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0 — 999年

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

——（苏轼）《三槐堂铭》

1

王禹偁举荐

王旦在濠州通判位置上一干就是三年。三年来，他为濠州做了一系列实事，自忖问心无愧。除此之外，王旦还得了两个儿子。而今，那两个孩子如破土而出的幼苗，正茁壮成长着。王旦也已到了而立之年。这段时间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应该说，王旦的人生比起那些同龄的士子要顺利得多。在官场已八九个年头了，可谓顺风顺水。即便是他的祖父辈、父亲辈都没有他这样顺心如意。当然，接下来的时间里，王旦才会真正迎来自己人生的辉煌事情。

时间相隔不久，到了领导班子换届时。换届之举日渐逼近。那些有望在换届中脱颖而出的人，也都格外关心这件事。赵匡胤在位时，曾对宋朝领导班子任职政务进行过深度改革。他在充分吸收后周官制改革的基础上，把宋朝的官制体系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对地方官的任职年限做了明确规定。宋朝明文规定，地方主要领导班子在一个地方任职的时间一般都不超过三年，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个叫侯仁宝的官员，在岗位上干了很多年，原因是侯仁宝是赵普的妹夫，当时卢多逊与赵普不睦，侯仁宝跟着遭殃了。但绝大多数地方官的任职都基本遵循了这一政策。之所以这样改革，是利于国家政策的顺利下达。

赵匡胤改变地方官官制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五代时。五代以来，各国灭亡之因皆因为政令不通，地方腐败成风，中央失去对地方管理。虽也有钦差大臣经常游走于地方巡视，但收效甚微。甚至有的钦差大臣与地方官沆瀣一气，共同贪污腐败。在赵匡胤还是普通人时，曾经走了很多地方，见识了基层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一些地方官员因为长期不变动政务岗位，与本地的豪强劣绅们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欺上瞒下。即便是朝廷之上，卖官鬻爵成风，导致地方上民怨四起。这种情况在偏远地方，尤为突出。越是偏远的地方，当地的官员越是剥削老百姓。这也是许多起义从最偏远的地方先爆发的原因。

赵匡胤清晰地看到了五代以来郡县制度形同虚设的问题，很多地方官在某一职位上一干是一辈子，很容易被其他的势力所拉拢。在安定了天下之后，赵匡胤对宋朝的官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种改革里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对县级以上官员的任职年限和任职地点有了明确规定。

赵光义即位后，一直背负着“弑兄篡位”的恶名，尽管有赵普拿出的《金匮之盟》佐证，但依然毫无法去掉人们心中的猜疑。这种情况下 ，赵光义大量取士，不断将这些新科士子安排到国家重要岗位上，以代替原来太祖皇帝时的旧官僚。

这样一来，王旦、毕士安、寇准、向敏中、张齐贤，以及此前的赵昌言，还有王旦的好友王禹偁等人，都在短短数年之间得到多次提升。当然，这些人在地方任职时，也都政绩突出，又有转运使之类的人推荐，所以，他们才能如此快速升迁。

应该说，他们生活在了一个重文抑武政策最突出的时代，注定了他们会大放光彩。

990年是换届年，王旦也清楚，此时，他不能继续待在濠州了。他们这一批人，基本上都在进行岗位调整。

每次到了此时，到京城去跑官的人会很多。虽说是换届，也需要高官举荐，但任何政务总是需要人来完成，人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源。所以，这段时间以来，京官都成了香饽饽。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家里的门槛都要被踏了。他们探听朝廷的意向，打探最近需要调整的岗位，也打听那些在中央挂上号的备用官员的信息。这些地方官员们则把自己收藏的各种有价值的东西拿到京城找门路。这些跑官者，绝大多数是人都是政绩平平却不甘于现状的人。这类人往往在官场吃得开，因为他们能够疏通各种关系。

这段时间以来，那些即将变换岗位的官员也都会神经敏感。吏部传出的每一个真真假假的消息，都会让他们紧张起来。这里面也会有例外，比如像王旦这样的人。他们这类人不跑官，一切听从朝廷的调遣。如此这般的品格会被朝廷认可，甚至关键时刻会受到贵人相助。此时一个贵人的手已伸向了王旦。但眼下，王旦还不清楚他将会受到贵人相助。他继续在濠州干着他应该做的事情，不管外界如何变化，用一颗平常心对待。

向朝廷推荐王旦的这个贵人，是他的老朋友王禹偁。

这些年来，王禹偁与王旦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种友情一直都没有断。尽管在王旦考取进士后，他与王禹偁少了联系，但彼此心中都牵挂着。后来王禹偁考中进士，他们都成了宋朝一名官员，这种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不但没有变淡，反而越来越深厚。当然，这也得益于两人都是正人君子，不会因为蝇头小利而怠慢了这份友情。

这一年，王禹偁任知制诰，也是当年王旦父亲王祐任职的职务，这已是高官。即便是王旦也没有做到这个职务，可见有时候考中进士的时间与为官的经历并没有直接关系。当然，王禹偁之所以能快速升迁，无外乎两点原因：一是王禹偁这个人刚正不阿，一心为公，这是任何统治者都非常欣赏的品质；二是王禹偁倡导宋初古文运动，倡导文人士大夫摒弃五代以来辞藻华丽但毫无内涵的文风，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写诗文，他与柳开、田锡等人，都是宋初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提出了宋初文辞革新的理念，而且自己也写这方面的诗文，这让王禹偁的名气非常大了。

这种情况下，作为知制诰的王禹偁有很多时间见到皇帝，聆听皇帝对国家的改革意图。中央对各地官吏的任职，都要通过诏书的形式颁布。王旦在濠州任职期满后，自然也会进入中央考察地方领导官员的名单。王禹偁作为草拟诏书的人，在那些备用官员的名单里自然也看到了王旦的名字。

于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王禹偁对赵光义说了一通王旦的事情，比如王旦小时候被人们称之为有宰相的外表；王旦在平江县任职后，县衙里再也不闹鬼叫声；还有王旦的父亲王祐……

赵光义兴致很高，对这个王旦多了一些兴趣。王禹偁清楚，仅仅这一些还不足以让朝廷重用王旦，毕竟还要说些政绩。王禹偁又说起了王旦在平江、郑州、濠州等地任职时，对地方上的一些有力措施。

时隔不久，朝廷便对这一批官员进行了岗位调整。朝廷这次直接将王旦的岗位调整到了转运使。也是他岳父赵昌言之前干过的岗位。当时赵昌言干的岗位也只是转运副使，而王旦则直接担任转运使。这个转运使岗位比较复杂，它既有巡视的职责，又有调集粮草的职责，既有监督官员的职权，又有举荐官员的职权。手中握着考察转运地区官员的大权，这也是很多官员追求的一个岗位。朝廷现在让王旦担任此职，应该也觉得王旦为人正直。

朝廷发了任职文件后，命各地的驿站迅速通知这些岗位调整的人员，让他们准备即刻赴任。朝廷的任职消息传到了濠州，王旦便带着家人到汴京上任。好在之前在汴京的房子还在，打扫一下也能住人。安顿好一家老小之后，王旦便到朝中任职。

干了没几天，王旦觉得这个转运使一职大有学问，尽管转运使不过是个临时“使职”，但这个考核人的岗位需要久经官场的经验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很显然王旦没有这样的经验。王旦的岳父赵昌言也在京城为官，可以给王旦传授经验。王旦深受王祐影响，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这样一来，王旦觉得自己不适合干转运使的政务，至少目前他还无法胜任这项政务。于是，王旦请求朝廷重新调整他的岗位，言辞恳切地表明了他不能任职转运使的缘由。

王旦的请求最终批给了吏部，这下还真难住了吏部那些官员。关于王旦等人的任命，是皇帝亲自审阅宰相签署的，现在重新变动，恐怕会有难度。况且，王旦觉得自己不适合转运使，给他调整岗位，此风一开，那些和王旦同一批调整岗位的人会不会效仿？但，王旦的话札子也非常有道理，朝廷不得不重新考量王旦的岗位任职。吏部的几个头头脑脑商量了一番，觉得这事情他们做不了主，还是上报给皇帝做决定最好。

赵光义清楚这件事后，觉得王旦这个人很有意思。便按照王旦的特长，给他重新安排了个政务。吏部的官员们一合计，觉得王旦素有才名，将他安置在三馆最合适了。况且此前王旦已参与过编修《文苑英华》《诗类》等书籍的编纂政务，进入三馆，算是最好的安排了。

由此，王旦先参加馆阁人员考试，通过考试后，他被安排在了弘文馆，“淳化初，王禹偁荐其才任转运使，驿召至京，旦不乐吏职，献文。召试，命直史馆。”

王旦的这种传奇经历，放在任何朝代，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毕竟朝廷给每个人的职务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尤其是不断提拔的官员，朝廷让你到哪里，你得到哪。哪有个人挑剔职位的道理？当然，也只有宋朝可以对士大夫这样宽宥。

重视朝廷三馆人员选拔政务，与赵光义非常看重史料编纂政务有关。今天看到的很多宋史资料其实都是已被多次修改，直到赵光义满意了才定的稿。以至于今天看到史料中的赵光义的记载，基本被改成了面目全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赵光义生平。那时候的赵光义一心想的政务是美化自己的形象，让后人对他充满敬畏。如此，进弘文馆的人，赵光义自然要进行详细审核。

考察了王旦之后，赵光义觉得王旦适合在弘文馆任职。于是，调令也下来了，王旦正式进入弘文馆。

王旦满心欢喜地道馆阁任职去了。事实上，在干了很多年地方性领导后，王旦决定干这个史官也是有道理的。一方面史馆这种政务，相较于地方性的政务而言有其特殊性，可以不考虑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一心在史籍中查缺补漏、修订遗失。这是一种相对较为规律的政务；另一方面，家里人也都需要他照顾。史馆的政务朝九晚五，便于照顾家里。

王旦受到了朝廷的格外青睐，政务上也不敢有丝毫马虎。自从岗位调整后，王旦便一心扑在了政务上。史籍编纂政务看似整天和文字打交道，但也容不得半点儿含糊。每一个不能确定的疑问，都要找到各种典籍来详细参对，相互印证。宋朝以文治国是要提倡文治，而文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完善各类史籍资料，用这些史籍资料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弘文馆的政务看似整天和文史资料打交道，其实涉及国家根基。朝廷给他临时调整政务岗位，也是基于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既然干编纂史籍这个政务，得对得起朝廷的器重，特别是要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当然，也要为后世负责，毕竟史籍资料要留给后世，司马迁忍辱负重才有《史记》流传于后世，他虽不能与司马迁相比，却也应该学习司马迁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把真正的史籍资料编纂好。

当然，王旦干的政务不仅仅是编纂史籍，还有其他政务。这个弘文馆主要负责校正图书、教授生徒、参议朝廷制度及礼仪。所以，他除了编纂史籍资料，还有修订朝廷礼仪制度的政务。这项政务也非常艰难，一切制度的制定，都要广泛调研，符合实际，不能闭门造车。当然，这项政务不仅仅只有王旦一个人做，他一个人也完不成这么大的政务。但正是因为王旦参与到这种政务中，也为他后来在宰相职位上实行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制定打下了基础。

王旦在弘文馆任职时，虽没有在中央权力的最中心，却也认识了很多中央高层的官员，这些人大权在握，处处都透露着大贤能者的风范。他们对大局的把握，对政局的认识，要比一般人要高。王旦尽管不是权力巅峰的人，却能在这些人身边做事，尤其是能与李沆、苏易简等这样的人结识，这也进一步扩大了他的社交圈子。

王旦和这些人在一起时，自己也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了一些优良品质。最让人惬意的是，在政务不忙时，他还能与王禹偁、杨亿等人小酌一杯，说一说官场的琐事，每每此时，王禹偁都会拿出自己新的诗作来让众人评价。杨亿是西昆体的支持和倡导者，他和王禹偁等人倡导宋初的古文运动。王旦对王禹偁和杨亿非常佩服，这两个人政务扎实认真，各方面能力都很强，还能写一手好文章，自己虽也擅长作文，但与王禹偁和杨亿比起来，似乎还有距离。尤其是他们主张的文化改革策略，王旦觉得非常有意义。当然，王禹偁也有致命的缺点，那是为人太过耿直，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相较而言，杨亿的性情比王禹偁和善一些，也温和一些。王旦不断地通过别人的缺点来审视自己，查找自身的不足。整天在中央机构里，和这些人相处，许多官场的利弊，他看在眼里了。他也对那些中央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了解。

此时的王旦，一心扑在政务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生怕政务出现任何闪失。虽宋朝的国家制度不断的健全，但很多方面还有问题。尤其是官场，是个是非之地。在这种权力中心很容易风生水起，也很容易遭受贬谪。与其说王旦在弘文馆任职是对他的重用，毋宁说王旦在弘文馆任职增加了视野，提升了处理和协调各种关系的本领。

这段时间以来，王旦能做的是把自己手头的政务做好，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一些棘手的问题得以解决。此时的王旦，也是积极进取的，从进入官场到现在十年间，他已成长为高官。这虽这与个人能力、国家政策机遇、皇帝用人喜好及贵人鼎力相助等有关系，但十年间，从一个平江县令到中央一路升迁，也不是所有士子都能做到。人在官场，如同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你永远都不清楚下一站该到何处靠岸。

2

知制诰

王旦在弘文馆努力干着政务，逐渐成熟起来。时间一晃一年过去了，王旦和弘文馆的其他人关系处得也非常好，很多人对王旦的评价也较好。此时，王旦发现其实在中央政务，处理好人际关系远比干好政务要强得多，这一点与地方任职还不一样。地方上注重办实事。但中央权力机构，是由一个个代表着权力的人组成的，只有与这些人的关系处理好了，他的许多政务才能得心应手，官场上升之路，也才能顺风顺水。

991年，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至少对王旦和王禹偁来说，的确如此。这一年，王旦和王禹偁两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截然相反的走向。

先说王禹偁。这一年，王禹偁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王禹偁被贬谪是为他人辩护。

王禹偁辩护的人叫徐炫。徐炫是南唐旧臣，赵匡胤消灭南唐之后，将南唐国主李煜和文武大臣都迁到了汴京。当时宋攻打南唐，南唐李煜为了向宋乞降，多次派出徐炫出使宋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久睡”的千古名言，是赵匡胤给徐炫的。南唐灭亡后，宋朝宽宥了南唐文武大臣，徐炫自然也成了宋朝的大臣。徐炫在南唐时以博学多闻、能言善辩著称，赵匡胤灭了南唐后，也给予了南唐旧臣不同的岗位，让他们继续为宋朝效力。后来，赵光义继承皇位之后，给李煜赏赐了一杯毒酒，毒死了李煜。而随着李煜的死亡，徐铉官拜散骑常侍。

徐铉虽在宋朝为官，却因他来自南唐，所以，在赵匡胤时代，徐铉没有得到重用。在赵光义时代，徐铉完全被排斥在宋朝官场之外。不管是赵匡胤还是赵光义，都不会重视南方士子。到宋真宗赵恒时，寇准与王钦若之争，似乎也有南方士子和北方士子地位争论的因素在里面。由此可见，宋朝初期对南方士子一直都不放心，也不大重用南方士子。

即便这样，徐铉已成为降臣，自然还得尽自己的一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政务。只是李煜死后，徐铉逐渐在官场之中消失了。其实这样被人忘记也挺好，这样一来，身边的是非少。很少再有人会想起这个善辩之才。但到了991年，徐铉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断，一件大事落在了徐炫身上，让徐炫再次落入宋朝君臣的眼里。

当时，庐州有个女道士叫道安，状告徐铉强奸了她。这道安身处清修世外，本来与官场无交集，但这一年，这位道安却敲响了登闻鼓。登闻鼓是中国封建时代朝堂外悬鼓，以使有冤抑或急案者击鼓上闻，从而成立诉讼。登闻鼓源于魏晋南北朝时。登闻鼓的作用，也发生着变化。宋朝以前，普通百姓遇到冤屈之事，或向朝廷提建议，或对政策提出异议等，都可以敲登闻鼓。宋朝以后，对登闻鼓的要求有了明确的规定，击登闻鼓的条件日趋苛刻。也是说，登闻鼓不是一般人敲的，敲响登闻鼓处理的一定是重大诉讼案件。此时，这位女道士敲登闻鼓，肯定是遇到了震动朝纲的大事。受理这诉讼案的官员一问，才清楚这位道安敲登闻鼓的原因是状告徐炫强奸自己，而且道安说得头头是道，且与官家杠上了，还扬言要是官家不管这件事，她会一直状告下去。审理此事的官员一看这道士不依不饶的样子，也不敢私自下决断，只能将这件事禀告皇帝，毕竟涉案人员是如今已七十六岁的南唐降臣和女道士。这件事在宋朝官员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可是有损官职形象、有伤风化的行为。徐炫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老臣，一辈子游走于官场都没有出事，虽宋朝时，给他的官职不是那么重要，但总算有个归属，没想到他临老竟然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

赵光义听到这件事后也大为震惊，史籍记载里面只说“太宗惊愕”。于是，赵光义让大理寺清查这件事，而王禹偁作为大理评事，自然也参与调查徐炫的这件事中。几个纪检监察刑讼部门的人对此事进行了深入了解。

当查案人员走访取证一番后，发现道安原是徐炫妻子的外甥女，与徐家有亲。审案人员觉得这件事背后一定另有故事，但他们没办法调查出更多内容，也无法查出徐铉强奸道安的证据。况且此时的徐铉已七十六岁，垂垂老矣，即便是他有心要强奸道安，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很明显，所有的调查都显示徐炫强奸道安这件是道安故意诬陷徐炫。

大理寺的调查人员将整个调查结果上报给了赵光义。但赵光义依然持怀疑态度。此时，作为大理评事的王禹偁开始为徐炫辩护，说了一大堆可以证明徐炫未强奸道安的证据，意图为徐炫洗脱罪名。可能此时赵光义似乎执意要处置徐铉，不想听王禹偁辩解。可王禹偁也是以直谏出名，他看到赵光义不听自己的辩解，便愈加要将此事弄清楚。由此，王禹偁与赵光义两个人为此事杠上了。

赵光义作为皇帝，对王禹偁“胡搅蛮缠”很气愤。一言九鼎的皇帝说一不二，臣子应顺从，可王禹偁觉得，作为大理评事他有责任，为徐炫辩护，在其位得尊其职业操守，不能尸位素餐。

赵光义大怒，将王禹偁从大理评事上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团练副使。这个团练副使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呢？这个职务始设于唐，后周时是从六品的官员。但到了宋朝它的性质变了，成了朝廷专门安置遭受贬谪官员的职务，没有具体职位，没有具体事情做，朝廷照样发放工资，天天闲着无事，虚度光阴。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体罚，也只有得罪皇帝或者高官的人，才会被安置在这样岗位上虚度光阴。但凡有点儿理想的士大夫，都不会喜欢这样的安排。王禹偁是那种指点江山之人，对于朝廷这种降级却也毫无办法，只能前往商州任职。以后，在乌台诗案中遭受贬谪的苏轼，也是被降级成了黄州团练副使，若是苏东坡式的人物，倒也豁达，到哪里都可以安然定居，而且能写出名篇佳作。但王禹偁没有那种大情怀，这件事严重的挫伤了他的积极性。

王禹偁的这种遭遇，让王旦感觉到了巨大压力。作为王禹偁的挚友，王旦本可以上书劝解皇帝不要这么做，但这件事背后似乎还有其他因素，连王禹偁本人都不愿意王旦为他辩护。若王旦出面为王禹偁辩解只会连累王旦，让王旦也遭受贬谪，这可是王禹偁不想看到的。王旦在地方任职十年了，才干到了中央机构，若王旦因为自己被贬，那他成了千古罪人。

对于这次贬谪，王禹偁觉得自己并没有错，他尽了一个臣子的本分，无怨无悔。但朝廷已贬谪了他，他也只能去赴任。这件事对王旦而言是非常痛心的。不过以王旦的能力，还不能扭转局面。况且这件事王禹偁得罪了皇帝，那是最高权力的象征，皇帝做出的决定，也不是轻易能够更改的，君无戏言。

既然没办法帮王禹偁一把，那送送他也好。王旦要送王禹偁，却被王禹偁拒绝了。还是那个理由，若王旦去送他这件事被皇帝知晓了，有好事者利用这些做文章，皇帝肯定会觉得王旦与王禹偁在私底下交往过甚，还在这个节骨眼上，皇帝肯定不会乐意，这样也会连累王旦。王禹偁觉得，王旦的这份情他心领了，但送行之举还是免了。

不久，王禹偁便出京赴任了。即便是贬谪再低一些，他也得去。这是皇命，不去意味着欺君之罪，触犯律法事小，不能尊崇君父处置事大。当然，连同王禹偁被贬的还有徐炫。此事本因徐炫而起，现在王禹偁都被贬谪了，徐炫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朝廷贬被贬谪徐炫为京南行军司马，这地方在邠州。邠州在渭北高原西北部，是比较苦寒之地，这地方终年风沙大，植被较少。可见，徐炫的处境比王禹偁更惨。徐炫在去邠州的路上还得了风寒，还没到上任的地方，便死在了去邠州的路上。

王禹偁之事，也给王旦一个深刻的启示：在中央集权下，皇权的任性。况且赵光义本身多疑、强势、霸道，诸多事情处理上，也欠缺方法。虽宋朝重文政策是国策，但皇帝的权威不容的任何人质疑。王禹偁这次是没有想明白这一层，盲目地凸显了自己士大夫的使命，所以才遭受了贬谪。王旦警示自己在以后为官中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否则自己有可能重蹈王禹偁的覆辙。当然，王旦自始至终很欣赏王禹偁的为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忧心国家等。

王禹偁被贬了，王旦的仕途却一帆风顺。他和王禹偁似乎成了某种参照：一个飞黄腾达，一个饱受曲折。在王禹被贬谪不久，朝廷对王旦的岗位进行了调整。

这一次，朝廷将王旦从弘文馆调出来，让王旦担任右正言、知制诰。王旦被提拔为知制诰这件事，也在官场中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许多官场的人都觉得王旦用了十年干到了知制诰这个职位，的确是很少有的事情。当年王旦的父亲王祐，也是干了很多年地方官，才凭借着个人很大的名气，被宋朝任职为知制诰，专门主掌制书诏命。当时的钱若水以识别各类人见长。当得知王旦被朝廷提拔为知制诰后，对身边人说王旦有宰辅之才，对王旦本人也这样说。钱若水甚至有些巴结王旦，经常对王旦说，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前途不可限量，不是我们这类人所比拟的。

每次王旦都一笑了之。当然，还有那位李沆，也对王旦非常钦佩，逢人说王旦有宰辅之才，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将来王旦必将成非凡大器。此时的李沆已成了太子赵恒的幕僚，他对王旦能有这样的评价，也能看出王旦这些年的成长。

此时的王旦，在宋朝高层官员里面有一个好名声。这是非常少见的现象。尤其是宋朝，大批的士子考中进士后都会被委以重任，但人多了往往是非多，还有文人相轻的恶习。很多官员莫名其妙地被人参了，而自己还蒙在鼓里。可王旦的这次提拔，大家都说王旦实至名归，这在宋朝的官场，是很少见的情况。王旦用自己的智慧，给自己在官场树立了威仪形象。

王旦任职知制诰，进入了中央权力的核心层。中央的诏令的起草他大多都会参与其中。因为父亲王祐曾干过这个官，王旦次知制诰这个职务也不陌生。他迅速地进入角色，并很快适应了这里的政务。这是指导性很强的政务，不容得半点的马虎。每一道诏书，其实都是一个新的任务，都是对草拟诏书人的考验。要把中央的意图体现在诏书中，而且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诏书中的语气、用词都有着不同的区别。任职知制诰自然也是有好处的，那是在国家权力最集中的地方政务，可以认识许多翰林院的知名人士。

3

避嫌岳父

在弘文馆镀过金，又干了知制诰，王旦的人生履历开始变得丰富多彩。一些该有的资历，他基本有了。

如此，朝廷在调整高层人员时，王旦会进入皇帝的视野。果然，王旦在知制诰的职位上干了一年后，朝廷又临时给他调整了政务岗位。这一次，朝廷让王旦与苏易简同知贡举。这也是由王旦和苏易简主持科举考试。

知贡举是个担风险的临时性政务。王旦的父亲王祐曾经多次担任科考主持者，王旦自然对这项政务不陌生，但不陌生并不代表能做好。毕竟，为国家选拔人才是件大事。好在还有苏易简分担这些东西。

然后，发布公告，组织考试。整个考试的过程并没有发生任何影响科考公平公正之事。这一年朝廷共取士三百五十三人，状元叫孙何，榜眼为朱台符，探花是路振。值得一提的是，小神童杨亿也在这一年被赐为进士出身。

科考完毕之后，王旦和苏易简两个人都得到了重用。苏易简同知京朝官考课，迁中书舍人，充承旨。而王旦也加官虞部员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后来苏易简去世，没有官至宰执。若苏易简更长寿一些，他一定能官至宰执群体的。苏易简有个孙子叫苏舜钦，是宋仁宗时的大文豪，也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王旦此时的岗位也非常重要。首先是这个虞部员外郎，并不是寄禄官，它有具体的政务，虞部是唐朝成立的机构，宋朝延续，主要掌管山泽、苑囿、畋猎，取伐木石、薪炭、药物，及金、银、铜、铁、铅、锡坑治废置收采等事。同判吏部流内铨是宋朝初期设置的官职，负责选拔和管理中下层文职官员。即便是考核、管理下层官员的机构，也是官员考核机构，手中有实权，能够决定一个官员的仕途。而知考课院也是流内铨里的内设机构，负责对东西头供奉官等武臣的考课和拟定差遣等事。只是内流铨负责寻常人员的调任政务，而知考院则负责科考人员和历年考评政务。可以说，这是给了王旦选人的大权。

但此时，王旦又做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举动，他向朝廷提出了辞职。所有人对此都表示好奇，同时，也引发了皇帝赵光义极大的兴趣。事实上，王旦辞职的原因很简单，他的岳父赵昌言身居要职，他要避嫌，不能担任选拔人才这么重要的岗位。王旦还引用唐代独孤郁和权德舆的典故，为自己这次辞职找了依据。

王旦的这个典故使用非常恰当，让赵光义对王旦另眼相看。赵光义称赞王旦识大体，懂得替国家着想，非常难得。若人人都如王旦这样，那么官场风气好了。王旦这种胸襟和气度，确实让人佩服，这样的人不能让他此辞职，应该把他放到更重要的职位上去。思谋再三，赵光义觉得还是不能放王旦走，要将这样时刻为朝廷着想的人放在身边，一旦朝廷有空位，要将他放在空位上。但目前还没更合适的职位给王旦，也不能一下子直接将王旦提拔成高官。官场还是需要稳定的。思来想去之后，赵光义觉得应该给王旦一个他最擅长的职务。当然，王旦最适合的应该史籍编纂修订。于是，朝廷又下了一道命令，改任王旦为礼部郎中、集贤殿修撰。

这次经历，让王旦给赵光义留下了深刻印象，联想到王旦是王祐的儿子，赵光义心中一直记着王旦。赵光义多次在群臣面前提起此事，一方面是夸赞王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那些培养亲属的大臣以警示。

王旦在礼部郎中、集贤殿修撰职位上干了一年，到了993年，在四川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个叫王小波的当地农民由于受不了地方豪绅和政府的盘剥，举起了反抗大旗。随即，四川地区的农民纷纷响应，王小波带领人攻打四川的一些市镇，但王小波在领着起义军进攻时不幸战死，起义军随即推选王小波的小舅子李顺为起义军首领。李顺继续带领起义军进攻四川地区，起义军从刚开始的数千人一下子发展成了数万人。李顺在四川建立大蜀政权，与宋廷分庭对抗。此时，王旦的岳父赵昌言力主镇压起义军，赵昌言还自告奋勇，打算到四川去平定起义军，赵光义刚开始也同意赵昌言的提议，但有人给赵光义打了小报告，说赵昌言无子，鼻梁不直，看起来是个有反相的人，一旦让他手握重兵到了四川，他一定会做出不轨之事。赵光义似乎也觉得派赵昌言去四川镇压农民起义不妥，便撤销了原计划，赵昌言改任凤翔（今陕西凤翔）知州。

随着赵昌言被调任地方为官，王旦之前避嫌的困扰不存在了。赵昌言调出中央后的当天，赵光义任命王旦为知制诰，并让他继续兼任修撰、判院事。这次王旦着实不好推辞了，毕竟这是朝廷第二次让他任职知制诰，现在他也没有理由来推辞了，王旦感恩赵光义的知遇之恩，并表示将做好政务，为朝廷分忧解难。

随即，赵光义又对王旦赐予金紫，挑选牯犀带以示对他的荣宠。当然，做完这些，赵光义觉得还不够，于是又让王旦位居西阁第一。

朝中大臣能得到赵光义赏识的，着实不多。此时，王旦也三十六七岁了，年纪刚刚好。家里的一切，都进赵氏打理，他自己也不操心，便一心扑在政务上。此时的王旦，不仅仅只有知制诰职位，他还担任着其他职务。这也是说，王旦不仅仅要做好知制诰的政务，另外赵光义让他兼任的两项政务也不敢马虎。

王旦在知制诰、修撰、判院事职务上又干了两年。这两年对王旦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两年。这两年的时间，让他从一个地方“选人”制度提拔上来官员，正式转变成了一名宋朝中央系统的官员。这两年也是宋朝相对平稳的两年，国家安定了，身处其中的人也自然会安定很多。宋朝的国家制度不断完善，经济、文化、宗教等待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化方面，可谓是爆发期，柳开、田锡、穆修、杨亿、王禹偁等人，先后作为革新文风的人不断对南唐以来那些奢靡的文风进行着改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朝文风，对宋词的成熟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然，这两年的时间里，王旦亲身参与宋朝相关制度的创建和完善，对一些大宋制度建设的思考，也成了王旦重要的政务内容。两年后，朝廷对王旦的岗位重新调整了。这也是每一届知制诰的政务属性，毕竟这是个涉及机密的部门，要经常更换人员，才能保证各项政令畅通无阻。

时间到了995年，朝廷让王旦任职知理检院。这一年，赵光义终于确定了太子人选，为三皇子赵恒。而此前跟着赵恒的李沆等人，都将在未来大放光彩。值得一提的是，赵光义最终打算确定赵恒为皇太子的事情，还是寇准帮着赵光义做的决定。遗憾的是，自始至终，王旦与这位开封府尹的赵元僖，始终没有过多交集。

一年后，王旦三十九岁，朝廷又让他兼任兵部郎中。自隋唐三省六部制度形成后，以后各朝都沿袭了这一制度。宋朝时，赵匡胤为了分化宰相职权，设立了东西二府和三司。三省制度名存实亡，基本上成了中书省一省制度。但六部却俨然保存下来，并有了不同于隋唐时的职能。六部的主要长官是尚书，仅次于尚书的是侍郎。

这次任职，弥补了王旦对军事这一领域的短板。

王旦在兵部任职过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宋朝高层正在发生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变动。皇帝赵光义当年亲征幽州时的箭伤不断地在折磨着他，赵恒作为皇太子，在赵光义身边侍候着。

997年三月二十九日，赵光义被病魔折磨了数年之后，终于在这一天闭上了双眼。

即位程序应该是有序的，赵光义在去世前立赵恒为皇太子，可以说赵恒应该是未来的皇帝。可是，却发生了变故。后宫大太监王继恩联合一些臣子和皇后李氏准备拥立赵元佐为皇帝。赵元佐是赵光义的长子，赵光义曾经打算培养赵元佐为皇帝，但赵元佐因为赵廷美之事点燃皇宫，被赵光义贬为庶民，一直在后宫中被人监视生活。到赵光义死都没有给赵元佐恢复皇子身份。幸好宰相吕端发现了王继恩等人的谋反举动，采取了巧妙的措施，及时制止了这场拥立赵元佐为皇帝的政变。最终，赵恒顺利登上皇位，是为宋真宗。

随着赵恒即位，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赵恒从小长在深宫大院，素养很高，完全没有他父亲身上的强势，也没有他伯父赵匡胤身上的英勇。不过正是这位皇帝，与王旦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宋真宗当皇帝的二十多年里，非常信任王旦，将所有政务都交由王旦去处理。王旦也根据国家的需要，不断调整着措施，挽回因宋真宗各种失误给国家造成的损失。

4

伯乐宋真宗

赵恒原名赵德昌，是赵氏子孙里“德”字辈的人，比如赵匡胤的儿子叫赵德昭、赵德芳。但976年之后，赵光义继承皇位，为了摆脱赵匡胤的影响，赵光义把儿子们的名字逐一做了变更，将他们从“德”字辈变成“元”字辈，赵德昌也变成了赵元休，后来又变成了赵元侃。

后来，大哥赵元佐因为叔叔赵廷美之事疯了，点燃了皇宫，赵光义一怒之下将赵元佐由太子变成庶民。此后，赵光义将培养皇子的任务放在二皇子赵元祐身上，先后任赵元祐为开封府尹、同平章事。这是培养储君的前兆，赵元祐此时已改名为赵元僖。为了让赵元僖尽快进入角色，赵光义还派了一些能臣去辅佐赵元僖，赵元僖在政治上越来越成熟。可人有旦夕祸福，992年一天早朝时，赵元僖忽感身体不适，赵光义命人将赵元僖送回家静养，还派了御医去查看病情。等到赵元僖回家之后，病情并没有好转，没过多久便去世了。这件事严重打击了赵光义，赵光义还做了《思亡子诗》来纪念赵元僖。自此之后，赵光义不敢再提高立皇太子的事情，很多大臣建议赵光义册立皇太子都被赵光义贬黜。直到几年后，赵光义屁股上的箭伤复发，才听从了寇准建议，册立了三皇子赵元侃为太子，改名赵恒。

两年之后，赵光义驾崩，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

赵恒即位之后，基本上保留了父亲留给他的两府长官，以及重要岗位的一些官员，并在努力做好每一件政务。后来，拥立他登基的宰相吕端身体欠佳，多次请辞，赵恒准许了吕端的辞职。此时，新皇帝赵恒在延续父亲赵光义政治路线的同时，也开始着手打造自己的帝王之路。即位第二年，宋真宗改元“咸平”。从此之后，宋真宗开始了自己雄心勃勃的统治时期。

这段时间以来，朝廷各位大臣官位不断晋升，尤其是和王旦同科的李沆、寇准等人。李沆是赵恒当太子时的幕僚，而寇准则是建议赵光义立赵恒为太子的人，他们有政治资源。王旦与李沆、寇准相比，关系不如李沆、寇准与宋真亲密。对王旦个人来说，这段时间是他真正成长的时期。他已谙熟了官场的各种规则，并能很好地在这些规则中处置好自己分内之事。这几年的历练无疑让王旦更成熟。

赵恒即位后，自然要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改革，许多惠民惠官政策都得马上实施，比如，大赦天下、减免赋税、提拔官员等等，以此来让人们接受他这个新皇帝。神器更易之时，也是社会不大安定之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这种关键时刻，都会想尽一切办法，体现自己广施仁政为天下百姓谋福利的仁心，以及与文武大臣共治天下决心和信心，尽管在他们上位后，能践行当初的决心者寥寥无几。

刚即位的赵恒，还真有几分治理天下的勇气。人年轻时，都有大展宏图的意志，即便是后来的宋徽宗赵佶，也在刚刚即位时标榜自己的年号为建中靖国。所以，此时赵恒有做大事的想法，也不足为奇了。虽他自小长在深宫大院，熟读儒家经典，但不想此生碌碌无为。加上这些年来，在赵光义身边，他看到了一个王者的霸气，一些皇帝的行为举止，也潜移默化地钻进了他的骨子里。能否做到父亲那种皇帝尚且不说，最起码要向父亲看齐，也只有这样，他才能让宋氏江山永固，才能对得起大宋列祖列宗。

可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呢？赵恒首先把目光放到了吏治方面，这是国家兴盛的重要因素，只有管理好了官员，国家的一切才能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否则政令不通，卖官鬻爵成风，官与官结党营私，导致皇权收到分割，最终也会引起公愤甚至民变，不久前的蜀中农民起义，是很典型案例。

要实现吏治的前提，是选拔一大批能够为国为民着想的官员，让他们去治理国家，唯有如此，国家的各个方面才能有良好的发展。但良臣难遇，如何能够找到这些人呢？赵恒并未更好的办法，他只能自己去慢慢发现。赵恒开始在全国的官吏中，寻觅他心中的治世良臣。加上此时，孙何上奏，建议赵恒改革人事制度，裁汰冗馀官员，把那些有用之人都提拔起来，将那些尸位素餐的人，清理出官员队伍。孙何还在奏疏中称，现在宋朝国家蒸蒸日上，眼下官僚机构已不适应当下的国家运转，皇帝应该重新调整职能部门，实行机构改革，把三司所辖的部门和机构归还给户部，恢复六部。这些建议与赵恒要笼络人才、整肃吏治、开创盛世的想法不谋而合。不知诸君是否还有印象孙何这个人，此人是几年前王旦主持那场考试的状元郎。

于是，孙何的这些建议被赵恒采纳。

赵恒首先想到了他还是太子时的那些幕僚，这些人跟着他很多年，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于是，毕士安、李沆、王继忠等人被赵恒快速启用。同时，他还启用了父亲留给他的那些治世良臣，比如寇准、王钦若、王旦、向敏中、丁谓、吕蒙正等人，这些人都是宋朝官场里出类拔萃者，他们能在短短十几年，做到了部级官员，能反映出其高超的行政能力。

相较于这些人，王旦的仕途没有就没那么顺风顺水。赵光义去世前，把王旦的岗位调整到兵部侍郎，也正是在这个兵部侍郎一职上，王旦有了暂时的停顿期。虽鞠躬尽瘁，朝廷却也没有再次提拔他。后来又遇到了皇位更替，加上他还不是权力机构最核心的人物，所以皇家对他有所遗忘也在所难免。

此时，需要赵恒处理的事情很多。他首先要做的事应该是稳定国家大局，防患于外敌侵扰。等他安抚国内，又周密防御边疆后，才能考虑其他事宜。虽皇权更易之事，已成为定局，但赵恒也需要从太子的身份向皇帝身份转变。赵恒自小聪明伶俐，饱读诗书，对那些治世之策亦烂熟于心。因此，宋真宗接替皇位后，不久便进入了角色里。

尽管如此，赵恒也不敢大刀阔斧地改革，毕竟他不是赵光义，也不是赵匡胤，自幼在宫廷深苑长大的他，没有经历过血雨腥风的国家更替。从性格上来说，赵恒没有赵光义强势。但赵恒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他饱读诗书，算得上一位素有涵养的皇帝。

然而，皇位终究是个改变人性格的地方。几年下来，赵恒实施了一些有利于民的政策后，国家局面变得稳定。

此时的赵恒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启用一大批官员，为他的执政打下坚实基础。用好大臣是实现国家强盛的必要条件。赵恒在寻求一批治世能臣，做他的左膀右臂，给已进入正轨运转的国家机器再添一把力。

此时，已在中央任职多年的王旦，进入了赵恒的视野里。当然，赵恒这次是撒下了大网，要捞一批人，王旦只是其中一人而已，这里重点说王旦。

这几年以来，每一两年朝廷都对王旦的职务进行调整，王旦的仕途也像匀速前进的列车，在向上的阶梯中不断行进着。但王旦还在权力机构外围，没有进入核心。

赵恒关注王旦，也非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关于王旦的生平，赵恒还在做王爷时早已听说。当年赵光义想让王旦任职知制诰，王旦却因其岳父赵昌言身居要职，为了避嫌竟然不受朝廷给他知制诰这一要职。当时，为此事赵光义还夸赞过王旦，也给那时候还是王爷的赵恒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王旦这种一心为国的高贵品质，在官场成中绝对是清流。当年宰相赵普都没办法约束自己，在权力顶峰触犯国家法律，最终赵匡胤不得不将赵普贬谪出京城。像王旦这样的人，随时都能做到恪尽职守，实属难得。

很早之前，赵恒见识了官场的种种恶习，许多官员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再往上走；许多官员到处在搜刮钱财，钻政策的空子，朝廷一时半会儿也抓不住他们的把柄。还有一部分官员是两面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王旦身上没有这些官员身上的通病，赵恒觉得王旦了不得，他能在尔虞我诈的官场坚守着自己的品德，也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于是，赵恒便格外关注了王旦。若一个人格外关注另一个人，那么他关注对象的消息，也会从各处源源不断地钻进他的耳朵。往常之时，赵恒也关注那些自己留心的官员，从外面收集回来的信息中，褒贬不一。这些消息中，有些消息让人高兴，也有些消息令人深思，每当他听到大臣们结党营私，在私底下搞各种小团体时，他难免会忧心忡忡。结党营私之事，最终损害的是皇权，可放眼看整个朝廷官员，不结党的又有几个人？在朝廷大臣中，王旦却是个例外。

赵恒派人对王旦进行了特殊考察，从他治家、履职主业主责，以及为人处世等方面，都逐一进行了了解，考察的结果却令赵恒也意外，王旦得到了一致好评。当然，王旦在原则问题上是迂腐的，他绝不会为了个人去违背组织原则。这反而成了他唯一的不足之处。但这不贤德的表现吗？

赵恒觉得王旦这个人才非常难得，他不结党、不诋毁、不弹劾，虽位列在朝中大臣中，却也能够协调各方的势力。赵恒更进一步加深了对王旦的好感。

999年，赵恒拜王旦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级别上比知制诰高一级，宋初时，此职务一般不常设。但这次，朝廷却王旦为中书舍人，足可以看见赵恒对王旦的赏识。中书舍人的政务，其实只知制诰的延续，还是掌传宣诏命。不过之前王旦干的知制诰是草拟诏命地政务，而这个中书舍人是负责审阅和修订诏命的人。赵恒当然不仅要王旦担任一个中书舍人，王旦这样的治世能臣，只能将他不断历练，尽快让他成长起来，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大臣，那样国家才算用尽其才。

但眼下，王旦须一步一步来，若朝廷对他越级提拔，势必会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服，尤其是和王旦同一批进士的那些人，大家会有想法的。应该说，与王旦同科的进士，大多数都是幸运的。他们的仕途比起其他年代的进士的仕途之路都要平坦。最为代表的是寇准。和王旦一样的是，寇准也深得赵恒喜爱，甚至对寇准寄予厚望。

他们这帮人当中，寇准是升迁最快的一个。但赵恒仅仅依靠寇准一人，也没无法实现国家大治。毕竟治理好一个国家，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赵恒要启用一大批年轻气盛的官员，让他们到重要岗位上来，实现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与王旦同科的进士们成了时代的弄潮儿，走上了改变国家兴盛的道路。

王旦擢升为中书舍人没过几个月，朝廷再一次重用他，让他任翰林院学士兼知审官院、通进银台驳司。接连受赵恒的信赖，这让王旦感激涕零。

赵恒的另眼相看，让王旦更加坚定了为国家效力的决心。后世张载提出的士大夫的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旦提前做到了。王旦也尽量做到让赵恒满意，对自己的政务，从不敢懈怠。据说王旦每次去奏完事情之后，赵恒都目送着他离开，赵恒还对身边的人解释说：“将来为朕创造太平天下的人必是王旦。”这也间接地说明了真宗对王旦的认可，又有一次，赵恒询问近臣，放眼望整个朝中大臣，那个可以作为朝廷的倚重之臣？当时已罢了枢密副使的钱若水进宫辞别皇帝，钱若水趁机对赵恒说：“王旦有德行，威望也很高，以后他一定能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材。”宋真宗说：“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

插叙

王旦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代帝王赞誉是良相，和士大夫们心中的楷模，除了在官场当中一心为公之外，他在治家问题上，也树立了新风，引起了古之贤者的尊崇和效仿。

1

以德服人

王旦的治家风格一改圣贤们严肃认真的教育模式。一直以来，他都与家里人相处得十分融洽。王旦把他这些年练的为政本领也运用在了治家上，他会把所有他不认可的事情，都用巧妙的语言来掩饰过去，既提醒了家里人，也不让家里人感到委屈和尴尬，点到即可。

正是这种以德服人的好做法，让家里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比如在吃饭这件事上，王旦从未因为家里人做的饭菜不合口而大发雷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会因为家里人做饭不合口味而大发雷霆，这样对做饭者也是一种压力。魏晋时的何曾，每天吃饭时要花掉一万钱，还对外面的人说，没有什么让他有好胃口。

王旦绝不做这样的人，他对节俭这一美德，一直躬亲力行。然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难免会遇到家里做的饭菜不合口味的时候，往往此时，王旦会用诙谐幽默的话来化解这样尴尬时刻。比如，王旦从不说饭菜不干净这类话，他要是看到饭菜不干净，会说饭菜好，只是他不想吃罢了。家里人也清楚了王旦的这个脾气，有时候故意逗王旦。据说有一次，家里人故意在一锅肉汁汤中加入几滴墨汁，等肉汁汤上桌后，王旦却低着头只顾吃饭，桌面上的肉汁汤，家里人好奇地问王旦为什么不吃肉汁，王旦说自己偶尔也不喜欢吃肉。家里人也都在窃窃私语，暗笑着其中的奥秘。还有一次，家里人觉得上次给肉汁汤里加入了墨汁，王旦没有吃肉，便又故技重施，又将墨汁放进了饭食里，看到有墨汁的饭食后，王旦对家里人说，我今天不想吃饭，给我端来一碗稀饭即可。

这些有趣的记载都出于官方的正规文史资料里，可见也不是杜撰的。在封建时代，三纲五常是国和家须尊崇的一切道德准则。在这些道德准则的下面，家长是一切，他的话不容置疑。这是对长辈的不尊重，也是挑战三纲五常的行为，应该受到制止。但王旦的好脾性，让家里人对此也只有佩服的份儿。

当然，这些虽是正史记载，难免有些故意夸大其词的意思。不够即便内容掺杂水分，也应该确有其事，才会把王旦的这些鸡毛蒜皮编进史料里。这段话也反映出了王旦的脾气好。

2

不与寒门士子争利

王旦在孩子们教育和出仕的问题上，也别出心裁，与世家大族或者官僚人家不一样。按照一般官宦人家处置子女教育和出仕问题，无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们进入官场，并在他们晋升的路途上扫除一切困难清除一切障碍。历史上那些名臣自己清廉一生，为子女触犯律法者不少。但王旦却反其道而行之，比如在对待家人出仕为官这件事情上，王旦再一次表现出了超乎于常人的成熟，他不让家里有志子侄出仕，只让他们在家读书识字。这是社会中那极小一部分优良传统的延续。毫无疑问，王旦这种管束自己家人的做法，也受到了当时人们的称赞。

王旦的这种决定，对于饱读诗书的弟弟及子侄辈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宋朝佑文政策，形成了一种学文进入官场大展宏图的风气。举国上下的士子，不论寒门还是官家都在苦读各种书籍，以此来给自己谋一个好功名，实现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这种为了国家大事，将个人私事放在一边的人，宋朝虽也有，但可谓凤毛麟角。王旦声称家里有他和大哥王懿出朝为官，已能满足家里人的一切开销。家里那些有志的子侄辈，都被王旦的这种治家之策拦截了。王旦认为他们一家受恩于宋朝，父亲一直干到了知制诰，而他和大哥王懿，也都当了很多年的朝廷命官，深受朝廷的恩宠，他们家要比其他的家庭幸运得多。

所以，当王旦不断被提拔后，他觉得家里的其他的人都应该避嫌，不出仕为官最好，否则会给别人造成官官相护、损公肥私的不良形象，也对实现国家治理有不利的影响。有一次，王旦的侄子（王懿的儿子）王睦打算考进士，王旦对王睦说：“我常常因为我们家世太显赫而忧惧，你们怎么可以与寒士争抢上进的机会呢？”此后，孩子们不再参与科考，后来一直到王旦去世后，他的儿子王素都没有出仕，王旦也在谢表中没有为孩子们请求朝廷恩泽。

王旦还从报效国家、勤俭持家、立德做人等方面给家里人制定了诸多规矩，以后子孙辈都要延续这样的家风，王氏家族才能源远流长。比如，先国家，敦孝友，重丧祭，肃闺门，守耕读，务勤俭，戒斗讼等约束力强的家规，他带头遵守，家里人也都跟着他遵守。

王旦非那种损公肥私之人。

3

不置田产不纳妾

攀比是人类的陋习。王旦从不把自己家里的生活与朝中那些大臣们做比较。

当时，朝廷对士大夫都非常大度，允许他们购置田产，容许官员营建自己的府邸，尤其是京官，应该有一个像样的官邸，以此来显示大宋国家的繁荣富强。

这件事上，王旦又成了一个例外。王旦不购置田产，也不将家里的住宅进行豪华装修，一直以来，都住在旧宅中。当时有人觉得王旦这么做纯粹是为了虚名，让全家人跟着遭罪的表现。王旦也不争辩，有些事情说不清楚，即便再解释，可能都不会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哪个背后不说人？哪个背后不被说？关于广置田产封妻荫子的事情，王旦绝不会做，也决不允许家里人做。王旦意思很明确：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必要为他们的将来做规划。王旦说：“子孙长大后应该学会独立，若广置财产，他们将来不学好，置下财产将会成为他们争夺的祸根，不如不广置财产。”

王旦不敛财，不屯田，不与人争长短。王旦这样节俭，也让赵恒都很震惊，毕竟王旦已身居高位，且在地方任职多年。他一直住在汴京的旧房子里，也不想翻修房屋。连赵恒都觉得王旦太过于节俭，若王旦给朝廷上书，请求一笔钱修缮府邸的钱财，朝廷会毫不吝惜的。但王旦就是不给朝廷上书。赵恒为了证实心中的猜想，还遣人到王旦家里去调查，发现王旦一家人果然住在旧房子里，用着旧家具。

赵恒召见王旦，表明朝廷愿意出资让翻修王旦宅邸。王旦却拒绝了。在王旦看来，房屋修缮是自己的私事，让朝廷出资，与礼不合，与情不合。朝臣应该多为国家运转尽心竭力，多为老百姓办实事。若宋朝的官员都只顾自己，那么国家怎么办？王旦以先人的旧舍尚能住人为借口，谢绝了宋真宗要给他翻修房屋的打算。

此后，王旦也不计较家里生活生产情况，一心扑在政务上。据说有一次家里的大门坏了，仆人、管家便叫来了人维修门楼。按照王旦的意思，把坏了的门修好即可，但负责修缮政务的人，想着讨得王旦的喜欢，于是将把整个门楼都进行了翻新。同时，在翻修的大门侧另开小门，以供家里人进出。王旦得知此事后，并没有怪罪翻修门楼的人。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就是每次出入，对重新翻修的门楼都不过问，只从小门出入。

以上的记载，都能窥得见王旦这个人的克己奉公和不求名利。宋朝的那些宰相可不都是这样的，比如说赵普，即便是在罢了在想在西京洛阳闲住期间，都将家里装潢得异常富丽堂皇，还有富弼、王拱臣等人洛阳的府邸豪华程度令人咋舌。

王旦除了不置田产之外，也不纳妾。自从与赵昌言之女赵氏成亲以来，从未纳妾。此时满朝文武，妻妾成群，这是男权社会中被国家允许的。据说，后来赵氏去世后，赵恒念及王旦无人侍奉，还专门赏赐给了王旦两个侍女，要求侍奉王旦。搞得王旦无所适从，身体每况愈下。当然这种记载出自宋人笔记《别龙川志》，有很多的虚构成分在里面，后世则借此，故意抹黑王旦。

4

勤俭节约是治家之本

王旦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家里人。他的管束，并不是简单粗暴的高大嗓门，而是讲道理、阐事实，让家人接受他的观点。心悦诚服是王旦治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或许在王旦看来，也只有这样做，这种好家风才能一代代传承下去，不会造成孩子们为了财产相互大打出手的事件。前宰相薛居正的儿媳妇柴氏曾与其孙子薛安上为了一点儿财产大闹，搞得沸沸扬扬，甚至牵扯张齐贤、向敏中等朝中大臣，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王旦自然不允许他们家里发生这种事。他须矫正家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消费观。当时，王旦与弟弟王旭的关系非常好，两人志趣相投，加上王旭赋闲在家，许多话也能说到一起。王旦也经常给弟弟说一些官场的事情，征求弟弟的意见。王旭则非常敬重这位兄长，对王旦说的话言听计从。即便是弟弟的婚事，王旦都不要求女方的门第，给王旭娶了平民家里的女儿。这些事，在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可王旦往往能做出这些“另类的”之事，“婚姻不求门阀。”当然，不仅仅是弟弟的婚姻，对待自己子女的婚姻，王旦也不看门第，只要孩子们幸福，怎么着都行。所以，王旦的四个女婿中只有吕公著最后官至宰执。

对家里人的穿戴，王旦也都要求从简质朴。有一次，已长得非常水灵的大女儿看到邻家的金丝被衾，便希望母亲杜氏也将家里的毡席用丝绵装饰。王旦认为此举有奢靡之嫌，坚决不同意，家里人见此，也都放弃了这一打算。

还有一次，大街上有人卖玉制腰带，看起来非常好看，弟弟王旭看了以后，爱不释手，一心想买一条。可买这样的玉带需要花一大笔钱，肯定会被王旦知晓。王旭思谋再三，借了一条，想征求一下王旦的意见。若王旦同意买他便买，若不同意也就只能割爱了。王旭将腰带拿回来给了王旦看，并说了这条腰带如何如何好，话语间无不充满着对腰带的喜爱之情，唯一遗憾的是这条腰带因为镶了玉，所以重量要比其他的腰带重很多。

王旦看到弟弟买来的腰带上珠光宝气，便让弟弟将腰带系上。王旭非常高兴地将腰带系上后，王旦对弟弟说：“你现在看看这条腰带好不好看？”王旭一脸疑问地说：“系在腰里怎么能够看见腰带的好坏？”王旦若有所思地对弟弟说：“这条玉带这么重，你系在腰上，自己又看不见，只能让别人看见称好，这不是徒劳吗？”听到王旦这样说，王旭羞红了脸，美好的事物是用来自己欣赏的，而不是为了别人。王旭将腰带还给了兜售人员，从此再也不提腰带之事。而王旦自己所系的腰带，也都是朝廷赐予的，他从不自己买腰带。

王旦经常给家里人说，勤俭节约才是治家之本，作为王家的子女，一定要谨记勤俭节约的家风，不可过分追求富贵的生活，那样容易让人迷失在骄奢生活中。

5

侍奉兄嫂有礼

对大哥王懿仕途升迁，王旦也从没有出过力。按说王旦已处于朝廷高层的位置，随便找一个借口，都能给王懿出把力，举荐让朝廷重用王懿。可王旦从未向朝廷说过给他大哥提拔王懿的话，这在常人来看来近似于无情无义。不过细究王旦个人的品格，能发现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王旭的一条腰带，他都觉得奢侈，举荐大哥，这不是想着法儿为自家人谋福利吗？

这种高贵的品质，在任何朝代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也正因为此，即便宋真宗封禅祭祀时，都担心王旦不同意，用一壶珍珠贿赂王旦，这在后面会陆续讲。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出现了“朝里有人好做官”的世俗论调。王旦却给家里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王旦的这种品质也影响了后世子孙，也让王姓之人以他为楷模。也正是因为王旦有这样的高尚品性，使得他们家里的都不甘人后。大哥王懿没有经过他的推荐，朝廷也将王懿提拔为袁州知州。

王懿任职袁州知州完全凭借着自己不断为地方谋实事，才被朝廷提拔。王旦的弟弟们，也一直在家侍奉尊亲，直到王旦去世后，朝廷才让他的弟弟和子侄辈出仕为官，这看起来似乎不合人之常情，但王旦的治家之法，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即便是后世大儒苏轼，也对三槐堂产生由衷的敬畏，并为此写下了《三槐堂铭》。

然而，在王旦不断得到宋真宗赏识时，在袁泉州任职知州的大哥王懿病故了。这个消息，恍如晴天霹雳，让王旦有些眩晕。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还未和大哥举杯共饮，他竟然先去了。早在几个月前，王旦收到了家书，说大哥病重。王旦一直想找个机会去看看大哥，他们小时候一起亲密无间，随着他们进入官场，亲兄弟之间能聚在一起的时间也非常有限，逢年过节他们都在各自岗位上不敢擅离职守。大哥虽没有他那样顺利的仕途，可也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官员，他在袁州任职时，革除原来的治理弊病，将袁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不断推进，“懿字文德，励志为学，举进士，尝知袁州，有政绩，卒，年四十九。”宋史里这短短的二十几个字，素描式地刻画出了王懿的一生，但其中的“励志为学”“有政绩”，足以说明王懿这些年在地方任职时兢兢业业。

王懿的一切安葬事宜，只能由王旦来负责。

王旦素来节俭，也不大张旗鼓，只是按照约定俗成的礼仪治丧。家里人对此也都很理解。当然，那些朝中大臣也都送来了慰问。王懿的去世，让王旦有些愧疚感。这些年来，对大哥的关心不够。王懿临终前将孩子们托给王旦照管，王旦欣然答应了。毕竟这些年来，大哥从来没有求过他任何事，即便是王懿不说，他也责无旁贷。王旦将寡嫂和侄儿们都接到了自己身边。

以上种种事迹，都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家风的形成，也给王旦营造了极好的声誉。即便是当时的皇帝宋真宗也为王旦所做的这些感动着，这样严于律己，又能很好约束家人的人，必然也会将国家治理好，一定是治世能臣。《礼记》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也是宋真为何不断擢升王旦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