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爱书的人来说 ，如果著者能在扉页上签名 ，或再写上几句， 就愈显得珍贵 。我珍存了许多名家签名题词本 。每一本都有一 段难忘的故事。9 月24 日是曹禺先生 118周岁诞辰 ，恰逢中秋佳 节 ，我找出老先生的著作和照片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和先生说 说话 ——

在旧书库淘到《日出》初版本

我有“淘书”的喜爱，平时有暇常去逛北京书店。到上海“淘” 点旧书，一直是我的一个心愿。

1983年，有个好机会，我在上海书店长乐路一个书库里，从上 午一直“淘”到下午。这座小楼里的书库 ，看来多年没有启用 ，四 处是厚厚的尘土。我挑选了几十本初版本现代文学名著 ，有些扉 页上还有作者的签名。当我抱着这些书出来结账时 ，已变成了一 个灰人。

回到北京 ，有天我去看望病中的曹禺先生 。他问起上海之 行的种种情况 ，当我提起买到一些好书时 ，他笑着说：“你又发财 了！ ”我从提包里拿出他的《日出》初版本，他接过去 ，眼睛直直

盯着全黑的书皮，急促地翻着，又忙问我从哪里买到的？我说 :“送 给您。”他连声说谢谢。他将书拿到书房里去了 ，叫我先坐坐。已 有段时日没来看望他了，见他今天开心，我也高兴，特别是他刚刚 出院回来。不一会，他抱了几本书回到客厅，说感谢我的一片好意， 送我三本重印的书 ，手里仍拿着我送给他的 1936年巴金主编的文 学丛刊编印的《日出》初版本。他站在我面前说：“这本书对我当然 宝贵，但你是爱书人，还是你保存好 。我还为你写了几句话 ……” 我小心地翻开发黄的、已见破碎的扉页 ，上面写着几行秀丽的毛 笔字 ——

泰昌：你喜欢在浩若烟海的旧书中寻觅版本 ，居然找到巴 金和我的旧书 ，这自然是你的 。

曹禺 83.6.16

他还在扉页的右下角认真地盖了一方印章 。他从书架上找了 一个大信袋，看着我将新书旧书都装好。🞫լ

寄贺卡惊喜收到曹禺先生回信

每逢新年、春节前夕，友人之间相互寄赠一张贺卡，写上几句 祝愿的话，或发送一条信息，本是我们朋友之间友谊传递的常举。 每年我都寄赠 ，也陆续收到别人的寄赠。1986年元旦前夕，我给 远在上海的曹禺先生和夫人李玉茹寄赠了一张贺卡，却收到了一封 曹禺先生亲笔写的回信，至今我仍珍藏着。

信中写道：“人总是怕朋友忘记，一张纸竟会使我们如此愉快， 连自已也是想不到的。”

幽默夸张是戏剧语言的一个耀眼特点 。曹禺是戏剧大师 ，我 寄赠他的一份普通的贺年片竟会引起他在信中说“如此愉快”，我 想只能如是看 ，但戏剧名著里是短缺不了连珠的人生妙语警句的 ， “人总是怕朋友忘记”，难道不是一句感悟人生的妙语警句？

日常生活中的曹禺 ，是很愿与朋友交谈叙说的 ，无论是大朋 友、小朋友，大名人或普通人。我见过他在北京或上海与巴金打趣 闲谈，也感受过他与晚辈后生们的随意叙谈。20世纪70年代末起， 我与曹禺有过一些接触 。难忘的一次是在上海。1984年 ，为纪念 老舍诞辰八十五周年，老舍的家人希望巴金再写篇文章。巴金正 在住院治疗，中国作协领导派我去上海为巴老写这篇文章作点辅助 工作 。巴老在病榻上同我谈了一个上午 。星期六一整天，我将巴 老所谈整理好，想第二天送他审定。如果顺利，星期一就可回京了。 事也凑巧，曹禺当时也在上海，就住在附近的一家宾馆。他得知我 来了，约我和他夫妇一起吃晚饭。席间 ，他谈起自已也答应写纪念 老舍的文章 ，但近日精力不济 。他说：“泰昌 ，完成了巴金的任务 后，再为我辛苦一下，晚两天走。明天是星期日，看望巴老的人多， 他不大能静下来改文章，不如你星期一去 ，今晚我同你谈谈。”曹 禺是个夜猫子，他一谈就谈到午夜。告别时 ，他建议我明天找个地 方转转，休整休整。

就这样 ，星期日早饭后，《解放日报》友人陪我去郊县嘉定， 傍晚回到宾馆才得知我的住房被窃 ，我随身带的一个手提包被小 偷偷走了 。我的手提包里没有现金 ，也没有公安人员询问的如手 表、相机等值钱的东西 ，除换洗衣服外，主要是一些文字、图片资

料，如巴老与我谈的有关老舍的原始记录，约有两千字；我整理出 来的巴老谈老舍原稿；曹禺谈老舍的原始记录；还有一卷尚未冲洗 的柯达底片 ，是我来沪前替冰心拍的生活照 。冰心嘱我带到上海 去冲洗，送巴老一套。事后 ，曹禺知道了这件事，他笑着对我说： “怪我留下了你 ，害得巴老抱病亲自上阵赶写 ，你又损失了那么多 宝贝。”

巴老赠书，我为曹禺当“快递员”

1989年 ，我去上海 。巴金老人送了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八卷《巴金全集》。回京阅读时才发现 ，第六卷扉页上是巴老签名 赠给曹禺和李玉茹夫妇的。我到北京医院看曹禺 ，将这本《巴金全 集》给他 ，我说可能是巴老错拿了 。曹禺摆摆手风趣地说：“这是 老巴怕你背不动，又想让我早收到，让我高兴，只好先让你带有签 名的这本来，其余的，以后到上海去拿，真不行，配齐也方便，反 正是北京出版的。”

1993年6月 11 日，曹禺在京突然写信约我去他家“闲谈”。原 以为他有什么事要吩咐交代，闲聊了近两个小时，告别时，他才问 我 ，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有特色、有风味的馆子 。他说：“不久上 海要来几位朋友，请他们一起聚聚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聚一 次少一次，朋友都是相互惦记着的。”

曹禺在去上海前就答应了参加老舍纪念会，并在会上作个发言。 由于我那个“意外”，未能协助曹禺完成发言稿。我回京不久，突然 知悉曹禺因病住院，老舍的纪念会不可能参加了。他在给我的一封 信中说：“最近我患急性肠胃炎，心脏也不大好，已住华东医院，进

行治疗。老舍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会，我极想参加，但身体不 行，行动困难。十五日前飞京，大约是不可能了，务请转告老舍夫 人胡絮青大姐。”信末又及：“我十分不安，未能参加纪念会，请她原 谅！”胡絮青老人表示，曹禺心意到了，愿他早日康复，北京见！𝓍|

今晚的月亮升起来了，曹禺先生，您看到了吗？

2018年9 月27 日《北京晚报》

《吴组缃全集》出版之际忆恩师

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吴组缃全集》于2020年出版了 。这是我 为组缃师主编的一套书。

著名学者、文学家吴组缃先生是我的北大恩师 。组缃师自幼 爱读书，少年时就勤于写作，大胆投稿。上大学后 ，他泉涌般地发 表小说、散文 ，很快引起文坛重视 。茅盾著文称赞他作品的精致 ， 誉他为“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大作家”，“这位作者真是一支生力军”。 他的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长篇小说《鸭嘴涝》（后经老舍建议 改名《山洪》）等作品早已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

1955年 ，我来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 ，在授业的老师中我最爱 听他的课，交往也感到最亲近 。也许是一种家乡情结，我很早就成 了他家的“小客人”。他使我染上爱喝安徽绿茶的习惯 ，师母沈菽 园让我品尝了诸如臭鳜鱼、红烧肉一类的真正徽菜。

1958年，我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学校规定要写学年论文， 我拿不准写什么，去请教他。他平日常谈起艾芜的小说，对其描写 的严谨和情调的浪漫很是称赞。也许受他的影响，我从图书馆里陆 续借了艾芜数量不算少的小说集，并从他那里借过一部艾芜在鞍钢 深入生活时写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的排版校稿。组缃师建议我 写艾芜这部长篇新作，他辅导我。我用三个多月的课余时间，写了

一篇15000多字的评论。习作的稚嫩是可以想见的，组缃师的精心 修改使这篇习作立论大体站得住，文辞表述也拿得出手。他批写的 几句鼓励的话我忘了，但他说我是在用心读、用心写，我挺高兴。

1964年我研究生毕业时 ，组缃师也是主考我的毕业论文和口 试的老师之一 。我在《文艺报》工作后 ，他对我的约稿极力支持 ， 有求必应 ，对我个人也不时提醒、指点，说：“做任何事情都要认 真、严谨。”

经过十年浩劫磨难之后 ，20世纪80年代前后 ，组缃师精神振 奋 ，写作兴致骤浓 。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想做的事：把几 门讲过的课的讲稿整理出来：宋元明清文学史、中国古代小说论要、 《红楼梦》及其他几部长篇小说评论、现代作品选评、鲁迅小说研 究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想多写些回忆的文章 ，其中包括散 文及小说形式。”他尽力地在做，有些已经完成。𝙓ᒐ

对创作，长期在大学的讲授中，组缃师对文学有自已执着的主 张 。在艺术的追求上，他偏爱质朴、自然的风格。1987年 ，他为 我的散文集《梦的记忆》作序 ，他在文中说：“我喜欢这样的散文， 我心目中泰昌的散文，正是这一路的散文。它们的特色是随随便 便的、毫不作态的称心而道，注重日常生活和人情事理的描述，读 来非常真切、明白 ，又非常自然而有意味。”但组缃师也多次说， 在艺术欣赏上，每个人对某种风格的喜爱和偏爱，不可能也没有必 要要求一致。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疾病不断缠绕组缃师 ，他曾几次进 出医院。1994年元旦过后不久的一天 ，我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 会议，孩子打电话告诉我，吴组缃爷爷家里来电话，说吴爷爷快不 行了，很想见我一面。1月8 日上午 ，我匆匆赶到北京医学院第三✘ĺ

附属医院 。组缃师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他的大女儿鸠生姐的先生 叫醒他，大声说：“泰昌来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缓缓地抓着我的 手 。一个多小时 ，想说什么又没说什么 。他卧床时间不短 ，长了 不少褥疮。我和他女婿给他翻身擦洗后 ，他又昏睡了。1月 11 日， 组缃师与世长辞。

组缃师有些心愿未能实现，留下了事业上多项遗憾，我确切知 道的至少有两个项目是他最挂在心头上的 。其一是撰写回忆冯玉 祥先生的文章 。吴组缃老师 1935年后曾任皖籍著名将军冯玉祥的 国文教师，抗日战争时期又兼任秘书，与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 对冯的思想性格、为人处世态度了解得剔透而全面 。这篇长文没 能写出，是非常非常遗憾的 。其二是做《〈红楼梦〉批注》。来北大 中文系任教授后，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和研 究上 。特别在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教学和研究上 ，成就卓著 。他在 《红楼梦》的研究教授上成就尤为突出。他的《论贾宝玉典型形象》， 被公认是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他的《〈红楼梦〉批注》未能完 成，是无法弥补的一大憾事。🗶ļ

2016年 ，我回到安徽 ，与安徽文艺出版社洽谈我自已三本书 的出版事宜。朱寒冬社长向我提及 ，吴组缃先生是皖籍现代知名 作家和学者，希望出版吴组缃先生的全集，望我代为取得组缃师家 人的授权，我欣然应允。回到北京后 ，我辗转联系上了久未见面的 组缃师小儿子吴葆刚。

电话里谈及出版全集的事情，葆刚一口答应。他的姐姐已经去 世，哥哥在外地，他说自已可以全权代表。儿子开车送我到葆刚家， 他为我手写了一份授权书。葆刚说：“泰昌，有你关照，我们就放心 了。”自此，全集的出版工作正式启动，由我和朱寒冬担任全集主编。

组缃师的性情随意，作品并未进行过系统整理，葆刚等子女均 不从事与文学相关的工作，全集的出版无法得到他们的帮助，主要 依靠我和出版社的搜集和整理。其间，我除梳理、确定了全集篇目， 为出版社提供一些已发表未出版的作品线索外，还翻检了自已与组 缃师的往来书信，又与臧克家女儿郑苏伊联系，请她把父亲与组缃 师的书信找出，一一扫描，收入文集。葆刚也将家中珍藏的照片找 出来，由出版社登门翻拍。这些珍贵的资料都是第一次面世，使全 集成为目前对组缃师作品呈现最为完整的出版物。

寒暑数载，其中甘苦难以一语道尽，然这套《吴组缃全集》的 出版，确实凝聚了我对组缃师无尽的怀念与追思。

2021年2 月24 日《文艺报》