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北大学习时，对人的称呼简单，同学直呼其名，老师就叫 老师 。被我称作老师的并不全然是年长的教授 ，与我几乎同龄的 只要辅导过我的 ，也都以老师相称。如袁行霈教授 ，我 1955年入 学时，他刚留校做助教，跟林庚教授辅导过我们隋唐文学史，我就 叫他袁老师 。这种称呼 ，有时也带来尴尬 。按班级严家炎本是与 我同出自杨晦教授门下的研究生 ，我叫他师兄 ，但他 1958年转到 现代文学教研室任教，辅导过我，我即改口叫他严老师，弄得他不 好意思，直摆手，说，还是叫我家炎吧！

1964年5月，我被分配到《文艺报》工作，报到后 ，回学校清 理行装，在海淀镇巧遇《文艺报》的阎纲。《文艺报》有个专写文学 评论的阎纲 ，我知道他 ，他也知道将要与我共事 。他拉我在一家 专售羊杂碎的回民小馆共餐。当他向我介绍《文艺报》领导时，我 留意他的称呼，张光年他称“光年同志”，侯金镜他称“金镜同志”， 冯牧他称“冯牧同志”。“同志”，我记住了 ，我要在多年习惯地称 谓“老师”的同时，养成叫“同志”的习惯。我上班没几天 ，一个上

午 ，我所在理论组副组长谢永旺突然告诉我，光年同志来看你了 。 没等我从座椅上站起，光年同志就推门直入，他大步冲我走来，我 还没来得及叫他“光年同志”，他就大声豪爽地说：“欢迎你，泰昌 同志！ ”从此我见单位的人或外出约稿，“同志”不离口 。有次 ， 使我突然醒悟到，“同志”也不是随意可叫的 。我工作后 ，编辑部 不断分派我写作任务 ，我写作上有个算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的习 惯，稿子写成后，总想请人先看一遍，再交出。我的办公室隔壁 ， 是中国作协研究室，所谓“室”，平日只有唐达成一人在，我常去他 那里串门 ，他总在翻阅文学新著和期刊 。他是《文艺报》的老人 ， 写作、编辑经验丰富，我不时将原稿请他过目，起先他客气不愿提 意见，慢慢就比较率直了。他建议找评论文章一定要注意用语的 分寸感，几次修改意见都提得很中肯。有天中午 ，我正要下楼去食 堂吃饭，在过道里我叫他，“达成同志一起走”，不巧，正好碰上一 位好心的管干部的同志。事后他悄悄地提醒我 ，唐达成是摘帽右 派，公开场合称呼要注意。我明白他的意思，从此我将“达成同志” 改成“达成”，他听了并不介意，反倒高兴。20世纪80年代，他先 后任《文艺报》副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我对他的称呼始终是 “达成”。

感到称呼上的真正为难是在“文革”的十年。1969年秋天下湖 北干校后，与那些尚在接受审查的领导、名作家同在一个连队，同 住、同吃、同劳动，朝夕相处，时时相遇 。有时在公开场合 ，有时 在私下场合。好在当时我做采购员 、伙房挑夫，单独与人接触的机 会较多。叫声“同志”，“同志”的声音消失在山村旷野，只有他或 她能听到。侯金镜当时是“现行反革命”，他常托我替他买香烟、 点心，我悄悄递给他，叫他“金镜同志”，他告诫我，有人时千万别

这样叫，就叫我侯金镜 。我平生只叫过冰心老人一次“同志”，她 在看菜地，我每天要给她送一次开水，我叫她“冰心同志”，她惊奇 地睁着眼睛看着我。事隔多年后 ，她还记着这事，有次她幽默地对 我说，现在你怎么不叫我“冰心同志”了？连里一次召开批判大会， 一位与被批判的对象私交甚笃的人，指定出来揭发批判，他在一篇 写成文字的发言稿中虚张声势、压着边际地大批一通，最后正告诉 这位名诗人必须彻底交代罪行才有出路时，居然冒出了一句“×× 同志”，弄得全场愕然。好在主持会议的连领导颇富阶级斗争经验， 在小结会议时撂上一句：看来我们这场斗争相当复杂艰巨，有的人 本来就同走资派是一丘之貉！吓得这位“批判者”魂不附体。会后 他在昏暗中对我说：稿子上明明写的是“×××”，怎么发言时变 成了“×× 同志”。我小声对他说，你忘了 ，昨天晚上，我们三人 同上厕所时，我俩不都是叫他“×× 同志”吗？他忙解释说，那是 私下。

我逐渐加深了对“同志”这个称呼内涵与使用的理解与重视。 冯牧同志在接受审查前 ，送过我两张他在昆明军区身着军装的照 片 ，什么字也没写。1972年他结束审查后回到北京又送了我一张 近照，背面写着“泰昌同志，存念”。我和老诗人臧克家在干校有 过合影，平时我就叫他克家。1972年9月，他结束审查回京，签名 送我一张与夫人郑曼在寓所庭院的合影，背面也写了“泰昌同志”。 可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巧妙地运用“同志”这个词对谁都要费 一番心思的。

上面提到的这些“同志”都是我工作部门的领导和前辈 。由此 联想到的她，是位令人尊敬的文学前辈，自我 1979年初次见到她之 后十余年，或当面，或书信，她都叫我“同志”，我也称她“同志”。

1980年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泰昌同志：您已收到我的信了么？

没有您的消息，也没有小林同志的消息 ，我想您和她都是忙人！ ” 称呼我这个初识的文学后辈为“同志”属正常，称她的老友巴金的 女儿李小林为“同志”，并不正常 。可见她对“同志”这个称谓有特 殊感情与在意。

二

陈学昭，是“五四”新文学时期涌现的女作家群星中的一颗亮 点。她比冰心、陈衡哲、凌叔华等年岁略小 ，在文坛出名也稍后。 她早期出版的小说集《南风的梦》和散文集《倦旅》，奠定了她在新 文学史上的地位。她的作品当时颇受文坛注视 ，大多以自身体验 和见闻实感为主，文章细腻委婉，让人读来感到亲切自然 。自传体 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影响一时，使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 显著。

学昭同志本来就是“同志”“老同志”。她长期追求革命，亲自 领受过鲁迅、瞿秋白、茅盾等的教诲与鼓励。1938年到延安，在一 片“同志”声中 ，她满怀热情投入了延安新天地的大量采访工作 ， 如实地写了毛泽东、朱德等党的一批领导同志。1945年成为党内 一位优秀的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她回到家乡浙江工作 。她是浙江省文联 副主席 。我见到过一张照片 ，1951年 ，丁玲同志陪苏联作家爱伦 堡到杭州，陈学昭以主人的身份陪同游览西湖。

习惯了在“同志”声中工作、生活、写作的学昭同志，突然在 1937年失去了给予和承受“同志”的信任、温暖的权利。虽然1962

年她已摘除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80年见她时组织上已对她作 出了改正“右派”的决定，但长期被社会另眼相视，对这位个性倔强 的老人，精神上留下的创痕一时难以抹去。她在1980年11月给我 的信中谈道：“人们（有的）还在悄悄议论‘改正右派’这个名字，去 年在杭州曾行过。”正是在这种压抑的痛楚中，她希望人们对她这位 “同志”有如实的了解，又不情愿让人们对她这位“同志”有更多的 了解，她常常处于这种矛盾心态之中。1979年《文艺报》复刊后，曾 开辟“我怎样走上文学之路”专栏，约请了一批知名作家撰写。学昭 同志原是同意写的，后来她又失约，她在一封给我的信中说：“如果 写这些，好像有点发牢骚，又好像有点自吹自擂，影响不好，烦你帮 助我向《文艺报》编辑部同志说一声，请求他们宽恕我！”

学昭同志晚年疾病缠身 ，除冠心病 ，又增添了糖尿病和腰脊 全部增生。她每天只能坐两小时 ，在长年与多种病魔的搏斗中，完 成了小说《春茶》《工作着是美丽的》的续写和回忆性散文《天涯归 客》的写作。

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去过杭州不下十次 。几乎每次都要去 看望她。她的住宿条件得到改善，从最初的杭州大学河东一宿舍 二○一一间小室搬到龙游路四号一座旧式小楼上 。她谈起自已的 创作，最动情的就是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

我很早就读过她的这部小说 ，我很喜欢小说的名字 。工作着 是美丽的，即使我在工作中碰到自已并非感到美丽的事时，我也愿 将它想象是美丽的。这种感觉 ，犹如寒冬，北京户外的树叶全已凋

零，但那一株株光秃的树木，我总以为那上面还飘动着片片西山的 红叶。

学昭同志同我多次谈起写作《工作着是美丽的》的构想。她在 1981年给我的信中说：“我写的不是烈土，不是英雄 ，而是在我们 这个国家不受重视的‘臭知识分子’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在思想改 造和求得进步中，受到了些什么困难。”

这部小说 1946年开始创作 ，1949年3月由大连新华书店出版。 在当时文艺界片面强调写“工农兵”的氛围里，学昭同志能以“知 识分子”为主角，应该说有相当的胆识。小说出版后 ，在读者中影 响不小 ，但在评介上不够被重视 ，或受到某种冷落 。我读过不少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就有这种印象。这种不太公正的印象至今我 还留有。作者本人也感到这种不公正，偶尔也流露些许愤愤不平。 她在 1981年说过：“报纸上曾介绍、评论这本书那本书 ，但没有提 到过我这本东西。”我曾劝她要相信历史的公正 。她说，她的一生 就是坚信历史最终会如实。1979年 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将她晚年 续写的这部小说第二集与早先出版的合在一起出版，其反响之大给 她带来喜悦 。她在信中对我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出版后，销路 是很大，上海《收获》和上海《青年报》都曾要我写过一点东西，已 发表过，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关于这部小说，她说，第二集“写 得简略些”。1980年她正在续写小说的第三集，并准备 1981年小说 再版时放进去，不知她的这个设想后来是否如愿。

四

每次看望晚年的学昭同志 ，她面对人生的坚强给我印象尤深。

她对友人，无论年长年幼、官职大小、成就高低，均诚挚悉心以待， 令人感动。

她居然对我的一些作品也过目、关注，并一再长辈般地加以鼓 励。1981 年，我将拙集《艺文轶话》奉寄给她求教。很快收到她的 信：“谢谢您赠我《艺文轶话》，当即翻阅，读了《阿英的最后十年》 和《寸心耿耿红如丹》，我心情非常激动、难过 ，很久不能平静！ ‘十年浩劫’，这样惨痛的历史，不能，永远不能也不该重演了！您 写的是真实的事迹，特别感动人！”后来她又在来信中说：“读到您 很多文章 —— 有发表在香港《新晚报》上的 …… 您写的文章有感 情、思想、内容，文字也好！ ”我在给她的一封信中说，我很爱读 她的作品，尤其是《天涯归客》，真实、质朴、生活中的洁净，是我 想学而难以学到的。🞫ᒑ

1990年秋天去杭州，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忍受坐骨神经 痛的阵阵发作，仍在不停地写回忆录，她说，往事如烟，趁自已的 记忆还好赶快写出来 。她郑重地对我说，“泰昌同志，以前我是为 活、为生存而写 ，现在我是为写、为责任而写。”我告别她走到楼 下，她叫女儿亚男又将我叫回，说已准备好了送我一盒青春宝，叮 嘱我千万注意身体！她还托我送一盒给于若木同志。营养学专家 于若木同志是陈云同志夫人 。她叫我按她写的北京信箱地址先去 封信。回京后 ，我给于若木同志去了信，说待她回音，我送去。有 天下班回家 ，孩子说下午一位奶奶来家里将东西取走了。晚上我 电话告诉学昭同志，她在电话中急促地说，“我正要告诉你，才发 现送你和若木同志的两盒青春宝拿错了，是过期的，你别吃，明天 一定要去信给若木同志说明，拜托！拜托！”

1991年 10月8 日 ，我从北京直飞宁波 ，参加一个会议 。行前

已听说学昭同志9月20 日突然病倒住院，计划会议结束后去杭州看 望她。10 日下午会议进行中间，会议主持人递给我一张字条：学昭 同志不幸今日凌晨辞世！会议 12 日结束 ，下午匆匆赶到杭州 ，才 知道她的遗体当天已火化。亚男告诉我 ，妈妈身前遗嘱，身后不开 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我来到学昭同志书房里 ，向她的遗像深 深鞠躬，回想起她坎坷的一生，心里不禁默叫起“学昭同志”。当 晚给《文艺报》值班同志打电话，请他们编发这则消息时 ，务必注 意在这位“五四”新文学时期成长起来的著名女作家陈学昭名字后 面加“同志”两字。

2001年9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