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像极了古龙笔下的人物，任侠不羁、颓废痴情，所以他的朋友特别多，他的女人也特别多。他身上充满了浪子与诗人的双重气质，赞誉他的朋友说他有一副“真”心肠，诋毁他的人则说他“堕落”，乃至“神经病”。究竟是真心肠，还是神经病，我们不妨去他的世界里走一遭。

未曾在深夜痛哭，不足以谈人生

郁达夫爱哭，喝酒喝得高兴他哭，喝得伤心他也哭；爱而不得他哭，爱有所得他也哭。1924年的冬天，这个爱哭的男人遇到了另一个爱哭的男人。当时他正在北京大学担任讲师，讲授的是统计学，课程本身枯燥，生活又无聊，因此当时内心十分苦闷。某一天，他接到一个穷文艺青年的求助信，便照着信件上的地址去寻找，结果发现此君住在一个逼仄阴冷的鸡毛小店里，正在啃发了霉的冷馒头，他就是沈从文。郁达夫当即招呼这位湘西来的“北漂”文艺青年一起去下馆子，还点了招牌菜“葱爆羊肉片”，吃饭花费了大洋一元七角，郁达夫拿出五元付账，剩下的钱都给了沈从文。临别时，他见沈从文衣衫单薄，就把自己围着的一条羊毛围巾也给了他，令沈氏大为感动。要知道，郁达夫当时一月的薪水也才三十块大洋。

请沈从文下馆子回来后，郁达夫痛哭了一场，并写了一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给这位穷困的文艺青年“指明出路”。比之于蚀人心智的鸡汤文，这篇文章一点儿“励志色彩”也没有，倒是具有几分黑色幽默。他认为城市套路深，不如回农村，故而提了三点建议：上策是找些事情干，比如拉洋车、当伙计；中策是弄几个旅费回湖南老家，先和父兄抱头痛哭一场，哭累了可以先睡一天（还能节省饭钱），饿得受不了可以挖野菜根充饥；下策是去做贼。

沈氏当然不可能接受这些建议，只是痛快地哭了一场。

未曾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论人生。郁、沈可谓至交矣。

郁达夫虽然在文章里给沈从文出了三个“馊主意”，但未必希望他真这么干，他终究还是帮了一点儿小忙，把沈从文介绍给了《晨报副刊》的副主编徐志摩。1924年12月22日，沈从文的第一篇文章《一封没有付邮的信》就在该报刊载了，此后他的作品时常被采用，由此踏入了文坛，也打入了北京新文学的圈子。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的序言中说：“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夜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贫穷，日常的烦虑……没有一道欢乐之光，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连对患难中的弟兄们的一援手的安慰都没有。”对沈从文而言，郁达夫正是那艰难生活里的一道光、一双援手。实际上，郁达夫的这双援手，曾伸向更多青年。

郁达夫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有一次讲完课，他与学生冯至一起逛宣武门外的旧书店，冯至翻阅着一本德文书不肯释手。郁达夫看破了他的心思，向店主问明价格后，掏出钱付了账，回头对冯氏说：“我有事先走了，这本书就送给你吧。”冯至也不忸怩，道谢接受。老师如此至诚，学生也自坦然，民国文人间的这种友情，真有几分魏晋人的风流。

一个暮春的傍晚，天空下着牛毛细雨，诗人冯至和一帮穷朋友在街头与郁达夫不期而遇，郁达夫当即邀请“小朋友”们一起去前门外他熟识的酒馆饮酒。因为是常客，酒保远远一见他的身影，便热情地打招呼。郁达夫与诸人落座后，便呼唤上酒，但当夜的客人非常多，而他们又喝得太快，以至于酒保手忙脚乱。郁达夫嫌上酒太慢，喝得不痛快，因而换了一家酒馆继续喝，席间谈诗论文，指陈时事，酒酣处高声吟诵自己的诗作，引得四近酒座频频回头。饮罢出来后，他仍觉不尽兴，又进入下一家酒馆继续喝，就这样换了一家又一家，与一帮年轻的朋友纵酒狂歌，直到子夜时分才罢休。《京沉杂录·长安看花记》中说：“仆本恨人，强为排遣，飞鸿踏雪，动留爪痕。”郁达夫与人相交，聚能够推心置腹，散又相忘于江湖，最见其“飞鸿踏雪”的本色。

与郁达夫交好的另一位诗人是孙席珍，他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说他们是在1923年结识的，然而最初的会面却颇具戏剧色彩。那天孙氏急着去报馆上班，心不在焉，走路撞了一个人，错身而过后他才想起道歉，那个人却并不介意。当时，他并未认出那就是郁达夫。后来，他们又在此处相遇，这次孙席珍认出了这位名满天下的诗人，两人聊得十分投机，郁氏当即邀请他赴正阳楼饮酒食蟹。那时，在北京食蟹是件极其奢侈的事情，一只蟹要一个大洋，作为穷学生的孙席珍一个月伙食费才三四元，因而面有难色。郁达夫慷慨地说：“此菊黄蟹肥之时，正堪举杯畅饮，偶一为之，又有何妨？”孙席珍被其打动，当即应允。二人到了正阳楼，郁达夫要了两斤绍酒、团脐（雌蟹）、尖脐（雄蟹）各两只。孙席珍说：“不消这么多。”郁达夫说：“要么不吃，要吃，总该吃得痛快些，每人两只，不算多。”孙席珍见却之不恭，只好欣然接受。

席间二人从清代诗人黄景仁谈到英国诗人欧内斯特·道生，兴致极佳，聊兴甚浓，以至于酒楼里别的客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他俩。原来不觉间二人已经聊了两个钟头，酒楼都已经打烊了。这一次聊天，令孙氏终生难忘。《吴书·程普传》中说：“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与郁达夫交往，大约便是这种感觉吧。

杯子碰在一起，是梦破碎的声音

有些人自身长得并不漂亮，但他身上有一股热量，像一个爆发的小太阳，吸引着人。听过郁达夫的课的张充和就曾说他不好看，但喜欢听他课的学生很多。郁达夫在北京任教期间，住处特别热闹，大多是青年作家和诗人，刘开渠、沈从文和陈翔鹤是他的常客，有时聊天到夜深，干脆就住下来。郁达夫虽然每月的薪水不过三十元，但发了薪经常请这帮朋友下馆子。席间聊的是诗歌，是出路，是青年人的梦想，聊着聊着，便忽然流下清亮的泪水来。

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说：“我一辈子都喜欢跟着让我感觉有兴趣的人，因为在我心目中，真正的人都是疯疯癫癫的，他们热爱生活爱聊天，不露锋芒地希望拥有一切。他们从不疲倦，从不讲那些平凡的东西。”青年人愿意和他在一起，是因为他有一个不平凡的灵魂。

郁达夫的施予援手，并不限于亲近他的文艺青年们，便是街头不认识的人，他也经常倾囊相济。这种毫无算计的生活，使得这位大教授在北京的冬天买不起一条棉裤。他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说：“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总尽我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终于没有买成。”实际上，就算是有了棉外套，他也经常没得穿。据凌淑华回忆，她家里经常有文人圈子的聚会，有一次徐志摩、丁西林等人约定请郁达夫来参加，由志摩负责邀请，然而聚会当日徐志摩却一个人来了。众人问及原因，他笑说郁达夫的棉袍被学生穿走了，太冷了无法出门。众人不由乐了。因为这件被学生穿走的棉袍，还是朋友们前不久集资为他买的呢。故而有人提议，应当再集资给达夫买一件棉袍，丁西林说一件不够，干脆连买三件才好。众人纷纷说好，可是最后谈到钱，大家都认为这是徐志摩的事。志摩尽管连声叫屈，却也并不推卸，在一个大雨弥天的早晨，他赶赴服装店买了一件棉袍送给达夫。谁让他们是朋友呢。

郁达夫好游。他的游，带有几分名士气，但更偏向浪子气。他曾与文朋诗友访名山、游西湖，也像一个下层社会的浪子一般驻足于淫浪气息弥漫的妓寮，栖身于苦雨寒风的破船。

1926年12月3日，学生设宴款待郁达夫，在座的有女作家白薇等人。他在当天的日记里非常详尽地记录了自己的行径。宴会上他饮酒极多，散席已是晚上十点，又与一帮人去看了午夜场电影。从电影院出来，他独自送白薇回家，日记里称“在路上（对白薇）起了危险的幻想”，但白薇对他并无心意，因而虽然与白薇在门口叽叽咕咕交谈了很久，仍然不得入其门径，只好告别作罢。

时间已经很晚了，天空又飘飞着细雨，学校的大门早已关闭，无聊的郁达夫干脆叫了一辆洋车上陈塘一带的妓院去游逛。洋车穿过一个个寂静且陌生的巷子，仿佛行走在幻觉中的城市。那些紧闭的门洞幽暗不明，落了雨的石板路亮晶晶的，仿佛通向未知的世界。他到陈塘已经凌晨一点，下等妓寮都关了门，只有一些高级酒楼依旧笙歌不绝，传来打麻将的声音和女子发嗲的娇媚声。

他在雨丝中望着灯火通明的会所以及窗纱背后身段曼妙的女子，但他身上没有带钱，无法进入这些销金窟，因而只得在雨中游荡。夜又深，雨又冷，他终觉一个人不能捱到天明，便叫洋车把自己拉到东堤。东堤一带住着生活更为凄惨的船民（生活在水上的人家），自然也有一些暗娼在船上活动。他向船上的两个年轻妇人借宿，她们建议他叫一个老举（上了年纪的娼妓）来暖被窝，他摇头拒绝了，就这样隔着一道薄薄的舱板和两个妇人同宿了。

夜晚静极了，只有雨水落在江面上的声音，苍茫寂寥。

他吟诵着周邦彦的《少年游》，想起自己未能实现的抱负、自己的爱情，吸着烟卷，拍死了几只蚊子，整夜长吁短叹，就这样苦熬着，直到五点的时候才缓缓入睡。早晨七点的时候，他忽然从凄冷的船篷里醒来，像犯了罪一般逃回学校去了。

十步芳草，处处留情

郁达夫的这种浪子般的做派，和他少年时的孤独以及青年时代的苦闷有关，越发地使他的性格里透出一股颓废畸零。

郁达夫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由于先天不足，又加上营养不良，他经常在病痛中煎熬。大哥郁曼陀和二哥郁养吾都比他年长很多，虽说长兄如父，但毕竟不能替代父亲，他是在多病、孤独的光景中长大的。他自幼聪颖，考入著名的杭州府中学念书，但该校学生多为富家子弟，他没有交到投契的朋友，踽踽独行，成了同学们眼中的“怪物”。

在人群中的孤独，远甚于一个人的孤独。他曾在一篇小说中写道：“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看看他的同学们，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地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心思却同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实际上，这是他的自况。

1913年，郁达夫随长兄郁曼陀赴日本东京留学，次年转学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读书。在日本，他先后与多名女性陷入了爱恋。1917年，他在一家杂货店遇见了后藤隆子，隆子是店主的女儿，当时正帮父母看店。达夫一见钟情，视若天人，因而频频往顾。他亲昵地称呼隆子为隆儿，在《赠隆儿两首》中写道：

几年沦落滞西京，千古文章未立名。

人事萧条春梦后，梅花五月又逢卿。

我意怜君君不识，满襟红泪奈卿何。

烟花本是无情物，莫倚箜篌夜半歌。

爱情来得如此之快，然而消散得也快。由于后藤隆子父母的反对，达夫与隆子的恋情后来不了了之。很快，郁达夫又有了新的恋情。据同为留学生的钱潮在《我与郁达夫同学》一文中回忆，1918年夏天他从国内返回日本名古屋领取毕业证，到校才知郁达夫已经代他领了毕业证，便去拜访郁达夫，居然看到达夫和一个日本女子同居。郁达夫介绍说这是“雪儿”。雪儿是个寡妇，其死去的丈夫是个军人。郁达夫的日记也印证了这个说法，1918年7月20日日记云：

夜月明，夜膳后与钱某坐檐下作什谈，因告以雪儿身世事。

郁达夫与雪儿相识于1917年冬天的东京街头。当时他从名古屋到东京办事，短期逗留，二人一见倾心，此后频频幽会。郁达夫回到名古屋后，雪儿随后也赶了过去，并与郁达夫赁屋同居。然而由于出身、生活习惯、见识的不同，两个人的同居生活并不如意，经常发生争执，甚至大吵。实际上在钱潮来访后不久，他们就分手了，郁达夫其后几天的日记又云：

午前钱潮来，午膳后雪儿大作狂态，予决与之离……

昨夜又与雪儿争，终夜不得安眠，贱民不能以仁爱相待，行当弃之。

在这一年中，这段感情并未给郁达夫带来多少快乐。1918年8月12日，郁达夫给了雪儿一些钱，把她送上汽车，结束了这段恋情。尽管这是一段不愉快的恋情，但分手后郁达夫痛苦不已，他便一再地到妓院或酒馆买醉，甚至多年后还不能忘怀。据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披露，1923年他和郁达夫以及其他朋友在北京的酒馆喝酒，看到一个歌女在卖唱，达夫忽然流下大滴大滴的眼泪，随后便闭上眼睛不敢再看，因为那女子颇似雪儿。

多情人往往最无情。

郁达夫曾在小说《沉沦》里说：“关于她，她们，不再说别的。一种东西一旦不能忘记，也就再不会被我提起。”他确实抛开了她们，然而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却又谨慎地存留着她们的影子。

杜拉斯曾说：“每当我有了欲望，就有了感情。”

郁达夫和雪儿分手后，很快在名古屋的大松旅馆认识了女服务员梅野，并陷入热恋中，亲切地称这位姑娘为“梅儿”。他在《赠梅儿》一诗中写道：

淡云微月恼方回，花雾层层障不开。

好是春风沉醉夜，半楼帘影锁寒梅。

诗人的爱是如此廉价，春风沉醉夜也罢，半楼帘影也好，并不能真正锁住他的心。他不久就在京都旅舍认识了另一个女侍玉儿，在1920年4月所作的《西京客舍赠玉儿》一诗中写道：

玉儿春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

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

类似一夜情般的露水姻缘，大多都不能持久，长则几个月，短则数天。他是一个令女人爱，又令她们恨的、被惯坏了的男孩子般的男人，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回国后在北京、安庆、武昌等地执教，甚至在南洋抗日期间，依旧是风流韵事不断，但又很难判断他是薄情嗜欲，还是心有痴根。

据易君左回忆，郁达夫在安庆政法学校任教期间，业余时间大多流连于烟花场所。他选妓女有三个奇葩的条件，其一要年龄大，其二要相貌丑，其三要没人爱，概括起来就是又老又丑没人要。有一个名叫海棠花的妓女，就符合郁达夫的要求。照易君左的说法，这个女人额头窄、下巴长、嘴巴大得可容拳，活脱脱一副明太祖朱元璋的相貌。

郁达夫对这位姑娘可谓倾心到了极点，每天都去城门洞里等候，还把每月的工资交给她保管。对郁达夫和海棠花的这种别样情感，易君左的观点颇值得玩味，他说：“郁达夫之爱海棠花，绝不是任性纵欲，而是专找那人间最不平的道路去填，人家不要的他要，人家不爱的他就爱，海棠这可怜的女人，是一个穷苦而无告的孤哀的象征，找不到一点爱的萌芽，所以达夫故意标榜三条件而单独选中了她，给残酷冷淡而不公平的人世看看。”就是这样一位海棠姑娘，郁达夫一口气为她写下了三首七律，这在与他交往的其他女性中亦不多见。

郁达夫除了和学生们谈诗论文，还带着他们逛窑子，这也算是一种对社会的认识。陈翔鹤回忆，郁达夫曾和他们一帮青年朋友多次逛胡同班子，他总是一个班子一个班子地慢慢看、慢慢挑。有时候也到挑中的姑娘屋里坐坐，有时候是不挑也不坐，只是游荡。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五六个月不曾亲近女人了。”那个姑娘便钻进了他怀里，然而叫他留宿，他却拒绝了。这使人想到荷兰画家凡·高和妓女们的关系，那种艺术家的畸零和幽微的悲哀，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

郁达夫身上有一些怪癖，不只在女人身上，还在其他一些为人所不经意的地方。他最初到北大执教时，曾对大嫂发誓要戒烟、戒酒、戒色，洗心革面做一个正经人。然而随着工作的深入，他又陷入了苦闷无聊之中，再度开始饮酒、抽烟，加之嗜欲损坏了身体，精神状态变得更坏。

有一天晚上，他在桌前枯坐了很久，盯着镜子里自己枯黄的面孔，猛然将镜子推到地上摔得粉碎。这面镜子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制作极为精美，镶嵌着象牙饰品，是结发之妻孙荃送给他的定情信物。他看着满地碎片，心中懊悔极了，不断地责怪自己，然而那种苦闷感却散于无形。此后，他便陷入这种对“破坏”的迷恋中。

他执教时的薪水是一百元，但教育部经常欠薪，能领到手的实际只有三四十元。他又出手阔绰，经常接济朋友或出入烟花巷，故而完全不够用。有一次陷入经济困顿，他觉得愁苦得不得了，二哥郁养吾寄了五元给他救济，他却拿这钱买了一大包廉价香烟，全部投入火炉之中。

结果满屋烟气，呛得他鼻涕、眼泪横流。尽管钱没了，但他脸上痛苦的阴云也散去了。还有一次发了工资，他将钱币统统抛掷在地板上，疯狂地用脚踩踏。房东老太太还以为他的精神病发作了。

另一次“发神经事件”是在安庆教书时，有一天他从一个小巷经过，看到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娘颇有风致，他便上前搭讪，提出要购买她头上的针和衣襟上的帕子（旧时妇女多随身携带针帕）。

那女人贪财而不避嫌，居然把这两件私人物品卖给了他。他携带针帕回到宿舍后，用针刺破了手指和嘴唇，将血滴在帕子上，放在鼻子下面嗅，一边嗅一边哭，舞之蹈之，同宿舍的其他同事惊诧莫名，皆以为他发病。从现代性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是典型的自虐行为，是通过此种行为达到心理上的满足。

以上这些，还都只是郁氏畸零生活的一个管窥，其一生中的怪诞行为简直不可胜数。那些与他一起生活的女子，也就是他的伴侣的感受，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爱情上，郁达夫是一个灵魂至上主义者，他曾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写道：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谈到郁达夫的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富阳才女孙荃。1920年，郁达夫奉母命从日本回到老家富阳，与孙氏完婚。郁达夫与孙氏的关系，并非如某些文章里写的那样不谐，客观地说，婚后二人有相当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孙荃虽是旧式女子，却才情兼具。1922年春天，郁达夫告别妻子再赴日本前夜，二人联句填词，颇可看出孙荃之才。

卖花声送外东行

梦里哭君行，疑已天明。（孙）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

途中千万莫多停，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照理说，旧式女子有此才者少，郁达夫娶了孙氏，正是闺阁中的知音。事实亦然，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他们之间确实有些相濡以沫的意味。据沈宁在《郁达夫：安庆一中的教员生涯》中记录，十二点下课后，郁达夫中间和朋友们吃饭聚会，之后还要回一趟家。

安庆是个山城，虽然有人力车夫，但是大家都不坐，郁达夫走路很快，十来分钟就到家了，旋风一样地回家去看太太。这样贴心，照今天的话说也是暖男了。在这段时间，郁达夫的长子龙儿出生，初为人父的郁达夫非常快乐。

其时，他的小说《沉沦》也已出版，虽然褒贬不一，但是销量很好，不菲的稿费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只有胡适发在《努力周刊》上的一篇评论颇令他沮丧，该文对郁氏及其作品评价很低，几乎令他投江自杀。

生怕情多累美人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半是读书人。郁达夫执教各地，每多红粉，但终究未曾抛弃孙荃。但1927年1月14日在上海遇到王映霞，他终究是扯断了结发情。王映霞是浙江杭州人，本姓金，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为孙女，改名王旭，映霞是她的字。

郁达夫对王映霞的追求，不但遭到大哥、大嫂的反对，就是创造社的同人也不同意，然而这阻止不了他。在对王映霞的感情上，他有一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他在写给王映霞的一封信中说：

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现在我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

郁达夫的穷追猛打，最终赢得了美人芳心，却也伤透了旧人痴心。

在这件事上，郁达夫与徐志摩最有一比。当郁达夫向孙荃提出离婚的时候，孙氏正怀着身孕，她虽以死相胁，然而也挽不回丈夫的心。当时的文化人，普遍扛着一副旧式的婚姻枷锁，如胡适、鲁迅、徐志摩……胡适虽然与江冬秀相守一生，但在这轮家里的“太阳”之外，另有一轮“月亮”以及明里暗里的不少“小星星”。鲁迅对朱安虽是不离不弃，却是有名无实，让朱安做了一件他的“遗物”；至于徐志摩，则堪称郁达夫的“难兄难弟”。二人在逼着妻子离婚的时候，妻子们都怀着身孕，而在离弃之后，她们又独自照顾着他们的儿女，以大地般的胸怀宽容了他们。

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恋爱，充满了文人的浪漫和想象，就像徐志摩将他和陆小曼的恋爱体验写成《爱眉小札》一样，郁达夫也将自己和王映霞的恋爱经历写进了《日记九种》里，并于1927年交北新书局出版。王映霞之于郁达夫，也颇似陆小曼之于徐志摩，只是正如托翁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郁达夫为了实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人之梦，于1933年春天举家迁往杭州，并出巨资购下一片空地，建成别墅“风雨茅庐”。只可惜，神仙眷侣，世外桃源，却挡不住外来的风雨浇漓。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关系，一再地使笔者想起菲茨杰拉德与妻子泽尔达·塞瑞是典型的郎才女貌，然而却并非绝配。作家在交际之外是喜欢安静的，至少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他们的妻子却无法忍受片刻的冷落，独自（或拉着他们）跑到交际场所去了。

王映霞喜欢热闹、喜欢排场、喜欢与名流政要往来，郁达夫虽仅是一介文人，但名满天下，当时的浙江政要无不以与之攀附为荣，这恰好成了王映霞出入各种交际场所的入场券。

郁达夫的老友、诗人汪静之曾说：“王映霞最爱郁达夫带她去认识所有的朋友，专门同人家交际。”据曾经拜访过“风雨茅庐”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她）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下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

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一下子就在饭馆里款待10个客人，实在是豪兴不浅。”王映霞自己也曾在其自传里说过，他们“每月开支为大洋二百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一百元用之于吃……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其奢侈可见一斑。

“风雨茅庐”建成后，郁达夫实际居住的时间极短，之后便受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到福建任职。郁达夫南下闽地，是有原因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夫妻关系出现了裂隙。除了日常的磕磕碰碰之外，引起郁、王冲突的是一封信，据郁达夫的说法，是浙江省教育厅长徐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

法国作家杜拉斯曾说：“夫妻之间最真实的东西是背叛；任何一对夫妻，哪怕是最美满的夫妻，都不可能在感情中相互激励。”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持续了十二年，最终以相互猜忌和在杂志上互揭短长结束。其中的真与假，大约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后来人的任何判断与演绎，都是不够严肃，且不厚道的。

1938年，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的邀请前去办刊，之后不久王映霞带着儿子阳春从福州转道香港到了新加坡。然而，婚姻的裂隙只能越拉越大。1939年3月5日，香港的《大风》杂志刊登了郁达夫的长篇诗歌《毁家诗纪》，将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昭告天下。郁达夫的这一行为使婚姻彻底破裂，王映霞随后写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篇文章交给《大风》杂志刊登，以驳斥郁达夫的说辞。一时间，夫妻间的龃龉成为人们茶饭后的谈资，这一段神仙眷侣也被“大风”吹散了，最终二人协议离婚。

1940年5月，早已办完离婚手续的王映霞准备离开新加坡返回国内。据郁达夫的说法，他曾在南天酒楼为之践行，还写下了《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

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

忍抛白首名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

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

山公大醉高阳日，可是伤春为柳枝?

不过，据王映霞的说法，郁达夫并未来送行。则这两首诗是否为饯行时之作，就另当别论了。纵然是富春江上的神仙眷侣，也经不住猜忌，猜忌就像是一头猛兽，将这段旷世之情撕扯得粉碎。

离婚后的郁达夫，在主持刊物出版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更多的抗日活动中。

1945年8月29日，抗战已经胜利，郁达夫却被日本宪兵杀害了。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其中一说是叛徒告密，导致他的身份暴露，日本宪兵将他处决。另一说，系游击队所杀。

庸常的人，大多能够安稳地度过一生，寿终正寝。英雄或者诗人，不是死于正义，就是死于爱情。普希金的决斗、谭嗣同的为变法流血，大致如此。若论感情的一始一终，则郁达夫不是专情之人；但若论情深，则非其莫属。

郁达夫的一生是诗人的一生，也是浪游者的一生，青年时游学日本，回国后为生活与理想四处奔波，上海、安庆、北京、杭州、福州、新加坡、印尼……可以说席不暇暖，在风雨弥天、鸡鸣不已的大时代里，他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融为一体，他个人的遭际与民族的苦难交错，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