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很爱读古人日记信札。1933年他曾以“阮无名”的化名 为上海南疆书局编选了一套《日记文学丛选》，仅文言卷，就收宋 、 明、清三朝文人雅土所写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日记十八种，其中有 宋范成大的《骖鸾录》、宋陆游的《入蜀记》、明徐霞客的《游庐山 日记》、明归庄的《寻花日记》、清薛福成的《出使日记》、清姚鼐的 《使鲁日记》、清何绍基的《归湘日记》等。他在序记中说：“记日记 或繁或简，固无定例，但其形式，是不外薛氏（薛福成 —— 引者） 所说的两种的，一种是‘排日纂事’式，一种是‘随手札记’式。在 两式之中，前式是较普遍的。”阿英本人长期以来注重收集各种日 记 ，尤其是清末大使出访日记的手稿。他常说这是研究国际关系 史的第一手资料 ，也是好读的活泼的文学。可惜他辛勒搜罗的数 百种大多是手抄本的这方面的日记，“文革”期间损失不少。

其实，阿英先生不仅爱读、爱收藏古人日记，他本人就长期坚 持写日记 。他写的时候并没想到日后会出版，更不是把它当作创 作来写，但一经出版，往往被视为史料性、文学性较高的文学作品。

可惜由于作者颠沛一生的经历 ，他的日记保存下来的只是少 数。192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了他的记录大革命前后实况的日 记《流离》（署名寒星），对“四一二”至“七一五”武汉当时的形势

有着生动细致的记述 。比如 ，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社团太阳 社的最初酝酿，从这里就可以见到端倪。也从这本日记里得知 ，作 者的大批日记、文物，从安徽千里徒步逃到武汉时不得不销毁了。 这是很可惜的。

30年代阿英在上海白区从事左翼文艺工作 ，环境过于险恶 ， 他不大写日记，这个时期保存下来的他的照片最少。我问过他 ，他 说，那时尽量少抛头露面，敌人成天盯着。

抗战爆发，上海淞沪战争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与郭 沫若、夏衍等编辑《救亡日报》，他曾说这个时期他不连续地写过 日记 ，1941年从上海撤退至苏北根据地时 ，保存在上海 ，至今不 见下落。

他写日记写得最从容最长久，则是他 1941年冬到苏北新四军 根据地后，数年不辍，结果有七八十万字，这就是现在江苏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两大册的《敌后日记》。

整理这部日记是阿英已久的心愿 。可惜解放后一直没有时间 进行这项工作。1973年前后 ，当时他还在接受审查 。他闲得慌 ， 想干点事 。有次专案组人来 ，他问起这部日记 。其实这部日记一 直在专案组被“审查”：他们想从中得到些有用的足以定罪的材料。 因为这是一部革命者心声的记录，记载的都是华东根据地军民抗敌 的英雄业绩，根本找不出什么可作为罪证的只言片语。记得有次专 案组一人大声说：你在日记里吹捧刘少奇、陈毅 ，这还不算问题？ 阿英听了一言不语，只是冷冷地一笑。1975 年阿英的审查结束前， 我有次去阿英专案组，意外的收获是，他们居然同意先将这部分册 装订、用毛笔端正写成的日记退还。我将这厚厚的一包带回家时， 阿英高兴异常 。他连声说 ，这下有事可做了 。他当时还在看他的

长子烈土钱毅的日记，他说，钱毅日记里有些记载不够准确，可以 用自已的日记来核对。

于是我有机会先看到了这部日记的原稿 。有时边看 ，边向他 询问被记载的一些人和事。这些日记唤起了他极大的生活情趣， 使历史的回忆充塞了那十平方米的小屋 。连一向不太谈这方面问 题的阿英的夫人林莉也不时过来插话。

这部日记原来是没有名字的。当时家里有的人曾经建议用“思 毅斋日记”，也就是纪念钱毅的意思。阿英是很疼爱、怀念钱毅的， 但他不同意用这个名称，他说还是用“敌后日记”，概括内容广泛 一些。

那时我爱人小云正在准备生孩子 ，我也正忙着从河北调到北 京刚复刊的《人民文学》。晚上和他挤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也就常 利用时间读这部日记 。我被日记中新奇的世界和活跃的人物所触 动，一口气能读几十页。比如新四军军部停翅港 ，经阿英的描绘， 就非常具体、形象 。我后来看到一些写新四军军部的电影、剧本， 总以为应该参考阿英日记中的一些片段。

阿英从 1975年冬发现患肺癌，至 1977年6月 17 日病逝，这期 间他一直关心这部日记的整理。他精神好些时 ，叫我到他床边，告 诉我日记中记载的某某师长 ，就是今天的谁 。特别是日记中详细 记载过他沿途收集到的古书和解放区的铅印油印报刊，他说损失了 很使他伤心。他原来一直想写一部解放区报刊史。

他逝世前曾叫我找家里人和几位熟悉当时情况的老朋友，齐 力将这部日记整理出来。他去世不到两个月，他的夫人林莉同志 也突然去世。林莉同志在病中也多次翻看这部日记 ，帮助回忆了 不少情况，每当看到日记中有关她的记载时她就说，是这样，那时

条件真艰苦。

最先公布这部日记片段的是 1978年《人民日报》文艺部《大 地》专刊，是在创刊号上 。稍后 ，当时在上海出版局的王维同志， 还有芦芒同志 ，排印了二三万字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 艺论丛》上发表了，反映颇好，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更 多部分 。特别是当年在华东解放区工作的一些老同志 ，日记中广 泛地涉及他们，他们很关心，很感兴趣，希望早日出书 。记得当 时叶飞同志和夫人、李一氓同志都看过排印出来的部分日记稿。 他们还就其中记载的个别不确处做了改正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 知三联书店、上海文艺出版社都较早来联系出版这部日记 ，结果 后来江苏出版了。1982年初版 ，1984年又印刷一次 ，足见是受 读者欢迎的。

应该补充的是，《敌后日记》从 1942年5月 18 日赴苏北始至 1947年8月在山东止 。本来还有部分日记是记载从山东到大连的 ， 可以补充进去，以成完璧。

阿英写的同样有意思的一段日记是 1949年夏秋，题叫《平津 日记》，是记载他从大连到天津，被留下主管天津文艺工作，又来 北京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情景。也许由于忙了 ，不像敌 后日记写得那么从容详尽，但在极简练的文字中，该写该记的都有 了。许多文艺界的老朋友分别多年 ，又聚首在刚刚解放了的北京， 那种真挚亲密的氛围弥漫了字里行间 。这几个月的日记最初发表 在《新文艺史料》上，后来收入我编选的香港三联书店和上海三联 书店出版的《阿英文集》中 。记得茅盾同志看到这段日记后曾说， 阿英的手很勤快，许多事经他的记载，自已才又想起来。

阿英解放后十几年没有怎么认真地写过日记 ，只在笔记本上

有些工作记事，很难看出作者个人的心态抒怀。我曾问过他为何 生活比战争年代安定了，反而不写日记了 ，他笑着说：“用不着我 记，历史就明白地摆在那里，活在人们的记忆里。”

1987年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