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阿英活到今天 ，他该是跨世纪的文坛百岁老人了 。他七 十七岁离去，略微早了些。

阿英，原名钱德富 ，钱杏邨 。阿英是他常用的笔名 。他在中 国现代文坛活动了半个多世纪。除写作、编著外，他还参与组织过 革命文艺发展的许多重要事件，他所做的种种努力是很值得人们记 住和怀念的。1942年7月 14 日 ，阿英举家从上海抵达苏北新四军 军部 ，陈毅军长初次晤见阿英时就高兴地说：“我十年前就读你的 批评诸著。”1977年6月28 日，郭沫若抱病参加阿英追悼会，这极 可能是郭老最后一次参加文艺界老友的追悼会 ，在前往八宝山途 中成诗：“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两个‘臭老九’，天长地 又久。”

听说在阿英诞辰百年之际，安徽教育出版社将开始出版《阿英 全集》。阿英写作兴趣广泛 ，成果颇丰 ，除编著翻译外，其创作部 分，还有理论批评、诗歌、小说、话剧剧本、电影剧本、日记、杂文、 散文、晚清文学和中国美术史研究专著等。《全集》的出版，是极 有价值的事，至少为文艺史研究者全面了解评价阿英提供了便利。

夏衍 1978年在《忆阿英同志》一文中说：“杏邨同志是一个对 人和蔼、律已谨严的人 。他平易近人 ，热情诚恳 。他善于在各种

不同的处境中团结朋友，打击敌人 。因此 ，不论在上海，在江淮、 盐阜，在烟台，在大连，在天津，都有一大批文艺、新闻、出版界 的朋友团结在他的周围，共同战斗 。也正由于他善于团结人，乐于 帮助人 ，凡是和他接近过的人，都把他看作最可信赖的朋友。”夏 公和阿英有着半个世纪的友谊。1927 年秋，夏衍从日本回到上海， 被编入中共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参加的那个小组组长就是钱 杏邨。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钱杏邨、夏衍又同被选为 执委会三人常委。不久夏衍和阿英又被党派到上海电影界 ，成立 党的电影领导小组。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夏衍、阿英在 上海共同创办了《救亡日报》。夏衍对阿英的为人是深知的。

阿英是 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正式投 入革命文艺事业洪流 。之前，他在家乡安徽芜湖从事党领导的实 际革命工作 。李克农将军就是和他从小在一起、早年一起参加革 命的亲密伙伴之一。1962年李克农病逝后，《人民日报》约请阿英 写了《哀悼李克农同志》一文，人们才知道 ，这位我们党在隐蔽战 线上的卓越领导人早年原来也是一位文学青年 ，中学时代就写过 一篇以鸭子场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发表在上海的刊物上。1928年， 李克农还与阿英同在上海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党的支部过着党的 生活 。阿英署名寒星于 1928年出版的 1927年日记《流离》中就有 当时化名稼轩的李克农的不少记载。

作为长期从事党的文艺工作的组织者 ，阿英接触过不少圈内 圈外的人，他待人热情诚恳，有知识又尊重知识，使他与一些交往 过的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和柳亚子先生关系的建立 ，主要是 因为他们对南明历史有同好 。上海成为孤岛后 ，阿英以“魏如晦” 的笔名编写了历史剧《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等 。柳亚子

看了一次戏，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他们便成了几乎每天有信件 往来的朋友。1949年，北平解放后，柳亚子到了北平，知道阿英在 天津，常来北平 ，从此两人书信相约频繁。1956年 ，阿英找回柳 亚子 1940年亲手抄写赠他的一本《左袒集》。《左袒集》是柳亚子 1929 — 1932年诗作的一部分 ，都是怀念共产党人和左翼作家的篇 什 ，当时没有可能发表 。时柳亚子先生年高多病 ，不能提笔 。阿 英代他选若干首，并作必要的按语，在《新观察》上发表。

他和梅兰芳真正的接触是在 1949年首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 作者代表大会召开之际 。梅先生从上海来北平 ，他俩一见如故。 据阿英7月30 日日记：“齐燕铭同志来电话 ，谈梅先生问题，周副 主席要其留下。”齐燕铭当时在周恩来副主席身边工作。周副主席 想要梅兰芳不要回上海 ，留在北平。阿英将周副主席的意思转告 了梅先生。8月8 日阿英送梅兰芳、周信芳回上海 。梅先生 8月 17 日从上海写信给已回天津的阿英（阿英时任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 处长）。阿英后来回想起这件事笑着说：“梅先生给我寄来一个大 信袋，有七八封托我转交。除‘周恩来先生’一函外，尚有郭沫若、 茅盾、周扬、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等。”当时周副主席等都在北 平 ，阿英只好一一设法转致。1951年阿英调到北京 ，梅先生亦从 上海到北京 ，从此往来不断 。阿英成了梅家的好朋友 。梅先生的 秘书许姬传整理的《梅兰芳舞台艺术生活四十年》一书，成稿前的 每章阿英都看过。1961年梅先生过世后 ，阿英为中央新闻纪录电 影制片厂传记片《梅兰芳》写了剧本 。阿英在“文革”逆境中，梅 夫人福芝芳给他关心、帮助 ，尤其在 1975年冬发现患晚期肺癌治 疗期间。1976年春节，梅夫人及子女还到阿英临时住处来祝贺生日。 1977年，《一代宗师梅兰芳》大型纪念画册出版后，梅先生的家属

深为遗憾地说：“梅先生与阿英没有留下一张合影。”

阿英是我国现代著名藏书家 。他的所藏以中国近现代文学书 籍及报刊为稀珍。解放后郭老不时到阿英家里来看书、查找资料， 或信函托代查找。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长期在国外出任大使，他 收藏的词集 ，其中相当部分是托阿英在北京和各地旧书店收集的。 连名藏书家郑振铎在借资料上与阿英也有来有往。1937年商务印 书馆出版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有着郑振铎的助力 。同年上海生 活书店出版郑振铎的《晚清文选》，编者在自序中说：“阿英先生和 吴文祺先生的帮助 ，我永远不会忘记。阿英先生收藏晚清的作品 最多。很难得的《民报》全份、《国闻报汇编》《黄帝魂》等，都是 从他家里搬来的。”郑振铎建议阿英编辑《晚清戏曲录》，成书出版 时又为该书写了长序。阿英对同辈热情相助，对后辈亦然。1958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系主任杨晦 亲自写信介绍我们去看望正在养病的阿英先生 。阿英是中国近代 文学资料搜集与研究的拓荒者，阿英先生不仅同我们谈了研究近代 文学应注意些什么，还送了我们他编的刚出版的有关近代文学资料 集 。特别感激的是 ，他主动将郑振铎送他的《晚清文选》长时间借 给我们 。杨晦老师后来说，藏书家愿意将这么宝贵的书外借，真没 想到。

阿英爱书 ，眼勤手疾 。从他留下的几部日记里可以看出 ，不 管在何种险恶的境遇里，在何种郁闷的时刻，公务再忙，他都坚持 看书、读报刊 ，有用的就抄录下来 。保存积累资料、史料，成为 他日常的生活习惯。他的这种有心 ，往往为后人留下了片段的历 史真实。1928年 ，高尔基曾准备写一部关于中国白色恐怖的书。 1960年，苏联高尔基研究机构因在本国找不到这一件事情的档案，

托人向阿英打听这个资料的出处 。阿英根据 1928年中国济难会代 表从苏联回到上海，在中国济难会传达晤见高尔基谈话时自已的记 录加以证实 。阿英当时和郁达夫正在为济难会编辑一本公开的文 艺性半月刊 ——《白华》，所以知道这件事。阿英在 1929年 12月5 日写的故事《高尔基与受难者》中就写了这一段。阿英在《敌后日 记》（1941 — 1947年）中记载了新四军陈毅、粟裕、黄克诚、叶飞、 张爱萍、曾山等关心重视文化工作的言行 。在《津京日记》（1949 年）里，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 表大会筹备、召开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同志对会师 的两支文艺大军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文艺界人土许多感人的场景。

阿英在保存刊印革命文献方面的贡献也是突出的 。上海沦陷 后，他不顾刀丛的胁迫，受党组织委托，积极传播和保存了毛泽东 同志的著作和党的重要革命文献（如方志敏的遗稿等）。1938年 ， 以《西行漫画》（现改名《长征画集》）为书名刊印了黄镇将军（原 刊作者误为萧华将军）在长征途中创作的速写24 幅，这是当时唯一 一部亲身参加者创作的反映伟大长征斗争生活的美术作品集 。在 瞿秋白英勇就义四周年后，1939年，阿英为亡友编撰《瞿秋白全集》 共 10卷 ，后因时局变故未能问世 。但编者搜集瞿秋白遗稿之全为 以后编辑出版瞿秋白全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茅盾 1949年 12月20 日在给阿英的信中说：“最初编制秋白遗作目录实为兄。”

阿英大脑里储存着丰富的有价值的记忆 ，可惜其生前未能从 容地回忆、录记。20世纪50年代后期 ，电影史家程季华编写《中 国电影发展史》，曾多次约请阿英写有关20世纪30年代党领导电影 事业的文字，他因记忆久远一时难以查找史实，怕作为当事人之一 的他因回忆有误影响事实真相，所以一直拖延未写 。阿英逝世后，

1978年，他的老友于伶在《默对遗篇吊阿英》一文中说，据 1927年 1月31 日上海出版的我国最早的第一本电影年鉴《中华影业年鉴》 中记载 ，他知道“阿英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第一个搞电影的同 志了”。

在纪念阿英百年诞辰之际 ，在回眸他为我国文艺事业做出的 多方面业绩之时 ，我们也为他未能留下一部关于他所经历、所熟 悉、所了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人与事的较完整回忆录而 深为遗憾。

2000年 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