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文学发展进程中，有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我们 党初期的一些领导人或活跃人物 ，不少在专事革命实际工作之前 ， 程度深浅不一地和文学打过交道 。他们的创作和译著中闪烁着早 年的卓见和才华。后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化，才不得不放弃或减 弱了这种浓厚的兴致。

张闻天同志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就接近了新文学。1921年他在 东京求学时 ，常有习作 ，并投寄当时由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

内容多侧重外国作家的介绍和研究 ，如对托尔斯泰和泰戈尔的评 论。

1923年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华文报纸《大同日报》任编辑时 ， 业余从英文转译了其时新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最著名的戏曲 家倍那文德的两个剧本《热情之花》与《伪善者》。

茅盾在新近发表 的《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同志早年的学习和活动》一文中说：“刚好我 在上海也把美国文学杂志Poetlore 上登载的倍那文德的《太子的旅 行》翻译出来，所以后来（一九二五年）把这三篇戏曲合起来，题 名为《倍那文德戏曲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 书》之一。

按，《倍那文德戏曲集》收《太子的旅行》《热情之花》 和《伪善者》三个剧本，署名沈雁冰、张闻天合译，1925年5月初版。 卷首有倍那文德照片二幅，序文二篇。序一为沈雁冰所写.

副题是

“倍那文德的作风”；序二为张闻天所写，译者在文末分别注明，《热 情之花》译于 1923年3月8 日，《伪善者》译于 1923年3月22 日（茅 盾在上文中说张译这两个剧本是在 1923年2月，可能记忆有误）。

张闻天的这篇序文 ，对了解其早期社会思想和推崇现实主义 的文学主张弥为珍贵。

如文中说：“一切艺术家因为感觉的锐敏， 所以凡是社会上的缺点他总最先觉得，倍那文德也是不在这个例外 的。他对于西班牙社会上种种旧道德与旧习惯的攻击 ，非常厉害。 他以为过去的价值只在能应付现在与未来。过去的本身的崇拜， 结果不过阻碍生命的向前发展罢了。”

“他是一个极端的心理的写 实主义者。我们读他的戏剧 ，第一件注意到的，就是他不着重在动 作的描写，他着重的是在进行中的思想与情感。他不是从外至内 而是从内至外的戏曲家 ，他把蕴藏在人生内心中的东西翻出来给 大家看。”

“他是一个写实主义者 ，他只把社会的、人生的真相如 实地写下来，他没有预先拿到了一种成见去造戏剧，也从没有想到 他的创造是在为着什么‘人生’。”这些见解，今天读来也是不无启 发的。

张闻天在序文中说，对倍那文德的戏曲，他最欢喜的是《热情 之花》《伪善者》和《白贝公主》，并许下将来再译后一篇的诺言。

这期间，他还从英文译出了俄国安特列夫的剧作《狗的跳舞》（1923 年 1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

译者序言中说：“安特列夫对于人物的描 写 ，不着重在外面的行动 ，而着重在灵魂的振动 。

他毫不疲倦地 找求着人心中所蕴藏着的革命的、反抗的、愤激的、恐怖的、人道 的、残酷的、悲哀的、凄凉的种种精神 。

用了写实的、象征的、神 秘的笔墨传达出来，使读者时而愤怒，时而恐怖，时而悲哀，时而 怜悯，时而发狂。

他用铁锤敲着我们的灵魂 ，使得我们不得不觉到战栗！ ”

“安特列夫的作品就是我们的利剑 ，我们要把它拿起来像 发疯一样挥舞着去破坏一切。不过破坏之后应该怎样 ，安特列夫 没有回答我们。”

1923年下半年，他返回祖国，很快参加到党的行 列，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艰难生涯。

以后一段时间，他续有译作， 并且还写了剧本、短篇、中篇小说《旅途》等 。

不过 ，总的来说， 环境的限制和担子的日益繁重，使他不可能有更多机会静下来思考 写作什么 。

翻译《白贝公主》的诺言未能兑现，也许正如他早年文 学创作上的诸多美好愿望一样，成为留存在脑际的一种亲切温存的 回忆。

1980年6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