鼻子”，简直像出自雕塑大师之手。上海是亚洲当时最繁华的都市，邵洵美带着她见识了中国式的生活，尤其是中国社会的种种现状。项美丽最著名的小说叫《大烟》，就与邵洵美教给她的体验有关。

1937年8月14日，日军进攻上海。邵洵美带着家人急忙逃离杨树浦的家，躲进法租界的霞飞路，从而与项美丽成了邻居。关于这次逃难，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中说：“我家逃难来租界，许多家当都留在杨树浦。妈妈叨念的是孩子们的衣裳没带全，得一一重做；爸爸揪心的是失去了那么多心爱的书，更糟糕的是那台德国进口的影写版印刷机还在日占区，逃难时只带出这套设备最关键的一块网线板。”

这时候，项美丽显露出西方女性特有的胆识，她凭借自己外国记者的身份，很快就搞到一张特别通行证，并雇佣了一辆大卡车和十来个俄国搬运工，还把一面美国国旗插在汽车上，亲自带着人去搬运那些印刷器材。往返十多次，完好无损地将那巨大的机器从日占区抢了出来，甚至连邵洵美珍爱的书籍、盛佩玉念叨的衣物也没有落下。

项美丽在《我的中国》一书中写道：“要是他们知道厂主是中国人，亦即日本的敌人的话，洵美的印刷厂就会遭到日本人没收。所以我们签署了一份文件（指与邵），说我早在一年前就买下了这工厂。这事全靠一名叫马尔柯姆·史密斯的警察帮忙。当我一次两次帮洵美运家产时，他还派了名警察陪我。”

晚年的盛佩玉写过一本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里她对项美丽几乎是避而不谈，写到的内容很少，但是这件事却写得很仔细，她说项美丽从日占区抢出来的印刷器材“连一个螺丝钉也不缺”。为了表示对这位异国女子的感谢，她送给她一个大翡翠戒指作为谢礼。至于丈夫与项美丽的关系，她是很清楚的，然而她保持了东方式女性的尊严。对项美丽来说，邵洵美对她并不避讳谈自己的妻子，甚至经常谈到，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她爱这个人，越陷越深，但她知道他是不可能离婚的。

日占时期的上海，邵洵美照样办杂志，但为了免于日本人的纠缠，发行人挂着项美丽的名字。这时期他办的两份刊物是《自由谭》和《直言评论》。《直言评论》是一份英文刊物，上面最早刊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两份刊物并没有出多少期，因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不久就被查封了。

在邵洵美与项美丽比邻而居的日子，项美丽甚至和盛佩玉成了好朋友，邵家的孩子们对项美丽也颇为亲近。有一次盛佩玉发现丈夫和项美丽处于内室，便十分生气地推门而入，结果发现二人卧于烟榻，正在吞云吐雾，这真是令她啼笑皆非。实际上，盛佩玉曾允许邵洵美和项美丽结婚，二人也确实订立了一纸婚约。只是，因着邵洵美的浪子心态，这事实际上沦为了一个游戏。他的放荡不羁、离经叛道，由此可见。

在邵洵美的帮助下，项美丽曾到香港和重庆，成功地采访了宋美龄，并写出了令她声名大噪的《宋氏三姐妹》一书。项美丽在香港时，认识了英国人查尔斯并陷入热恋，但就在他们的女儿出生不久，日军占领了香港，他们一家被视作英国侨民关进了集中营。项美丽也真不愧是一个泼辣的女人，竟然翻出自己和邵洵美的“结婚证明”和邵氏的一张照片，说自己是中国人的妻子。日本人居然信了，把她和女儿释放了。

抗战胜利后，项美丽和查尔斯结婚并居住在美国。邵洵美有一次赴美，去拜访了项美丽，故人相见，感慨万千。他和项美丽的丈夫查尔斯谈了很多，查尔斯突然一本正经地说：“邵先生，您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邵洵美不假思索地答道：“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您继续保管下去。”话音一落，三个人都大笑起来。

邵洵美晚景特别凄凉，颇像一幕大剧的哀伤落幕。他的一生曾经投入深情，也曾叛逆于这深情。他极富才华，诗歌《蛇》是中国文学里罕有的作品，然而他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才华。他恣意地挥霍着，仿佛是拿着一大把珍珠，闲抛闲掷，扔进了枯藤与流水中。他善于画、善于诗，然而对他而言这不过是智慧的副产品。智慧的尽头是虚无，人情、文章、嗜好，乃至出版事业这种事功，甚至他的爱情，其实都是对智慧的消解。真正的天才人物，在现实中可能并无多少足迹，他们早早地毁灭于自身。

第十一章戴望舒

曹聚仁曾说：“诗人住在历史上，是神人，飘飘欲仙的；但住在你家隔壁，那就是疯子。”

要是生活在一起呢？大概就像拥抱疯子吧。

大多数人往往把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等同起来，以作品中的形象来衡量它的创作者，事实却不然。常人所理解的浪漫，大约与诗人的浪漫是有区别的。诗人的真实生活，可能并没有浪漫的存在，至少表现得并不浪漫。像影视剧里那般风流倜傥、姿态翩然，时常能给人意外惊喜的艺术家，只能算是一种“神话”。真正的诗人在作品里演绎着爱，燃烧着他们内心蓬勃的火焰，然而在现实中总不免令人“失望”。

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出她的名字

1927年2月，戴望舒因参与革命宣传曾被拘留，“四一二”时为了躲避搜捕，到上海松江的好友施蛰存家中避难，结识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她是他的初恋。

当时，戴望舒二十二岁，施绛年十七岁，两个人都是如花一般的年纪。性格开朗、面容娇媚的少女一下子牵引住了诗人的心，他爱上了她。由于天天见面，加之戴望舒与施蛰存关系好得几乎能一个鼻孔出气，所以对施绛年而言，戴望舒也如同哥哥一般亲近。可以说，最初的时光，戴望舒与施绛年的关系是十分亲密、默契的。

爱令人陶醉，也激发了诗人的灵感，戴望舒写下了一系列献给女友的诗歌，如《我的恋人》。

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

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

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她有黑色的大眼睛，

那不敢凝看我的黑色的大眼睛——

不是不敢，那是因为她是羞涩的，

而当我依在她胸头的时候，

你可以说她的眼睛是变换了颜色，

天青的颜色，她的心的颜色。

她有纤纤的手，

它会在我烦忧的时候安抚我，

她有清朗而爱娇的声音，

那是只向我说着温柔的，

温柔到消融了我的心的话的。

她是一个静娴的少女，

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

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她的名字，

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恋人。

他们经常挽着彼此的手臂，在市井间穿梭，或者在林间散步。调皮的施绛年有时候会主动吻一下戴望舒，有时候又逃得远远的。《林下的小语》一诗未必写实，但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出恋爱的迷离意味：

走进幽暗的树林里，

人们在心头感到寒冷。

亲爱的，在心头你也感到寒冷吗，

当你在我的怀里，

而我们的唇又粘着的时候？

不要微笑，亲爱的：啼泣一些是温柔的，

啼泣吧，亲爱的，

啼泣在我的膝上，

在我的胸头，在我的颈边：

啼泣不是一个短促的欢乐。

“追随你到世界的尽头”，你固执地这样说着吗？

你在戏谑吧！

你去追平原的天风吧！

我呢，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

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

哦，不要请求我的无用心了！

你到山上去觅珊瑚吧，

你到海底去觅花枝吧；

什么是我们的好时光的纪念吗？

在这里，亲爱的，在这里，

这沉哀的，这绛色的沉哀。

诗歌的色调并不明快。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不对等的感情，尽管戴望舒对施小姐一往情深，深陷其中，但是施绛年从未热烈地回应过。她的反应，不是爱情，更多的是一种懵懂。每当诗人发起爱的冲击，施大小姐总是一副模棱两可的态度，逼得急了干脆就拒绝。

深陷于爱情中的人，是愈挫愈勇的，戴望舒亦然。

像所有天才人物一样，戴望舒是一个容易沉湎于自我世界的人，他知道自己的需要，却很难去体察对方的心理感受。后来的研究者往往责难于施，却不曾考虑过她还是一个刚成年的少女，对一切都充满了憧憬，就要接受一份硬塞给她的感情。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诗人，何况是一个少女。

然而诗人不管这些，爱掘开了他的诗歌之泉，他一首又一首地给恋人写诗，据说那首最著名的《雨巷》就是写给施绛年的。这是他最富盛名的作品，但他的朋友却对这首诗评价不一。朱湘说：“《雨巷》与爱伦·坡的《安娜贝尔·李》这首诗真是异曲同工……在音节上，比起唐人的长短句来，实在毫不逊色。”他的另一好友卞之琳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一种回荡的旋律和一种流畅的节奏，确乎在每节六行，各行长短不一，大体在一定间隔重复一个韵的七节诗里，贯彻始终。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却使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浅易、浮泛。”似褒实贬，评价并不高。戴望舒震旦大学的同学兼文友杜衡干脆说：“这诗简直是凑韵脚。”更有人推测，这首诗是仿自波德莱尔的《致一位过路的女子》。不论怎样，人们仍然送给他一个“雨巷诗人”的称号。

戴望舒与施绛年的爱情虽然有酸有甜，甚至是苦的，但他在文学成就上却大有进境，并且一跃进入文坛，成为全国著名的诗人。他的出名，某种意义上也和这场恋爱有关。

多情却被无情恼

1928年夏天，小说家刘呐鸥来到上海，和戴望舒、施蛰存经常凑在一起，他们是震旦大学的同学兼文学同道。当时，刘呐鸥在虹口江湾路六三花园旁边租了一套独栋的三层小楼，闲极无聊，就邀请戴望舒、施蛰存一起居住，并一起搞创作和翻译。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们便经常向报刊媒体投稿。但他们的知名度不高，作品被采用的很少。

刘呐鸥建议办一个杂志，立刻得到了戴望舒的响应。就这样，名叫《无轨列车》的杂志办起来了，另外由戴望舒担任经理的“第一线书店”也开张了，主要经营的书刊就是《无轨列车》。但因为没有办登记手续和营业执照，书店不久就被警察查封了。

为了继续开展他们的事业，戴望舒和几个伙伴把书店搬到了租界内，租界内不需要登记，也不会有警察来骚扰。新书店改名为“水沫书店”，这回他们改了策略，书店同时兼出版社，出资人虽是刘呐鸥，但实际事务还是戴望舒和施蛰存负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像这样的小型民营出版机构很多，是当时上海出版业的黄金时代。由于经营有方、信誉良好，不断有作者把书稿交付他们出版，一些左联作家如冯乃超、胡也频、柔石、冯雪峰、茅盾的作品都在该书店出版，逐渐在其旗下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作者群体，就连鲁迅这样的文坛大佬也把书稿交付他们出版。

只是令戴望舒始料未及的是，他后来会与鲁迅交恶。交恶的原因纯属意外，当时左联诗人的作品大多偏重于宣传，而戴望舒的诗歌则偏重于艺术，他的作品更加注重技巧和形式，这自然与左联诗人们直抒胸臆甚至口号式的诗歌格格不入，因而引来颇多“批判”。郭沫若就曾直白地说：“我要以英雄的格调来写英雄的行为……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这里所说的诗人，显然是有所指的，自然是指戴望舒。

面对左联作家们的“围攻”，戴望舒以一篇《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来回应。这其实是诗人的一个正常而自觉的反应，却无意中触怒了鲁迅。因为鲁迅翻译的《文艺批评》《文艺政策》曾在水沫书店出版，所以在鲁迅看来戴也算自己人，所以他称戴的这篇回应文章为“从背后射来的毒箭”，这令戴望舒大感委屈。

水沫书店在出版文艺书刊的同时，也相继出版了戴望舒、刘呐鸥、施蛰存的作品，戴望舒的诗集《我的记忆》就是这时候出版的。他仿照西方书籍前面的“献辞”，在书的扉页上印了古罗马诗人提布鲁斯的两句诗，译文如下：

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

底下是一行法文AJeanne（给绛年）。尽管此书使他曝得大名，跻身文坛，却并未打动施绛年的心。他伤心极了，准备跳楼自杀，他的举动吓坏了善良的施绛年，赶紧答应了他。戴望舒立刻通知了父母，让他们到沪向施家提亲。施绛年的父母对这场婚事并不满意，但因儿子施蛰存十分看好，才使这场婚事成为可能。1931年夏初，戴望舒和施绛年在上海举行了订婚仪式，施大小姐当场提出一个要求，戴望舒必须拿一个外国大学的学位，才能结婚。实际上，施绛年之所以答应订婚，也不过是拖延的无奈之计，其目的无非想借戴望舒出国留学摆脱其纠缠。

水沫书店在1929—1930年运营良好，出版了相当数量有社会影响力的书。尤其是《西部前线平静无事》（现译为《西线无战事》）在五个月里就再版四次，累计售出1.2万册。现在来看，这书的销量不算大，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这可以算作“畅销书”了。不过，到1931年他们的营业额就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是赊账太多，另一方面是销量好的书常遭到盗印，为了扭转局面，戴望舒曾亲自跑到北京，向一些大的代销商收账，还曾到东安市场暗访，打击盗版，然而这些努力后来都失败了，水沫书店只得关门。

你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另一个梦中忘了你

1932年，戴望舒曾短期地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当编辑，不过同年10月他就乘坐“达特安”号邮轮赴法国巴黎大学念书了，以践行对施绛年的诺言。他是怀着刻骨的相思，极其不情愿地来到法国的。国外的生活极其清苦，他经常感到钱不够用，只得靠翻译稿件赚一点儿稿费，他在写给好友叶灵凤的一封信中说：“我在这里一点儿空儿也没有，要读书，同时为了生活的关系，又不得不译书，而不幸又生了半个月的病。”

戴望舒在巴黎时很少去教室，更别说上课了。他对上课没兴趣，却对西班牙文化感兴趣，便在一家语言学校学习西班牙语，同时研究比利时象征派戏剧大师莫里斯·梅特林克、法国作家普罗斯佩·梅里美等欧洲作家的作品，闲暇的时候大多留恋于巴黎著名的旧书摊上。他的兴趣像野草一样在巴黎这座文化之都恣意生长。戴望舒曾写过一篇《巴黎的书摊》，他在该文中说：

在滞留巴黎的时候，在羁旅之情中可以算作我的赏心乐事的有两件：一是看画，二是访书。在索居无聊的下午或傍晚，我总是出去，把我迟迟的时间消磨在各画廊中和河沿上的书摊。

巴黎的塞纳河左岸有大量的书摊，当然，与中国式的地摊不同，法国的书摊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小型架子，书装在一个个考究的木匣子里，珍贵的书甚至放在上锁的玻璃柜中。书摊的老板可能穿着旧衣服，但并不寒酸，而是带着巴黎式的优雅与主顾们讨价还价。

戴望舒沉迷于欧洲文学，时常在书摊上发掘到自己心仪的诗人的集子，无奈囊中羞涩，只好望书兴叹。不过，只要稍微有点钱，他便立刻跑去买书，有一次竟然花了二百五十法郎把龚古尔的《日记》抱回了家，这部书多达二十二卷，是一部相当大的书。而同在巴黎的李健吾为了买这部书，则花了六百法郎，这令戴氏十分得意。以后，他回到国内，施蛰存曾为他拥有那么多藏书艳羡不已。

戴望舒在巴黎混了一年，钱全部花光了。为了混一个文凭，他只得换个开支低的学校读书，中法大学的宿舍是免费的，他就向这所学校发了一份申请。为了申请能够成功，他在申请后面附了一份自己翻译的法国作品的书目，该校回复说，从他翻译的作品看不出他申请读书的方向和计划。说穿了，戴氏的翻译靠的是兴趣，而高等学府进行的是学术训练。不过戴望舒诗名很大，最终还是被中法大学录取了。

1933年10月，戴望舒进入里昂的中法大学学习，并获得了助学金。中法大学规定，两年成绩不合格的学生要被除名，遣送回国，而戴望舒依旧我行我素，从不去上课，在寓所翻译稿件。尽管他的译稿能换来一些钱，但远远不能满足其消费。因此，他的好朋友施蛰存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寄钱。

和所有的诗人一样，戴望舒喜欢充满激情的生活。有一次他昏了头，参加了里昂工人的大罢工游行，纵火焚烧了一辆汽车，制造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1934年8月，戴望舒赴西班牙旅行，又参加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游行示威，他的行为被警察侦知并通知了法国方面。一向禁止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的中法大学校方十分恼怒，将戴望舒除名，并限其三天内离开法国。就这样，戴望舒什么文凭也没有混到，就被驱逐出境了。大约诗人都是这样不安分，他们身上有一种天生的叛逆和破坏性，不论到了哪里都将对秩序发起挑战，拜伦如此，雪莱也是如此。

戴望舒在法国时友人颇多，但被驱离境时走得十分仓促，以至于只有罗大冈一人为他送行。当时，他身上除了一张从马赛到上海的四等舱船票外，一分钱也没有。船上的伙食极差，他后来对施蛰存说，（四等舱）还不如难民收容所，食物粗得像喂牲口的饲料。舱里没有被子，晚上经常被冻醒，他在船上熬了差不多一个月，终于到了上海。他立刻去找施绛年，却发现恋人早已移情别恋，他不顾施的父母在场，冲她脸上扇了一巴掌。之后，这段长达八年的恋情以登报解除婚约的方式宣布告终。戴望舒在法国时，施绛年便已移情，喜欢上了一个小商人，听到传言的戴望舒曾写信向好朋友求证，施蛰存为了让他安心学业，也只能回信胡乱搪塞。对于情变，他是有预感的，他在法国曾数次给施绛年写信，还曾倾尽所有积蓄给恋人买礼物，可施绛年的回信不是迟迟不来，就是草草应付，令他十分失望。戴望舒曾给施蛰存写信，希望施绛年也来法国，但施蛰存回信说：“你还要绛年来法，我劝你还不可存此想，因为无论如何，两人的生活总比一人的费一些，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为你担心呢。况且她一来，你绝不能多写东西，这里也是一个危机。”戴望舒的生活费用多系施蛰存汇款，有时候他甚至将自己的全部薪水寄给了戴望舒，可见他对朋友的情谊。他极希望戴望舒和妹妹修成正果，但爱情是不能强求的。多年以后他回忆起旧事还曾说：“一个是我的大妹妹，一个是我的亲密朋友，闹得不可开交，亦纯属他们自己私人之事，我说什么好呢？当年此事发生时，我就不管此事，一切采取中立态度，不参与也不发表意见，更不从中劝说或劝阻。”

爱而不得，大概在诗人的心中才能永恒。

茅特·冈之于大诗人叶芝，绿蒂之于大诗人歌德，贝阿德丽齐之于但丁，都是如此，他们得不到她，但是可以在梦魂中永远保留着她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看戴望舒倾尽青春却不能获得的爱情呢？一个人也许不能拥有所爱的人，但是在感情上他是忠于自己的，忠诚于他的心。所以，这样的感情不但不会被轻视，反而会获得尊重。

戴望舒在失恋后曾写过一首诗《有赠》：

谁曾为我束起许多花枝，

灿烂又憔悴了的花枝，

谁曾为我穿起许多泪珠，

又倾落到梦里去的泪珠？

我认识你充满了怨恨的眼睛，

我知道你愿意缄在幽暗中的话语，

你引我到了一个梦中，

我却又在另一个梦中忘了你。

我的梦和我的遗忘中的人，

哦，受过我暗自祝福的人，

终日有意地灌溉着蔷薇，

我却无心让寂寞的兰花愁谢。

也许，这是他对初恋最后的纪念吧。

不得不说，对于诗人来说，爱情只是一种想象，要么想象得到满足，要么永远在想象中。客观地说，想象不可能被满足，通常只能是破灭。但永远存活在想象中却是可能的，莎乐美之于里尔克、韦莲司之于胡适……文学及艺术史上那些并未彼此拥有，却终生灵魂交响的爱侣，就因为彼此成为对方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智慧，只有智慧才能够发生共鸣。否则，还是忘却吧。

恨不相逢未爱时

刚刚结束一段感情，立即投入下一场感情，就像刚从火中救出，立刻又去投水，这是十分危险的。然而，诗人似乎一天也离不开爱，所以就有了飞蛾扑火。

失恋的戴望舒住在好友刘呐鸥位于江湾的公寓，整日长吁短叹，另一位好友穆时英看不下去了，便把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了他。穆丽娟年方十九岁，长得亭亭玉立，立刻吸引了戴望舒，好像刚被蜜蜂蛰过又去舔蜂蜜。和施绛年一样，穆丽娟对戴望舒的认识也主要来自长兄穆时英，哥哥口中的戴望舒才华横溢，是文学界一流的人物，因此她对戴望舒充满了拜服与爱慕之心。在初恋的光芒中，她跟着他学打牌、陪他跳舞，还曾帮助他抄写稿件，爱情的船似乎在朝幸福的方向驶去。

1936年6月，戴望舒和穆丽娟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了婚礼，诗人徐迟充当伴郎。婚后不久，他们的女儿朵朵便出生了，戴望舒给她取名咏素。

上海艺华公司拍摄电影《初恋》，作曲家陈歌辛和戴望舒一起修改了诗歌《有赠》，并谱曲作为电影主题曲，这就是歌曲《初恋女》，一时大街小巷都是“你引我到了一个梦中，我却又在另一个梦中忘了你”的歌唱声。这令穆丽娟非常不快，她曾对人说：“他（戴望舒）把感情都给了施绛年，他和我没有什么话说。”

1939年抗战爆发，上海危在旦夕，香港成为最后的避难地，戴望舒和其他文人一样也携妻女到了香港。他在薄扶林道左近的山上寻到一座小洋房，安排家人住了下来。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他还和妻子一起在楼下的空地上开辟了一个菜园子，种植了蔬菜瓜果。他给自己的居所起名“林泉居”，大有隐居林泉，安然度日的意味。当时胡文虎正筹办《星岛日报》，聘任戴望舒为副刊《星座》的主编，薪水十分丰厚，还有配车。就这样，他过上了有房有车的生活。至此，戴望舒不但生活上稳定，还结交了不少文坛上的朋友，他曾十分自负地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上写过文章的。”

事业上有了进展，他的婚姻却出了问题。后来的研究者大多把问题归结于年龄差距大，二人的兴趣、爱好不同。这是十分荒谬的，对于艺术家来说，年龄差距从来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出在性格上。戴望舒担任《星座》的主编，同时还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他一方面要处理大量稿件，另一方面还要开展救亡的宣传工作。他经常把自己关进书房几个小时，中间连和妻子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这就使得穆丽娟无法进入他的精神世界，陷入一种挫败的无助中。她后来曾回忆说：

婚后我不管家务，一切有保姆代劳。一个保姆负责煮饭，另一个负责带孩子。实在无聊，就学学英语，和徐迟的爱人陈松一起出去看电影、逛街。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富家女子都是不工作的，所以只能自己找娱乐项目。来港的施蛰存住在我家，我就顺便向他请教一点儿古文，每天自己也练练书法陶冶情操。但都是为了消磨时光。当时由于上海战乱，很多文艺界的人都去了香港，林泉居也成了一个文艺沙龙，施蛰存、叶浅予等人都经常造访我家。

客观地说，穆丽娟是一个颇具知识情趣的女性，她性格娴雅，也喜欢文艺，如果戴望舒愿意在她身上花一些时间，他们很容易成为琴瑟和鸣的夫妻。后来穆丽娟改嫁作家周黎庵，与周氏夫唱妇随，用事实证明了她不是一个粗俗的女子。多年以后，当记者向她问及和周黎庵的婚恋时，九十六岁的她脸上依然闪烁着幸福的光亮。

戴望舒是诗人，爱情之于他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是一种想象。想象愈强烈，则爱愈深。反之，想象消失，则爱意熄灭。现实的家庭生活，显然不能满足他的想象，这就驱使他进一步沉溺于书斋中。女性需要被关怀，而他显然更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后来的婚姻悲剧中，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他就像希腊神话中化为水仙的纳卡索斯，有着强烈的自恋心理。他的每一场恋爱，所爱的其实都是自己的想象，更进一步，他爱的其实是自己。通俗地说，每一次情感投入，都是与自己相恋。这样一来，别人就很难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也就感受不到他的爱。

上海沦陷后，穆丽娟的母亲也逃亡到了香港，在家中被视作空气的穆丽娟有时候去看望母亲，干脆就住在那里。女儿朵朵见不到她，就哭闹着要妈妈，这令戴望舒倍加恼火，因此不免出语粗鲁。与戴望舒有交往的卜少夫、徐品玉曾回忆说，戴望舒有一次对穆丽娟怒吼：“还不如叫十个粗汉去×你老母一场！”。戴咏素则否认了这个说法，她说父亲家教极好，不可能这般说。

1940年6月28日，穆丽娟的哥哥穆时英在上海四马路被国民党特工误刺身亡，穆丽娟简直觉得天都塌了，她终日流泪，打算回去处理后事。戴望舒却说：“你是汉奸的妹妹，哭什么劲儿？”坚决不许妻子回上海处理长兄的丧事。戴的这种态度，进一步拉大了二人之间的距离，二人很长时间不言一语。戴望舒曾对施蛰存说：“丽娟有一个月未和我讲话。”

半年之后，穆丽娟的母亲在上海病逝，报丧电报到香港后却被戴望舒压了下来。穆丽娟在街上遇见了叶灵凤的妻子赵克臻，赵克臻看到她穿着大红的裙子，惊异地说：“你在热孝中，居然穿大红衣裳。”她由此才知母亲已身故。遭到兄死母丧连番打击的穆丽娟再也无法忍受了，她去当铺当掉了母亲送给她的翡翠胸针当盘缠，带着女儿朵朵回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有个大学生对穆丽娟十分钟情，每天送花致礼、殷勤问候，年方二十五岁的她这才明白，这五年简直是白过了，简直犹如困室内一般，原来人生可以这样温暖，可以这样被呵护。她并没有接受这个大学生的感情，却在心理上和戴望舒更加疏远了。她后来回忆：“我们从来不吵架，很少谈谈，他是他，我是我。从小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家庭和睦、环境很好，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一点点不开心。看戴望舒粗鲁，很不礼貌，我曾经警告过他，你再压迫我，我要和你离婚。戴望舒听了也没有说什么，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了施绛年。”

1940年冬天，穆丽娟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立即赶往上海，与之长谈，希望能挽回妻子的心。但穆丽娟心意已决，他说什么都是徒劳。正所谓，爱的时候海誓山盟，不爱的时候陌如路人。妻子不愿随他返港，汪伪政府的御用文人胡兰成却派人找上门来了，要他留在上海替伪政府办报，汉奸头目李士群也打起了他的主意，并承诺他只要肯加入伪组织，就能让穆丽娟回到他身边。戴望舒虽为一介文人，但深知民族大义，他无意附逆，只得匆匆返港。在离沪的前一夜他向穆丽娟告别，再一次回忆起从前的往事，然而穆丽娟已不肯接纳他，他不得不怀着凄绝哀伤的心情离开。他写过一首诗《示长女》，那是一个父亲对曾经的美好家庭生活的怀念，也是面对女儿最真挚的表达，一字字一行行读来都使人仿佛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的心曲。在这首诗中，技巧也好，文字也好，都已经不重要了，情感的力量令人不忍卒读，它不只是写给女儿的，其实也是写给前妻的，是对从前那个家庭的追忆，笔者抄在这里：

记得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

你童年点缀着海鸟的彩翎，

贝壳的珠色，潮汐的清音，

山岚的苍翠，繁花的锈锦，

和爱你的父母的温存。

我们曾有一个安乐的家，

环绕着淙淙的泉水声，

冬天曝着太阳，夏天笼着清荫，

白天有朋友，晚上有恬静，

岁月在窗外流，不来打扰，

屋里终年长驻的欢欣，

如果人家窥见我们在灯下谈笑，

就会觉得单为了这也值得过一生。

我们曾有一个临海的园子，

它给我们滋养的番茄和金笋，

你爸爸读倦了书去垦地，

你呢，你在草地上追彩蝶，

然后在温柔的怀里寻温柔的梦境。

人人说我们最快活，

也许因为我们生活得蠢，

也许因为你妈妈温柔又美丽

也许因为你爸爸诗句最清新。

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

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

你记得我们的小园临大海，

从那里你一去就不再回来，

从此我对着那迢遥的天河，

松树下常常徘徊到暮霭。

那些绚烂的日子，像彩蝶，

现在枉费你摸索追寻，

我仿佛看见你从这间房

到那间，用小手挥逐阴影，

然后，缅想着天外的父亲，

把疲倦的头搁在小小的绣枕。

可是，记得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

你爸爸仍旧会来，像往日，

守护你的梦，守护你的醒。

回到香港后，戴望舒的天空完全崩塌了，他意志的堤坝全部崩溃。

1940年1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他给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那是一封遗书，他在信中说：“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已经五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这封信令穆丽娟很忐忑，他问戴望舒的姐姐该怎么办，戴的姐姐却说：“他自杀过一次，死过一次的人不可能再自杀。”因此，穆丽娟对戴望舒的信未作任何回应，不久就传来戴望舒服毒自杀的消息，幸好被友人发现，终究是救了回来。

1941年，戴望舒对这段几乎完全破裂的婚姻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将自己的两本日记寄给妻子，里面记录的多是对她的思念之情，另外她还寄了一本影集，里面是三十多张家庭照片，处处闪烁着一家人在一起时的和美。影集的扉页上写着：丽娟，看到了这些的时候，请你想到我和朵朵在等待你，等待你回到我们这里来，不要忘记我们。

也许，在以往的生活中，他确实忽视了她，然而当她真的要离去，他才发现是如此离不开她。他的日记中曾记录了两人分居沪港时稀有的沟通，当他收到妻子的来信时，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

昨天收到了丽娟的信，高兴了一整天，今天也还是高兴着。丽娟到底是一个有那么好的心的人。在她的信上，她是那么体贴我，她处处都为我着想，谁说她不是爱我着呢？一切都是我自己不好，都是我以前没有充分地爱她——或不如说没有把我对她的爱充分地表现出来。

穆丽娟同意暂时分居，六个月后再做决定。然而，这终究是一场无法挽回的婚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戴望舒被日军抓进大牢，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受尽了酷刑，他也丝毫未曾屈服。他有一身文人的肝胆，也有一副硬骨头。后来，好友叶灵凤等人倾尽全力将他营救了出来。出狱之后，他进入大同图书印务局继续从事出版工作。

日军的酷刑没有令他屈服，这场婚变却几乎摧毁他。1943年1月23日，戴望舒同意了离婚，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多年后，穆丽娟回忆起旧事说：“我们之间几乎从来没有红过脸，一直和平共处，没有外界所想的纠纷和第三者。离婚理由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有就是年龄差距，他比我大十三岁。戴望舒喜欢窝在书房看书、写作，很少和我说话。”

戴望舒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东方式的大男子主义者，专制、霸道，把女人看作没有思想的幼稚动物。他的内心蓬勃生长着爱，但他的爱情都演绎在诗歌中，就像“画家与妻子”的故事——有一个画家爱上了一个女孩，他太爱她了，所以结婚后妻子成了他唯一的模特，他每天不停地画，画中的女子一天天光彩夺目，而妻子却一天天憔悴，他的作品终于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妻子却香消玉殒了。戴望舒就像那个画家一样，他把爱情写进了作品，却不肯分一毫给身边最亲近的人。

事实上，穆丽娟是一个有思想的新女性，她喜欢看书，也愿意跟上丈夫的脚步，她不愿意做一个家庭的玩偶。而戴望舒却把她看作一个家庭主妇，需要她的时候一刻也不肯放松，不需要她的时候则视若空气，这才是这场婚姻破裂的真正原因。

人们总是放弃心中所想的东西，然后再去吸引他所放弃的东西。

只爱那丁香般结着哀怨的姑娘

戴望舒在大同图书印务局当编辑时，认识了抄写员杨丽萍（杨静），很快坠入爱河。1943年5月30日，二人宣布结婚，这场婚事太快了，以至于有些朋友没反应过来，因为四个月前他才签了离婚协议。有些人总是这样，每一次都淹死在同一条河流里。戴望舒在经历了两段感情之后，又与一个小自己十几岁的少女结婚了，当时杨丽萍十六岁。杨的父母不喜欢戴望舒，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但杨丽萍欣赏戴望舒的才华，也被他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所折服。女孩子总是爱慕英雄，崇拜那些伟大的诗人，但是一旦走近了，才发现英雄和诗人其实也是常人，他们也有常人的毛病和缺点，这就发生了动摇。

戴望舒和杨丽萍婚后最初还算和谐，但两个女儿咏絮、咏树出生后就出现了问题，先前的小妻子的角色很快转换为母亲，家庭琐事多了，分歧也就多了。戴望舒身上那种大男子主义的作风再次暴露出来，两个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吵架、吵架、吵架复吵架。实际上，家庭所产生的琐碎纠纷并不只属于戴望舒，它属于所有天才人物，有多少人被它毁灭。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戴望舒一直渴望回上海，可是当他1946年携家带口到上海后，面对的却是另一场风暴。上海的文化界不信任他，认为他在香港有附逆嫌疑，这令极为爱惜名誉的戴望舒痛苦极了，只得再次避居香港。这时候，妻子不但未能给予他安慰，还与另一个人产生了感情。愤怒之下，戴望舒挥拳打了妻子。就像此前的两段感情一样，戴望舒最后做出了种种努力，希望妻子能够回心转意，但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根据协议，两个女儿二人各自抚养一个。

戴、杨感情破裂后，戴望舒一度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叶灵凤的家里。叶灵凤回忆说：“他在人前一再摇头：死了，这次一定死了！”他不会再自杀了，但是他的心已经被摧残蹂躏碎了，他是真的心死了。

1949年3月，戴望舒悄悄地离开香港，回到了北京，后出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糟糕透顶了，日本人用酷刑摧垮了他的身体，数次情变又彻底摧毁了他的精神，加之哮喘病发作，他几乎无一日不在痛苦中度过。为了减轻痛苦，他亲手给自己注射麻黄素。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为自己注射了过量的麻黄素，很快在床上昏迷，等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也许，这样也好，他不用那么痛苦了。

戴望舒辞世二十八年后，杨静曾对来访者说：“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对他了解不多，也没有想到要好好了解他。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一件憾事。”人总是这样，要在失去后，才能想到一个人的好。就像张兆和在整理《从文家书》的时候，才真正理解了那个跟她生活了一辈子的人。

在戴望舒的三段感情中，除了第一段感情比较勉强外，后面的两段感情都有着良好的开始，在最初的家庭生活中也有过甜蜜与温馨。每一个他所深爱的人，他都深藏在心中，也许是藏得太深了，反而让人看不见。他是诗人中的诗人，细细探究他爱过的三个女性，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她们都比他小，而且有相当大的差距。实际上，在每个年龄段，他所爱的对象都不曾发生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少女的外表，施绛年、穆丽娟、杨丽萍，其实都是他诗中的“丁香姑娘”，是永恒的、不可磨灭的诗歌的意象。他终其一生，都爱着诗里的人，爱那些街头走过的曼妙身姿，她们为他提供灵感、提供想象，但他似乎并没有做好去了解她们的准备。

在客观叙事中，同一个人身上往往有两套甚至多套叙事系统，研究者也许可以拿材料说话，却忽略了材料之外的东西，而最近的观察者因为种种原因未必能够提供材料。多年以后，戴望舒的长女戴咏素回忆起父亲，说父亲非常爱妻女，每到一个地方，不论是香港，还是上海，都尽可能地为他们寻觅最好的居住环境。他为女儿寻找教育环境好的学校，对妻子学声乐、学钢琴的要求都尽量满足，还花巨资为妻子购买过赤金项链。戴望舒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有良好的交际能力和经营能力，尽管在战乱时期，他也总有办法维持稳定丰厚的收入，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他喜欢书，因此家里便有藏量丰富的书籍，他喜欢朋友，他的家中便有沙龙和舞会。谁说他不浪漫，没有情趣，缺乏理性呢？当他和妻子之间产生鸿沟，他便答应妻子，次女（他和杨丽萍所生的长女）稍微大一些，就同意离婚。也许，他不是一个知情知趣的人，但他是一个在每一段婚姻中都投入全部感情的人；对每一个亲人，都竭力守护；对每一个朋友，都报以真挚的感情。他是真浪漫，他的浪漫在骨子里。只是，他的浪漫无人看得见。

第十二章苏曼殊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苏曼殊的疯癫是道家的随性，佛家的智慧，儒家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因为太敏感、善感，所以“观悲剧而泪眼婆娑，闻哀乐而袈裟湿透，思故人而泣如雨下”。动不动就犯“神经病”，让世人侧目。

在日本的时候，苏曼殊与刘师培、何震夫妇同住。有一次，刘师培正在外屋里闲坐，苏曼殊冲进来，他非要推门进内屋，刘师培劝阻不听，忍不住给了他一巴掌。苏曼殊愣住了：“为什么打我？”好一阵他才明白过来，红着脸匆匆下楼去了，因为何震正在内屋洗澡。还有一天晚上，苏曼殊赤身裸体地跑入刘师培的房间，呆呆地盯视着洋油灯，有半分钟光景，忽然破口大骂，让友人感到莫名其妙。

从日本回国后，苏曼殊在长沙任实业学堂舍监，或许是他看起来天真、好欺负，所以总是被学生作弄。他就背着人独自坐着，有时放歌，有时大哭，有时见了人，毫不避讳地直视人家很久，成了“苏神经”。

他个性脱略，没有你我之界。囊空如洗时，也不向友人借贷，若有人周济，他也不客气地收着，不谢，当然也不偿还。有一次他饿得在床上辗转呻吟，恰有友人来看他，一见他这般模样不禁感叹道：“我来迟一步，不想君成了饿殍。”友人为他备好饭菜，临走还留下一百块钱。可是，苏曼殊却优哉游哉地跑到市街上去玩，见到一辆精美的自行车，看着欢喜就买了。再走几步，他又遇上一个几天没吃饭的乞丐，就把剩下的钱给了那个乞丐。

过了几天，那个朋友又来看他，只见他如前一样呻吟辗转，便大为惊异。还以为他故意绝食呢，听他一说出钱的去向，朋友埋怨他：“你又不会骑自行车，为何要买？”他说：“从心所欲而已。”

古人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苏曼殊可是彻底地从心所欲没个计算。

他跑当铺连裤子都典押出去了，朋友见他总在被窝里呆着，原来是没裤子穿，实在哭笑不得，帮他赎回裤子，又留下一笔钱。可是再来看他时，却见他仍旧光着腿杆，没裤子穿。原来他拿着那些钱全买了摩尔登糖……叫你拿他真没办法。

苏曼殊爱吃糖，他自称“日食酥糖三十包”，以至被人戏称“糖僧”。

可以没衣服穿、没饭吃，但没有糖的日子就难熬了。有一年冬天，他困居香港，在外面看见商店里摆出各色巧克力糖，但无奈口袋没钱，悻悻离去。回到旅馆，夜不能寐，心里放不下那些糖。终于熬到第二天早晨，他取把锤子把镀金的门牙敲下来，血肉模糊地拿去换糖吃了。

这个形象有点像谁，洪七公？老顽童？

真是让人又气又笑又怜惜。

金庸笔下的“顽主”都有傍身的绝技，苏曼殊也不是一无所长只知道吃。他的画独出机杼，清幽淡雅，所以声名也很大。但他并不以此自许，“以绘画自遣，绘竟则焚之”，有点魏晋名士的浪荡劲，真是洒脱极了。他从不轻易为他人作画，但对钦敬的人却毫不吝啬笔墨。他为刘三画《白门秋柳图》《黄叶楼图》，是敬重其人侠义；为赵声画《荒城饮马图》，是重诺守信。

要想获得苏曼殊的一幅画可是十分不容易。为别人作画？那可不是从心所欲了，那是从他人所欲了，苏曼殊可不情愿。真怀疑金庸老人笔下的黄蓉一手好菜诱惑馋嘴的洪七公是不是从这里学来的，早有人用此招数诱惑过苏曼殊了。

《太平洋报》总编叶楚伧请苏曼殊作画，便使了一计。叶楚伧故作悠闲地对苏曼殊说：“上海新到一批五午牛肉，闻香下马的人很多，所幸购得几斤，放在楼上美术编辑室，还有摩尔登糖和香烟，你有空可以去尝尝。”苏曼殊想也没想便跑上楼去了，等他进了屋，叶楚伧“咔哒”一声把门锁上了，并且扬言，你画作不好别想出来。作一幅画是件容易的事，既然还有美食，就画了吧。叶楚伧“诡计”得逞，得到了《汾堤吊梦图》。

可有些人却没这么容易降得了苏曼殊。他有他的顽皮，也有他的机灵。

上海市长张群也东施效颦般买巧克力糖给苏曼殊吃。时间一长，苏曼殊就觉察到了他无事献殷勤必有用意，一天，笑着问：“你是想让我给你画画吧？”果然如是。既然看透了他的心思，便借坡下驴，张群呈上纸墨来，苏曼殊就真的为他画了一幅画。老树昏鸦，远山寒月，凄清苍茫，境界全出。张群喜不自胜，连忙称谢。可是，苏曼殊坏笑着说：“先别忙着谢，画还没有作完呢。”随即便用墨笔从树梢勾出一根细线拴到月牙上。张群急忙制止，却已经来不及了。

对于许过他人的，他一诺千金。

有一年春天，他在西湖为同学陈独秀作画，随后赵声也闻讯赶来索画。苏曼殊与赵声的情谊非同寻常，自然应允。因为赵声当时正准备去日本，所以没来得及拿到画。谁知，这却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黄花岗起义失败，赵声听到这个消息呕血而死。苏曼殊十分哀痛，作画《荒城饮马图》，在赵声墓前焚化。这种重信重诺的精神颇有古人“空垄挂剑”的模样。

苏曼殊不但画好，诗亦好。

好花零落雨绵绵，辜负韶光二月天。

知否玉楼春梦醒，有人愁煞柳如烟。

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愁”的形象化为如烟之柳，可谓精到。

云树高低迷古墟，问津何处觅长沮？

鱼郎引入林深处，轻叩柴扉问起居。

境界高远又幽深，“轻叩柴扉”化用得非常自然。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曼殊诗比起那些以旧体写革命的诗来多了份古味，更加贴切自然。跟随潮流的作品也许会被时代淹没，但苏曼殊从不为外物所役使，遗世而独立。

最喜欢他那首“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无端狂笑无端哭”恰说明他处在极端情绪化中，又怎么会是冰？这无非激愤之语。最大的需要与最大的失望碰撞后的心灰意冷吧，望尽天涯路的赤子，让人怜惜。从萧索到繁华是一回事，从繁华到萧索又是一回事，从一腔热肠到淋漓成冰该是何等滋味？苏曼殊心里是苦的，欢乐趣，离别苦，酒中更有痴儿女。

世道无常，唯情至苦

苏曼殊终身为情所累，“情欲奔流，利如驰电，正忧放恣，何惧禁遮？”但是一旦找到真爱，却又声称“三戒具足之僧”，黯然离去。这种矛盾人格在他身上非常明显。仿佛《小李飞刀》中有自虐情结的李寻欢，一生纠结着活。爱了便爱了，为何又要克制、远离？爱了便在一起，很简单的逻辑，为何要空留遗憾？“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还可以还俗嘛，为什么要流一钵无情泪？所以，阻挡他的不是清规戒律，而是他自己的那颗心。他的心里到底有什么结让他与众多女子酬合却不能最终相伴？

人生无常，唯情最苦。只因人生并不像想的那么简单，想怎样便能怎样，有时候拼尽力气也惘然，就有了苦。苏曼殊所承受的最多的是爱离别，他的心已经装不下这苦，所以才寻求解脱，可是解脱哪有那么容易？他就在情与禅之间轮转。

他不敢投入，是因为害怕承受无常之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俗世里的人，谁能逃得过？所以善感的人不是疯了，就是自杀了，或者出家了。苏曼殊与李叔同不同，李叔同是主动出家，一步步了悟红尘，是他的人生阶段走到了那一步，苏曼殊更有逃避的意味。

他逃入空门，却做了个情僧。本来情是出家人抵制的重点，而情与禅在苏曼殊身上却达到融合。

相逢天女赠天书，暂住仙山莫问予。

曾遣素娥非别意，是空是色本无殊。

天女赠书的情节有点类似于楚襄王遇巫山神女，而耐寒的素娥却是孤独一人，色色空空，空与色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他能将两个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而不突兀，情与僧水火不相容，他却是情僧。

他一面禅心入空门，一面流连花丛中，纠缠于出世与入世之间。

对于爱情，他也有着说不完的伤心事。

苏曼殊十五岁时，想念母亲的感情非常强烈，就想攒钱去日本寻母，遂与乳母一起种花、卖花。于卖花途中，遇到儿时定过亲的女孩雪梅，此时的雪梅已经亭亭玉立，出落得绝代佳人般。但是因为曼殊家道中落，雪梅家里对这份婚事有了悔意。这第一段恋情的失败也让他感觉到了世态炎凉、人情淡薄。这一次重逢，两人百感交集。雪梅表现出她坚贞的一面，赠予曼殊重金，还写锦笺“沧海流枯，顽石尘化；微命如缕，妾爱不移”，然而世事浮沉，哪里由得了她一个小女子？

有情人终未能成眷属。

苏曼殊据此写成长篇言情小说《断鸿零雁记》，书中记载：“余年渐长，久不与雪梅相见，无由一证心量……默默思量，只好出家皈命佛陀、达摩、僧伽，用息彼美见爱之心，使彼美享有家庭之乐。”可见这件事对苏曼殊的打击之重，成了促使他第一次出家的原因。

然而终归年少顽皮，守不住八戒，他偷吃了鸽子肉，被师父逐出佛门。

此恨绵绵无绝期

苏曼殊就随表兄东渡日本求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母亲河合仙氏的老家樱山村遇到了日本姑娘静子。如宝黛初见，“第心甚疑骇，盖似曾相见者”，清超拔俗的静子立刻印在曼殊心上。

樱山村河合仙氏家门前有一条小溪，对面住着静子家。苏曼殊经常在小溪边游逛，有一天忽然看见对面的静子，怦然心动。因为没有表白的机会，他变得焦躁不安，正在这个时候，有一只白鸽落在窗前，腿上用红绳系着一张纸条。曼殊解下纸条，竟然是一片诗笺：“青阳启佳时，白日丽旸谷。新碧映郊垌，芳蕤缀林木。轻露养篁荣，和风送芳馥。密叶结重荫，繁华绕四屋。万红皆专与，嗟我守茕独。故居久不归，庭草为谁绿。览物叹离群，何以慰心曲。”原来姑娘对曼殊也已芳心波动，曼殊欣喜若狂，赶快铺纸回复。两人情书往来过几次，便背着家人相约到若松町去游玩。静子一头秀发中间系着一个缎带蝴蝶结，清纯优雅，她一站在曼殊面前，立刻使他陶醉了。少男少女相偎相依，苏曼殊沉醉在静子的芳香里……

静子又约苏曼殊会面，苏曼殊驾一叶小舟去赴约，结果被淋了个湿透，静子却没有出现。他扫兴而归，回到家就写信指责静子的失约。他的信恰被远方来的叔父瞧见，斥责他败坏苏家门声。而此时，静子的信鸽也到了，原来她是遭家人监视出不得门来，所以才失约。静子的信真是雪上加霜，叔父更加怒不可遏，不但鞭挞了苏曼殊，还找到静子家问罪。静子的父母当众痛打静子，静子不堪其辱当夜投水而死。

之前与雪梅是年少时期朦胧的感情，现在静子却是他的初恋，静子的死对曼殊是致命的打击。此恨绵绵无绝期，曼殊绝尘而去，在蒲涧寺出了家。

静子的形象时时出现在曼殊眼前，很多年后重游若松町，他还感慨万端，吟诗：“孤灯引梦记朦胧，风雨邻庵夜半钟。我再来时人已去，涉江谁为采芙蓉?”此去经年，物是人非，空留一声叹息。

苏曼殊虽然出家当了和尚，却不是从此杜绝红尘，而是在花丛里流连。秦淮多艳姬。1905年秋，苏曼殊在南京陆军小学任教，他半僧半俗，常在青楼设宴，邀请好友来聚会，好友们传来各自喜欢的妓女陪同玩乐，曼殊也有自己的相好，但他仅限于打打牌、唱唱曲、聊聊天，被人称为“色而不淫”。他出入风月场所只是为了排遣心中苦闷，并无俗世的低级欲望。他不过是玩世不恭，穿着僧服进青楼，是对现实的逃遁和抗议，对清规戒律的反叛和不屑。

他对那些青楼女子也是怜爱有加，无半分调戏、欺侮，更不曾发生过肉体关系。曾经有女子问及原因，他说：“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存，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活。吾人竟日纭纭，实皆游泳于情海之中。有人说情海即祸水，稍涉即溺。这是误认孽海为情海的话，并不符合实际，只是物极必反。比如登山，及峰为极，越峰则开始下降。性欲也是如此，性欲乃爱情之极。我俩相爱而不极及乱，才能永守此情，虽远隔关山，其情不渝，乱则热情锐减。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所以才如此，愿你我共守。”

然而男女结合真的会伤精神之爱吗？这是一种爱的极致之果，及至峰顶，硕果永存。苏曼殊不敢摘取，只徘徊在登山的过程中，灵与肉的割裂也让他陷入矛盾中。这种克制与其说是佛门的清规戒律，不如说是他本身的一种心理恐惧。

他在她们那里得到了安慰，情到深处，也有女子想从他这里得到安慰。男欢女爱不再用金钱来交换的时候，就开始用感情来交换了。其中一个叫金凤的女子与苏曼殊情深意切，往来时生出很多欢乐，却眼见无望与苏曼殊结合，只得心灰意冷不辞而别。

苏曼殊独自徜徉在金陵城内，愁闷不已，他想起金凤曾拿出素绢向他求画，他就画了一副春景：柳枝、春草、碧水、孤舟。吹面不寒杨柳风，可柳絮纷纷愁煞有情人。他把这幅画寄给金凤，虽然明知画到不了金凤手中，也聊作安慰吧。

每每想起那个与自己相知相惜的女子金凤，他便愁肠百结：“收将凤纸写相思，莫道人间总不知。尽日伤心人不见，莫愁还自有愁时。”苏曼殊毕竟是情深之人。

苏曼殊变得更加伤感，消极度日。他频繁出入风月场所，带妓女到处游玩，出则香车宝马。这源于他的一位故人对他的照应。这位故人是任上海都督的陈英士，他主动赠予千金，还笑着对曼殊说：“和尚在风尘中生活，不可令床头金尽。”曼殊花钱如流水，千金很快散尽，陈士英就再赠。

风尘中除了温柔体贴的素贞、“惊才绝艳”的桐花馆，就数花雪南与苏曼殊最投契。花雪南气质清绝，姿颜美丽，聪慧可人，待人又大方得体，很受苏曼殊的倾爱。他喜欢她那份幽静，她也爱慕他的才情。然而两人最终也没能在一起，曼殊仍旧认为结为夫妻必成怨偶，不如保留这份感情，留待日后慢慢回味。

他这种在感情中徜徉，进退不得的情景曾在诗中表达出来：

何处停侬油壁车，西泠终古即天涯。

捣莲煮麝春情断，转绿回黄妄意赊。

玳瑁窗虚延冷月，芭蕉叶卷抱秋花。

伤心怕向妆台照，瘦尽朱颜只自嗟。

油壁车是当年苏小小去与恋人相会时乘坐的，在这里，苏曼殊把花雪南比作苏小小，他说：“你的油壁车在何处停伫呢？西泠作古，我们终究天涯各一方。情如莲丝难捣断，如麝香袅袅难灭，可是春总要归去，情总要断。伤心也罢，形销骨立也罢，只有枉自嗟叹两无缘了。”

友人郑桐荪感其情凄凄，和诗道：“曾傍红楼几驻车，青衫无奈又天涯。诗成百绝情难写，雪冷三冬恨梦赊。漫去深山盟落叶，应怜空谷老名花。朱颜未减少年态，何事频频揽镜嗟?”

天生一情种

苏曼殊有些像贾宝玉，天生一情种、一痴人。但是宝玉终究还有过云雨情，但曼殊的恋爱皆是柏拉图式的，与众女子纠缠一时，最终以他人失望作结。

这种状态在与日本艺妓百助枫子相恋中更能看出端倪。

1909年，苏曼殊去日本探望母亲。正巧东京有一场小型音乐会，曼殊在音乐会上认识了调筝的女子百助。曼殊是郁郁不得志的羁人，百助是阅尽沧桑的艺人，两人一见如故，引为知音，互生爱慕，同居一夜却什么也没做，当百助主动投怀送抱时，他却以已入空门为由逃避肌肤之亲。苏曼殊那首著名的诗句“鸟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就是为此事而写的。

他又做了一次“负人”，柔肠寸断，备受煎熬，只得哀叹“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苏曼殊为百助写诗云：

《寄调筝人》三首其一

禅心一任娥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

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也无嗔。

还以为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其实在这里是故作潇洒，若真能做到与人无爱也无嗔，又哪来那般伤心事呢？从下面这首诗可以看出来，又是拭泪痕，又是日日思卿，是恋爱令人老啊，笼罩着一片黄昏的孤凄气氛。

《寄调筝人》三首其三

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

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无那正黄昏。

还有“华严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真是此情深，深千尺，莫奈何，“恨不相逢未剃时！”

柳亚子说：“学佛与恋爱，正是曼殊一生胸中交战的冰炭。”

任访秋的论断更为肯綮：“……一个富有感情的诗人，却要做断绝尘缘、泯灭五情的比丘，这是多么不可能，但曼殊以最大的克制力来抵御外缘的侵袭，表面上似乎是行云流水，悠然自得，可是心灵深处的痛苦，又使他不能不发露出来，这就表现出‘无端狂笑无端哭’的样子，像是一个神经上有毛病的人，而实际上这正是他思想感情的真实写照。”

朋友们对他神经上的这点毛病是又怜爱又疼惜的。有一次，他看见一个美貌的歌妓正在搭电车，就赶紧跑过去。电车开了，他没赶上那个歌妓，却跌落了两颗门牙，成为朋友们的笑谈。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晤卿。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眼前让人看到这样一个场景：春雨霏霏，行人寥寥，一个芒鞋破钵的僧人孤寂地走在桥头上，任他处筝声怡悦，他却要背离而走。漂泊如浮萍，苏州、惠州、杭州、南京、芜湖、香港、锡兰、南洋……都曾有他凄凉的身影，唯独上海，是他总要回归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众多与他志趣相投的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唯有朋友是他这一生中可以寻求慰藉的可靠感情。与自己才情相匹配的人交往是人生一大乐趣，这种精神联结更结实、更纯粹，还时时从他的痴性里逗出些乐趣。

有一次，几个朋友闲聊，一个朋友捉住一只虱子，正要扪死，曼殊却制止说：“也不用弄死嘛，捉到你手里它已经够痛苦，扔在窗外就行了。”让朋友们哭笑不得，这简直要以身饲虱嘛。

朋友们还故意抓住他怕鬼的弱点，晚上围在一起讲些鬼故事吓他。有一天晚上，大家又开始讲鬼，曼殊缩在墙角连声音也不敢出。后来都散去了，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半夜里喊叫起来，与他同室的邵元冲问他喊什么呢，原来是尿憋得难受。“那为什么不快去厕所？”曼殊说：“蓝面大头鬼在外面……”邵元冲只好陪着他到外面去。

而对于亲情，他是缺失的。父亲苏杰生是英商茶行的买办，常年在日本，因此娶了日本女人河合仙，却与河合仙的妹妹若子私通生下苏曼殊，后来若子嫁了人，曼殊就由大姨母河合仙抚养。几年之后，苏杰生因为生意失败被迫回国，把河合仙一个人抛在了日本。六岁的苏曼殊也随嫡母黄氏回到老家广东，就读私塾。因为是私生子，又是混血儿，他在大家族备受歧视。有一次他生病了，被医生诊断为传染病，就被扔进了柴房。黑乎乎的墙壁上有一层厚厚的灰尘，有被雨冲刷过的痕迹，还结了蜘蛛网，他就被放在墙角的一堆茅草上。

虽然他后来在上海接受新式教育，又留学日本，但是内心的悲苦早已生了根，也发了芽。他一次次剃度并非没有缘由，早在十六岁起就有了遁入空门的念头。

苏曼殊1907年秋致友人刘三信中说：“家庭事虽不足为兄道，每一念及，伤心无极矣！嗟夫！刘三，曼诚不愿栖迟于此五浊恶世也。”对于“五浊恶世”，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逆来顺受、苟且度日，所以弃世，又不能练就铁石心肠，所以每每被世间儿女情长勾动。

苏曼殊至情至性，却又自私彻底，他的爱既高贵又飘忽，他肆意宣泄从不知收敛。《论语》讲“从心所欲不逾矩”，可是不逾矩那还叫从心所欲吗？曼殊是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也没有活成人们所要求的“成熟”。

他独特的性格让他留下了充满才情的文学和书画作品，他内心的孤寂又让他进入佛道的境界，而他的生命是他最好的作品。

“一切有情，都无挂碍。”1918年，苏曼殊走完他的红尘孤旅，再也无挂碍了，那年他三十五岁。

直到六年后，朋友们才凑足丧葬费，将他葬在西湖岸边孤山脚下，与苏小小墓遥遥相望。

第十三章钱玄同

民国的文化名流，无论是风流才子，还是硕学大儒，都喜欢穿一袭长衫，就算是游学欧美，一旦回到国内，也立刻脱下西装换回长衫。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年轻时的他们都曾西装革履，从衣装上闪烁出新潮流和新气象。然而一回到国内，尤其是回到北平，他们就换上了竹布长衫，仿佛是要找回故国的儒雅与风流。

对于钱玄同来说，这一袭长衫却显得格外萧疏和落寞。他虽然被时人目为“完人”，属于模范丈夫，实际上过的却是一种独身生活。若对新文化运动的四位领军人物陈、胡、鲁、钱的家庭生活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夫妻关系不睦”，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则与包办婚姻有关。陈、胡、鲁三人的婚恋史早已被研究者翻了个底朝天，而钱氏的婚恋则素少有人研究。不过从其一生事迹和当时人的零星记录来看，钱玄同的婚姻大致也属于“不谐”一类。不能不说，他思想的激进，对旧制度、旧文化的切齿痛恨与此没有关系。

一世结发，半生寂寞，无处话凄凉

钱玄同是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其远祖就是那位“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的吴越王钱镠。钱家是浙江望族，在近现代中国出过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其父钱振常是清同治十年（1871）的进士，在北京干了多年低级京官后因升迁无望便辞官回乡了。这位老先生早年丧妻，回乡后续弦，于六十二岁时得了一个儿子，就是钱玄同。

钱父尽管出身官僚，其实是一位学者，老来得子却不骄纵，课子读书非常严格。年幼的钱玄同经常晚上背书，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以至于双腿肿痛，不得不由仆人抱回卧室休息。钱父也是一位旧学者，在将儿子引上传统学术道路的同时也把“忠君”的思想传给了儿子。

少时的钱玄同读到谭嗣同著的《仁学》后，大为震惊，将这本书撕得粉碎，此时的他无疑是一个小“顽固派”。然而，幼年灌输的皇权思想越多，很可能在获得了民主思想后引起的反弹就越剧烈。同样，植根于旧式教育的人，在彻底体验了这种教育的陈腐之后，也会引起严重背反。在东京留学的钱玄同不但接受了《仁学》提出的“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的观点，而且从根本上痛恨专制。他也是新文化运动中言论最激烈的人，痛骂旧学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甚至提出废除汉字，不能不说和幼年备受摧残的记忆有关。

钱玄同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十六岁时母亲又去世，同父异母的长兄钱恂和嫂子单士厘便成了他的监护人。钱恂是晚清比较有名的外交官，曾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家，思想激进，曾放言清王朝要亡国。单士厘随夫遍游欧洲、埃及和日本，并著有旅行游记，是晚清外交官夫人中少见的才女。钱玄同的进步思想和激进言论，恐怕也受到了兄嫂的影响。

钱恂虽属维新人物，但在家庭伦理上仍然恪守旧式，尤其是包办了钱玄同的婚事。1904年，他做主为钱玄同订了一门亲事，订婚对象名叫徐婠贞，出身于绍兴的书香门第，与钱家是世交。表面上看，这是“门当户对”的联姻，但徐氏没有读过书，无法和受过现代教育的丈夫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从而导致钱玄同一生都活在痛苦之中。他在结婚当天的日记中说“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可见其内心的苦楚。不过他与鲁迅不同，他没有像鲁迅那样抗拒，而是怀着委屈接受了徐氏。

钱玄同曾对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说，他和妻子之间没有“爱情”，但他们是多年的伴侣了，因而便有了感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中国式的婚姻模式，夫妻之间不是因为爱才在一起，而是因为习惯才在一起。

“习惯”，其实是一个特别悲哀的词。

时间久了，无论好恶，人都会习惯的，只是有的人习惯成自然；有的人，是在调和与抗拒中习惯，钱玄同显然属于后者。他在北京教书期间极少回家，在师大宿舍住了十多年，后来又在孔德学校（钱也在该校任教）的宿舍住了十余年。熟知钱玄同生活的王森然就曾说，钱氏“对家庭生活颇冷淡，眷居北平，不常家宿”。

当时教授们的工资相当高，往来交游、聚餐也不少，经常有人携妻参与，但钱玄同无论何时，从来不带妻子出席。尽管钱玄同对家庭生活冷淡，但是当朋友劝他纳妾时，他却冷然拒绝了，他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另外，他也从不去风月场所。民国时的旧派文人纳妾蓄妓，派人物则狎妓纵酒，不过是行为上的一体两面。陈独秀、郁达夫、徐志摩、胡适等也吃花酒，有人甚至还写进了日记里。对此，钱玄同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教授狎游是对不起学生，既为教授，就要做学生的表率。

生活往往有其两面性，钱玄同虽然不喜“归家”，但是当徐氏得了子宫颈肿瘤，他仍然倾尽全力救护，采用了当时最先前进的放射疗法，每日在席前亲侍汤药，最后徐氏转危为安。然而，婚姻不谐所造成的实质性单身是极为痛苦的，钱玄同后来早逝，恐怕也与半生孤独有关，当然也和他的激烈性格有关。在这一点上，与他最为相似的大概还是鲁迅。有趣的是，他们的夫人不论是徐婠贞，还是朱安，都远较其夫长寿。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式的骁将，早在东京留学时期他就与鲁迅私交甚好。当时章太炎在“民报”社讲学，一同听讲的有朱宗莱、龚未生、朱希祖、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钱均夫（钱学森之父）等八人，这个小班类似于一个“特级国学班”，听讲的人后来大多成为一流的学者。

章太炎讲课时面前放一矮几，弟子们环列周围，踞席而坐，切磋学问，颇有孔子之风。钱玄同最为活跃，谈学问到高兴处，经常从席这边挪到另一边，喜欢给人起绰号的鲁迅就送他一个雅号——“爬来爬去”，后来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还称他为“爬翁”。

章太炎学术功底深，革命声望也高，每次公开演讲都吸引很多人。同在日本留学的陈独秀也曾听过他的演讲，并在章氏办的光复会机关刊物《教育今语杂识》上发表过文章。钱玄同曾协助章太炎办这个刊物，很可能与陈独秀有过往来。由此可见，《新青年》时代，钱玄同与陈独秀、鲁迅的际会是有渊源的。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典型的启蒙运动，陈、胡等人认为要启蒙首先必须从语言入手，文言文不利于知识的传播，于是发起了白话文运动。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钱玄同立刻发表文章声援，不久他又将鲁迅拉进了这个阵营。

鲁迅早在东京留学时，就曾给《浙江潮》《河南》等进步杂志撰稿，是留日学生中文章最见功力的人物。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住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钱玄同去拜访时鲁迅正在抄书，屋子里堆满了金石拓片，显然是在进行一种整理工作，照鲁迅自己的话说，这是“钞古碑”。现在，让我们还原二人当时的对话。

钱玄同问道：“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鲁迅答：“没有什么用处。”

钱玄同又问道：“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鲁迅说：“没有什么意思。”

钱玄同建议道：“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思索了一下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钱玄同立刻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想了想，点了点头。不久，他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扔在了当时的思想界和文艺界。此后，鲁迅的小说接二连三地在报刊上登载，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先声。

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抵制，后来的史学者往往武断地把反对者称为“旧派”或者“顽固派”，并举例代表人物辜鸿铭和林琴南。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当时的反对者并不全是辜、林这样的留辫子遗老，海外留学归来的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如果要把反对派做一个划分的话，可分为“海归精英派”和“传统守护派”两类。

海归的精英人物中，如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梅光迪、吴宓等人嘲笑胡适，认为他们是在胡闹，梅氏曾直接说胡适是“商贾”“没文化”。而国学大师黄侃则认为，他们要断送中国传统，因而在给学生上课时经常大骂胡适，嘲讽钱玄同。

面对这些反对者，钱玄同有一个更加激烈的言论，他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他提出了一种终结手段，那就是彻底废除汉字。

对守旧者而言，推行白话文是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枝干，而废除汉字则相当于将这棵大树连根拔掉，于是矛头纷纷指向钱玄同，反对白话文的声音反而少了，就这样白话文推行了起来。照鲁迅的说法，如果要在屋子的墙上开个窗，则必然招来一堆人反对，这时如果有人提议把屋顶拆掉，反对者立刻就会同意在墙上开窗。从某种意义上，钱玄同正是那个提议拆屋顶的人。

在钱玄同的身上，有两套价值体系，一方面他支持新思想，希望新的一代不受旧礼教的束缚；另一方面他自己却恪守旧道德，这与胡适颇有一些相似。黎锦熙对钱玄同有一个论断，可以说较为准确。他说，钱先生在思想上勇于冲破旧礼教的羁绊，而行为上则严于律己，看似矛盾，实则是言行高尚的统一。可真算得一个“完人”。当时不少新派文人抛弃发妻，追求女学生，但钱玄同始终如一，他曾对人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至少我自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

同样，在“尊师”和“孝亲”的观念上，他也是如此。他一生都对老师十分尊崇，有一次章太炎来北京讲学，他执礼甚恭，跑前跑后为老师解决问题。章太炎的浙江话很难懂，不要说北方人听不懂，就是南方人也听不懂。有一次章氏到杨绛念书的中学做演讲，做笔录的杨绛愣是一个字没写，盖因听不懂也。不过，章氏在北京讲学就没有这层忧虑了，因为有钱玄同时时刻刻做翻译。

章太炎讲学期间，钱玄同和大师兄黄侃曾发生过一次冲突。有一天，在章的住处，黄侃向钱玄同招手：“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一听顿时勃然大怒，厉声说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

在内室的章太炎听到激烈的争吵后，赶紧走了出来，无奈地说：“眼看都要念片假名了（指日文），还争什么古文、白话文。”当时日寇侵凌中国，章氏故有此说。黄侃嘲讽钱玄同，表面上看是指责他背叛师门，实际上和大骂胡适的心理一样，都是害怕他们推行的学说造成传统学术的断绝。

事实上，钱玄同尽管推动了白话文运动，但其一生最大的学术成就仍然是“音韵文字学”。他在大学里赖以立足的学问也是这门。晚年的钱玄同重回书斋，重拾早年的学术方向，实际上是沿着老师的步伐继续前进。章太炎在谈及最能继承自己学术精神的弟子时，列了黄侃、钱玄同、朱希祖三人，可见对钱玄同的重视。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

钱玄同早年父母尽丧，是兄嫂养育了他。正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他对兄嫂十分尊重，有重大家庭事务都向兄嫂报告，兄嫂外出时还负责“护驾”，节假日也常带妻儿去问安。八十余岁的嫂子单士厘编成《清闺秀艺文略》时，他还亲自校对，并负责刊印，并依照《广韵》声部编了一个可以检索诗人姓氏的索引。他虽然参与新文化运动，但并不希望此运动影响兄嫂，曾藏起《新青年》杂志，不让属于旧学阵营中的兄长看到，但还是被看到了。

钱玄同思想激进，有时也不免矫枉过正。章太炎主张革命排满、恢复汉族衣冠制度，钱氏便亦步亦趋，完整地继承了老师那一套博学好古的精神。章氏在东京“民报”馆讲学时，经常和弟子们谈论学问，钱玄同非常健谈，其他同门都走了，他还和老师畅谈，经常谈到天黑忘记进餐，夜深了干脆就住在那里，与老师做竟夜长谈。

章太炎有一个怪脾气，写文章的时候喜欢用古奥、生僻的字，甚至连写给别人的信函里也会间杂几个篆体字。钱玄同在这一点上犹有过之，比他的老师更加好古。他多次替章氏抄录文稿，将文字一律改为篆书，并指出那些字的篆书如何写，连章太炎也哭笑不得。

钱玄同的好古，还体现在另一件事上，清政府被推翻后，他去南京的教育部上班，竟然穿着“高冠博带，宽袍大袖”的衣装，原来他考证了《礼记》上的记载，自己设计了这套“大汉衣冠”。他还撰写了《深衣冠服说》，将汉民族传统的冠服制度推广普及。这篇文章最早可能登在《浙江潮》杂志上，这是中国留日学生创办于东京的一个带有革命色彩的刊物，此举无疑是受了其老师的影响。

钱玄同复起古来恨不能回到孔子的时代，激进起来则又“尽废孔学”。他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实际上，相似的表达也出现在西方文学大师口中。罗曼罗兰曾说，大多数人在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成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一天天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荒腔走板。此外，塞林格也有过相同的思想。

钱氏认为，人一过四十岁就趋于保守和腐朽，因此不如“枪毙”。胡适听了钱玄同的“四十枪毙论”后，开玩笑说：“好，等你到了四十岁，我就送你一首诗，叫作手枪。”笔者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见到过一封胡适写给钱玄同的信件（民国十六年胡适致钱玄同信），内附一首打油诗：

生离死别，忽忽一年，际此成仁周年大典，岂可无诗，援笔成词，笑不可仰。

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能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挖下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的阎王鬼判。

瞒的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处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生天，免在地狱捣乱。

胡适的这首诗中有好几个“今典”，所说的“专杀古人”是指钱氏的“疑古”思想。他对过去的学术大师，常采取怀疑和否定态度，曾废姓，取名“疑古玄同”。他的这个思想对顾颉刚影响很大，是“古史辩”思想的肇始。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一大“学案”，钱玄同曾以《聊斋》中的故事给顾颉刚讲今古文之争，他说：“姓桑的书生先后纳了两名女子，这两个女人争风吃醋，一个说对方是鬼，一个说对方是狐妖。起初桑生以为两人是嫉妒，相互攻击而已。但是时间久了，他发现两个人说得都对，二女确是一狐一鬼。”

钱玄同也说：“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是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具一起撕破。”顾颉刚认为，这个研究法很有创见，“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一扇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做最后的解决。”

打油诗中的“九月十二”当然是指钱玄同的生日，而且特指四十岁的生日。他当时办杂志，甚至准备在杂志上弄一期“成仁专号”。“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说的就是此事。“请先读《封神传》……草上再撒把米”则是指明代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中的情节。樵夫武吉失手打死了人，按律当罚，西伯侯姬昌见他老实，让他暂时回家向老母作别，再来领罪。武吉向姜太公求救，姜太公教他一个办法，叫他回家在床前挖一个坑，躺在里面，身上覆草、撒米，脚前点盏灯。号称神算的西伯侯见武吉迟迟不来领罪，便卜了一卦，原来是摔下悬崖死了，便不再追究，武吉也躲过了“罪责”。

胡适的打油诗何以要引用这个典故，甚少有学者挖掘，但若细看附有这首诗的那封信，便一下就明白了。白话文运动最大的贡献是“言文一致”，即说的话和书写的文字为同一种表达方式，而“文言文”则自成系统，只有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通晓，底层人民理解十分困难。那么，白话文运动的根在哪里呢？或者说白话文运动从哪里吸收营养？

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找到了三条途径：其一是寻之于古，就是从古典白话小说中汲取营养，《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都是古典白话小说，里面有大量的口语表达。在这封信中，胡适就提到了《醒世姻缘传》《封神传》《石头记》和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很显然是进行着古典白话小说的考证。

其二是寻之于泰西，就是翻译，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从外文的用词法、句子的构成、作品的结构，给中文的表达提供一种借鉴。其三是寻之于民间，即用老百姓常用的口头语替代僵化的书面语。如果从陈、胡、鲁、钱等人身上找一个学术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在文字学上都有所长，而且在切身地做着这件事。比如刘半农“找骂”的那件趣事，实际上就是挖掘民间语言的一个极端例子。

在钱玄同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民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践行精神，他们绝不是空喊口号，而是扎扎实实地做着建设性的工作。与胡适、鲁迅相比，钱玄同似乎没有留下太多思想方面的著述，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胡、鲁是思想家，而钱玄同则是实干家。他和赵元任、黎锦熙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为推动语言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著作《文字学音篇》是当时大学里最重要的教科书，他在高校执教30年，培养了大批语言学人才。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勇于实践的文化巨人。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平息，当年的领军人物也都分道扬镳，或投向不同的阵营，或退回书斋，但毫无疑问，他们仍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精神，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知识传统。在钱玄同身上，同时拥有传统学术和自由精神两种元素，尤其是晚年，钱玄同呈现出对前期生涯的反思。他对自己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产生了怀疑，甚至后悔。也许，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被“春秋笔法”符号化的人。

笔者一向对历史人物的衣装感兴趣，认为这能反映他们面对世界时的内心态度。钱玄同的照片不难找，尤其是在拥有了网络之后，一搜便出来了，我比较关注的是他的两张装扮不同的半身照。其中一张是年轻时的，穿着浅色西装、白衬衫，打着菱形花格领带，领结打得漂亮极了。和民国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带着那种镜框圆圆的眼镜，双眼皮，镜片后面闪烁着专注的光。

另一张照片上的他，也许是中年，穿着长衫，领口的盘口系得一丝不苟，流露着知识分子身上特有的书卷气。表情，往往透露出一个人的教养，时光似乎在他身上没有多少变痕迹，两张照片的神情几乎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从他的照片看出早期知识分子勇于开拓的一面，也可以看出传统知识分子“克己”的一面，只是在“克己”的背后，究竟又有多少辛酸的落寞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